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替小白菜代供，刘锡彤随即扬脸问道：“秦松在哪里？”
秦松是一名资格很老的差役，能言善道，懂得官场的规矩，所以凡遇牵涉到地方士绅的官司，需要传唤到堂时，都派秦松去办。此刻找他，当然是为了要将新科举人杨乃武弄了来。
交派了差使，刘锡彤特地叮嘱一句：“多带几个人去！先礼后兵。”
“是！”秦松答应着，退了出来，立即找他的两个伙计，商量办案。
一听要传讯的是杨乃武，那两个伙计又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杨乃武处处与公人作对，久已恨得他牙痒痒，不想今天也遇上了这样一桩官司；害怕的是，杨乃武就是条“赤链蛇”，很不好对付。
“你们别怕，根本没事。”秦松到底老练，看事比较真切，“杨某人是有身份的人，不会逃走也不会拒捕，你们跟了我去，啥事也不必做，只在前后门看着，如果他家左右邻居来看热闹，拿他们挡住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差使，可说轻松无比。两个伙计跟着到了杨家，在前后门一站，秦松上前敲门，求见杨举人。
门上认出是衙门里的差役，不由得大为紧张，急急入内通报。杨乃武很沉着地对妻子说：“我知道一定会来找我！我去一趟就来。”
这件命案，在前两天停尸不殓，就有消息传开，说死因可疑。这天早晨，县官亲临验尸，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县城，十家闲谈，倒有九家在谈这件案子。杨太太当然也听说了，心里着急，怕丈夫会受牵连，只是口头上一字不露。及至听说小白菜被带回衙门，心知事态严重，私下问过丈夫，杨乃武只说“不要紧，不相干”。如今到底有干连了！不由得眼泪汪汪地问道：“真的不要紧？”
“你不要哭！哭了反倒惹起人家的胡猜乱想。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葛小大命中注定活不长，与我什么相干？人命重案，没有证据，怎会牵连到我？”杨乃武又说，“刘锡彤肚里明白，我不是好惹的人！”
“唉！就因为你不好惹，平时得罪的人多，我才担心。”
“担什么心？‘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说完，杨乃武随手从衣架上摘下一件马褂，套在身上，一面扣衣纽，一面走到大厅去会秦松。
秦松一见，含笑趋迎，“杨老爷！”他单腿一跪打个千说，“你老高中，还没有来跟你道喜。”
“不敢当，不敢当！”杨乃武心想，这个人很知趣，倒不能不赏，便又问道，“你带了几个弟兄来？”
“两个伙计，跟我一起来道喜的。”
“多谢，多谢！”杨乃武吩咐佣人，“到里头去跟太太说，包三个喜封出来，四两的一个，二两的两个！”
“杨老爷，杨老爷！”秦松谦辞，“无功不受禄，不好意思。”
“小意思，小意思！”杨乃武问道，“你来看我，专为道喜？”
“还有点事！”秦松答说，“县大爷着我来奉请，有点公事，要跟杨老爷请教。”
“好！说起来县大爷还是我的老师。”杨乃武说，“我马上跟你走！”
等喜封包了出来，秦松领了赏，道了谢，向杨乃武的佣人问道：“轿夫齐了！”
一中了举人便成了“缙绅先生”，称呼变成“老爷”，出门要坐轿子。杨乃武新打一顶轿子，雇佣四名“轿班”，这顶新轿子坐了还不到十趟，不想却抬了去打人命官司，心里自然很不是味道。
到了县衙门，轿子一直抬到大堂滴水檐前，杨乃武下了轿，由秦松引领着，绕过大堂，进了垂花门，刘锡彤已经站在台阶上等候了。
这总算很客气。礼尚往来，杨乃武疾趋数步，兜头一揖，叫一声，“老公祖！”
“不敢，不敢！”刘锡彤还礼来客，“请里面坐。”
揖让升阶，进了花厅，重新叙了宾主之礼，杨乃武开口问道：“老公祖见召，不知道有什么吩咐？”
“有件案子，想请教老兄。”刘锡彤皱着眉说，“豆腐店帮伙葛品莲暴死，想来老兄已听说过了。”
“是的，此人从前是我的房客。从今年闰六月退租迁移以后，就没有再见过。”
“葛毕氏呢？”刘锡彤皮里阳秋地笑着，“听说是老兄的学生？”
“谈不到此！无非教她念念唱本而已。”
“仅止于此？”
话风与脸色都慢慢在变了，杨乃武也就不客气地反问：“还有什么？”
刘锡彤不答，只向外喊道：“带葛毕氏！”
就这一声，情况立即改变了，会客变成审案。杨乃武虽仍坐着，但刘锡彤身旁已站了好些人，门丁、差役一字排开了，杨乃武身后摆了一张半桌，刑书携着笔砚，准备录供了。
见此光景，杨乃武倒还能保持镇静，可是等看到小白菜披头散发，满脸泪痕，左手青紫，肿得指头不能并拢的那种惨相，不由得大为震动！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自己都不知道是愤怒、伤心，还是惊惧。
等小白菜跪了下去，刘锡彤不问她，却转脸交代：“刑书，你拿葛毕氏的口供给杨举人看！”
这份口供当然是经过修改的，刘锡彤“指奸”以及小白菜提到“刘大少爷”的话，删得一字无余。杨乃武看到一半，脸色大变，视线从纸上移到小白菜脸上。却好小白菜也在抬眼看他，四目相接，她眼中那种愧叹哀怨的神情，一下子将杨乃武的怒气消融了一大半。
“哪有这样的事！”他淡淡地说，“老公祖不会听她胡乱扳扯吧？”
“不见得是胡乱扳扯！”刘锡彤沉着脸说，“人在这里，你们两造对质。”
这下，杨乃武要考虑了！他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小白菜，若说对质，自然有话问得她哑口无言。可是自己脱却干系，小白菜的砒霜来自何处，又成疑问。刘锡彤势必再度刑求，无非让她多吃点苦头，又于心何忍？而况，万一小白菜畏刑诬服，言之凿凿地说在十月初五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交付的砒霜，那一来可真是咬得入骨三分，再也无法分辩了。
因此，杨乃武打定主意，推翻全案，当时冷笑一声说道：“十月小阳春，中午可以穿单，以身短而肥的葛品莲停尸四日之久，岂有不生尸变之理？如今执持成见，对一弱女子临之以官威，加之以大刑，请问何求不得？子虚乌有之事，根本谈不到对质不对质！”
这几句话犀利非凡，刘锡彤既怒且惊，心知遇到难缠的对手了。霎时间心潮起伏，怒火一阵一阵烧，念头一个一个转，脸上阴晴不定，气色不但难看，而且可怕。左右的刑书、差役与门丁，无不紧张，怕大老爷这个雷霆震怒发出来不得了！
谁知到头来却是密云不雨的局面，“你是新科举人，我奈何你不得！”刘锡彤大声地吩咐，“送客！”
于是从花厅沿甬路，递相传呼：“送客！接客！”刘锡彤只送出花厅，哈一哈腰，掉头就走。杨乃武心里倒有些七上八下，猜不透他的下一步棋是什么。
等出了头门，只见他的小舅子詹善政与他的堂兄弟、也是秀才的杨恭治，都在照壁焦灼地守候，望见轿子，急急迎了上来，杨乃武挥挥手示意，到家说话。
一到家，全家上下捧凤凰似的将他送入上房，为了安慰大家，他说一声：“没有我的事，都放心好了！”
听这一说，下人都散去了，剩下杨太太姐弟和杨恭治。到这时，杨乃武才细谈了会见刘锡彤的经过。
“大哥！”杨恭治很有见识，跌脚嗟叹，“大哥你这件事做得大错特错！”
“怎么？”杨太太的脸色都变了。
“你要想救小白菜，自己先要洗刷清楚，才能脱空身子办事。现在案子未结，你脱不得干系。固然，新科举人，他无奈你何；可是，怨结得深了，而且照你所说，刘锡彤根本就办错了！这样的案子，他的一顶纱帽吊在上面，骑虎难下，非用杀手不可，照我看，他会动公事革你的功名！”
“他不敢！”
“但愿他不敢！”
杨恭治不幸而言中了！刘锡彤连夜动笔，亲自拟了一道公文，历叙杨乃武过去包揽诉讼，干预公事，煽动乡愚，抗漕抗租等等劣迹；以及葛品莲暴亡，葛毕氏供词，传杨乃武到案，不敢对质的情形，认为以“该举人之种种恶行，无异衣冠禽兽，枉读诗书，玷辱士林”，应该斥革他的举人。
公文拟好，请了本县的学官来商量。县里的学官叫作“训导”，是湖州人，名叫王庭熜，秉性庸弱，刘锡彤怎么说，他怎么听。当下列名会衔，派典史上省，由府而道，由道而省，转咨学政出奏。这个典史湖北汉阳人，人很能干，亲自一关一关去打通。到了学政衙门，因为学政胡瑞澜是湖北江夏人，算是小同乡，办事更加方便。不过三天工夫，便得意扬扬地回县复命了。
这一下，杨乃武才知道自己走错一着棋，但自信还不致满盘皆输。回想所看过的小白菜的供词，胡言乱语中有个大大的漏洞，十月初五那天，到南乡岳家赴宴，当夜并未回城，如何又交砒霜与小白菜？
于是，十月十六那天，他做了一张状子，用他堂弟杨恭治、妻弟詹善政联名出面，到县衙门呈递，请求重审。
刘锡彤接到这个状子，不能不准。随即批示，准将全案人犯，提堂察夺。
这一次就不能再在花厅审问。因为原来案情未确，可能要问到奸情，而且传杨乃武对质时，他还是绅士的身份，一方面为了顾全妇女的颜面，一方面应该礼遇绅士，所以在花厅作不公开的审问。现在只审谋杀，不涉奸情，杨乃武的身份亦非昔比，无须顾他的面子。而最主要的是，这种逆伦重案，倘不公开审问，百姓不服，万一激出意外变故来，担当不起。
因此，传审是在二堂，消息一传，轰动城厢内外，来听审的百姓，像潮水一样涌到，二堂的走廊上、院子里塞得水泄不通。幸亏差役老到，预见到有这样的情形，早已将全案人犯传提齐全，暂且安置在二堂两面的小屋中，否则，要分开一条路上堂，是异常艰难的事。
“当、当、当”钟打三下，这是县官升堂的讯号。堂下乱糟糟的声音，立刻低了下来，终至于肃静无声，一个个踮起脚往上张望。
公堂问案，刘锡彤就不能穿便衣了，身穿鸂鶒补服，头戴水晶顶子，脑后拖一根蓝翎，全副七品官服，在两行差役齐喊“堂威”声中，从暖阁后面踱了出来，在公案后面慢条斯理地坐了下来。
于是刑书从公案旁边闪了出来，斜着向上打扦，高声说道：“启禀大老爷，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全案人犯，俱已传提到齐，听候发落！”
刘锡彤点点头，打开面前的案卷，提笔点了一下，口中说道：“带杨乃武！”
杨乃武就在东面小屋中，但差役照例还是要传呼，在一片“提杨乃武上堂”的喊声中，他被差役前引后护地带了出来。头戴小帽，身上穿的是蓝绸夹袍，上套一件直贡呢马褂，手上还捏一把折扇，神情不但从容，而且有点潇洒，一点都不像吃人命官司的样子。
这副模样落入刘锡彤眼中，决定给他一个下马威，等杨乃武长揖不跪时，他沉声问道：“你就是新科举人杨乃武？”
“是！”
“现在你不是新科举人了！”刘锡彤从公案上取起一个卷宗，扬了一下，“你的举人革掉了，还不跪下！”
不容杨乃武犹豫，左右差役已上前以手加肩，将他揿得双膝落地。这还是比较客气的强制执行，若是乡愚，差役只起脚在他膝弯中一踢，身子一软，自然跪倒。
“杨乃武，你的名声，全县皆知。”刘锡彤大声问道，“今天出了这样的案子，罪证确凿，还不说实话？”
“乃武并未撒谎，堂上要我说什么实话。”杨乃武不甘自称“小的”，也不肯尊称刘锡彤为“大老爷”，所以改用这样的称谓，听来有些刺耳。
“我问你，你与葛毕氏可有奸情？”
此言一出，杨乃武自知又落下风。他与小白菜的暧昧，早非秘密，但不能承认。一承认，就立脚不稳了；如果否认，则人人皆知撒谎，后来不承认谋杀，亦会被人当作谎话。总之，这句话太厉害，怎样回答，都不太合适。
两害相权，觉得宁可欺人于一时，不可以留下难以洗刷的名声，因而用很坚决的声音答说：“没有！”
“哼！”刘锡彤冷笑道，“你倒赖得干净！莫非葛毕氏诬赖你不成？”
“是！葛毕氏是信口胡说。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一语未毕，刘锡彤大为光火，使劲将醒木一拍，“杨乃武，”他厉声责问，“难道你是指本县不该用刑？你平日常弄刀笔，就不曾看过《大清会典》？拶指是朝廷的王法，葛毕氏所犯的，又是谋杀亲夫的逆伦重案。本县再三盘诘，坚不吐实，此时不用拶指，试问要什么时候才用？”
这番话说得无懈可击，杨乃武心知再一次落了下风。越辩越糟，唯有沉默。
“上次花厅传讯，你不敢与葛毕氏对质。本县看你是新科举人，俨然缙绅，尊重体制，容你暂时闪避。此刻可不能再便宜你了！不然，本县如何对得起堂下观审的百姓！来，提葛毕氏上堂！”
堂下顿时起了骚动。小白菜艳名四播，加以又出了这样的案子，未曾见过她的，固然要争睹庐山真面；见过她的，更想仔细看一看她此刻的形象，跟从前有没有什么不同。那样一张宜喜宜嗔的春风面，何以竟是大凶大恶之相？实在令人不解。
人人存着这些想法，个个希望看个清楚，前挤后涌，秩序有些乱了。于是值堂的差役，都站到门口，吆喝的吆喝、推排的推排，直到差役舞起皮鞭，要往人丛中当头砸了去，前面的人往后退缩，后面的人不敢再往前挤，才得安静下来。
这时小白菜已提上堂了。刘锡彤先命刑书将她在花厅受审的供词念了一遍，然后问道：“你听清楚了没有？这是你供过的话？”
“是的。”
“你说十月初五，杨乃武给你砒霜，叫你给葛品莲服下，可是你亲口所说？”
“是的。”
“回堂上的话，”杨乃武高声说道，“可许乃武与葛毕氏对质？”
“本就要传你对质，是你自己不敢，如今你又要对质了！”刘锡彤略一沉吟，准了他的请求，“好！你们对质。”
于是杨乃武将跪着的身子，略移一移，斜看着小白菜，心头恩怨交并，万感萦回，一时竟开不得口。
堂上堂下，声息俱绝。在那种沉重的气氛下，杨乃武知道第一句话很要紧。这一句话纵或不能迫得小白菜吐露实情，刘锡彤放弃成见，但至少可以打入听审的人的心头，细想一想，发觉他是冤枉的。
因此，他沉吟又沉吟，好一会儿才说：“小大嫂，你住过我的房子，我跟你们夫妻感情不错，你何苦要害得我这样惨？你倒想，我刚刚中了举人，前程远大，哪里会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而且开贺以后，又要进京会试，忙得不亦乐乎，又哪里会有工夫来做这种事？”
“杨乃武，”刘锡彤发话了，“题外之话，不必多说！”
“回堂上，乃武不是这么说，不能让葛毕氏天良发现，供出真凶。”
这话合情合理，但无形中失了言，等于已承认葛品莲乃是中毒而死。刘锡彤忽有意会，心想，就随他说去，言多必失，题外之话中也许有漏洞可捉。于是点点头说：“本县问案，不枉不纵务得其实，既然你有把握，能让葛毕氏供出真凶，本县姑且准你盘问。”
于是杨乃武接着问小白菜：“小大嫂，你再想想，退一万步说，如果我给你毒药，叫你给小大吃了，无非是想娶你做小；要娶你不过花些银子，让小大另娶，就可以如愿以偿，何必做这样傻的事？再说，毒死了小大，我要娶你，你有婆婆、有亲娘，不都要跟你要聘金，肯凭空让我抬你到家？一样花银子，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说到这里，堂下嗡嗡声起，是在窃窃私议。杨乃武知道自己原先期待的效果已经发生了。而刘锡彤却觉得他题外之话，不能不加阻止了。
“闲人不准喧哗！”他将醒木一拍，随又说道，“杨乃武，你快对质！真是真，假是假，空言支吾，是没有用的。”
杨乃武答一声，“是！”转脸问道，“小大嫂，你说毒药是我十月初五交给你的？”
“是啊！”小白菜低着头说。
“你知道十月初五我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一语未毕，刘锡彤又拍醒木，将小白菜吓一跳。其实县官倒不是威吓她，是阻止杨乃武这样诘问，因为话中有陷阱。
“杨乃武，我可警告你，不准在本县面前耍什么刀笔伎俩，以话套话，否则，莫怪本县无情。”
这话，小白菜与堂下都不明白，只有杨乃武自己知道。他问小白菜的那句话中，确有一个陷阱。
可惜的是，小白菜的回答，未能完全如他所预期。杨乃武深知人情真伪，心计再深的人，在有心作伪之际，亦会无意吐露真话；而况像小白菜本性良善，只是畏刑诬供，更易套出真情，因此，他在那句问话中，很巧妙地藏着一个机关，相信她一定会“上当”。
他的想法是，小白菜不会防备他这句顺势而问，平平淡淡的一句话，会布下陷阱，所以很可能这样回答：“那天根本不曾见过你的面，谁知道你在哪里？”如果是这样说，便明明白白推翻了她自己的口供：十月初五交毒，完全是瞎说。他的冤枉亦就不辩而自明了。
这设谋之巧，在刘锡彤是一听就明白的。不过，他不以为杨乃武的本意是想求得真相，只认作他在耍讼师的伎俩，有意骗供，想推翻全案，所以及时呵斥，作为制止，而小白菜的答语已微显漏洞了。
杨乃武当然不能放松，紧接着问：“既然那天你不知道我在哪里，怎么又说我交砒霜给你？”
这一下，小白菜才懂得他先前那句问话的用意，一时无以为答。堂上的刘锡彤可能有些急了，“好奸刁的杨乃武！”他拍着公案说，“妄想以口舌之巧，颠倒黑白。你只说十月初五见过葛毕氏没有？她又不是你的眷属，哪知道你整天在哪里？问的话叫人无话回答，真正岂有此理！”
于是小白菜更明白了，不过假话能不说就不说，所以默不作声。杨乃武自然要问：“小大嫂，堂上要我问你，十月初五我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凭良心说，我跟你见过没有？”
良心自然有愧，无奈拶指实在可怕，小白菜硬着头皮答说：“见过的！”
此言一出，杨乃武既愤且急，话都说不清楚了。喉头干咽了几口唾沫，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在哪里？”
“在路上。”
“路上！什么路上？”杨乃武缓过气来，带着哭音喊道，“小大嫂、小大嫂！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这样血口喷人，倒摸摸良心看！不怕天打雷劈？”
