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1年，夜郎国归降汉朝之后，开始农耕生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播州编制。播州辖地很大，控制着今重庆一带自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播州强盛时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还向西扩张到滇池。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土司府衙从白锦堡（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遵义由此成为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万历二十广征南的故事，很可能在旧小说中已按照宋廉的《杨氏家传》，直接讲述杨充广至播州与杨昭通谱传脉的故事，所以万历重刻的版本都将故事截断在西夏被征服的时候，仓促了结。《杨家府演义》中所谓征新罗国的故事，在原小说中很可能就是播州的杨文广或某代土司的事迹，为了避讳，作者进行了编改，将“十二寡妇征西”与播州杨氏征西番罗氏鬼国的故事整合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冒出一个西夏新罗国的原因。
《杨家府演义》虽然删改了正面颂扬播州杨家将的地方，但内中却多有曲笔。这部书强调杨家将世代忠勇，却屡被奸臣陷害，结尾是杨家将不堪奸臣诬陷，怒杀奸臣张茂之后举家逃归太行山。作者在这里隐晦地为播州杨氏喊冤，对应的史实是杨应龙被妻叔张时照所告谋反，书中的奸臣张茂正是张时照的谐音。
杨应龙谋反是被陷害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想谋反，只是被逼无奈。为了“改土归流”，那些流官就必须清除杨家这个障碍，谋反的罪名显然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手段。没有人相信杨应龙真的是蓄意谋反，但当罪名升级到谋反的时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发展到最后就是覆水难收。
从朝廷到地方巡抚很多人都清楚，播州之征是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征伐永宁土司之战便验证了这一点。播州杨家将曾是明朝四川政府频繁征调征番的义勇之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利用价值，所以四川官员如李化龙总是设法保护杨家将，向上曲达其忠，类似于小说中屡次替杨家将伸冤又倍感无奈的周王原型。
《杨家府演义》很为杨业等鸣不平，一方面良将受屈，另一方面军力不振，这和感怀落寞文人的心境有某种契合。杨家将最后杀奸归隐，自我解救，既是小说家和民众的理想寄托，也为杨家将出了一口恶气。
“杨家将”征南和征西番新罗国的故事，是与播州杨氏有关的业绩，在原本的杨家将小说中都有展现，但在《北宋志传》中却全盘剔除，只留下个不干净的尾巴。卷首诗有“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内文却无具体的故事，仅文尾交代一句“待杨文广征服南方，而后受封也”。而《杨家府演义》中也没有“炎月瑞雪降龙池”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祖本在内容设置上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北宋志传》有意淡化杨家将故事的家族特色，试图把一部杨家将传奇转换为历史小说，这从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因为删除了播州杨家将的故事，所以要补充相应的内容才能成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看来，呼延赞以及宋琪辞官等内容怎么看都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原因。
播州杨家将从兴到衰，直接影响了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剪裁，其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有明政府的幕后推手。明朝对舆论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便是小说戏剧也脱不开当时的政治风云，宣扬反贼的书籍当然要受到严查。
明朝的文字狱相当严酷，禁令一旦下达，对“旧小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在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便经得起政府的审查，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上的差异。
对“文字狱”的恐惧，是旧的杨家将小说突然消亡的最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狱”的历史记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布榜文：
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
千户虞让子虞端，吹笛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去。指挥伏颙与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字狱的大棒继续挥向杂剧文化。永乐元年（1403）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上奏，称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为了讨好皇帝，他们要求：
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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