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还是说出来比较好。我也不想憋一辈子。”
他缓缓地站起身，将窗帘打开，窗外的花香就散了进来，顺伯的眼神浑浊：“这是栀子花的香味。我不顾老爷子反对，执意要在后院的水边栽了许多的栀子花，老爷子竟也让着我，随便我捣鼓。”他说完了，却又笑。
点心拿来了，果真是顺伯自己亲手做的，散发着陈旧的芝麻烤熟的香味。
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倾听顺伯的故事。听完了，我很难过，难过的想流泪。但是我没准备纸巾。庵堂里的女人，顺伯叫她丁香。丁香，也算是好听的名字。她虽叫丁香，但心头最爱的却又是栀子花。
“我们老家，最普通最不值钱的，就是栀子花，家家户户，屋前屋后，谁家不种？我也喜欢呢……”顺伯嘴里又喃喃。
丁香是地主家的女儿。不过，顺伯又说大概也不是，是富农。或者连富农也不是，大致只算得上是富裕中农。我有点听不明白，毕竟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顺伯告诉我，解放后，土改后，国家给农民评定成分，谁家是地主，谁家又是贫农。
“那吗最最穷的人家叫什么呢？”
“那就叫赤农，就是无房无地，身无分为，一无所有。”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赤农……就是按照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从上至下划分的。顺伯的老家在苏北平原一个叫河蚌村的地方。为什么叫河蚌？不外乎村子的形状就像一只黑黑的大河蚌。河蚌村即便有地主，那和现在的相比，也是穷的不能再穷了。“河蚌村的地主，和锡城的地主那是不能比。就算请长工，做手擀面，饺子馒头，地主自己也舍不得吃，喝粥，吃稀饭，省出干粮给长工吃。长工不吃干饭没力气，也会抱怨主家小气。一天得两顿干的，晚上最好得做油汪汪的臊子面，这才熬饥。”
我就问顺伯，你有没有干过长工？
“没有。我爹干过。解放前，我差不多才五六岁，那样小，干不了长工的。”但顺伯又说，农村中的穷娃儿懂事早，就算真四五岁，也能帮家里做不少事情了。比如，种菜，拔草。更厉害的就会洗衣煮饭了。“我爹是丁香家的长工，那时大家都叫他的绰号老牛头。我爹这人，不管干啥活儿，不怕苦，不怕累，真的像头老牛。”
这也是顺伯的回忆录。我真想拉谢颖过来，一起来听听，带上纸笔和电脑。从顺伯的语气里，我知道，他对他的父亲充满了感情。
“你娘呢？”
“我娘生下我二弟后，得了产后风，死了。我爹是又当爹又当妈。”顺伯的声音哽咽了。“河蚌村，就数我家最穷。为了安葬我娘，我爹又问丁香的爹娘借了不少安葬费，利滚利的，算下来就是五担米的价钱。他没辙了，只能继续留在刘家干活，打长工。”丁香姓刘。
顺伯说，河蚌村乃至于整个王庄镇富贵县，也有不少穷户干长工，帮东家打粮食的。但没人愿意去刘家帮工。为啥？不外乎丁香的爹，绰号刘麻子的刘文贤，是个吝啬鬼。刘家倒是实实在在的地主老财。家里几十亩的水田，几十亩的高田，几十亩的旱田。每到农忙，别家的地主只管不慌不忙，静等长工短工来家门口报道，但唯独老刘家门庭冷落稀稀疏疏。干长工的，除了巴望能多分点粮食，就是指望吃食好。
可是顺伯的爹老牛头只能去老刘家。就因为欠了债。他当长工，拿不到一分钱一粒米，干足整整两月的农活，刘麻子算盘珠子一拨，他还倒过来欠债三担谷子。想想真要人的命。老牛头是个忠厚人，老实的庄稼汉，一辈子只知道老老实实，既然东家叫他去，他不能不去。要不，欠下的债叫两个儿子还？那年顺伯七岁，顺伯的弟弟才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