小白菜心如刀绞，无奈此时只求自己能免除痛楚，什么都顾不得了，随口答说：“就在我家后门旁边，土地庙后边。”
这可是言之凿凿了！杨乃武喉头梗塞，只字不出，挣扎着犹待有言，刘锡彤却饶不得他了！
“说！杨乃武。”刘锡彤在无形中剥除了他对质的权利，“你替我从实招来！”
“冤枉，冤枉！”杨乃武捶着胸极喊，“十月初五那天，我在南乡岳家，堂弟杨恭治，妻弟詹善政，已经进了状子，替乃武证明。请堂上明鉴万里。”
“哼！你在南乡岳家固然不错，抽空进一趟城，又有何不可？你的一支刀笔，种种花样，余杭县谁不知道？自然早就留下卸罪的余地了！”
“实在是一天都在岳家，请堂上传证。”
“证人是你的至亲，何足为凭？”刘锡彤翻了一下案卷，“也罢，本县就传证人。”
第一个上堂的证人是杨恭治。自供是本县的增生，与杨乃武是五服之内的堂兄弟，十月初五那天，曾陪杨乃武到南乡詹家赴宴，确知杨乃武这天并未回城。
“因为吃的是午饭，散席大概是下午三点钟，生员告辞回城，生员的堂兄是在岳家。”
“这就是说，那天下午三点钟以前，你跟杨乃武在一起，三点钟以后的事，你就不知道了？”
杨恭治想了一下，觉得这话问得不妙，但问得不错，只能答一声：“是！”
“好！你下去。”刘锡彤又吩咐，“传詹善政。”
等詹善政上堂，刘锡彤就问得比较详细了，先问杨乃武到达的时间，再问请客的人数，开席什么时候，何时散席。詹善政的答词，与杨恭治大致相符。
“下午三点钟以后，你是不是一直跟杨乃武在一起？”刘锡彤警告着说，“你要说实话，不可有一个字的虚假，否则，让本县发觉了，你的罪名不轻。”
“小人不敢瞎说。那天席散以后，小人的姐夫说人困了，要打个中觉。等他回房睡中觉，小人就一直在外房跟小人的姐姐谈天。”
“你所说的姐姐就是乃武的妻子？”
“是。”
“那么，到什么时候才又见到杨乃武的呢？”
“是在天黑的时候。”
“几点钟？你说明白。”
“小人不会看自鸣钟。”
“如今的天气，天黑大概五点半钟。”刘锡彤和颜悦色地说，“你倒想想看，是不是那时候？”
“差不多。”
“嗯，嗯。”刘锡彤又问，“由你家进城，来回要多少辰光？”
问到这话，便知刘锡彤心中的想法，杨乃武忍不住高声插嘴：“回堂上的话，乃武一直在打中觉，从未离开那间房。”
“住口！”刘锡彤将醒木一拍，“没有问你，不准胡言乱语。”接着又问詹善政说：“你说，由你家进城来回要多少时候？”
“这要看是走路，还是坐车，还是坐船。”
“你一样一样说。”
“走路大概两个钟头；坐车就快了，顶多一半辰光；坐船也慢，跟走路差不多。”詹善政接着说，“小人的姐夫，一直在打中觉，没有离开过。那间房只有一扇门，小人就坐在外房，如果他离开，小人一定会看到。”
“哼！定能让你看到？”刘锡彤自言自语地咕了这一句，大声说道：“下去！传王心培上堂。”
传了王心培又传四邻，最后传沈媒婆与喻师母，所问的只是两件事，一是葛品莲暴死后的情形，一是小白菜与杨乃武的暧昧。可是证人都没有一句确实的话，既不敢说葛品莲必死于中毒，更不敢说小白菜与杨乃武确有奸情。无非根据所见所闻，照实答供而已。
审到日中，该问的人都问过了，刘锡彤一一发落：“证人当场饬回，葛毕氏收押，杨乃武也收押。”
由此开始，杨乃武就“苦”字当头了！大清律有明文规定：命盗重案中的牵连人犯，审问确实，果然是无辜干连，自然无罪释放；只有嫌疑，审问未确，可以取保候传，但因而脱逃者，县官革职。因此像这样的案件，只要牵涉在内，往往不准交保。
但如收押，这种罪名非斩即绞的犯人，名为“斩绞重犯”，俗称“死囚”，不但脚镣手铐加身，而且入夜睡觉，另有禁制，否则犯人畏罪自尽，县官便有降级的处分。
随同照料的杨乃武的家属，还想请求取保，但深通律例的杨乃武，知道绝无可能，反阻止家属干此徒劳无功之事，只嘱杨恭治去托秦松——拿银子说话，上下打点，讲定四百两银子保他在狱中不吃苦。当然，要舒服还得另外花钱，送牢饭，送铺盖，送动用杂物，一次是一次的“好处”，没有“好处”，所送的东西就到不了他手中。
刘锡彤认为案情已经明确，决定尽快解到府里。
命盗重案，罪至死刑，须由县而府，层层审转：经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秋审之后，方可定谳。在县里，一遇此等重案，应该立即报府，名为“初报”。初报之时，案情未明，所以报得十分简略；审理有了结果，全案解府，可就马虎不得了。倘有不明不白，不尽不实之处，打回来重审，名之为“驳”；案子驳回，就表示县官审得不好，不但人犯移解，公文往还，麻烦多多，而且面子难看，影响考绩，所以没有一个县官不希望自己所报的案子，只准不驳。这就要靠“刑名师爷”了。
刘锡彤请的刑名师爷，是个苏州人，叫作黄寿山。出于福建寿山县旧坑的石头，色如蜜蜡，称为“田黄”，是极名贵的印材。而黄寿山诗酒逍遥，雅好金石，因而得了一个“田黄”的外号。
田黄赋性忠厚而懦弱，律例虽熟，却拿不出决断，善善恶恶，了然于胸，只是不能坚持。像这样的人，实在不宜于学刑名，但既走上了这条路，为衣食所迫，亦只能靠师友帮衬，辗转荐引，总期馆地不致落空。若说想有所发展，高自位置，那就谈不到了。
于刘锡彤，聘请田黄入幕，原是别有贪图的。
第一，田黄所欲不奢，一份微薄的薪水及三节照例的礼物以外，别无需索。
第二，田黄的脾气极好。原来幕友别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处事做人的方式。一般的规矩，县衙门中有关“东翁”前程的所谓“刑钱两席”——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都是独居一院，刑名的关防尤为严密，坐卧于斯，治事于斯，讲究摒绝应酬，步门不出。县官有事商量，必须移樽就教，左一个“老夫子”，右一个“请教高明”。而凡是名幕，脾气大半很坏，一言不合，翻起一双白眼，只看书架上的大清律，教人心里着实不是味道。
唯独田黄例外，性情如苏州女儿，温柔如水。一见“东翁”到来，殷勤万分。不过，刘锡彤欣赏他的，倒还不是语言柔和，礼数周到，而是他最听话。其实刘锡彤办刑名并不仰仗幕友，自负老吏，善于听讼，而且内有沈彩泉，外有陈湖，要想个点子搞钱，不愁没有可商量的人。之所以仍要请刑名师爷，亦有两个原因。
第一，例不可废。凡是州县，一定要请幕友，尤其是刑钱两席，绝不可少，倘或不请幕友，会遭物议；第二，凡是幕友，先是“学幕”，然后是帮着老师或者师兄做助手，最后才能独当一面，这一来师弟同门，自然而然结成声气相通的一帮，遇事照应，种种方便。譬如田黄，有个师兄就在杭州府，如果驳余杭县申详的案子，即等于驳田黄，一次两次，还则罢了；多驳几次，刘锡彤就非另请高明不可。那不就是兄弟阋墙，师兄敲师弟的饭碗？
当然，除此以外，田黄也还有用处。申详的案卷，总要他整理动笔。等刑书将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的全卷送到，田黄花了整整一夜的工夫看完，知道东家这案子办错了。
于是请了刘锡彤来，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东翁，这件案子，似乎还可以缓一缓再报。”
“噢！这是什么道理？”
凭他这种质问的口气，遇见脾气大的师爷，就会拂袖而起，因为通常都应该用等待的神色，说一声：“请教！”好在田黄是听惯了这种语气的，慢条斯理地解释了道理：命案最重凶器，起出凶器，与检验的伤痕吻合，才能认定。此案虽非行凶，但下毒就追究毒物的来源，来源不明，即难确认为杨乃武的教唆指使。
“嗨——老夫子！”刘锡彤一开口说就是大不以为然的语气，“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砒毒是杨乃武所给，断无可疑；至于他从哪里弄来的砒毒，只要一动了刑，自然乖乖招认。不过，我不便动刑，因为他革的不是秀才，而是举人，革举人要报部，等有了复文，才算定局。杨乃武刁恶万分，倘或我动了刑，他倒活动言官参我一本，我不是自讨苦吃？”
“原来东家是这个打算，倒也不错。不过，人同此心，到了府里，恐怕也未见得会动刑。”
“那我就管不着了。”刘锡彤停了一下问道，“老夫子，陈太守的为人，你知道不知道？”
“太守”是知府的别称，“陈太守”当然是指杭州府知府陈鲁。田黄只知道他字伯敬，南京人，举人出身，为人刚愎自用。但听刘锡彤问话的语气，很明显的是另有一种看法，所以他只答得一声：“请东翁说给我听听！”
“陈太守最恨的，就是有文无行的人，混上一个功名，不好好往正途上走，在家乡仗势欺人，借百姓要挟官府，借官府鱼肉乡民。两面三刀，‘又做师娘又做鬼’。可恶透顶！”
田黄意会到了，他是打的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可是陈鲁不一定鲁莽，倘或也不愿对杨乃武动刑，而发回复审，也还是麻烦。
正想动问时，忽然想到，果然有这样的周折，一来一往得要个把月的工夫，那时礼部的复文已经到省，杨乃武举人被革，已成定局，变了“一品老百姓”，可以打他的屁股，又何愁他不据实招供。
“东翁的手段高明，佩服之至！”田黄说道，“不过，有几处还要斟酌。譬如银针探喉，应该先用皂角水洗过，不然就不足为凭。”
这下刘锡彤才想起，当初验尸的时候是疏忽了。自己疏忽，情有可原，仵作岂可疏忽？可是他尽管心里大骂沈祥混账，恨不得打他一顿板子，而口中却不便承认，含含糊糊地说：“我记得当初好像是用皂角水洗过的。”
“那就一定是公事上漏叙了。”
“对，对！一定漏叙了。”刘锡彤急忙说道，“类似的情形，一定还有，请老夫子费心改正。”
于是田黄当场动笔，将词句不妥之处，一一改正，而有些地方虽然牵强附会，不甚讲得通，可是原供如此，不能擅改，只好仍如其旧——一件罪应凌迟处死的逆伦重案，初审就这样算是有了结果了。
十月二十日起解，一共五条船进省，脚镣手铐的杨乃武与严密看管的小白菜以外，沈媒婆、喻师母亦要随同进省。王心培是重要证人，亦被牵连在内，自备盘缠，陪着打官司，这就是所谓“讼累”。
从十七日开始，天天有差役上门，来通知准备进省，来一次要好酒好菜款待，临走还要讨“脚步钱”，又名“草鞋钱”。其实每次所需，买一百双草鞋都有余，沈媒婆倒有些懊悔打官司了。
杨家更不必说，差役上门，一来就是五六个：进门先来一顿责备，接下来是神色严重的恫吓。除了杨恭治以外，杨太太亦须抛头露面，用好话周旋。需索的花样，层出不穷，而每一次需索都附带着威胁，倘如不遂所欲，不是官司不利，就是犯人会大大吃苦。杨太太为了救丈夫，已经开始在卖田了。
当然，除了重托解差以外，另外还要派人进省照料。依然是拜托杨恭治与詹善政，随带四名下人，专雇一条船跟着官船走。在路上，杨恭治与詹善政一直在想办法接近杨乃武，为的是官司与家务都要得他一两句要紧话交代，才有措手之处。无奈是刘锡彤亲自押解，监视严密，始终不得其便。
一日水程，到了杭州，立刻送进钱塘县监狱——杭州城内分钱塘、仁和两县，钱塘县名为“首县”，照例为府办差。杭州府衙门并设监狱，凡有审转的人犯，都寄押在钱塘县。
这一来，杨家便得两处打点，平白又多一份开销。一连三天，天天得花二十两银子才能送进去一顿牢饭，却还不知道能不能到得了杨乃武口中。
到了第四天去送牢饭，禁子跟詹善政已经很熟了，告诉他说：“提人的单子已经下来了，明天一早过堂。听你姐夫说，案子是冤枉的，你们得要早早想法子。”
“是啊！是在想法子。”詹善政皱着眉答说，“托人到知府衙门打了招呼，都说‘能帮忙一定帮忙’，也没有一句切实的话。”
“空口说白话是没有用的。”
“自然也有点‘意思’。无奈——”詹善政踟蹰了一会儿，突然问道，“头儿，你能不能让我跟我姐夫见一面，我只说一句话。”
“那不行！上面知道了，我吃不消。”牢头禁子想了想答说，“这样，你要说的一句话，我替你带到。”
“那也好！”詹善政心想，说是说“一句话”，这句话却不易说清楚，传述有误，出入甚大，所以又改了口，“我想请头儿替我递张条子进去。”
“这——我自己倒无所谓，就怕别人知道了说闲话。”
詹善政这一阵子为姐夫奔走官司，进出公门，也很懂一些其中的奥妙了。一听这话，便即明白，立刻答说：“我懂，我懂！当然不会让你为难。”
“你懂就好！‘公门里面好修行’，你就把条子写起来，我替你递进去。”
詹善政识字不多，笔重千斤，这张条子要请杨恭治去写，顺便也可以跟他商量一下。于是跟牢头禁子说明缘故，立即奔回客栈，找到杨恭治写好一封短函，重回监狱，连同二十两一张银票一起递上。
“拜托头儿，替我讨个回音，我在这里等！”
“可以！”
很快地有了回音——他们问杨乃武的两件事：第一，官司有无把握；第二，应该如何下手？因为杨乃武本人深谙此道，官司如无把握，便得准备倾家荡产去营救，但从何入手，仍旧需要杨乃武的指示。而回音却只有一句话。
“你姐夫说，要你赶快跟沈媒婆去说明。”
“噢，”詹善政问道，“另外没有话？”
“没有。”
詹善政无奈，只得跟杨恭治去合计。两人细细琢磨一番，终于了解了杨乃武的本意，这场官司唯有疏通沈媒婆，口供有利于杨乃武，才是釜底抽薪之计。
有求于人，少不得先要表表心意。沈媒婆的境况不好，送现银最实惠，两人商量着，找张皮纸包了二十两银子，捏在手里去看沈媒婆。
“沈大妈，”杨恭治将一包银子递了过去，“一点点小意思，不要嫌少。”
沈媒婆接银在手，踌躇不语，受之无名，拒之不舍，想了半天答说：“不瞒两位少爷说，我是借了几两银子来打这场官司，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知府老爷还不曾见面，盘缠已经差不多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两位少爷雪中送炭，我也就老老脸皮了。”
“大家都是受累，应该互相照应。沈大妈，我们两个可以当着你的面罚咒，十月初五那天，我姐夫在我家，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这场官司确确实实是冤枉的，沈大妈，”詹善政兜头作了过揖，“你无论如何要说句公道话。”
“我也没有说杨大爷拿砒霜给我媳妇。”
“可是你媳妇这么说。想来是受刑不过，信口乱咬的。只有你可以替我姐夫洗刷。”
杨恭治觉得他这话说得不大得体，便拉一拉他的衣服，向沈媒婆问道：“沈大妈，过堂的时候，你预备怎么说？”
“我，我不晓得怎么说。要看知府老爷怎么问。”沈媒婆想了一下说，“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拿杨大爷牵连进去。”
有她这句话就够了。杨、詹二人道谢着告辞，心里宽松得多了。杨乃武打官司的本事，他们是知道的，既然他这样交代，而沈媒婆又有如此诚恳的表示，想来官司一定会有转机。
可是，是怎样的转机？他们俩都无从想象。
过堂那天，天气极坏，彤云如墨。大堂上阴森森的，只凭公案上一支红烛照明，望出去人如鬼魅，真像传说中阎罗殿的那种光景。
陈鲁升座，朱笔点处，第一个就提杨乃武，铁索锒铛地上得堂去，等陈鲁抬眼下望，两旁差役齐声高喊：“嘎——”其名叫作“喊堂威”，是震慑犯人的一法。
喊过堂威，陈鲁问道：“你就是杨乃武？”
“是！”
“你在余杭的名声，远近咸知。如今犯下这样的罪孽，还不从实招来？”
“堂上要乃武招什么？”
一听他是这种称谓，陈鲁不觉冒火，“什么堂上、堂下，”他拍着桌子说，“听你说话，就知道是个不安分的东西！”
“要称大人！”有个差役喝道，“公堂上不准没有规矩。”
“是！”杨乃武忍气吞声地朝上说，“请大人明镜高悬，为犯人申冤。”
“申冤，谁冤枉了你，是葛毕氏，还是谁？”
“是的，是葛毕氏。乃武中举以后，亲友应酬，忙得不可开交，跟葛毕氏从未见过面，怎么会交砒霜给她？”杨乃武又说，“从十月初二以来，乃武的行踪，历历可考。十月初二因为私事进省，初三回余杭，初四有文酒之会，初五在南乡岳家做客，都有人证。请大人明察。”
“全案我都看过，看得很仔细，此案情节十分明白，我只问你一句话：葛毕氏何以不诬赖别人，偏偏诬赖你？”
“这，乃武就莫名其妙了！”
“你跟葛毕氏一向很熟？”
“原是房东、房客的关系。”杨乃武答说，“虽然很熟，并无仇怨，真不知道葛毕氏为什么要咬我一口。”
“噢，你们没有仇怨，可有恩义呢？”
堂下听得皮里阳秋的这一问，发出窃笑的声音，陈鲁却不以为有失公堂的尊严，饮茶吸旱烟，悠闲自得地等候杨乃武答供。
杨乃武实在很难回答，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想有所辩白，话亦显不出力量。唯有毫无表情地答一句：“谈不到什么恩义！”
“然则，话又说回来了，既无恩怨，为什么要咬你？你说你们很熟，总该想得出一个道理吧？”
“实在想不出！照乃武所知，葛品莲根本不是服毒，而是得病而死，只为天气炎热，尸体有变，所以看起来像服毒。”
这一下恼了陈鲁，厉声喝道：“好刁恶的东西，竟想推翻全案！你肚子里打算些什么，妄想自己卸罪以外，还想救谋杀亲夫的葛毕氏不是？照此看来，罪状更加明显！你是余杭县有名的讼棍！平时仗着一领蓝衫，官府看在斯文一脉，格外客气，你就得福不知，胡作非为，莫非你以为本府不敢打你，依然信口支吾？可恶极了！来，替我打！”说着，一把签撒了下来，摔出满地的响声。
于是“嘎——”又喊一个堂威。掌管行刑的差役，屈一膝问道：“请大人的示下，打多少？”
“二百。”
