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守望禅师带着些冷笑品评：“所谓帝王心术，佛老制衡，相续一贯，不会偏向一方。明成祖对佛门也是极尽优容，所以佛门虽然比因为基本国策扶持的正一教稍低，但是也相差不远。朱棣曾封大宝、大乘、大慈等四大法王，阐化、阐教、辅教、护教、赞善等五王，以及西天佛子二、灌顶大国师九、灌顶国师十八，其它禅师、僧官不可悉数。何况明成祖时尊崇藏传佛不仅为了“化愚俗，弥边患”，而且还“兼崇其教”，成祖信奉藏密，早在任燕王时，就知道乌思藏尚师哈立麻即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道行卓异，继位之初，即派司礼少监候显、僧人智光赍书迎请。《明史》记其事曰：“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附马都慰沐昕迎之。
帝延见奉天殿，宠赍优渥，仪仗鞍马会器多以金为之，道路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斋于五台山，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或言卿云、天花、甘露、甘雨、青鸟、青狮、白象、白鹤及舍利、祥光连日毕见；又闻梵呗、天乐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延臣表贺。”自哈立麻等来京后，灵异屡显，明成祖也由此而生大信仰，封哈立麻为“万行足具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并令领天下佛门事务。成祖自此潜心佛典，并作佛曲，使在宫中歌舞，甚至有一些大臣因对佛门不尊而遭黜退，如翰林院侍读王洪，成祖命他为佛曲填词，以颁佛曲于塞外，王洪逡巡怠慢，为众大臣排挤，终被黜出，不复进用。”
帝王之崇信藏密如此，简直是匪夷所思。当然明面上，这只是酬谢出于道衍和尚协助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变”的功劳，道衍法师俗名姓姚广孝，江南吴县人，后来的唐伯虎是他的小老乡。十四岁，削发为僧，法号道衍。四十八岁时，经人举荐，入燕王府辅佐诸侯王朱棣，最后帮燕王夺得天下。燕王朱棣鉴于道衍法师在“靖难之役”中的贡献，不但“论功以为第一”，还封为“资善大夫”，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赐名广孝，受封“荣国公”，位及黑衣宰相，无尽风光。
上有所好，自然上行下效。诸宦官、大臣竟相效仿，建寺供佛，几于成风，如同南朝四百八十寺昨日重现。史载当时“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南京城内外云。”也就是明成祖从应天府迁都首都后，不仅命令姚广孝督检新首都，创建新寺，还改建元代就有的众多藏密寺院，将元大都崇国寺改名大隆善护国寺，扩建大能仁寺、大慈恩寺，使三寺面成为明代京城规模最为宏大的寺庙，据明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统计，三寺的“番僧千余，法王七人，国师、禅师多至数十。”
而下一个能和朱棣、姚广孝这一对君臣相提并论的时代，是明宪宗时代。明宪宗初即位，即以道士孙道玉为真人，遂有李孜省闻风而来。此人是南昌人。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因贪赃事发，匿不归。学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取悦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特旨授太常丞，改上林苑监丞，渐干预政事。
李孜省一帆风顺，一方面是有真材实料，另一方面是走了上层路线。内侍梁芳贪黩谀佞，与韦兴比肩。成化年间，万贵妃万贞儿得宠，他便每天给她进送美珠珍宝讨好她。他的党羽钱能、韦眷、王敬等，争着借给皇帝采办的名义，外出到各大镇当镇守太监，在那里滋扰生事，搜刮财物，但皇帝因为万贵妃的关系，对这些事全都不过问。梁芳又引进李孜省及僧人继晓，互相勾结，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被他们拿着圣旨直接封官的，累计有千人，全都称为传奉官，其中有些甚至是从毫无功名的平民百姓一跃而成了太常卿。陕西巡抚郑时揭发梁芳，被罢官。
郑时是个正直的官员，遭到这不公的惩罚，老百姓都同情他，哭着送他，皇帝听到这情况后，有些后悔，便赶走了十个传奉官，还把六个投进监狱，下诏从今以后，传圣旨授予官职的，都要复奏，但并不责罚梁芳。指挥袁辂献地建佛寺，梁芳请皇帝让他承袭广平侯爵，宪宗竟然照准。梁芳的母亲在老家居往，梁芳便向宪宗请准，让他的弟弟、锦衣卫镇抚梁德经常往来京师与新会之间，以供奉侍养老母。梁德便乘机在广东到处搜罗花木禽鸟，以私人的身份进贡给皇帝。他所用的船只、车辆、脚夫、口粮包装等一切费用，均由政府供给，成了对地方官民的祸害。因此，广东左布政使彭韶上疏谴责，疏中涉及梁芳。梁芳大怒，向宪宗进谮言，把彭韶调往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