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作者:张永廷
第34章
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继朱元璋、朱棣对元杂剧下手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又将视野投向了民间传奇小说。《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明朝文字狱泛滥，有的根本无道理可寻，完全是莫名其妙。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儒士朱季友向朝廷献批判宋儒理学，不合朱棣胃口，朱棣便将其押送还乡，痛杖一百，然后抄了他的家，把他所著文字尽皆销毁，不许他称儒教学；永乐三年（1405年），大臣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诗文，被人揭发，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于市。因为朱棣曾经下诏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诗文就是死罪。
因为献书而获罪，可以用自取其咎来形容。因为藏书被屠戮，则只能用不幸来概括。即便是在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段，明政府的文字狱也丝毫没有停歇，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派张居正曾经囚杀何心隐，禁毁书院64处，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万历皇帝还发动了针对李贽的文字狱，下诏将他已刻未刻的所有书籍，一律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明末文人张岱对明朝文字狱的血腥恐怖有过深刻的反思，他在《石匮书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字狱出名，明代皇帝的滥杀同样有名。他们不仅杀功臣、杀贪官还杀文人，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为历朝历代所罕见。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采取了与宋太祖完全不同的对待大臣的方式，为排除异己，他大开杀戒，搞了两次大规模的冤案，一次是铲除文臣“胡党”，另一次是消灭武将“蓝党”。
1390年，朱元璋以私通日本和蒙古为罪名，凌迟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发布《昭示奸党录》，受株连者达三万之众，诛杀牵连蔓延，多年未除。1393年，大将军蓝玉被指不轨，处以极刑，一万五千多人被诛杀，《逆臣录》发布天下，世人胆颤心惊。
通过这两次冤案，大明王朝开国的文武功臣几乎全被株连，那些被杀之人，无一例外地划入“奸臣录”或“逆党录”。朱元璋死后不过四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一跃成为明成祖。朱棣杀人更是变本加厉，他把前朝忠臣指为奸党，采用各种手段杀人清侧，“建文奸党案”漫延了一百七艺作品的主题也由民族斗争转为忠奸之争，杨家将小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忠奸的宣扬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明代的忠奸之争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完全从皇帝的感觉和好恶出发。但无论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又都不敢拿皇帝怎么样，唯一可以出气的方式就是大骂奸臣，以此化解心中之块垒。
他们认为天下所有坏事都是奸臣所为，皇帝办了坏事也是因为有了奸臣，而不是皇帝本身的问题，只要把奸臣问题解决了，似乎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再不行，就把问题归结为天命，这样就是受到了再大的冤屈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听天任命好了，忍辱负重好了。
一方面是冷酷肃杀，另一方面，朱元璋们非常注重强化戏剧的教化功能，让戏剧沿着自己指引的方向发展。他在开国之初就抨击蒙元时代“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特别称赞并推荐《琵琶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宝贵人家岂可缺耶”。
《琵琶记》之所以能蒙受皇恩，就在于它宣扬了“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节蔡伯喈”。明代文艺作品既受限制，又被鼓励。朝廷三令五申不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杂剧，但神仙鬼怪、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却受到大力鼓吹。政府强调程朱理学，强调君臣之道，强调忠节义，强调利用和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用以巩固维护政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家将故事”一派神仙鬼怪也就不足为怪了。
|附录1狄青传[1]
历史上的狄青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以士兵出身而官至枢密使，这在宋朝是个奇迹。狄青出身贫寒，16岁时兄长与乡人斗殴闯下大祸，狄青代兄受过，被发配充军。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边境局势紧张。宋仁宗下诏在京师中挑选卫士从边，狄青因善骑能射而入选，被任命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大约可以指挥500余人。
当时镇守西北的宋军屡次被西夏打败，很多士兵患上“恐夏症”。狄青到延州后，以作战勇敢不怕死著称。每次临战，他一定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作战中，头戴铜面具，披头散发，大声呼喊，形象骇人，西夏兵为之胆寒，任他来回驰骋，无人敢与其交锋。宋军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经过数次交战，狄青威名大盛，西夏兵不知指使为何官，都称他为“天使”。
狄青在延州四年屡建战功，前后经历大小战斗25次，身上仅箭伤就有8处，每次都轻伤不下火线，深受部下的爱戴和拥护。在安远一役中，狄青身负重伤，鲜血染红了铠甲。但当听到贼寇又来突袭的消息，立即挺身而出，仍然冲锋在前，左冲右杀，势不可挡。
在狄青的带领下，宋军收复了一些被占的领地，控制了敌人的要害地区。当时宋军与西夏作战经常处于被动，狄青的杰出表现逐渐引起了陕西防御大臣的注意。1040年，经略判官尹诛亲自召见他，与他谈兵论战，认为他是“良将材也”，遂将他推荐给陕西经略使韩琦和范仲淹。宋时的判官是朝廷派来督战的，他的推荐自然很有分量。
韩琦和范仲淹两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鼓励他多学兵法。范仲淹比狄青大将近二十岁，他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狄青，为将之道在于智勇双全，“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很受启发，此后发愤读书，潜心研究秦汉以来将帅们的用兵之法，能力和素质又有了新的飞跃。战场上他不仅是身先士卒、能征惯战的骁将，更是运筹帷幄、驾驭千军的统帅，逐渐成长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军事将领。
对于范仲淹的知遇之恩，狄青终生不忘。范仲淹去世后，狄青每次到范家，都要进范氏家庙祭拜范公，并恭恭敬敬地礼拜范夫人。后来他起用杨文广随军南征，也很可能是因为杨文广曾得到过范公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