打屁股的板子，分大小两种：大板不常用，凡是堂上未特别关照用“大板”，都是用小板子打。当时便有两个衙役上前，将杨乃武拖翻在地，一个揿头，一个揿脚，揿脚的那个，顺手褪下犯人的下衣。另外行刑的两个差役，已经执板在手，一左一右，此起彼落，一面打，一面递相传呼：“一啊一”、“二啊二”，加上竹肉相击的清脆的声音，犯人杀猪似的凌厉的喊叫，喧哗满堂，惊心动魄。
板子打得响，并不表示犯人的苦头吃得足；相反的，声音不大的“闷打”，可以使得皮肤不破而肌肉如糜，这是极阴狠的手法。这天差役对杨乃武比较“客气”，是因为杨恭治早就打过招呼，而且预料这场官司有得打，“弄好处”的机会多的是，不妨先“放一马”。
因此，这顿小板子虽打肿了屁股，但在杨乃武的感觉中，不过比小时候在蒙馆中挨塾师的藤条，痛得稍微厉害些。这一阵痛，亦只有激起他更多的愤恨而已。
“招！”陈鲁大喝一声。
“招什么？”杨乃武也提高了声音，“本就是‘莫须有’的事，叫我从何招起！”
陈鲁没有想到，受了刑罚的杨乃武，居然出言顶撞，态度更为恶劣！他咬着牙狞笑道：“你大概苦头还没有吃足！好吧，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官法如炉’！来啊！”
“喳！”仍是那掌刑的差役上前应答。
“今天要动大刑了！”
“喳！”那差役回身高喊，“奉堂谕：大刑伺候！”
所谓“大刑”便是三根枣木用两条麻绳穿住的夹棍，只听“嚓啷啷”一声，掌刑的下手，拿来棍使劲地往地上一摔。胆小的只听得这一响，就会发抖。
“慢着！”陈鲁手指掌刑的差役说，“我还有话。”
“是！请大人吩咐。”
“想这杨乃武，心肠虽然狠毒，刀笔也很厉害，到底只算个文弱书生，不比江洋大盗，非用夹棍不招。然则，我又为什么要动大刑呢？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掌刑差役一愣，赔笑答道：“小的不明白。”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顿夹棍，是你作成他的！如果刚才二百板子替我着实打，他有不招的吗？只为你受了他家的好处，手下留情，不叫他吃苦头，他才敢这样子不怕朝廷的王法。如今用了小板子，不能再用大板子，只好用夹棍。照此说来，这顿夹棍，岂非你作成他的？”
听此一说，掌刑差役既觉冤屈，又感惊惶，极声答说：“大人明鉴！小的决不敢犯法，请大人去查，查出来受了杨家的贿，任凭大人定罪。”
“我也不必查！我只告诉你，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如果你再敷衍公事，连夹棍都夹不出口供来，你想会怎么样？”陈鲁自问自答，“无非一堂一堂再审，一堂一堂再夹，你害他皮肉多受苦而已。好了，下去动手。”
掌刑的差役怀着一肚子的委屈，心想：哪有这种自作聪明，不讲道理的官？倘或犯人是个罪证确实的十恶之徒，凭他这番话，就不妨拿犯人整死。拼着挨一顿板子，不当这个差使，也得让官儿落个革职或者降调的处分。
因为如此，下手就不同了。向来用刑的宗旨，亦可以说是“刑期无刑”，不动刑而能让犯人从实招供最好，所以用刑之前，必先威吓，喊堂威，摔刑具，都是这样的用意。动到大刑，尤其慎重，将犯人的双腿夹好以后，还要听堂上招呼，说“收”才收绳子。这时由于有受贿徇情的嫌疑，掌刑的差役便不等堂上下令，向下手做个手势，使劲将麻绳一收，只听杨乃武嗷然一声，随即没有声息，跪着的上半身软塌地往一旁倒了下去。
一看犯人昏厥，陈鲁也有些着慌，心知道是掌刑差役负气，故意下此重手。但因有话在先，不便呵斥，更不宜张皇，勉强保持沉着，静以观变。
见此光景，夹棍自然松了，下手取来一碗冷水，满满含了一口，使劲喷在杨乃武脸上，然后扶起他来，抹胸拍背，乱了好一会儿，才得将他救醒。
人是醒了，浑身还在发抖，这又不尽关乎痛楚，而是一想到便觉心悸。同时信心尽失，知道自己受不住刑罚，势必屈打成招，输了这一场官司，由此想到绑上法场的情况，身子抖得更厉害了。
“招是不招？”陈鲁警告，“不招还要夹。”
掌刑的差役自知鲁莽，心怀疚歉，便即劝道：“你招吧！再夹一次，你的两条腿就不是你的了。”
杨乃武还在犹豫，一招就是两条命，生死出入，关系太大，明明没有这件事要承认有，自己冤枉自己，实在于心不甘。
“招！”陈鲁催促着。
“大人，”杨乃武凄厉地喊，“冤枉……”
“可恶透顶！”陈鲁拍桌大吼，“再替我夹起来！慢慢收。”
于是掌刑差役亲自动手，将夹棍的部位移动了一下，因为夹在原来受夹已伤之处，真怕杨乃武的双足会成残废，而且一夹之下，可能又会昏厥，岂非自找麻烦？
新夹之处，在小腿的腿肚子上，肉头较厚，所以绳子初收的时候，杨乃武还能熬得住；及至慢慢收紧，就使劲咬牙也没用了。只见他冷汗淋漓，齿震有声，从牙缝中挤出尖锐的嘶喊。掌刑差役知道差不多了，特意先放一放，然后蓦地里一收，杨乃武不由自主地狂喊：“招，招！”
听得这一声，绳子立刻就松了，杨乃武仆倒在地，只是喘气。陈鲁怕他一松了刑，多想一想又会“放刁”，所以连连拍桌催促：“招，招，快招！你的砒霜是哪里来的？”
“是——”杨乃武只觉得脑中有无数金苍蝇在乱飞，茫然半晌，忽而想起，由余杭进省，经过仓前镇，在一家药店中买过豆蔻，跟药店主人闲谈过一阵；再想一想，记起招牌：“爱仁堂。”
“爱仁堂？”陈鲁问道，“在什么地方？”
“在仓前。”
“你买了多少钱的砒霜？”
“四十文。”
“药店里怎么肯卖砒霜给你？”
“因为，因为我说要毒老鼠。”
“就毒老鼠，药店也不会卖给你，除非你跟药店的老板是熟人，信得你过。”
“是！是认得的。”
“哪里药店老板，姓什么？”
“姓钱。”
“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
萍水相逢，片刻盘桓，知道爱仁堂的老板姓钱就够了，何须请教人家的名字？回答“不知道”是实话，反问一句“怎么不知道”就太没有道理了！
杨乃武这样转着念头，突然灵机一动，发现一丝生路，心里在说：陈鲁，陈鲁！你伤天害理，刚愎自用，我要叫你在这毫无道理的一问上，自留破绽！到那时领教了我的手段，前程已经不保，方知悔之晚矣！
原来杨乃武熟谙律例，亦深知官儿的心理。刘锡彤与陈鲁一意罗织入罪，凡事不假深究。不过，此案起码还要经过两次面审，一次部议，只要按察使与巡抚两审，有一位不肯马虎，就必定会传爱仁堂钱老板到堂讯问。一问名字不符，当然要追究缘故，那时自己就可以翻案了！本来是受刑难熬，胡乱攀供；而问官偏要提名字，情极无奈，只得随便捏造。这一来，不就足以证明，所有如何买砒霜毒鼠的话，皆为“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的子虚乌有之词？
主意一定，随即答道：“想起来了，叫钱宝生！”
买砒霜一节，有地方、有日子、有原因、有数目；而卖砒霜的亦有名有姓，事无可疑。陈鲁认为别的都无须再问，只要查证一件事：钱宝生卖砒霜的情由。
等退了堂，犯人还押钱塘县，陈鲁随即派人将刘锡彤请了来，当面交代：“贵县回去，立刻传爱仁堂的钱宝生来问明白，杨乃武去买砒霜，是不是以毒鼠为名？钱宝生有无串通情事？这一点弄清楚了，详报本府，全案就可以往上移送了。”
“是！”刘锡彤对陈鲁的支持，非常感激，奉命唯谨地答说，“卑职马上回县遵办，赶月底以前，一定呈复到府。”
回到余杭，将审问的经过告知了黄寿山，这位刑名师爷，微有意外之感，“杨乃武居然招供了！”他说，“我总以为他无论如何熬刑不招，这一招死定了。”
“自作孽，不可活！”刘锡彤答说，“老夫子，我想请教你一件事。像这样的案子，钱宝生怕受连累，一定不肯承认有卖砒霜给杨乃武这件事，那时该怎么办？”
“除非有人作证，说眼见其事，否则，他要赖是赖得掉的。”黄寿山说，“如果杨乃武所供属实，钱宝生没有什么责任。这一层能够向钱宝生说明白，他或者会承认。”
“对！先要设法觅一个人跟钱宝生去好好开导一番。这个人——”
“这个人不难找！”黄寿山抢着接口，“现成有个章抡香在那里。”
章抡香名叫章浚，举人出身，而会试多次落第，依例申请“大挑”，挑中的放知县，次等的补学官。章浚得了个“训导”，分发福建，学官清苦，又嫌福建路远，情愿不就。他的笔下很来得，现在为刘锡彤延揽在县衙门里，是专管函牍的“书启师爷”。
于是刘锡彤回到签押房，将章抡香请了来，关上房门，很客气地问道：“抡香兄，贵处有家药铺，字号叫作爱仁堂，店主姓钱，想来认识？”
杨乃武这件案子，已经轰动余杭，在杭州受审的情形，无人不在谈论，章抡香亦已听说。如今见居停提到，必有缘故，因而很谨慎地答道：“爱仁堂知道，姓钱的不认识。”
答语坦率，话风甚冷，刘锡彤有些接不下去。愣得一愣，方又说道：“抡香兄是孝廉公，仓前的地方领袖，姓钱的自然信服。抡香兄，杨乃武一案，我想请你在公事上帮忙。”
“只要帮得上忙，理当效劳。请东翁明示。”
“是这样的——”刘锡彤撮要叙述经过，“这钱宝生可能为了讼累，不肯承认。其实，于他毫不相干，案外之人，我绝不会无端将他牵涉在内。这番意思，想请抡香兄跟他说一说明白，或者面谈，或者函告，悉听尊便。”
章抡香心想，果如所云，这个忙倒可以帮得。不过，以自己在仓前的身份，忽然回去找钱老板说话，必定引起猜测，绝不可行；至于写信，有笔迹落在外面，亦很不妥。
盘算了一会儿，觉得只有一个办法，“信，我遵东翁的吩咐，照写；不过，东翁，这封信在钱宝生手里，只怕于东翁亦有妨碍。”他紧接着说，“我想这样，信先留在东翁手里，等传了钱某来问，如果他照实承认，自无话说；否则，东翁拿我的信给他看，有我保证，决不牵累，他或者肯说实话。”
“是，是！”刘锡彤大为赞成，“抡香兄思虑周详，佩服，佩服。既然如此，就请在这里大笔一挥，事情就更严密了。”
章抡香觉得这话也不错，便就签押房中现成的笔墨写了一封信，开头的称呼是“宝生乡兄惠鉴”，不叙客套，在“敬启者”之后，将刘锡彤的话都写在上头，最后要求钱宝生承认曾卖砒霜给杨乃武，当然也提供了“绝无讼累”的保证。
信写得很切实，刘锡彤深为满意。为示慎重，亲手锁在他儿子从上海买来的保险箱中，然后出票传唤爱仁堂店主钱宝生到案讯问。
讯问是在花厅里。等钱宝生磕过头，刘锡彤格外客气，准他站着回话。
“你是爱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
“大老爷！小人开的药店叫爱仁堂不错。不过，小人单名叫作钱坦，东床坦腹的坦，不叫钱宝生。”
第一句话就问得不大对路，刘锡彤大为诧异，想了一下问：“你大概从前用过钱宝生这个名字，倒想想看，也许偶尔用过，忘记掉了！”
“不会。自己用过的名字，怎会忘记？”
“那么，”刘锡彤一时想不通钱坦变成钱宝生的道理，暂且丢开，换句话问，“杨乃武你是认识的？”
“只见过一面，不能算认识。”钱坦答说，“十月初，杨举人进省，经过仓前，在小店里买药，谈起来才知道他是新科举人。小的就留他吃茶休息，坐了有个把钟头，以后就没有再见过。”
“噢！”刘锡彤问，“杨乃武买的什么药？”
“不大记得清楚了。无非砂仁、豆蔻、藿香正气丸、诸葛行军散之类，出门要常带的药。”
“没有买毒老鼠的药？”
“记不得了。”
听得这个回答，刘锡彤立即想到，钱坦已有闪避不认之意。因而轻描淡写地问：“砒霜是不是可以毒老鼠？”
钱坦笑了，“回禀大老爷，”他说，“人也毒得死，更不要说是老鼠。”
“那么，平常有没有人来买砒霜毒老鼠的呢？”
“偶尔也有。”
“杨乃武呢？”刘锡彤问道，“有没有在你店里买砒霜？”
这一问，问得钱坦大惊失色。原来他并不知道杨乃武在杭州府诬供，砒霜出自爱仁堂，故而余杭县传他到案候讯时，心里还不怎么怕。现在才知道，是被牵涉在小白菜谋杀亲夫一案中，这是从何说起？钱坦不但惊惶，而且愤怒，断然决然地答说：“没有！砒霜不好乱卖的！”
这一回答，并不算意外，刘锡彤仍旧和颜悦色地问道：“要怎样的人，你才会卖砒霜给他呢？”
“第一，有郎中的方子；第二，是熟人，晓得他买砒霜有紧要用处，不是去害人，小的才会卖给他。”
“什么叫紧要用处？”
“譬如打鱼的，数九寒天，光着身子到河里去捞鱼，就一定要吃一点砒霜，不然会冻杀。”
“原来砒霜还有这样的用处。”刘锡彤问，“要吃多少才会死？”
“这，小人就不大清楚了。”钱坦答道，“听说不能过一钱。”
“照此说来，只要对买砒霜的人信得过，你也会卖给他。像杨乃武这种新科举人，是有身份的人，又说买回去毒老鼠，用途也跟你说明白了，你当然会卖给他，是不是？”
“是的！”钱坦答说，“他如果要跟我买，照大爷所说的，小人会卖给他。不过，他没有开口要买，小人也没有卖给他。小店今年就没有卖过砒霜。”
问到这里，推车撞壁，必得要转弯了。刘锡彤便问：“钱坦，你识不识字？”
“开药店的要看药方，没有不识字的。”
“好！我给你看封信。”
这封信就是章抡香的亲笔，看到称呼，钱坦就说：“这封信不是写给小人的，是写给一个叫‘宝生’的。”
“你先不管！看完了再说。”
钱坦将信看完，皱一皱眉说：“章先生，是我们仓前的举人，小人高攀不上。”
任凭刘锡彤如何开导，反复譬解，钱坦始终不肯松口，却也不是一口回绝，只把话扯来扯去，节外生枝，不着边际。将个刘锡彤惹得几次三番想发怒，而终以“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古话的警惕，勉强抑制火气，跟钱坦慢慢地磨。
眼看已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却不道门丁沈彩泉悄悄掩了进来。附耳数语，顿觉“柳暗花明又一村”，精神为之大振。
“好吧，钱坦！”他不再是软语商量，而是提高了声音打官腔，“既然你一口咬定了，本县想开脱你也不能够，只有拿你解到杭州府，你自己去申辩。”
“就在杭州府大堂，小的也只是有啥说啥，决不敢随便瞎说。”
“那都随你！”刘锡彤对沈彩泉说，“你把他带下去。”
等沈彩泉将钱坦带出花厅，走过回廊，在转角无人之处，他站住了脚叫一声：“钱老板！”
“沈二爷。”钱坦也正有话要问，“大老爷说要送我到杭州府，哪一天走？怎么走法？可以不可以我先回仓前，直接到杭州报到？”
“报到！你到哪里去报？”沈彩泉质问似的说，“你要去自投罗网！”
“怎么叫自投罗网？”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兄弟来了！托陈秀才带了他来的，你们自己去谈。”
钱家弟兄两个，钱坦是老大，老二名叫钱恺，为人很老实。听说胞兄为县里传唤了去，不知吃上了什么官司？想起与陈竹山一向相熟，他在“县大老爷”面前很吃得开，特意登门拜托。陈竹山当然很热心，立即带着钱恺到县衙门，先到门房里打听案情。
“大老爷正在花厅里问案。”沈彩泉从抽斗里取出一张纸，交给陈竹山，“喏，就为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
听说是牵涉在这一案里面，钱恺吓得脸色都变了。陈竹山对杨乃武在杭州府所供，已略有所闻，随即安慰他说：“你不要着急！虽说杨乃武的砒霜，是在你家爱仁堂买的，不过你家老大是很精细的人，卖砒霜给他，一定有个原因。等我看了供单再说。”
“杨乃武是为毒老鼠买砒霜，哪知道他去害人？”沈彩泉插嘴说道，“跟钱老板毫不相干。”
听得“门政大爷”这么说，钱恺自是大感宽慰。而陈竹山却从沈彩泉的话中，听出暗示，点点头不作声，先看供单。
供单上果如所云。陈竹山亦用极有把握的声音说：“不要紧，不要紧！牵连不到你家老大头上。”
说着，一面将供单递了给钱恺，一面使个眼色将沈彩泉约到一边说话。
“这一案的关键，在钱老板身上。”陈竹山又说，“有件事很奇怪，钱老板单名钱坦，杨乃武怎么说他叫钱宝生？”
“大概把名字记错了。”
陈竹山的见识，比沈彩泉到底要高明些，他不能同意记错名字说法，“记错有记错的原因，或者音同，或者写法差不多。钱坦与钱宝生，一个单名，一个双名，声音、写法，完全不同。”他很有把握地说，“决不是记错！”
“那么是故意说错？啥道理呢？”
“我看，姓杨的不怀好意！故意留个漏洞在那里，预备将来好翻案。”
谈到处理案子的手法上，沈彩泉的花样却比陈竹山多，“只要钱老板一承认，铁案如山，姓杨的哪里翻得了？”他说，“至于钱坦还是钱宝生，详复的公事上头，不必写明白，只说‘钱姓店主’就可以了。姓杨的总不能自己说破，有意将钱坦说成钱宝生。那一来就是他自己承认招供不实，先吃顿板子再说。”
陈竹山深深点头，悄悄叮咛：“你进去看一看，如果钱老板不肯承认，请县大爷不必问了！我来跟他说。”
将钱坦带到门房，沈彩泉使个眼色说道：“大老爷吩咐：证人不肯说实话，只好移送杭州府。一句话可以了的事，自己找麻烦！唉！”说完，摇头叹息着走了。
这是暗示，也是有意避开，陈竹山心中明白，向钱坦说道：“钱老板，我跟令弟是好朋友，他来托我，我不能不管。老沈的话，你听见了，如果拿你一移到杭州府，你陪着这场人命官司，只怕一爿爱仁堂赔在里头都不够。”
“这，这是怎么说？”钱坦有些着急了，“跟我毫不相干的事。”
“不错，跟你毫不相干。不过你要晓得，俗语说的，‘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杨乃武要咬你，就算你倒运。解到杭州府，你当然还是不肯承认，砒霜没有来路，就不能结案。案子一层一层往上送，犯人一堂一堂提来问。那时候，钱老板，你生意就不要做了！自己贴房饭钱住在杭州城里，只等差人来传你好了。”
听得这话，钱坦呆住了，好半晌才说了句：“这不是冤枉吗？”
“光是赔两个钱，还不算冤枉。”陈竹山索性再吓他，“你遇到像本县刘大老爷这种官，还好说话；遇到不讲道理的，说你跟杨乃武串通一气，是谋害葛小大的共犯，不肯实供，拿你推翻了剥掉裤子，请你吃一顿‘毛笋焖腊肉’！钱老板，那时候你不但倾家荡产，只怕还要家破人亡！”
