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初六这事又道：“致良知乃是兼知兼行、知行合一，故本官以为，朝廷取士，也应当知行并重。应当先试策问，而后经义诗赋！”
当前朝廷取士，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先诗赋，而后论，最后策五道。帖经墨义，可以忽略不计。看似三者并重，但这三者的权重，却并不一样。
朝中以词臣知贡举，而词臣却最是擅长诗赋，故而诗赋写得好不好，便是重中之重。论，就是论经义，这也是数黄论黑的门道，考官对此内行。但策问就不同了，策问有实策、时务等，词臣对此的了解，就低了不止一个层次。
不止考官如此，读书人也是如此。诗赋声病易学，而策论汗漫难知。诗赋、经义，捧着书读，总有一些成就。但策论却要通达人情世故，闭门造车是写不出来的。
朝廷虽然还是规定了一定比例的职事官考官，历任宰相在殿试之中，也重实务取士，可仍旧是扭转不了风气。
一篇赋洋洋洒洒八百字，一篇论也一气呵成千余字。可到了策问，就开始妄肆胸臆，看似指点江山豪气纵横，实则胡言乱语，狗屁不通，说是纸上谈兵都算是夸奖了，更有一些顾左右而言他，想到什么些什么，谈的根本不是策文题目。
考官也好，考生也罢，对策问都十分敷衍。根本不需要写出什么真知灼见，只需要面上能过去就行了。只有前二甲，出现名次高低不决的时候，才翻看策问。晋给天子定名次的几份卷，也需看策。
整个官僚系统，都是靠着诗赋经义上来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想推行经世致用，可谓举步维艰。这就非得改变取士之道，将策五道提到前面来。先试策论，而后经义，最后诗赋，还要加判语，考验实务能力。
只是这仅仅是陈初六的想法，在场之人跟他的想法却是不同。听了陈初六的话，都是察觉到了不对劲，这私货夹带得也太多了吧！
在堂堂舍人院中，说要重实务而非轻经义诗赋，这就是跑到川菜馆让他们别放辣椒花椒。没被人打死，就是好的了。
你陈初六乃是事功之学一宗，你主张重实务，不就是想掌握科举话语权，到时候想取自己人，就取自己人？想开后门，那就直接说嘛，何必遮遮掩掩！
胆子不小啊，当了内相之后，终于开始出来夺权来了。若是让你取了那么多重实务的进士，那朝堂之中，岂有我等立足之地？
小小诡计，一望而知！
于是又有人站出来道：“下官以为不然，科举之法，祖宗以来，莫之有改，得栋梁之才多矣。朝中衮衮诸公，都不是什么知行合一来的。诗赋可见其心性，策问实务，当官之后，自然可以循序渐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