文学批评的书上说：《绣襦记》胜于《曲江池》。以我看，《绣襦记》所描写的也只是明朝的李亚仙和郑元和，不是开元、天宝——唐朝全盛时期的长安名妓李娃和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五姓”之一的荥阳郑生。举个例说，《绣襦记》的曲文“弓鞋裙衬双凤头”“金莲小，香尘无迹”之类，误以为唐朝妇女已经缠足，岂非笑话？
因此，我决定根据白行简的原作改写，完全不受《曲江池》及《绣襦记》的影响。不过，原作的结局，落于俗套，我不能不动一动“手术”。
原作中有许多骤看不可解的地方，要经过考证方能明白。譬如有一段描写类似现在的殡仪馆的“凶肆”的文章：
……生（按：指郑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穗帷，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举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趋赴焉，巷无居人。
由这段叙述中，可知唐朝的葬仪相当隆重，而且出殡时，对挽歌十分重视。但也有许多疑问：第一，出殡时到底有些什么花样，居然可以像现在办商展那样拿出来展览竞争，并且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第二，天门街在什么地方，何以能容纳观众数万之多？
现在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据《唐两京城坊考》等书记载，及日本史学家足立喜六及平冈武夫的考证，唐朝的长安城，共有三个城，最北面是宫城；宫城东南西三面，围以皇城；皇城东南西三面围以外城，外城南至曲江为止，共分一百一十坊，东西两市，每坊大小约略相等，成九六比例的长方形。坊与坊之间的大街，南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南北正中一条干道，由皇城的朱雀门直通外城的明德门，称为朱雀街；街东属万年县治，街西属长安县治，整个长安城的最高地方长官，就是有名的所谓“京兆尹”。
长安城的街道宽度，恐怕是古今中外所无。南北十一条，一律一百步宽；东西十四条则有一百步、六十六步、四十七步三种不同的宽度。唐朝的制度，一里三百六十步，一步五尺，尺有大小，大尺合现在零点三一五七米，小尺合零点三零三米。就算它是小尺好了，一百步五百尺，就是现在的一五一点五米。
由皇城左后方大明宫正门的丹凤门向前延伸，贯穿光宅坊及永昌坊，却为丹凤门大街；自贞观末年起，历朝皇帝都居大明宫，所以又称为天门街。既然宽度达一五一点五米之多，容纳数万观众自无问题。
关于唐朝的葬仪，据刘伯骥先生所著《唐朝政教史》引《新唐书》杜佑、李吉甫、白敏中、韦挺等传，以及《通典》《唐语林》等书，列叙如下：
……闾里庶民，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办营具，乃始发哀……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教”。……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送葬有明器，又有墓田。开元时，三品以上，先是明器九十，减为七十，……庶人限十五枚。……送葬者每于当衢设祭，张施帏幕，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帐之属……其后祭盘帐幕，高至九十尺，……大历中，又有祭盘，刻木为古戏，灵车过时，缞绖者皆手擘布幕，辍哭观戏。又有归葬时，沿途设祭，每半里一祭，连续相次……
唐朝的大出丧是如此的奢靡华丽，难怪“凶器”亦可陈列展览，招引游客。说路祭帐幕，高至九十尺，足见道路之宽。但这段文中，最可注意的是“缞绖者，皆……辍哭观戏”这句话，骤看好像荒唐滑稽，不近人情；但如深入地去了解唐朝中叶人民富庶的情形，就会有这样一个了解——过分优裕的生活，养成了人民异常开阔乐观的性格，以至于丧葬凶礼，亦可转化为一种娱乐。这是盛唐社会的一个特征。我改写这些小说，即希望能把握住各时代的这许多不同的社会特征，这样才能让我引领读者一起神游于唐朝的长安或明朝的虎丘之间。
话是这样说，究能做到几分，实在也没有什么把握。请亲爱的读者包涵、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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