最后几句话说得钱坦毛骨悚然，“陈先生，”他不自觉地软语恳求了，“这哪里吃得消，无论如何要请你想个法子。”
“你不要着急！本来就不要紧，只不过你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来、来，你先看一看杨乃武的口供！”陈竹山指出供单上的一行字，“其实，杨乃武倒没有害你的心。”
口供上写得很明白，杨乃武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这话他也听刘锡彤说过，现在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可是，“我实在没有卖过砒霜给他。”钱坦这样说，“假是假，真是真，不好瞎说八道。”
“你看，”陈竹山换口气，对钱恺说，“你老兄死脑筋，跟他说不通，有啥办法？”
“陈先生，你不要生气！他是脑筋没有转过来，慢慢跟他讲得明白的。”
“好！”陈竹山点点头，放出耐心来谈，“钱老板，我倒问你，你不知道杨乃武买了砒霜去害人，是不是？”
“是啊！我哪里知道。”
“不错，杨乃武也没有告诉你，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说要毒老鼠问你买砒霜，你看他新科举人，不像会做坏事的，是不是会卖给他？”
钱坦想了一下答说：“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一定要买砒霜毒老鼠，我会卖给他的。”
“那不就对了！”陈竹山又作了一个譬喻，“好比你开铁器店，有人来买一把刀，说是屠宰用的，要格外锋利，你自然卖了给他。结果他拿那把刀去杀人，难道你也有责任？”
这个譬喻为钱坦所接受了，可是，他又有疑问：“杨举人怎么说我叫钱宝生？我明明叫钱坦。”
“那是杨乃武弄错了。你姓钱是不是？”
“是啊。”
“开的药店叫爱仁堂是不是？”
“这，我没有说我的店不叫爱仁堂。”
“那就是了！姓钱，爱仁堂没有错。至于为啥叫钱宝生，那要去问杨乃武。你要知道，那时候他刚刚上过夹棍，一个人到了那种时候，脑筋是不大清楚的。”
“大哥，”钱恺也劝他，“陈先生说得很明白了，你承认下来，不要紧的！”
“哪个说不要紧？做官的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此刻说得蛮好，到时候眼睛一瞪，胡子一吹，拍桌子说一声：‘替我押起来！’你就有冤没处诉了！”
“这倒也是实话。陈先生！”钱恺问道，“你说，会不会有这样的事？”
陈竹山将个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不会，不会。”他说，“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去弄张东西给你！”
说着，跟沈彩泉去商量，沈彩泉又向县官去请示。刘锡彤只要砒霜有着落，便可结案，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沈彩泉跟陈竹山又研究了一番，决定双方交换一项文件，钱坦出一个杨乃武于十月初三以毒鼠为名，向爱仁堂购买砒霜四十文，所供属实的“甘结”；而县官发一张本案与爱仁堂店主钱某毫无牵涉的“谕单”。
“有了这张谕单，你就不必再进任何衙门去过堂了。”陈竹山说，“盖着余杭县的大印，你还不放心？”
整整费了一天工夫，事情才得定局。钱坦兄弟谢了陈竹山，自回仓前；刘锡彤骗得了一纸“甘结”，脱然无累，亦非常高兴。饮水思源，全赖陈竹山斡旋之功，因此特地设宴犒劳，席间口口声声的“竹山兄”，显得亲热非凡。
当然，最得意的是陈竹山，第一，进一步获得了县官的信任，以后包揽是非，不管是打官司，减漕粮，都更“吃得开”了！第二，钱坦兄弟除了口头道谢以外，少不得还有一份谢礼。而最重要的是，第三，有了钱坦的这一纸甘结，铸成如山的铁案，神仙都救不得杨乃武，从此拔去了一根眼中钉，自己可以出头了！
正在开怀畅饮之际，沈彩泉递进来一角公文，拆开一看，是杭州府为这一案有所诘驳，说余杭县所送的人犯供词中，有“口鼻流血”的字样；而尸格中含混不清，又说“流血水”，又说“有痰涎”，情事不符。
这是个漏洞，似乎很难补救。但陈竹山认为轻而易举，只要重新改填一张尸格，托人到杭州府打个招呼，抽换一下就行了。
刘锡彤言听计从，将尸格上被驳的几处，一律涂改为“七窍流血”，这样，就更像中毒而死了。
收到余杭县所附钱宝生所具甘结，以及声明尸格抄缮有误的公文后，杭州府知府陈鲁认为可以定谳了。
谋杀亲夫，当然是凌迟处死。杨乃武为指使葛毕氏杀夫的正凶，依律应该“斩立决”——同样处斩的罪名，亦有区别，除了“斩立决”以外，还有一种“斩监候”，是暂时监禁在狱中，等候秋后处斩。得到霜降过后，刑部秋审处照例将各省所报“斩监候”的人犯，造具黄册，依照案情，建议何者应该处决，何者可以暂缓，奏请皇帝亲裁，其名谓之“勾决”。未勾到的，便可以缓死一年；或者遇到国家有大庆典，暂停行刑，亦可多活些日子。总之，是“斩监候”，就还有一线生路；而“斩立决”则是一等刑部核准处斩的公文到达，立即处决。除非及时及特赦的恩旨颁到，方能“刀下留人”，否则就算死定了。不过，这种恩旨是千古难遇之事。
此外，就只有一个钱宝生——这也是陈竹山的主意，公文上仍旧称杨乃武所供的姓名；甘结上在“钱坦”之下，另注“宝生”二字——也有处分，是最轻的“杖责”。当然，这个处分到了余杭县是可以马马虎虎不执行的。
听到判决，杨乃武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本为无中生有之事，而居然有钱宝生所具的甘结，证实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什么人以何原因买到了砒霜，一切都如他自己所说，岂不是自己将自己的一张嘴堵得死死的！
因此，杨乃武唯一的希望，就是上级审转之时，能够传提爱仁堂的钱老板列案对质，在公堂上设法找一两个漏洞，使得问官大起疑心，切实追究，才有翻案的可能。当然，最好是有人能事先提一句：“爱仁堂的老板，根本不叫钱宝生。”无奈死囚在狱中的监管极严，连与亲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又何能将心中的盘算，付诸实行？看起来，只有皇天保佑，遇着一位精明的清官，才有一线生路。
十一月初，一干人犯由杭州府移解按察使衙门——这个衙门在靠近西湖的钱塘门，是有名的古迹。原为岳飞的故宅，其中有口井名为“银瓶井”，相传岳武穆风波亭遇难以后，他的小女儿身挟银瓶，投井殉父，就是这口正在按察使监狱附近的古井。
岳武穆死于秦桧以片纸付狱卒的非法谋杀，毙命的地点，就在按察使衙门右面的土地庙，此处在南宋是大理寺监狱的风波亭。因此，浙江的按察使到任以后，每每以岳武穆的冤狱，引为警惕，持法务求其平。但是，杨乃武所遇到的这位按察使，却是个不甚重视民命的庸才。
此人姓蒯，名叫贺孙，号士芗，跟当今权势赫赫的军机大臣沈桂芬一样，原籍江苏吴江，占籍顺天府大兴县，从小生长在天子脚下，说得一口极漂亮的京片子，也沾染了极深的旗人习气。问案的时候，公案上摆着上好的龙井茶，精致的水烟袋。一面问案，一面喝茶抽烟，不时还要剔一剔指甲，闻两个鼻烟。审过一堂，见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供词并无翻异，随即转解巡抚亲审。
浙江巡抚名叫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倒是十二年才出一回，很难得的拔贡出身。不过起家却是军功，是现任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恪靖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左宗棠在浙江起家，领兵西征，与李鸿章的坐镇北洋，同为朝廷两大柱石。李鸿章的饷源在江苏与上海，占尽膏腴之地，左宗棠则视浙江为禁脔。杨昌濬的主要任务，就是替左宗棠筹饷。朝廷亦默许浙江为左宗棠的地盘，浙江巡抚应该是左宗棠的私人。因此，杨昌濬的地位极其稳固，只要将左宗棠敷衍好了，便不愁会有的调动。
因为如此，杨昌濬在浙江颇为专横，凡事独断独行，不大有什么顾忌。不过，官声亦不太坏，像遇到这种逆伦重案，亦不敢轻忽。问过以后，还特地派人到余杭县去密查。
所派的“委员”是个候补知县，名叫郑锡滜。刘锡彤得知这个消息，大为紧张，即时将陈竹山请了来，商量对策。
“这怕什么？”陈竹山的态度跟刘锡彤恰好相反，毫不在乎，“查不出什么来的！”
“竹山兄，”刘锡彤仍然是很不大放心的语气，“凡事不可大意！”
“是！凡事不可大意。”陈竹山对他的这句话另有解释，“郑大令奉委来查案，明明是宪台调剂调剂他。这一点，倒不可大意了。”
刘锡彤被提醒了。他当然深知官场的规矩，拿候补知县来说，浙江十一府共七十六县一州，七十七个州县缺中，经常可以调动的不过五分之一，而候补知县何止两三百？其中最硬的，是会试之年，榜下即用的进士，分发到省，遇缺即补，名为“老虎班”；其次是持有京中大老八行书的，如像当年宝鋆为刘锡彤出信那样，也不能让他久等；再次是捐班知县中钱出得多的，有特别优先补缺的名堂，也不能不格外照应。就这三类人，已占尽了经常能调动的几个缺，所以“班次”在后的候补知县，如想补上实缺，难如登天。
补缺既难，便只有“派差使”，其名谓之“调剂”。候补知县所派的差使，花样极多，最光明正大的，自然“署缺”，譬如某县知县病故，或者因案革职，先派候补知县署理一个短时期。如果正遇上收漕粮的“上下忙”之时，哪怕几天的工夫，亦有一笔好收入。如能派上一个收厘金的差使，名为“税差”，更是非有特殊关系不能获得的“调剂”。此外还有各种杂差，譬如押运、押解等，查案亦是其中之一。
如果拿郑锡滜的被奉派密查，当作巡抚对他的调剂来看，事情就好办了。这得有所破费。刘锡彤虽有些心疼，但“财去身安乐”，此时先就可以放心了。
话虽如此，还是得布置一下，“最要紧的是爱仁堂。”他说，“竹山兄，这上头还要请你费心。”
“我知道，我知道！请放心好了，不必我去找钱家兄弟，他们自会来找我。”陈竹山很有把握地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当初钱坦如果死不肯出‘甘结’，算他狠。白纸黑字落在我们手里，不怕不能牵着他的鼻子走！我这就去办。”
陈竹山辞出县衙门，先派人去放个风声。果然钱坦由钱恺陪着，急急从仓前赶了来了。
“你们不要紧，没事！”陈竹山不等他们开口，先就安慰，“不要说是省里来查，哪怕京里派钦差来查也不要紧。你们想，杨乃武自己这样招供，钱老板你又没有冤枉他，怕什么？”
“是的。”钱坦问道，“上头来查，我怎么说？”
“你就照甘结上的话说，杨乃武因为毒老鼠来买砒霜，他是有身份的人，你当然不会疑心他说假话，更不会疑心他买了砒霜去做坏事，所以卖给他了。日子、砒霜的分两、价钱，不要弄错！”陈竹山特别加了一句，“除此以外，一个字不必多说。”
“他要问起别的话呢？”
“什么别的话？”
钱坦已经毫无主张，事实上亦没有更好的办法，唯有谨记着陈竹山的话，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回到仓前去等着。
隔了有四五天，来了个余杭县的差人，上门非常客气，“钱老板，省里派了位郑大老爷来查小白菜的那桩案子，要麻烦你进城一趟。”他笑嘻嘻地问道，“不晓得你哪一天有空？”
传唤小民讯问，居然凑人的方便，可说是件奇闻。钱坦岂止受宠若惊，简直有感激涕零之感，一迭连声地答道：“今天就有空，今天就有空！”
“那么，我们现在就走，好不好？”
“好啊！我们吃了饭就走！”接着便唤他的伙计杨小桥：“小杨，顺兴馆去叫四个菜来，打两斤黄酒。菜要好、要快！”
“不，不，钱老板你不要客气，我吃过了。”
“吃杯酒，吃杯酒！大老远来了，连顿饭都不吃，没有这道理。”
差人是经过刘锡彤亲口交代的：无论如何不可以难为人家，一定要客客气气，让人家觉得不是来打官司。如果吓着了钱坦，到案胡言乱语，就要严办原差。因此，这个差人心里在想：如果坚持不受，钱坦心里反而不安，便歉然地笑道：“一来就叨扰，真不好意思。”
喝着酒，钱坦少不得要问问切身之事。那个差人告诉他：郑大老爷人很和气，很好说话，叫钱坦尽管放心大胆去应讯好了。
为了还要到堂见官，钱坦酒不敢多喝。饭罢相偕进城，原差却不回县衙门，将钱坦一直带到很体面的一处大宅，由侧门进去，是一座花园，他告诉钱坦说：县大老爷特为借了大绅士吴家的花园，做郑大老爷的公馆。问话也在这里。
正在谈着，陈竹山从假山洞里钻了出来，一见钱坦就说：“你放心！问过一次就没事了！记住，话不可前后不符，也不必多说一句。上去吧。”
于是原差带着钱坦，穿过假山，来到一座楠木厅前，叫他在廊上站一站，自己掀开棉门帘入内。不一会儿，回身出来，向钱坦招招手，示意入厅。
一进门就发现一桌盛筵，正在收撤。朝另一面看去，紫檀炕上坐着一个红光满面的官儿，在喝茶抽水烟。炕几上摆满了银光闪闪的高脚果盘。这种豪华的气派，钱坦还是初见，竟看呆了。
“磕头！”原差推一推他，“是郑大老爷。”
钱坦被提醒了，急忙跪倒，口称：“小人钱坦，给郑大老爷磕头！”
“你就是爱仁堂的老板？”
“是！”
郑锡滜点点头，向左右关照一声：“录供！”
于是听差抬来一张小桌子。郑锡滜随带的家人铺设文具坐了下来，提笔在手，静候问话。
“钱宝生！”郑锡滜问，“你开一家药店叫爱仁堂，是不是？”
钱坦愣了一下，这句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很难回答。如果声明自己不叫钱宝生，似乎节外生枝，与陈竹山的告诫不合。这一层应该要考虑。
郑锡滜却不容他有考虑的工夫，带些诧异的语气问道：“怎么？爱仁堂不是你开的吗？”
“是，是，是的。”钱坦不假思索地答说，“爱仁堂是小人家传的老店。”
“这样说。药性你是精通的了？”
“是！”
“你知道不知道砒霜是毒药？”
“当然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么卖给杨乃武？”
“因为他是有身份的人——”钱坦便将以前说过的话，杨乃武如何路过，以何原因买砒霜的话，又供了一遍。
“你知道不知道，杨乃武跟葛毕氏有暧昧情事？”
钱坦一时没有听懂他的话，细想一想才明白，毕竟是识得字的，了解问官所说的“暧昧情事”，指奸情而言。当即答说：“小人住在仓前，不大进城，以前也不认识杨举人，不知道他跟人有什么暧昧！”
“你说的话句句是真？”
“句句是真。”
“如果你撒谎，将来问出来，你的罪很重！”
“小人不敢撒谎。”
钱坦的回答语，干净利落，郑锡滜颇为满意。点点头问说：“敢不敢具结？”
“敢！”
“好！”郑锡滜大声问道，“余杭县原差在哪里？”
原差就在楠木厅外走廊上，闻声而进，打个千说：“余杭县原差伺候。”
“你把姓钱的带下去。叫他具甘结送上来。”
“是！”原差问道，“具了甘结，是不是放他回去？”
“当然！不干他的事。”
听得这话，钱坦知道又过了一关，跟着原差退了出来，陈竹山笑容满面地迎接。甘结是有现成格式，早就备好了的，只要填上案由、姓名，打个手印，便算毕事。
等钱坦一走，陈竹山随即赶到县衙门，直入签押房报告经过。刘锡彤当然很欣慰，但想到此番供应，已经花了几十两银子；郑锡滜回省，少不得还要送上一笔程仪，至少亦须四十两一个红包，不免又有些心疼。
“唉！”他叹口气，“所谓‘讼累、讼累’，不想我做县官的，亦受了讼累！”
陈竹山有些好笑，但又心中一动，随即低声说道：“这案子里面，应该有些生发。”
刘锡彤精神一振，偏着头说：“倒要请教。”
“等想妥当了，再来禀告。”陈竹山说，“事情总要拿郑大令送走了才有工夫来办。”
“嗯，嗯！”刘锡彤问道，“你看该送多少？”
两人商量结果，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决定红包加重送一百两的程仪，要求郑锡滜回省禀复时，话要说得格外切实。至于刘锡彤的“讼累”，“羊毛出在羊身上”，杨乃武的造孽钱不少，不妨要他家吐一点出来，这由陈竹山去想办法。
“杨中丞既然派了郑大令出来，当然信任有加，只凭郑大令一句话，就可以‘勘题’了。等部文一到，是‘斩立决’的罪名，杨乃武只有一个年好过了。”
“向例死罪的部文，一来一往总得三个月。”刘锡彤说，“这是很顺利的话；如果部里要驳，那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有回文。”
“怎么会驳？”陈竹山大不以为然，“决不会！这样案子，如说要驳，那是跟杨中丞过不去，有意给他难堪！杨中丞是左侯的红人，左侯西征，威风凛凛，朝廷很买他的账。俗语是，‘打狗看主人面’，不管怎么样，也不能不准杨中丞的‘题本’。”
“是啊！”刘锡彤也觉得有左宗棠的关系在内，朝中不能不顾杨昌濬的面子，“倘或要驳这件案子，等于就是叫杨中丞知趣，自己可以辞官了。”
“果然朝中要请杨中丞走路，法子多得很，犯不上拿这件案子做题目。而况，铁证如山，部里的司官也不会随人摆布，说驳就驳，说准就准。”
刘锡彤将前后经过，细想了一遍，完全同意陈竹山的看法，作了一个结论：“对！此案只要杨中丞勘题，部里没有不准的道理。杨中丞是不是照臬司所拟的罪名勘题，关键在郑大令的禀复上面。”
“一点不错！”陈竹山说，“我看郑大令是很好说话的人，为了他的方便，索性替他拟好一个禀单的稿子，锡公，你看如何？”
