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认为，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假设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研究市场机制运行的一般原理。这个研究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别。也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研究资源配置，也研究市场机制运行。这个说法没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研究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运行，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也是研究资源配置和市场运行的原理，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及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那和西方经济学还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狭义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或者基本问题的话，那么这些一般性的问题或基本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同样存在。市场经济，无论哪个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肯定有它的共性、一般性的问题，否则它就不叫市场经济。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视角来看待西方经济学。
需要强调的是，我认为（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一般，但我并不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没有国界、没有制度差异的普遍适用的市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据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得出来的，它有其特殊性，它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我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意识形态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体，是三位一体的。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像数学、天文学那样的纯科学。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表述中，在他们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中，不同程度地带有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含有某种利益倾向，只是有些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浓一些，有些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淡一些，有些理论的利益倾向比较明显，有些则比较隐晦，当然也有不少内容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利益倾向的。我们不能说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内容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经济学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综合体，但是这三部分内容不是平分秋色的，其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分还是市场经济学原理和研究方法。
所以，我们在对西方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只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把它看作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学；另一种偏向是把西方经济学仅仅看作是一种一般原理和方法，是一种普世真理，而不承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成分。抱有前一种偏向的人自然就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抱有后一种倾向的人必然就会直接搬用西方经济学，就会膜拜西方经济学。
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色彩。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reynolds）在他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1971）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培育出来的，尽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却带有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制度和问题的印记。”美国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埃克伦德（robert b.ekelund, jr.）和罗伯特·赫伯特（robert f.hebert）在谈到经济学的性质时说：“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研究自然界超脱的运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艾克纳（alfreds.eichner）在谈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时明确地说：“新古典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相应的方法论。”我们知道，正是新古典主义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调。
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含有意识形态不等于它的全部内容都是意识形态。
我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着一种观点：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因为它不研究生产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
在我看来，研究生产关系是重要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质，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决定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效率、水平和公平性，所以，生产关系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经济学是一个大家庭，由多个成员分支构成，这些成员分支应当是有分工的，不应要求所有的经济学分支都研究生产关系，不应认为凡是不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分支都是庸俗经济学。
我们也不能说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一概不研究制度或生产关系，一概回避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研究。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说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它以无原则的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而失业问题，除了短暂的局势动荡时期以外，按照我的意见，还是不可避免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凯恩斯的这两段话就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是无原则的，并且他认为这些弊端是不可避免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凯恩斯这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是为了维护和拯救这种制度，而不是为了寻找替代这种制度的理论依据，这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目的不同。
总之，从发展的视角来看，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和主要成分应该再认识。不解决这个再认识的问题，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就很难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经济学，更谈不上如何正确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