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渔民，不能只熟悉渔民生活。还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广采博纳，凡能接触到的生活，都要尽力设法去接触。老王！我建议你再带他们到金山石化总厂、浦东造船厂等有特色的几个地方去参观采访，怎么样？”
他还是那种商量的口吻，可他眼里流露出的神色却使人感到对他提出的建议不容否定。我心里不高兴，暗暗嘀咕：生活！生活！我来上海不是为了熟悉生活，而是为了修改作品。像这样谈论生活，了解生活，要拖到何时才能出书呀？我真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作品改好，定稿、付印。我送他到门口，他转身握住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小杨！别急。你看过妈妈做鞋吗？鞋子好歹，不在于把鞋底子和鞋帮缝拢来的那几下，而在于一针一线地纳底子。这是我搞了几十年写作的体会。希望对你有点参考作用。”
现在想来，他的话是多么深刻而富有哲理呀！在讨论作品修改方案时，他总是耐心启发我们：文学作品需要虚构，加工、提炼，切忌照搬生活。但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任意违背生活的真实，也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文艺创作原则的。我国淡水渔民实现陆上定居的这场改革，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进行的，我们在创作时，就应该尊重这一客观事实。他讲这些话的口气很婉转，可叫你能够明白地听出其中的含意。这是因为他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不得不采取的必需的策略手段。当时，我没像现在回想起来这样领会得透彻，我能感觉到，他是不赞成我们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背景下来写的。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都很固执，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发言次数不断增多，而且一次次拉长，还辅以动作，企图让我俩领会他的意图。可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俩更固执己见的人了。这样讨论了十多天。最后，贺宜言简意明地说：
“写作品，是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爱与恨，苦与乐，提倡与反对，等等，一切都隐含在文章中.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或是为了一时的成功而投机取巧，违背生活的真实，任意胡编乱造，这不是真正的文人所为。要做一个有出息的文人，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说这话时，他显得激动难捺，满脸潮红，手足发抖，眼镜也滑到了鼻梁尖。
还是春天，还是多雾的季节，我们坐上南行的列车，离沪返湘。
正在修改《春柳湖》的过程中，历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逐渐被否定。这期间，贺宜连续来信，没有只字责备，只是反复闸述他对我们当面谈过的那些创作观点。
谁能想到“四人帮”的倒台，却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并去函上海方面，了解我们在上海的言行，追问正面表现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有谁能想到：贺宜、王华良除证实我们在上海没有与“四人帮”进行组织上的联系和不正常言行外，还把我们当时坚持要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他们的意见，并承担全部责任。请组织上对作者不要求全责备。同时，还直接给我俩来信安慰。这样，我俩便很快得到“解脱”。
虽然自1976年5月与贺宜分别之后，未能再有机会当面聆听他老人家的亲切教诲，但我和他依然有着书信来往和间接的接触.1978年，我的报告文学《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香飘万里》出版后，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寄给他，并请指教。他很快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勉励我坚持深入基层，熟悉生活，勤学苦练，步步提高。我多次从朋友口里听到：近年来，贺宜患小脑神经萎缩的不治之症，捏笔手就抖动，痛苦异常，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每天坚持写作二三百字。他为《小溪流》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神猫奇传》等大批中短篇新作。还审定修正了五卷本《贺宜文集》，约二百万字。这些，都激励着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贺老没有离世，他的高贵人品和杰出作品，像巍巍南岳山，似滚滚浦江水，永远存留在天地间。
1987年8月于汉寿县供销社机关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