“好啊！竹山兄，那就烦你大笔了。”
陈竹山本有跃跃欲试之意，当即用郑锡滜的语气，拟了一个禀复巡抚杨昌濬的稿子，历叙奉派到余杭县密查的情形，特别强调“传唤爱仁堂钱姓店主前来，亲自面讯；反复诘责，所言与存案供词，毫无歧义”。最后总结一句，说刘锡彤审办本案，确属“无冤无滥”。
看过这个稿子，刘锡彤相当满意，略微改动了几个字，备好程仪的红包，一起带着去看郑锡滜。略略寒暄了几句，问起密查的情形。
“这也没有什么好查的。”郑锡滜说，“老兄问得很详细，该查的都查了。在我这里，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这样说，公事已了，可以好好儿畅叙几天。”
这是以退为进，变相询问行期的说法。郑锡滜随即答道：“公事在身，急于回省复命，我想明天就要去了。”
“明天就走，太匆促了，我不敢多留老兄，无论如何，多留一天。”
“多留一天还不要紧。”郑锡滜说，“反正我可以先写一点东西。”
于是，刘锡彤唤进跟班，取来拜匣，亲手将一封程仪送上。封套上已写明数目一百两，郑锡滜多少有意外之感。原以为不过十二两或者十六两银子，不意加了数倍，自是喜出望外，但也因此而略有疑虑。刘锡彤的官声，并不太好，为人亦不是慷慨豪爽一流，而有此大手笔，其故安在？这样想着，郑锡滜口中虽深深道谢，心里却加了几分戒备。
谈到公事，刘锡丹很热心地说：“老兄带的人手不足，代笔无人，兄弟斗胆备了个稿子在这里，特此送来请指教。”
郑锡滜看完他代拟的禀单，觉得语气太强了些，有些极力为刘锡彤辩白的味道。只是刚受了人家一份重礼，不便异议，考虑了一会儿，有了个计较。
“高明之至，多谢、多谢！”他说，“此番奉命差委到贵县，名为密查，其实事事仰仗老兄。实情如此，亦不便再说什么门面话，反显得对上官不诚，我想，不如就我与老兄会衔禀复。两个人的话，总比一个人的话有力量些。老兄以为如何？”
刘锡彤一时摸不透他的意思，只觉得他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再说原件不动，要说的话都说到了，则求仁得仁，亦就不必再顾虑其他了。
“是，是！”刘锡彤说，“我遵老兄的吩咐。”
接到郑锡滜的禀复的第三天，巡抚衙门就将案子报出去了。因为年关将到，封印在即，而像这些案子是有严限的，不能不赶在年前办出去。
但是，办是办了，却很勉强。因为原来的命令是派郑锡滜密查，结果却是会同余杭县一起禀复，失却“密查”的原意。有人以为郑锡滜不符委任，应该另外派人再查；而亦有人认为这一来将会耽误限期，拖过年很不适宜。两派意见，取决于巡抚。杨昌濬同意后者的看法，限期要紧。不过对于郑锡滜相当不满，传了来狠狠地申斥了一顿。
杨家是一直在注意案子的进展的，等郑锡滜一离余杭，詹善政跟踪进省，原以为巡抚派人密查，自然是认为本案尚有疑问，而郑锡滜密查以后，那些疑问将会加深加重，整个案子有重新推翻的可能。因此，这一趟进省抱着极大的期望。结果，听说竟赶在年前报了出来，自是大失所望。
正要回余杭时，来了杨乃武的两个亲人，一个是杨恭治，一个是杨乃武嫡亲的姐姐，詹善政叫她杨大姐的叶杨氏。
杨大姐虽是女流，却有须眉气概，做事很有魄力。她亦是在县里打听到，郑锡滜受了刘锡彤的好处，料知禀复一定维持原案，特意赶了来商量营救之策。
“这桩官司是天大的冤枉！我们杨家，倾家荡产都要替乃武申冤。你们两位有什么计较，尽管说！”杨大姐又说，“我娘只有这样一个亲兄弟，不救他，对不起故世的父母。”
詹善政俯首无语，杨恭治面色凝重。不是没有话说，只为了杨大姐最后那句话，沉痛过于破釜沉舟，都觉得应该用沉默来表示至哀极忧；除非有挽回的善策，否则，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恭治！”杨大姐问说，“臬台衙门你有没有路子？”
“只认识个把小角色。”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小角色有时候派大用场。你认识的是什么人？”
“一个跑上房的小厮，名叫汤新。”
“跑上房？”杨大姐问，“多大年纪？”
“十四五岁，人倒颇灵活的。”
杨大姐失望了。所谓“跑上房”是伺候臬司，人头一定很熟，可以由此找到路子，只是年纪太小，而“灵活”也者，多半浮滑。这样一个孩子，无法托以需要保持机密的大事。
“杨大姐！”詹善政开口了，“你问臬台衙门的路子，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当然。我想，你们两个之中，总要有个人能够进去跟乃武见一面。”
“这，”詹善政大摇其头，“我早就这么想了，可是不成功。他们说，陌生人进去惹眼，给上头知道了不得了。而且，我们两个到监狱里去过好几回，门口的人都认识我们，更不容易混进去。”
“那么，女的呢？”
“女的？”詹善政与杨恭治不约而同地表示诧异。
“是我！”杨大姐说，“我想到监狱里去一趟。”
“大姐！”杨恭治说，“你不要想什么花样！女人怎么能到男监狱里去呢？”
“我不是混进男监。我是想混进女监去看小白菜。”
这个想法太不可思议了！詹、杨二人一时还无法接受，只怔怔地望着杨大姐，无法赞一词。
“你们觉得这个念头转得太怪，是不是？我说道理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杨大姐想了一下，用发问的方式来解释她的想法：“我倒请问，葛小大是怎么死的？”
“不是说毒死的吗？”杨恭治笑说，“如果不是毒死，那么是怎么死的呢？”
“是啊！我就是要去问一问小白菜！只有小白菜一个人知道。”杨大姐又说，“我倒疑心是中了毒。不过这个毒药，当然不是乃武给她的。那么，到底是哪个给她的呢？事到如今，她当然也用不着有啥忌讳，或者卫护哪一个了。再退一步说，果真乃武有啥对不起她的地方，故意咬上一口，到了这步田地，她也没有不说实话的道理！因为如果葛小大是她害死的，她总归不能活命了，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定会良心发现，把实话告诉我！”
杨大姐这番侃侃而谈，立即改变了詹、杨二人的想法，觉得如果她能跟小白菜见上一面，会有极大的用处。
不过，杨大姐要想混进女监，实在很难。监狱亦是禁制严密之地，而且小白菜的罪名是凌迟处死的第一等重囚，脱逃固无可能，畏罪自尽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所以日夜有人看守，杨大姐即令能够混了进去，亦无法跟小白菜私下交谈。
当杨恭治说了这些难处以后，杨大姐点点头承认：“不错，确是很难。不过，事在人为，不妨走走路子，只要能够混得进去，哪怕我只在铁栅栏外面，望一望小白菜，至少也可以从她脸上看出点什么来。”
杨恭治不作声，詹善政也不作声，但两眼乱眨，是在动脑筋的样子——他认得一个朋友，是在城隍山上吃茶闲谈而结识的，此人似乎对官场中的情形很熟悉，为人坦率而热心，虽是初交，倒是个可以商量大事的朋友。
于是，他说：“大姐既然决心要这样子做，我就去找个朋友问问看！”
“好的。”杨大姐又说，“善政，我带了四百两银子在这里。钱，只要花下去有用处，你不必心疼。不过，年近岁逼，我上有公婆，下有儿女，要早早赶回过年！”
“我知道！如果办得到，我要催他尽快；办不到，也有句确实的话，不会拖日子的。”
杭州的城隆山，就是所谓“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跟京里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城里的城隍庙，约略相似，是贫富不分，老少咸宜的消遣之地。山并不高，沿大路树荫下，设着许多茶座，春秋佳日，座无隙地，夏天更是夜来纳凉的好地方。但急景凋年的时候，北风凛冽，却少人光顾。詹善政此来，是迫不得已，明知十之八九会扑个空，亦不能不来碰碰运气。
运气真不错！他居然在药王殿前的茶座上，发现了他那个朋友李景山，一包花生，几个臭豆腐干在喝烧酒。
“李二哥！”詹善政很高兴地招呼，“你倒清闲自在！这个时候，还来逛城隍山。”
“你不也来了吗？”
“我是特为来寻你的。”
“特为寻我？”李景山问，“有事？”
“当然有事。走，走！我请你吃‘皇饭儿’去。”
李景山踌躇了一下说：“实不相瞒，我自顾不暇，恐怕没有工夫来管闲事。要过年了，又是这种天气，我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吃‘花酒’，不是发疯了？我是来躲债的。”
“你有多少债务？”
“也不过百把两银子。”
“你放心！事情办成，百把两银子包在我身上。”
李景山先是一喜，接着泄气地摇摇头：“你的事难办！”他知道他是杨乃武的至亲，料到来意，自问无能为力，所以作此表示。
“事情是有点难，不过亦不见得一定办不到。谈谈不妨！谈不成就吃我一顿饭，也不要紧。”
“这倒也未尝不可。”李景山心想，反正无聊，且叨扰他一顿，再跟他谈谈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是破闷之法，所以欣然跟着詹善政下山。
听完詹善政所提出的请托，李景山立刻想到一个人，是按察司衙门的照磨，名叫倪槐。照磨这个官儿，职掌“照刷案卷”，一省的刑名档案，都归他管，官小而任重，上上下下都要买他三分账。托他跟管理囚犯的司狱去说个人情，或者可以通融。
于是他说：“路子倒有一条，不过人家肯不肯，不敢说。我可以替你去试探一下，能成功最好，不成功你不要怪我。”
“当然，当然！”詹善政急忙答说，“决不会怪你。”
“快过年了！年里——”
“李二哥！”詹善政抢着说道，“事情就要年里办！因为那个杨大姐来一趟不容易，她有公婆、丈夫、儿女，一个当家人还要赶回去料理过年。李二哥，她说过，只要事情办成，多开销几文不在乎。”
“这恐怕有点难。她要过年，人家也要过年。你说是不是呢？”
“是！是！不过无论如何要拜托李二哥想个法子。”詹善政又说，“只要事情办成功，李二哥你这个年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过得去了。”
最后这句话打动了李景山的心，他考虑了一下说：“既然这样，就要先花本钱。”
“是！”詹善政问，“先要花多少？”
“这样，你明天一早去备一份礼，送到我家里来，我替你去托个人情。不过，”李景山加重了语气说，“这份礼总要十几两银子，可能白白花费，一无用处。”
十几两银子虚掷就虚掷了，詹善政毫不迟疑地答说：“求人的事，本来就没有必成的道理。白白花费也无所谓。”
“只要你明白就好。”李景山的心又热了些，“我一定替你上紧去办。”
于是李景山说了他家的地址，詹善政谨记在心。饭罢回到客栈，将经过情形告知杨大姐。她做事很爽脆，一面开单子命杨恭治去备办礼物，一面取了二十两银子交给詹善政，说是先送李景山的礼物。
“年底下各人都有些账要还。托人办事，当然先要替人分忧，有这二十两银子，他暂时可以松口气，才能真的上紧替我们奔走。你告诉他，事情成不成不管，这二十两银子他先用了再说。”
詹善政见她出手大方，明白事理，心里非常佩服；同时觉得这样做法，在李景山面前很有面子，所以心里也非常高兴，很起劲地说：“我明天一大早就去，一定钉到他，一定有个确实回音。”
“对！你再告诉他，事情成功了，我们另外送三百两银子。就算包给他了！”
“善政！”杨大姐又说，“你要懂我的意思，三百两银子是包给你那位朋友，统统在里头，不过，话不可这么说，这么说人家会不开心。”
“那，大姐，要怎么说呢？”
“你说，一切请他费心。该送多少请他斟酌，如果只要二百两银子，一百两就送给他；如果只要一百两银子，二百两也送给他。”
如此说法，相当动听，但不能深一层去想，倘或要五百两银子呢？李景山不就一无所得了吗？这样转着念头，才知道杨大姐的能干。在“外场”上，手腕决不输与一般的男子。
“唉！”他忽发感慨，“当初事情刚起时，我姐夫不要那样子自负，什么人都不放在他眼里，先虚心跟大姐商量一下，也许只是晦气几两银子，在县里就把这场祸事了掉了！”
“事到如今，也不必谈过去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官司还不算输到底！不过，此刻是要紧关头，一点都放松不得。善政，”杨大姐说，“你要多辛苦，我办不到的事，就要靠你了。”
“那当然。大姐，你倒说，什么事是你办不到的？”
“譬如说，我是叶家的人，有公婆在堂，不能不回去过年，心里想在杭州钉住这场官司，也是力不从心。”
换句话说，是希望他过年不回家，在杭州照料。詹善政心里在想：杨大姐不但能干，而且厉害，城府很深。这一趟如能达成愿望，入狱与小白菜私下一晤，也许有法子说动她翻供，那一来官司就有得打了！
第二天一早，詹善政雇了两个脚夫，挑着名为“条箱”的长方朱漆大木盒到李景山家送节礼。款式周到，还用全帖写了一张礼单：“谨具绍酒成坛、金腿一双、迎春四盆、细点八盒，奉申年禧。”但下面却未具名。
礼物的选定和礼单的格式，都是杨大姐的设计，其中别有深意。她在想，李景山要去托人情，当然先要送年礼，这一层人家想得到，却未见得有工夫去备办；就算有工夫，也耽搁辰光，倒不如连礼单都替他备好。李景山见有现成礼物，只要在礼单上写上他自己名字，立刻就可以送去，也就立刻可以谈正事了。
果然，等詹善政送上银票，再照杨大姐的话说完以后，李景山指着条箱说道：“太客气了！何必还来这一套？不过，我倒有个用处，索性连条箱带人，我都要借用一用。”
“好，好！我叫他们留在这里，听你差遣。”
“你道我为啥要借用你的人？老实说，这四样礼，在我这种身份的人，就算很贵重的了。为了你的事，我这四样礼要转送一个人；至于监狱里要打点，该当多少，我还不敢说。尽力照你所说的数目去办就是。”
“费心，费力！”詹善政抱拳致谢，接着又说，“请问，能不能早点听回音。”
“最迟明天。”李景山说，“或许今天晚上。”他略停一下问道，“你住在哪里？”
“众安桥长泰客栈，宇字五号房间。”
“好！我一有消息就来通知你，你不要走开。”
“是，是！费心，拜托。我在长泰恭候大驾。”
因着事关重大，詹善政、杨恭治陪着杨大姐在长泰枯坐守候，一步都不敢离开。到了中午，正在吃饭时，李景山来了。詹善政丢下筷子去迎接，客气地相邀同餐，李景山摇手说：“不必客气。那位杨大姐在哪里？”
“噢！”詹善政不知道怎么答复了。
“是这样——”
李景山先将接头的情形告诉他——那四色水礼，送到按察司照磨倪槐那里，颇有效验。倪槐很客气地动问来意，而且也很直爽地表示，无功不受禄，李景山送礼，必有缘故。只要他办得到的事，无不可帮忙。
于是李景山率直相告，有如此这般一件事，希望他帮忙。倪槐初闻此语，伸一伸舌头，认为匪夷所思，不过，后来口气却松了。
“他说，他是佩服这位杨大姐，女流之辈，有此胆量、魄力，真还少见，愿意尽力帮忙。不过，他也说，这件事他担的风险很大，不但他自己的前程可能不保，更关乎他的亲家——”
“亲家？”
“是的，亲家。”李景山说，“倒是巧得很，他跟按察司衙门的司狱李佩琼，新近成了儿女姻亲。这件事，大部分的责任都在李司狱身上。”
“照此说来，一定可以成功了？”詹善政很高兴地说。
“也不能这么乐观。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倪照磨去说都不成功，就再也不会成功的了！”
“是，是！路子是走对了。”詹善政又拜托说，“无论如何要请你费心。”
“我不过跑跑腿。如今成败全在杨大姐身上。”
“噢，请说。”
“倪照磨要先跟杨大姐见面，问她几句话；这几句话问对了，他才肯去进行。他说，唯有问清楚，认为不要紧，进行才有把握。”
詹善政想了一下说：“对！这件事李司狱的责任比倪照磨重。李司狱当然有些话要问他亲家，如果答不出，李司狱就不会贸然答应。既然如此，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不要紧，有话你实说好了。”
“不如请倪照磨直接陪着杨大姐去看李司狱。你道如何？”
“是啊！”李景山说，“我倒没有想到。这样做还省事得多。如今我先陪着杨大姐去看了倪照磨再说，倘或要去看李司狱，就由他家一直去了。这样也比较省事。”
于是，詹善政入内，与杨大姐说知经过。她当然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即时换了衣服，出来与李景山见了礼，道了谢，由詹善政陪着，一乘小轿随李景山到了倪家。
到了倪家，先请见倪太太，周旋了一番，方始向倪照磨郑重致谢。李景山道明直接想见李司狱的意思，倪照磨深表同意，随即又转往李家。
“叶太太！”李司狱操着沉重的贵州口音说，“你想来知道，这件事是法所不许的。”
“是！”杨大姐答说，“求李老爷法外施仁。”
“我跟我亲家说了，”李司狱指着倪照磨说，“叶太太是个奇女子，我很愿意帮忙。”
“不敢当！李老爷说得我太好了。妇道人家，抛头露面，也是万万不得已。一切都求李老爷成全。”
“只要帮得上忙，无有不帮之理。不过，这件事不能一时凭高兴去做，后来会发生怎样的结果，事先都要想到。因此，我先要拿事情弄明白，想请教叶太太几句话。”
“是！请吩咐。”
“叶太太想见葛毕氏，是为了什么？”
杨大姐想了想答说：“我只是想问问清楚，我兄弟不是杀人的人。”
“那么，你们猜想，葛毕氏会不会跟你说实话呢？”
这一点杨大姐实在没有把握。不过，这要说了实话，则入狱探访，便是多此一举。所以她很有信心的语声答说：“会的！”
“以后呢？”李司狱问，“我是说，你从葛毕氏口中听到了实话，怎么样？”
