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征税的国策推行下去已有一段时间。
那些豪商大贾，并未有想象中的反对之辞，一个个该缴税缴税，该经营照常经营，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普通百姓，虽然也要缴纳税赋，但数额不高，虽有抱怨，却不多。
骂声最多的，相反是那些中等之家。
原因无他，豪商大贾税赋虽重，却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而中等之家，税赋比例占比较高，自然骂声一片。
因为税赋重，减少的不止是收入，银行里能贷出的总额，相应也被调低。
以至于中等之家不像先前那样敢于随意扩张，因为稍有变故便有破产风险。
不过虽然风险高了，但保障却也跟着提高。
寇准已从大理州回到幽州，组建真正的医保司。
正巧的是，义务教育医科大学和药科大学正好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生。
于是医科毕业的分往各地去组建医院，药科大学的前往大理州、百越州等多产药材之地，组建或扩大医药工场，到时给全国供药。
义务教育有了资金保障，学生得到更多的保障，招生资格也适时放宽，并有多所大学在幽州、江南等地开始建设。
江南贡献了全国最多的税赋，所以最先在此建立医院。
此时江宁至松江府的铁路也已通车，极大的方便了江南百姓，如此骂声还能稍小一些。
小半年的时间，杨延定头上竟多了许多白发，身体也瘦削很多。
但他心中非常满足，在江南谋划多年的政治抱负已经有了雏形，他哪还管什么疲惫不疲惫。
国内一片繁忙景象，柴宗训根本无暇顾及吐蕃的战事，他只知道吐蕃外围已被清理得差不多，因为雪山阻路，大军暂时无法进入吐蕃腹心。
就在此时，柴宗训收到远在闽浙的吕端奏折。
吕端这人话不多，时常有些囫囵，但一旦清醒起来，看问题往往入木三分。
奏折中明确指出，高征税这种劫富济贫的做法，弊大于利。
杨延定的初衷是遏制豪商大贾，虽然每年的盈利有一半上缴了国库。
但一年赚了上百万块，上缴三十万还是五十万，差别并不大。
但一年赚万把块，上缴一千块还是三千块，差别可就大了。
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问题。
就比如一个月赚五千和一个月赚八千，看似只多了三千块钱，但城市生活成本得花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