最要紧的是这句话。杨大姐的用意是不问也可以知道的，探得实情，自然要呈诉翻案。那一来追究到底，可能牵出入狱私探的秘密，岂非替李司狱惹来大祸？
意会到此，杨大姐故意问一句：“这就要请李老爷跟倪老爷两位指点了。”
李、倪二人交换了一个眼色，不约而同地点一点头，似乎对她的答语相当满意。
“叶太太！”李司狱说，“你倒真不像女流之辈，公事上的轻重进出很懂。你入狱查访，知道了实情，当然要替你弟弟申冤，这是说都用不到说的。我现在再要问你一句，将来你进状子，会不会把如何访得实情，叙了进去？当然不会，是不是？”
“是！”杨大姐说，“我将来要进状子，一定先请教李老爷，有关碍的话，一句不说。”
“好！”李司狱说到这里，将杨大姐从头到脚，仔细看了一遍。
三十四五岁的杨大姐，徐娘风韵，还着实动人，让陌生男人这样盯着看，不由得发窘，脸泛红霞，略添少妇的娇羞，更令人心动了。
“叶太太，有件事，我可得预先说明白，而且请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
“是！”杨大姐到这时候可也有些害怕了，因为李司狱的那双眼睛，有着一种说不出诡秘神色，实在猜不透他此时心里在转什么念头。
“监狱里的情形，叶太太，你知道不知道？”
“亲家！”倪照磨插嘴说道，“叶太太哪里会知道？”
“只怕，亲家，”李司狱答说，“连你也未必知道，其中的内幕说不尽，总而言之一句话，暗无天日！”
听得这四个字，杨大姐悚然心惊，自然而然地想到她的弟弟，不知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叶太太，”李司狱说，“如果我能替你想出办法，我只是间接托人。这种事，我是没法交代下面照办的，这一点你要明白。”
这就是说，李司狱不能拿这件事当公事去办，因此，如果办得不够圆满，或者出了差错，他就无法向部下追究责任。他提出这个警告的意思是，如能入狱私探，一切还得靠自己；莫以为有李司狱作靠山，便可有恃无恐，否则，作兴就会出事。
于是她点点头答说：“是的，我明白，一切我都会谨慎小心。”
“对了！不过，又不光是谨慎小心的事，还要忍耐——不，不，”李司狱赶紧又更正自己的话，“不是忍耐，是——是要自己早早有个打算。”
“打算？”杨大姐问，“请李老爷告诉我，打算什么？”
这一下，李司狱倒有些碍口了，招招手将倪照磨找到一边，悄悄说了几句。杨大姐遥遥望去，只见倪照磨脸上亦是尴尬的神色，不免更惴惴然了。
只是，她毕竟是有决断、有胆气的妇人，见此光景，不肯退缩，反而说道：“两位老爷，不必为难，有话尽管吩咐。”
李、倪二人对看了一眼，取得默契，还是由倪照磨开口，话比较好说些。
“叶太太，我这位亲家刚刚说过，狱中暗无天日，牢头禁子更是十个有九个心狠手辣的。他们在外面，什么都没有，一到了里面，什么都是他的。尤其是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那种敲诈勒索的可恶，是外人想都想不到的。叶太太，你年纪还轻，如果到了里面，有人对你起了坏心，那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人救得了你！”
杨大姐恍然大悟，心里当然很害怕，不过，“不是女监吗？”她问，“也有男的牢头禁子管？”
“当然有。牢头禁子不过不能进女监而已，其实这也是说说的，有那悍泼的女犯闹事，禁婆压不住，还不是得男的进去，才能了事。”
“那么，所谓‘起了坏心’，是怎么起法呢？”杨大姐问这话的意思是，倘或摸一摸什么，或者抱住亲个嘴，看在兄弟性命交关的分上，也就忍了。
可是在旁人看，她这一问，几近多余。尤其以杨大姐的精明，不应该不明白，然则明知故问的用意何在呢？
话有些谈不下去了。杨大姐很见机，发现倪、李二人面面相觑，颇有尴尬之色，知道自己的话问得不适当，因而急忙补充：“想来很麻烦的事！我不大懂，请两位老爷教导！”
“教导不敢当，不过忠告应该提出。叶太太，”倪照磨说，“女人家名节要紧，万一你在里面吃了哑巴亏，我亲家本是一番好意，变成害你了。或者你吃哑巴亏，一时想不开，那就不但害你自己，也替我亲家无缘无故惹祸。这里头的关系出入很大！叶太太你要仔细想一想。”
这番话，语气中虽还有含蓄，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了。他的意思是，探狱之时，或许会有狱卒，胁迫强暴，如果肯吃这个哑巴亏，是害了自己；不肯吃哑巴亏，闹将起来，或者羞愤而寻短见，由此牵出真相，李司狱的责任就不轻了。
这就可想而知，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李司狱不会肯帮忙。但如果说愿意吃哑巴亏，就是不惜名节，这话在一个良家妇女如何说得出口？而且，既有此危险的警告，自己也确应该细细考量一下，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如果冒险，自己有几分的把握可以出险？
杨大姐想来想去，这个险是非冒不可。凭自己的机智，有一半的把握能够脱身。倘或李司狱再能加一二分的助力，就大有胜算了。
想停当了，她说：“两位老爷，我虽是两截穿衣，三绺梳头的女流之辈，说话一定算话。将来不管怎么样，我决不会害李老爷。进去了，我当然也懂里头的规矩，要尽意思的地方，一定尽到；能忍的地方，一定忍耐，万万不敢得罪他们。我想，他们知道我的来头，‘不怕官，只怕管’，总得卖李老爷一点面子，也不好意思过分逼我。”
“万一真的过分逼你呢？”
杨大姐自以为自己的话，说得够清楚了，不想倪照磨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免感到窘，强笑着说：“现在倒是倪老爷在逼我了？”
“误会，误会！叶太太，”李司狱对她的话很满意，所以接口作了承诺，“就这样，我一定替你想法子。”
“是！”杨大姐敛衽为礼，“多谢两位老爷，如果我兄弟冤枉能够洗清，一定要供两位老爷的长生禄位。”
“言重，言重！不过，有一点，我要再提醒你，叶太太，你今天自己说过的话，不可忘记。”
“决不会忘记。”
“好的！我明天大概就可以给你回音。”李司狱转脸说道，“亲家，仍旧是我通知你，请你转达呢，还是怎么样？”
“由我这里转，多费周折，直接告诉一个姓李的好了！”
倪照磨将李景山唤了进来，见过李司狱，彼此约定，由李景山在第二天中午到李家来听信。
回到众安桥长泰客栈，杨大姐将与倪、李见面的经过，很详细地说了给詹善政、杨恭治还有李景山听。虽然李景山是生客，但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可以碍口的，她将李司狱所提，在狱中可能会遭遇失身的危险，毫无隐饰地说了出来。
“这，”詹善政神色凝重地说，“大姐，你还得要考虑。”
“是的。大姐，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想，不要紧！有办法可以挡得过去。”杨大姐旋转身子，正对着李景山说：“李二爷，俗语说的送佛送到西天，这件事还得要请你成全。”
“言重、言重！杨大姐，只要我能效劳得上，没有不尽心。你请说。”
“我在想，人家跟我无冤无仇，何必一定要坏我的清白。监狱里头的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非想几个好处，我想再花个百把银子挡挡灾，要拜托李二爷想个法子。”
李景山吸了口气，有些茫然之感，因为直接往监狱里去打点的事，他还没有办过，不知如何着手。
见他踌躇不语，杨大姐便即说道：“李二爷，你慢慢想，我先跟舍弟说句话。”
她将杨恭治唤到一边，悄悄叮咛两件事：第一，立刻赶回余杭，再去凑几百银子送来。第二，她准备入狱这件事，除了杨乃武的妻子以外，任何人面前都不可泄露只字。
“我知道，这里头出入关系很大，你不说，我也知道。不过，”杨恭治又说，“大姐，这件事你要再想一想，万一出了什么事，大姐夫家知道了，不得了！”
“不会出事！就出了事，只要我不说、你不说，谁也不会知道。”
杨恭治恍然大悟，杨大姐为了救同胞手足，已经决定在必要的时候“吃哑巴亏”。良家妇女预备做这样的牺牲，实在罕见。
转念到此，他既感动，又感伤，“大姐，”他说，“我实在没有话了！总而言之，也是合该有救！”
“不见得。不过人事总要尽。”杨大姐说，“你此刻就动身，明天一定要赶回来。”
交代完了，重复回屋。李景山已经想好了，“杨大姐，”他说，“一客不烦二主，我想仍旧托李司狱，不过上门得有个因头。你看——”
他没有再说下去，是故意不说，杨大姐想了想，明白了，说声：“你请坐一坐，我马上就来。”
回到自己屋里开了箱子，把预定要送李司狱及李景山的酬劳，照数点齐，包了两个红包，用块手绢包好，走出来便递给李景山。
“李二爷。”她说，“一切都心照了。”
李景山知道里面是什么，接过来捏在手里，“杨大姐，”他问，“里头的打点，你要给我一个‘尺寸’，我才好办事。”
“一个整数，不知道够不够？”
这是指一百两银子。李景山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杨大姐既然相信我，我亦就不必多说了。”
于是李景山带着红包告辞，一出长泰客栈，先拿自己该得的一个红包收起，另外三百两银子，虽然詹善政有话，一切都包在里头，倪、李二人那里能少付一文，自己便多落一文。但那也无非口惠而已，应该原封不动，送交倪槐，才是正办。
到得倪家，闭门密谈，倪槐盛赞杨大姐，“谁说女人家没用，像那位叶太太，说话行事，差一点的男子，真不及！”他说，“她很厉害，不过厉害在正路上，不能不叫人佩服。可惜，女人家总是女人家。有些风险不能不冒，谁也替不得她。”
“有样东西可以替。”李景山双手一兜，做了个大元宝的手势，“钱！”
“噢，她怎么说？”
“慢慢来，我一桩一桩交代。倪二爷，喏，这是她叫我送来的。”
倪槐从李景山手里接过红包，一看是张三百两的银票，微有喜色，随即问道：“这笔数目怎么分法？”
“自然是请倪二爷做主。”
“做主的不是我，是我亲家。”倪槐问道，“你的在不在里头？”
“我的不要紧！”李景山含含糊糊地答说。
“不！大家做事有个规矩，来手二成，我会替你在我亲家面前说。如果事情真的可以做，这数目也可以了，当然会分出来给你；但如数目上还有斟酌，也要请你再去说一说。”
“是！如果李司狱一定说，是还要添，我把话转到就是。不过，要请李司狱在里头再关照一声，或者直接指定一个人，我自己去接头。叶太太的意思是，愿意再花个几十两银子‘保平安’。”
“保平安”是免于受辱之意。倪槐答说：“能这样最好。本来，监牢里头虽然无法无天，牢头禁子到底也要看看上官的面子。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位叶太太的一双眼睛太灵活，色鬼一看就会动心，倘或出事，未免对不起人家，所以不能不言明在先。如果她再肯花些小钱，我想平安是可保的。现在这样，你跟我一起再到李家去一趟，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把事情都谈好了它。”
说完，相偕去访李佩琼。巧得很，正有臬司监狱一名管事的差役在那里——此人名叫郑兴，是奉召来谈这件事的。所以李佩琼先请倪槐、李景山在书房里坐，直到谈完，方来会客。
李景山很知趣，见过了礼，回避到廊上，容他们两亲家先谈。过了好久，只见倪槐从窗子里向外招手，他方始重新入室，只见倪、李两人神态闲逸，知道事情成功了。
“事情可以做。”李佩琼说，“大致是这样，最近女号里报病，照例是请女医生到里头去看病，叶太太就算女医生带去的人；到了里头，再安排跟葛毕氏见面。至于细节，请宗兄直接跟一个姓郑的去谈。喏，这里是他的地址，今天晚上，他会在家。”
“是！”李景山将一张字条接过来看，上写：“郑兴，住万安桥，关帝庙后身。”
李景山常干这种说合官司，夤缘非法的勾当，知道如今的关键已移在郑兴身上，心里倒不免有些懊悔，自己是失策了。像这样的事，本来说小不小，说大不大，瞒上不瞒下，只要有路子容易得很。当初应该托人去找郑兴，而拿倪槐、李佩琼做个幌子，那一来杨家仍旧花那么多银子，自己却可以落下许多，如今看起来郑兴那里一百两银子还不够，杨家固然还要再花，自己亦无别的好处，而且多费周章，徒耗工夫，岂不是做错了？
幸好，倪照磨倒还“光棍”，将他那“两成头”照数扣了出来，立即过付，做事总算还痛快。李景山计算了一下，这个年不但过得去，还可以过得很肥。再想想，这也是阴功积德的事，便越发起劲，未去看郑兴以前，特意多跑一趟长泰客栈，找到詹善政，先报一个“喜信”，附带作个伏笔，好让他跟杨大姐心里有数，事情可以办成，钱财犹须耗费。
万安桥是座极高大的桥，运河漕船所经，桥洞不高不大不行。桥头东西各一座关帝庙，桥西远比桥东来得热闹，李景山判断郑兴是住在桥西关帝庙的后身。
到得那里一问，提到臬台衙门的“郑头”，立即便有人答说：“你到老地方去找，一定在。”
“老地方？”李景山赔笑问道，“不知道哪个老地方？”
“噢，想来你跟郑头不熟，不知道他的习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总有三百六十天在大昌吃酒。喏，就在前面，你一进门就看见了。”
“是，是！多谢，多谢。不过，我还不认识郑头。”
“不认识也寻得着，渲红一个酒糟鼻子，一望而知。”
果然，一踏入大昌便看到了。郑兴约莫五十岁左右，红脸白发，一个极大的酒糟鼻子，相貌古怪而威严，真不像是个身份低微的狱卒。李景山先不上前，站在门口细细打量一番，心想，照此人的相貌看，是个很痛快的人，不过脾气一定不好，说话要当心，惹恼了他不易挽回。
这样想停当了，才踏上前去，含笑弯腰，仍客气地问道：“你老想来是郑头？”
李景山穿着棉袍，总算是斯文一脉，而郑兴一件老羊皮袄，大襟翻了开来，一只脚还跷在条凳上，这副模样，遇到这样一位陌生人，这样客客气气地来问讯，自不免有失礼之感，急忙将一只脚放了下去，欠欠身子答道：“不敢，不敢！我姓郑。请坐。”
“敝姓李，跟李司狱同姓。”
“噢，噢！”郑兴很快地向周围看了一下，“我知道了。李相公，我请你吃酒。”
这样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便是暗示他不必再往下说。李景山深喻其意，便即答说：“该我请！前面有家小馆子还不错，我们到那里吃酒去。”
“好的。我们马上走。”
郑兴点点头，站起身来，不必算账，只跟伙计招呼一声，便即扬长出店。走过十来间门面，他回身站定了说：“李二爷，我有个地方，平常朋友不带去的。”
这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表示另眼相看；第二，暗示所谈的事必须慎密。李景山也很机警，随即答道：“你那个地方，我不会跟人提起，更不会告诉人家，我到过你那个地方。”
“好！”郑兴满意地点点头，不再多说了。
不多片刻，郑兴到了一条极窄的巷子里，推开一处小门，里面高大的围墙，圈出一个小小的天井与三间平房。堂屋中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也不称姓，也不道名，向郑兴问道：“这时候回来做啥？”
“有客人在这里。”郑兴亦不为李景山引见，只吩咐那妇人说，“阿香，先泡茶，后吃酒。”
李景山有数了，阿香是郑兴的外室，便点点头说：“阿嫂，来打扰你了。”
“好说，好说！请里头坐。”
进了堂屋，两人隔着方桌对坐，随即谈入正题，“司狱老爷告诉我了！”郑兴说道，“这件事担子很重，不过，我愿意帮忙。”
“是，是！郑头，我们那面完全知道，感激得很。郑头你两个‘门口’，开销不轻，过年了，里头的弟兄也苦得很，一点点小意思，真拿不出手。”说着，他将倪照磨那里分来的二成回扣，六十两银子一个红包放在桌上，推到郑兴面前。
“这里多少？”
“六十两。”
“杨家只出得起六十两？”郑兴平静地问。
李景山跟詹善政、杨大姐都是刚刚认识，杨家的境况如何，毫无所知，不便乱说。想一想答道：“这是杨乃武的姐姐交出来的。大概是她自己的私房钱。”
“好！我收了。”
李景山想不到郑兴做事，如此爽快，一方面佩服，一方面倒不免抱着歉意，自觉是欺了郑兴。
“李二爷，老实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像这样的事做一件，身家性命都在上头，如果是不相干的人，六百两我也不肯。”郑兴紧接着说，“如今我愿意帮忙，是为了三个缘故：第一，司狱老爷的交代；第二，那位叶太太有胆量敢进来，我倒要看看她是啥角色；第三，杨乃武这件案子，是冤枉的。”
“是冤枉的？”
“咦！”郑兴诧异了，“你们自己人，莫非你不知道？”
这句话问住了李景山。已经失言，不宜再作牵强的掩饰，说了一半真话：“我跟杨乃武的小舅子小詹是好朋友，不过好朋友总不比郎舅至亲，所以小詹的话，我亦不敢十分相信。现在听你说他冤枉，那就一定是冤枉的了。”
“冤枉也有好几种，像杨乃武这种，叫作‘理屈情不屈’，他自己当然也有不对的地方，这且不去说它！我们回头再来谈叶太太的事。”
照郑兴的说法，杨乃武作恶多端，而且与小白菜亦确有奸情，坏了妇女的名节，所以这次被牵连在内，亦可以说是报应，不过报应太重了些。
“那么，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这就要看看叶太太的本事了，能不能从小白菜嘴里套出真话来！”
谈到这里，李景山突然有所发现，似乎郑兴对这件逆伦大案的真相如何，亦颇想了解。郑兴如此，他的同事可想而知。推究其故，当然是由于好奇，但成分不会太重，此辈所见的稀奇古怪的案子很多，不像一般人那么好奇。然则主要的原因是出于不平，不平思平，因尔关切，希望杨大姐能为他们揭开疑团。
照此说来，杨大姐入狱私探，应该受到“欢迎”；李司狱怕她在狱中受辱，便是过虑，甚至可说是杞忧了！
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乐观了些？李景山心想，此时正宜谈此事，便即问道：“郑头，有人提了个警告，我不大相信，不知道好不好说？”
“说嘛！忌讳点啥？”
“有人说，像叶太太那样，三十刚过，俏刮刮的女人，进到里头，好比自投罗网，十之八九，会有人捏住她私下进狱的把柄，糟蹋了她。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吧？”
“不过分！”郑兴很坦率地说，“李二爷，我跟你老实说，吃我们这行饭的人，脑筋里转的念头，跟别人不同，总是在想：都是批坏人，应该要打要罚！这也怪不得他们，住是住在阴风惨惨的地方，看是看到满脸横肉、凶巴巴的强盗贼，听是听到的各式各样的坏事。你想想，这个人的脑筋怎么好得了？”
“是的，是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讲得真透彻。那么，话再说回来了，叶太太进去，只怕也会有麻烦？”
听得这话，郑兴大为诧异，“她怎么会？李二爷，你是怎么想的？”他颇有不悦之色，“莫非你当我姓郑的是半吊子？”
原来郑兴的意思是，不相干的人可能会遇到如李景山所说的情况，是他所“招呼”的，当然另作别论，不消说得。
“是！是！”李景山于欣慰之余，心甘情愿地道歉，“郑头，我问得多余，我问得多余，是我不对！”
郑兴笑笑，不再诘责。恰好酒菜亦已上桌，李景山心满意得之际，颇有酒兴，郑兴见了举杯爽快，亦觉得是个很好的酒友，不妨交一交。
“李二爷，俗语说的是公门里面好修行，我们这一行作的孽不少，要积阴功也很容易。比叶太太这种情形还要麻烦的事，我们也做过。那当然是犯法的，如果发作，罪名不轻，当然也要值得。你说，是不是？”
这是郑兴在为他营私索贿找借口，李景山心里明白，连连点头：“不错，不错！不能说为了积阴功，一家老小就可以不养。予人方便，自己方便，是一定的道理。再说，犯法亦有各种各样的犯法，利己而不损人，法无可赦，情有可原，哪怕坐牢，心里是安逸的。”
“对！”郑兴很兴奋地一拍桌子，“李二爷，到底是读书人，话讲得透彻。我讲个犯法而利人利己的故事你听。”
“好极了！不过，郑头，我先要问一句：这个故事是不是你亲身的经历？”
“李二爷，天下乌鸦一般黑，牢头禁子就是牢头禁子，到哪里都是一样的。”郑兴喝口酒，开始讲故事，“有家人家姓吴，五世单传，到了第四代上还发了大财，是因为——”
是因为挖到了长毛所埋着的珍宝，俗称“掘藏”，是财迷梦寐以求的事。
姓吴的为人谨慎，虽掘着了藏，家赀可以论百万，但依旧保持寒素家风，而且善于经营，生意做一样，赚一样。到死下来，光是窟藏的现银，就有二十余万之多。
不幸地，单生一子，偏是纨绔，父亲在世，尚有顾忌，一旦披麻戴孝，哀哭尽礼以后，随即敞开来大玩特玩。有一次在赌场里跟人发生冲突，小吴亮出刀来，对方跪地求饶，但小吴宿酒未醒，一刀下去，正中要害。这是“故杀”，依律法绝无宽减的可能。官司打到省里，仍然败诉。
小吴是第五代的独生之子，他一死，吴家便算绝嗣，所以吴老太太传出话来，谁救得了她的儿子，愿以万金相赠。有人登门自荐，说是她家儿子的性命，他救不得，但可以设法使吴家不致绝后，换句话说，就是让小吴留下一条“根”。
他的办法分两个步骤。小吴是斩立决的罪名，只等部文一到，立即处斩，所以第一步是到刑部去打点，居然让他走到了关节。“钉封文书”到省，打开来一看，错了，是云南昆明有个强盗，刀伤事主，判成死罪，经刑部核准的公文，错寄到了浙江。这一来，小吴就可以多活半年。因为浙江将错了的公文，寄回刑部，固然只有二十天的工夫，一来一往，不过一个半月，但要将云南那面错了的公文追回来，掉还补寄，非半年不可。当然，这是故意出的错，像这种错误，并不算一回事，承办官员至多罚俸而已，但在暗中却有上千银子的好处。
在此半年之中，吴家又将监狱里的关节打通了，挑选宜男的健妇，送入狱中与小吴好合。然后将那些健妇养在家，好生款待三个月以后，如果没有喜信，送一笔酬劳遣回；否则一直供养到足月临盆，或去或留，悉听自便，愿留的不必说，不愿留的，另酬重资。这都是预先说好了的。
“结果呢？”李景山问道，“小吴可曾留一条根？”
“岂止一条根？同时有喜的有五个，生下四男一女。五世单传变成五世其昌了。”郑兴大口地喝着酒说，“这不是虽犯法而积了阴功的事？”
听他讲得亲切有味，连细节上都交代得很清楚，李景山相信这就是郑兴的经历。因为如此，他越有信心，杨大姐入狱私探，决不会有何意外发生。
收拾闲话，又归正传。问到杨大姐私自入狱的日期，郑兴答说：“就在后天。你关照叶太太，明天中午先跟王大妈见个面。”
“王大妈就是那个女医生？”
“对！王大妈的公公、丈夫，以前都承应监狱里看病的差使，在钱塘县补个名字，吃一份粮。一场时疫，父子两个都见了阎王。王大妈无依无靠，好得也懂点医道，就顶了她丈夫的名字，替犯人看病。人倒还热心。”
“是。怎么见面？”
郑兴沉吟了一会儿说：“还是要我派人带了去。你跟叶太太在官巷口福记茶店等我好了。”
“那么，”李景山问道，“要送礼吧？”
“那倒不必！手里拎几个点心匣子也不方便，你叫叶太太包十两银子一个红包，当面给她好了。”
“是了！多谢，多谢！准定明天中午在福记茶楼见面。”
王大妈五十有余，六十不到，又高又胖，南人北相，像个山东老太太。她跟郑兴很熟，也很驯顺，郑兴说什么就是什么。
“叶太太，有我们郑头关照，凡事都好商量。”她说，“监狱里头，你从前去过没有？”
“王大妈，你也是！”郑兴毫不客气纠正，“好好的人家家里太太，怎么会去过？”
“啊哟哟，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王大妈争忙道歉，同时解释，“我的意思是，里头总跟外头不一样，难免心里会怕。”
“我不怕！”杨大姐率直答说。
“那再好没有。”王大妈又说，“不过，到了里头要委屈你。”
“不要紧！请王大妈说。”
“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做我的手下，要委屈你替我拎药箱。”
“那当然。”
“药箱不会太重吧？”郑兴插嘴说道，“太重了，怕叶太太拎不动。”
“不重，不重，一个小藤箱。不过——”说到这里，王大妈问郑兴，“郑头，照规矩，最后才到死囚号子里，叶太太是跟我一号一号看过去呢，还是怎么样？”
这意思是说，如果杨大姐装作下手，跟着王大妈一号一号去看病，就得做出一个下手的样子来，听她的招呼，为病号理伤换药。倘或此道不在行，就露马脚了。
这是必须顾虑的一点，郑兴考虑了一下，断然决然地说：“不必多露面，一进去我另外安排地方，让叶太太在那里等。你也快一点，快到死囚号子里了，来招呼我，带叶太太进去。”
“这样更好！省事多了。叶太太，你明天一大早来就是！”
“多谢王大妈。”杨大姐将个红包塞在她手里。
不但有红包，杨大姐还退下一个金戒指，拉起王大妈的手，亲自替她戴上。这一来情分当然不同，郑兴认为自己可以走了。
“李二爷，拜托你陪郑头去吃饭，挑顶好的馆子，不要替我省钱。”杨大姐说，“我再陪王大妈谈谈。”
“我知道。”李景山问说，“回头要不要来接你？”
“不必！我自己会回去。”
“明天早点来！”郑兴向王大妈说，同时递过去一个眼色，示意她对杨大姐说话要留心，办不到的事，不可轻诺。
原来杨大姐已存下深心，料知这场官司若能翻案，一堂一堂就尽有得审。小白菜与杨乃武的性命是拴在一条链子上，祸福相同，将来的口供便应该互相呼应。如果能够有王大妈死心塌地帮忙，暗中为小白菜传递消息，官司就更有打赢的希望了。
当然，这层意思眼前绝不能透露，可是冷灶却要趁早烧起来。好在对王大妈示惠，极其方便，时已正午，现成就有个极好的题目。
“王大妈，我请你那里吃饭去！”
“不要，不要！你破费，我心痛。你要不嫌怠慢，就在我这里吃饭，不过实在没有像样的菜请你吃。”
“那地方也便得很。我刚才看见，巷口就是小菜场，王大妈借只篮子给我。”
篮子就在走廊上，杨大姐不由分说，挽着菜篮就走，不消片刻，买回来一篮菜。尽管王大妈一再推辞，她仍旧自作主张地洗剥切割，下锅煎炒，反客为主地做成了一顿颇为丰腴的午饭。
“真正过意不去，叶太太——”
“王大妈，”杨大姐抢着说道，“不是我客气，你不能叫我叶太太，明天在里头这样一叫，就露马脚了！我叫秀贞，你叫我名字。”
“啊，不错，不错，我倒还没有想到。那我就失礼了，要叫惯了才好。秀贞，”王大妈放下饭碗说，“我有句话关照你，明天不要打扮，衣裳穿得越朴素越好。”
“噢！”杨大姐很注意地看着她。
“牢头禁子调戏女犯人，不当一回事。你有老郑保你的镖，当然不要紧，不过总是‘做忌’一点的好。还有，死囚号子里有个疯子，你要当心。”
听这一说，杨大姐大为不安，她平生最怕无可理喻的疯人，急急问道：“是‘文疯’，还是‘武疯’？”
“文疯。”
文疯不过胡言乱语，不比武疯会动蛮打人，杨大姐稍微放心了些，想一想问道：“能不能避开？”
“就在小白菜隔壁一个号子里。这个疯子也是谋杀亲夫的案子，有时候疯，有时候神智又很清楚。大家说她是装疯，只好关在那里再说。我说你要当心，倒不是说要避开她，她关在号子里，你不必怕她。怕的是，你们在谈天的时候，她忽然发起疯来，少不得有人会进来，那一来，你也就躲不掉了。”
“啊！这倒是个很大的麻烦！”
“要看运气。”王大妈说，“我想不要紧。”
王大妈认为郑兴应该顾虑到可能有这样的意外，事先会有安排；如果他不曾想到，杨大姐可以向他提出。此外，女监中看守死囚号子的“禁婆婆”，王大妈亦可以跟她打招呼。当然，空口说白话是没有用处的。
“那禁婆婆夫家姓萧，绰号‘笑面虎’，人很厉害。不过，衙门里面向来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叶太太，你出手很大方，笑面虎一定肯帮你的忙。”
杨大姐连连点头，不必明说，只应得一声：“我都懂！”
回到长泰客栈，杨恭治亦已由余杭返回杭州，带来五百两银子，有银票、有现银，现银又有元锭、小元宝、墨西哥鹰洋，杂七杂八的，凑成一个整数，可以想象得到，这笔款子，来之不易。
除此以外还有封信，是杨乃武的妻子托人写来给杨大姐，话不多，但很实在。说是正在变卖田地，年内不可能脱手，但谈得已有成议了，一过来年元宵，就可脱手，为数约有两千银子。这场官司一定要打，只要能救丈夫，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一切请杨大姐做主，费用无须顾虑。”
杨恭治念完书信，又转达了同样意思的口信，杨大姐颇感安慰，“事情到现在为止，总算一切顺利，明天我进去以后，如果也是这样顺利，局面就有‘扳’过来的希望了！”她停了一下说，“钱这一个字，是说不得了！如今是紧要关头，只有放开手来做。你们两个，一个看家，一个陪我上街。”
杨恭治远道而来，需要休息，留他看家。詹善政陪着杨大姐上街，先到银楼，兑了几个现成的金戒指，轻重不等，最重的一个，足足三钱，是预备送给笑面虎的；其余的都在钱把左右，以备不时之需。
然后到估衣店买了一件灰布棉袄，一条黑布裙。绣花鞋最好不穿，但弓鞋都是自己做，买不到现成的，只有另想别法。
回到长泰，已是上灯时分，匆匆吃完晚饭，杨大姐就回自己房间上床了。不过四更时分，便已起身，从知人事以来，这天是第一次不梳头，只拿黄杨木梳稍微拢一拢，脂粉当然不用，而皮肤仍嫌太白——她听人说过，有那年轻貌美的寡妇，矢志守节，顾虑到会招惹游蜂浪蝶，故意用黄连或者干荷叶煎水洗脸，将雪白的皮肤，弄成黄渣渣一副病容。似乎可以如法炮制，但又怕由白变黄之后，再也无法复原！想想还是舍不得，只好算了。
绣花弓鞋却好想办法，用把剪刀将鞋帮上绣满了的红花绿叶，尽皆挑破，理净线头，然后门角落里抓把灰尘揉在鞋帮上，立刻变成灰黑。配上臃臃肿肿的灰布棉袄黑布裙，一下子好像老了十年，是个不大起眼的乡下中年妇人了。
杨大姐扎扮停当，方始饱餐一顿。然后由詹善政陪着，依照约定，到县司衙门后面一家茶店坐等。
这家茶店虽小，生意好得出奇，但缺少一般茶店那种高谈阔论，或者自在悠闲的欢乐气氛，因为顾客以探监与寻门路来谈官司的居多，不免面带愁容，寡言难笑。如果有事必得开口，亦总是交头接耳，唯恐人闻，越使人兴起阴黯萧索、隐隐不安之感。
唯一的例外是杨大姐，想到入狱之后，便是揭破真相、改变局面的开始，不由得一阵一阵地兴奋；转念到监狱中种种得诸传闻，从未亲历的景象，马上就可以得到确实的印证，自然而然地激发了浓重的好奇心；但记起李司狱的警告，少不得又有些惴惴然。这样思潮起伏，一颗心静不下来，神情之间难免急躁了。
“怎么还不来？”
“会来的！”詹善政低声劝勉，“大姐，你要稳得住。”
杨大姐将“稳得住”三个字，切切实实地咀嚼了一会儿，果然心定得多了，默默地考虑着，见了小白菜应该怎么开口？如果她不肯吐露真言，又将如何？
正在沉思着，忽然觉得有人拉她的衣袖，抬眼看时，詹善政正向外努嘴：王大妈来了，正跟人在进门之处低声交谈。
“走吧！我们迎上去。”
“等一下。”詹善政说，“她跟人在谈事，不便。”
等了一会儿，只见跟王大妈谈话的那中年男子，拿一张纸交了给她，然后点点头离去。杨大姐猜想是有封信托王大妈带进监狱，心里在想，与小白菜见了面以后，也可以照这样子，托人带封信给打入死牢的胞弟。
“去吧！在招呼了。”詹善政一面说，一面将茶钱放在桌上，陪着杨大姐走到门口。
王大妈不发一言，转身便走，到得人迹较稀之处，方始站定脚说：“秀贞！你不要怕。”
“我不怕！”杨大姐伸手去接她的药箱，一个藤篮，并不算重。
“你回去好了！”王大妈又跟詹善政说，“等下我送她回去。”
说完，王大妈迈开一双鲇鱼脚，领头先走，杨大姐拎着药箱，紧紧跟在后面。这天极冷，但有极好的太阳，四五个头戴红黑毡帽、棉袄或者老羊皮袄纽扣不扣，用条带子束住的差役，在晒太阳，吸旱烟。他们都认识王大妈，但招呼过后，视线都落在身后的杨大姐身上。
“王大妈，”有人问道，“你新添了一个帮手？”
“是啊！是我外甥媳妇。”王大妈说，“年纪大了，不能不找个帮手，将来好替我，养我的老。”
听这一说，杨大姐大大方方地，含笑点个头，跟着王大妈往里走。私下入狱的第一关，就这样顺顺利利地闯过去了。
进大门是个院子，对面一排平房，只见郑兴站在走廊上闲眺。这一下，杨大姐更放心了，知道他是特意来接应的。
“郑头，”王大妈抢先招呼，为的是要将灵机一动，新认的这个“亲戚”告诉他，免得在第三者面前谈起来时，接不上头，“今天我带了我外甥媳妇来做帮手。请你老多照应！”
“好的，好的！”郑兴亦装作初次相识般，向杨大姐点点头，然后向王大妈说道，“胡大先生送了一批药，你来看看，哪样病有哪样药好用，心里有个数。”
“胡大先生”就是通国皆知的胡雪岩，号称“胡财神”，他开着一家海内闻名的药店，招牌叫作“胡庆余堂”。这家药店的药材，特别地道，因为珍贵重要的药材，大多出在西南、西北的深山中，而西征的元戎、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恪靖侯左宗棠，与胡雪岩的关系密切异常，西征的粮饷军械，大都由胡雪岩在上海专设“粮台”采办。所以，胡庆余堂采购陕甘、云贵、四川的药材，不但进货便利，而且价钱公道；同时用解运粮饷军械的车辆人力，回空运药，水脚亦格外便宜。有此几个人所莫及的有利条件，加上资本雄厚，经营得法，胡庆余堂的声誉，直逼京师数百年老店的同仁堂。对胡雪岩名与利来说，有锦上添花之妙。
不过，胡雪岩却非为富不仁之辈。杭州有钱人家的老太太，最讲究“做好事”，为儿孙种福，胡老太太喜欢做好事，而胡雪岩是孝子，仰体亲心，亦以博名，做好事的手笔很大。各省水旱灾荒，米一捐就是几千石，棉背心一送就是上万件。至于在本乡本土的杭州，夏天施茶施医，冬天送米粟、舍棉衣，不在话下。逢年过节，泽及囹圄，总有大量的食物药品送来。药是早就送来了，郑兴不过借个因头，好延她到室内去密谈而已。
于是王大妈欣然应诺，随着郑兴进了靠东面转角的一间平房。这里是郑兴休息兼办事的地方，一张床，一张方桌，桌上堆着些保和丸、紫雪丹、六味地黄丸等等成药。
郑兴特意都把窗门打开，以示无私，而实在是防备有人经过，便好住口。四下无人，正好说话，“王大妈！”他说，“你尽管去看你们的病，手脚快一点，看完一大半，到这里来吃茶吃点心，歇一歇再作道理。”
“好！那，”王大妈指着杨大姐说，“她就交给你了。”
“我知道。”
“噢，还有句话。”王大妈说，“死囚号子里关了个疯子在那里，到时候发起疯来，惊动大家，那是不得了的事。”
“疯子死掉了！”郑兴毫无表情地说。
“死掉了？”王大妈大感意外，“哪一天死的？”
“总有十来天了。王大妈，你不要管闲事了！只管你走。”
等她一走，郑兴起身走到床脚边往板壁上一推，有扇门“呀”然而开，原来里面还有间密室。
“叶太太，你请里面躲一躲！”
杨大姐心有些慌了！这间密室，可能就是一个陷阱，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不定郑兴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虽然他曾坦白承认狱中有许多不见天日的黑幕，仿佛是“真小人”的样子，其实比“伪君子”更来得阴险。
这样转着念头，表面不免略显踌躇，郑兴静静地看着她，并不催促。而杨大姐从他沉静的眼色中，忽然得到领悟，心一横，坦然走了进去。
郑兴立刻跟进，门一关漆黑一片，可是听得“咔嗒”一声，眼前随即一亮，原来郑兴将系着绳索的天窗打开了。阳光很强，斜照下来正好笼罩着郑兴的上半身，她看到他的脸色，越发觉得自己的猜测不错。
“郑头，你在试我，是不是？”
“是的。”郑兴平静地问，“叶太太，你知道不知道，我试你什么？”
“够不够胆大。”
“不是！你敢跟王大妈一起进来，神色不变胆就够大了。”
“那么，试我什么呢？”
郑兴欲语又止，最后摇摇手说：“算了，试过了不必再去说它了。”
这下，杨大姐更明白了。郑兴是试她有否不惜牺牲的决心——自己如果敢进这间密室，当然知道羊落虎口，会发生什么事，而是准备接受的表示。可是，这样来试，有没有意义呢？
答案不待她问就有了，郑兴从容说道：“叶太太，你进来容易，以后一步一步，越来越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你步步要冒险，可是步步要踏实。这非看得准，走得稳不可，一个失足，不但你自己不得了，我们也要陪你吃官司。弄得不巧，要家破人亡，所以不能不试一试你。”
“是，是。我知道，你郑头是好人，我是看得很准的。不过，现在照你说的话，大家是同船合命了，以后怎样看得准，走得稳，请郑头先教教我。”
“好的，时候还早，你先请坐。”
郑兴熟练地不知从什么地方拉出来两张凳子，在光晕下对坐，膝盖几乎相接了。
“我先请问你，如果你跟小白菜见了面，她什么话也不肯告诉你，你怎么办？”
“我，”杨大姐思索了一会儿答说，“我只当白来一趟。”
“好！”郑兴脱口赞许，却又问道，“你会不会生气？”
“气在心里。”
“气不过了，会不会跟人去说？”
“决不会。”杨大姐说，“这件事怎么好说？说了，害你们，也害我自己。”
“叶太太，你脑筋很清楚。我再问你，如果小白菜跟你说了真话呢？你怎么办？”
“那要看是什么话。”
“譬如说，你兄弟并不冤枉，真的给了人家砒霜。”
“哪里会有这种事？”杨太太的声音不知不觉地提高了。
郑兴有失望的表情，“老实讲，”他说，“我们就怕你沉不住气。”
杨大姐不能不在心里承认，自己是不知不觉中激动了。而对于郑兴的那句话，亦就有了许多领悟。人是有感情的，喜怒哀乐，不易排遣，尤其是在切身利害有关的时候，惊心动魄，更难勘破。
这就可以想象得到，自此以往，也就是跟小白菜见了面以后，感情上会遭遇许多冲击。譬如，小白菜吐露了真凶的姓名，当然是一大喜事，但这还可以沉得住气；倘或发觉竟真的是自己的胞弟做了凶手，或者小白菜一口咬住不放，那时的悲愤惊怒，不易自制，只要一爆发了，也就是整个入狱私探这桩不法之事的爆发，会牵累到李司狱、郑兴、王大妈等人，遭遇家破人亡之祸！
转念到此，悚然而惊，但亦有欣慰之感，幸亏觉悟得早，错误尚未造成，还来得及防制。
防制就是自制。她凝神静虑，自我估量，自己有没有那种能够接受任何严重打击的勇气？于是要设想各种情况，最残酷的一种是：小白菜能够举出确切的证据，证明拿砒霜给她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同胞手足。
果然如此，只好听天由命了！她心里在说，自己作孽自己受，只有将来等着收他的尸了。
这样想下来，反倒有种心安理得的感觉。于是平静地答说：“郑头，我想通了。一个人只要能做最坏的打算，就什么都不在乎，事情也看得淡了。”
“能说这话，叶太太，你是真的想通了！我们旁边帮忙的人，也可以放点心了。你等一会儿，我去安排，安排好了，我来通知你。”
郑兴起身走了。杨大姐回想刚才谈话的经过，对郑兴更有信心，但也警觉到，由此开始，步步荆棘，一点都错不得。凡事必须想停当了再做。郑兴所说的，“看得准，踏得稳”六个字，必得谨记在心。
过不多久，外面又有人声了。郑兴去而复回，后面还跟着一个人，走到阳光之下，方始看清，是个中年妇人，瘦刮刮的一张脸，尖尖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稀稀的眉毛，嘴角挂着微笑。杨大姐一下就想到了，她就是王大妈所说的“笑面虎”。
果然，郑兴为她引见：“叶太太，她就是管女监的萧二娘！”
“萧二娘！”杨大姐看一眼郑兴说，“我叫秀贞，叫我名字比较方便。”
“那真失礼了！”萧二娘的笑意更浓，“不过，这里不是讲客气的地方，我就遵命叫叶太太秀贞。”
郑兴点点头，也改了口，“秀贞，”他说，“我现在把你交给萧二娘，她有话跟你说。”说完，他就走了，不过听得出来，他仍旧在外面那间屋里。
“萧二娘，你好！”杨大姐是预备好了的，拉过她的手来，就将一个分量最重的金戒指，套在她中指上。
笑面虎的笑意更浓了，“秀贞！”她捏着她的手说，“你不要怕，一切有我。”
“是的，多谢萧二娘，”杨大姐说，“这样子帮我的忙，真是感激不尽。我住长泰客栈，还有两三天才回余杭，请萧二娘到我那里来玩儿，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说。”
“好的，好的。回头再商量。秀贞，”萧二娘问，“你跟小白菜认不认识？”
“不认识。”
“那么你预备拿什么身份跟她见面？”
这一问将杨大姐问住了，不过，她很机警，立即反问一句：“萧二娘，你看呢？”
“一个人在这种地方，遇见亲人一定会哭哭啼啼，你虽跟她不认识，一提起来，有你弟弟的情分在那里，就跟亲人一样了。说不定她会动感情，哭出声音来不方便。”
“是的。”杨大姐问，“那么，我如果不说破身份，又怎么说呢？”
“造个因由很方便。好在小白菜见你能够到里头来跟她见面谈话，一定是有来头的，如果有冤枉，定会实说。”
此言大有道理。杨大姐考虑下来，觉得隐藏身份跟小白菜见面，是个极好的建议，盘算下来有许多方便，因而欣然许诺：“好的！我听萧二娘的安排。请你吩咐，我算什么身份就是什么身份。”
“不必说得太详细，含含糊糊反而好。”萧二娘想了一下说，“秀贞，你仍旧是叶太太，是杭州城里一位大官家的女西席，这家的老太太听说小白菜遭了冤枉，很可怜她，所以派你私下进来跟她谈一谈。你懂了吗？”
杨大姐听她一说，便全都领会了，“是，是！我明白。”她说，“我会随机应变。”
“好！不过，你自己不要动感情，一露马脚，小白菜起了疑心，你就听不到真话了。”
“是！”杨大姐很诚恳地受教，“多谢你提醒我，我会当心。”
“那就走吧！在我住的地方跟她见面。”
“那可是太好了！”杨大姐惊喜而感激，“太好了！”
原来杨大姐人虽豁达爽朗，但世俗之见仍不能免，年近岁逼，也要讨点顺利，总觉得入狱已是万不得已之事，再要进入死囚号子，是件大晦气之事，如今不想能在无意之中，解消了心里的一个疙瘩，这一喜非同小可！
“你先到我那里去等，我再去提她来。”
“是！”杨大姐又摸了个小一点的金戒指在手里，拉住萧二娘问道，“你有没有女儿？”
“有一个。”萧二娘照实答说，神情之间，未免诧异。
杨大姐心想，一个最好。如果有三四个破费就太大了。“喏，萧二娘，”她将金戒指塞过去，“是我送你家小姐的，就算压岁钱好了。”
笑面虎当然笑纳，心里也还有些懊悔，早知如此，不如多说一两个。但转念想到，杨乃武这场官司倘能翻过来，细水长流还有得打，捞外快的机会尽有得是，也就释然了。
出了密室，杨大姐觉得双眼眩痛，闭一闭眼再睁开，只见笑面虎跟郑兴在低声接谈，便站远了等待。不一会儿，郑兴招招手说：“秀贞，你跟着萧二娘去好了。总要记住，心要定，话出口之前多想一想。还有，辰光不能多久。”
“是！我只要问几句话。”
萧二娘的卧室就在死囚号子后面，这个地方是没有人走得到的死角落，在这里跟小白菜相会，比在死囚号子里好得太多了。
像郑兴那么一样，一床一桌以外，别无长物。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墙上挂着一根皮鞭子，这当然是用来镇压犯人的，萧二娘大概亦知道此物刺眼，一伸手摘下来，就往床下一丢，接着揭开藤制的茶笼，倒了一杯热茶给杨大姐。
“你请坐！我马上去领她来。”说着，萧二娘摸一摸大襟上拴着的一串钥匙，很快地走了出去。
杨大姐面窗而坐，双眼只盯着通路。不久，发现人影，她的一颗心立刻跳得很厉害了。定眼看去，跟在萧二娘身后的小白菜，穿一套极脏无比的灰布棉袄裤；头发很多，乱糟糟地挽一个不成样子的髻；可是，漆黑的眼睛与白皙的皮肤所散发的动人的风姿，依旧不减——杨大姐曾见过她一次，不过，回忆已无法印证了。
等她们推门入内，她已站了起来等着。萧二娘便向小白菜说：“这位就是叶太太。你有什么心里的话，可以跟她说。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小白菜木然不答，只不断地打量着杨大姐，眼中好奇多于疑虑。杨大姐便含笑招呼：“品莲嫂，你请坐。”
小白菜动作迟缓地坐了下来，杨大姐将自己的那杯茶推到她面前，这时才发现小白菜的一双手，形状可怕，又红又白像红芽子姜，但粗细不一、弯曲不直也像红芽子姜的形状一样。杨大姐知道，这是挨拶以后，没有好好治疗的缘故。
“品莲嫂，你没有想到有个陌生人来看你吧？”
“没有。”小白菜慢吞吞地回答。
“我姓叶，是一位老太太托我来的，这位老太太好行善事，她家的大少爷很有势力。这位老太太听说你遭了冤枉，托我进来跟你谈一谈，想帮你的忙，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一条生路出来。”
“哦，”小白菜问，“这位老太太姓啥？她为什么这么好？”
“原是为了行善，要打抱不平。至于姓啥，请你不必问，因为，做这样的事，总要有点顾忌，只能私下帮你的忙。”
“怎么帮法？”
小白菜问到怎么帮法，可以视作一个愿不愿意谈下去的条件。如果回答得不能令她满意，可能就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想到这一层，杨大姐就不得不昧着心骗她一骗。
“我家的那位少爷，在京里做大官，势力不小，他又最孝顺老太太，只要老太太可怜你，关照一声，他一定会出力救你的性命。”
听到这话，小白菜的原显得呆滞的双眼，突然有了生气，“真的？”她说，“世界上真的还有好人？”
“好人多得很。不过，忙也要帮得上，如果你不肯说实话，想帮忙也帮不上。”
“我说，我说！”小白菜急急答道，“我为什么不说实话？”
杨大姐点点头，暗中调一调呼吸，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我们老太太要我问几句话，第一，真凶到底是哪个？”
“真凶？”小白菜嘴角微撇，露出自嘲的苦笑，“假凶都没有，哪里来的真凶？”
杨大姐又惊又喜，但旋即警告自己，不可激动！所以仍旧用平常的语气问下去：“这样说，你丈夫不是砒霜毒死的？”
“不晓得。总归我连砒霜是啥样子都不晓得。”
“既然如此，你怎么供说，是杨乃武给你的砒霜呢？”
“县官逼我，要我说下砒霜毒杀亲夫，不是我自己供的。”小白菜将手伸了出来，眼圈也红了，“叶太太，你看，我这双手！十指连心，那种痛，到现在想起来，睡梦里头都惊醒。等绳子抽紧的那时候，县官要我说毒杀亲生父母，我也会说。”
“原来是屈打成招。那么，”杨大姐很谨慎地问，“怎么不咬别人，单单咬杨乃武呢？”
小白菜将头低了下去，显得很痛苦似的，好久，才叹口气说：“我对不起他，不过，没法子！”
“为啥呢？”
“县官问来问去，口气当中指的是杨大爷；我在那个时候，也想不起别人，只想到杨大爷。为了熬不起痛，口一滑，只好乱咬了。”
杨大姐心想，自己兄弟一定也是这样的情形，一上大刑，痛彻心扉，为求解得一时苦楚，心里所想的，只是如何答供，才能让问官满意，立刻松刑，此外都非所计。两相印证，屈打成招的事实更明显了。
“还有句话，我们老太太说，好像不便问你，不过不问就好像生了病要瞒人一样，不是件好的。所以，我还是要问，请你不要动气。”
“问好。”
“你跟杨乃武到底有没有‘花头’？”
小白菜脸一红，有些忸怩了——这就不必开口，亦知真相，但是，杨大姐还是静静地等待。
“事到如今，也不必怕啥难为情了。”小白菜突然抬一抬头，很清楚地答说，“有的！”
“我想也有的。不然，你心里只想起他。”说了这一句，杨大姐略略思索，又问，“他对你好不好呢？”
“好！”这一字之答，胜于千言万语，使人可以想象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感情不止于好，而是极好。
“既然如此，你不该害他。”
“没法子！”小白菜将头低了下去，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杨大姐立刻警惕，这是句空话。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自己再这样指责，无非是出于个人对杨乃武特感关切的气话，不但多余，而且很容易露马脚，让她疑心她的真实身份。
因此，她立刻改口，“是的，你实在是没法子！”她说，“不过，我就不懂，你家小大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我不知道！”小白菜仰脸望着空中，双眼迷惘困惑，“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总是想不通。”
“怎么叫想不通？”
“如果是毒死的，总有人下毒手，那个人是谁？小大为人懦弱，没有冤家的！就有冤家，当面欺侮他，他也会忍，用不着下这样的毒手。”
“照这样看，决不是毒死的。”
“那么是病死的？”小白菜说，“他有流火的老毛病，发起来也会发寒热。不过没有那样厉害。再说，验尸的时候，说尸身发青，嘴里、鼻子里都是血，又是哪里来的？”
这一层矛盾，杨大姐也无法解释。不过，她另有第三个想法，“会不会是无意之间中的毒？”她说，“吃东西不小心，会中毒。不是说，那天他路上吃了两个团子，走到半路上就吐了。”
“是啊！说不定是团子里的毛病。”小白菜起劲地说得这一句，神色突然又变为沮丧，“现在也没法子去弄得清楚。说也是白说。”
杨大姐同样地感到沮丧，不过，她的感觉不能摆在脸上，而且要想出话来安慰她。
“只要是冤枉的，总归可以想办法洗刷。”
“想什么办法？”
这就谈到要紧关头上来了。杨大姐也还不懂如何才能翻案，这是不能胡说的事，否则不但于事无补，且要防到小白菜拿她的话当真，惹出意外的枝节来，将事情越搞越坏。
于是，她想了一下答说：“老实说，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不过，我把你的话告诉了我家老太太，她一定会找人来想办法。那时，我再通知你。”
“叶太太，你怎么样通知我？”
“你看，我今天怎么进来的？”杨大姐说，“我人都进得来，送个信给你，难道办不到？”
小白菜深深点头，“谢谢你！叶太太。”她展齿而笑——这是她进监狱以来第一次笑，当然，杨大姐也是第一次见，觉得妩媚非凡，心里不由得就喜欢她了。
这副模样，真个“我见犹怜”，杨大姐因而浮生一个疑问：如果自己是男人，有这么一段私情，当然难解难分，割舍不下，而她又是有夫之妇，无法做一对长久夫妻，那时自己怎么办呢？
转到这个念头，口中便问了出来：“你对杨乃武很好，杨乃武对你，想来也不错。可是，你是有丈夫的，杨乃武也有太太，你们是不是就这样偷偷摸摸一辈子？再说，杨乃武是新科举人，还要进京赶考；中了进士，马上就会做官，或者在京里，或者在外省，照规矩决不会再做本乡本土的官。照这样看起来，连偷偷摸摸也办不到了。”
“唉！”小白菜长长地叹口气，“这些话也不必去说它了。”
“怎么呢？”
“提起来，像一场梦。不，”小白菜紧接着说，“一场梦没有做成就醒了，醒过来才知道自己下了油锅。这是从哪里说起！”
“不！你还是要说，说了对你的案子有好处。”
小白菜不作声，脸上有一种特异的表情，痛苦迷惘之中有隐隐的喜悦，仿佛回味甚甘似的。杨大姐看得出来，她是在回忆与自己兄弟在一起的日子。
“叶太太，你不要笑我贱。我跟杨大爷是有约的，等他中了举人，就要娶我回家——”
“有这样的约？”叶太太不觉失声，旋即省悟，这样抢着问话，过分关切，容易露马脚，因而赶紧保持平静的神态。
而小白菜已有些觉察了，“叶太太，”她问，“你不相信？为啥不相信？”
“我没有不相信。不过，我不明白，你丈夫肯放你吗？”
“我始终没有跟他说过。不过，杨大爷跟我都打算过，事情不难，可以成功。”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婆婆是个媒婆。她应该晓得，小大跟我不配，我们这桩亲事，当初原是配错了的。我婆婆心里也知道，我做葛家的媳妇，做不长的，杨大爷的打算是，多出聘金，让小大另娶一房。只要聘金出足了，我婆婆一定会答应。再说——”小白菜没有再说下去。
“再说什么？”杨大姐紧追不放。
小白菜略一迟疑，终于说了出来：“再说举人老爷的势力，又不同了！我婆婆在这一点上，总也要顾虑，不会故意为难。”
“嗯，嗯！”叶太太心想，自己兄弟如果有此打算，总要跟弟媳妇先说明白，却又何以始终未听见说起？
“叶太太，”小白菜又开口了，“这件事真是冤孽！想想也要怪杨大爷不好。”
“噢，他哪里做错了？”
“如果早接我到家，不一定要等中了举以后，那不就没有这件天大冤枉的祸事了？”
谈到这里，只见笑面虎在窗外闪过，与杨大姐打了个照面，眼色与手势中都表示，谈得够久了，应以尽快结束为宜。
因此，她就不能再谈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了，可是要紧的话，想起来亦很多，只能挑最有关系的谈。“品莲嫂，”她说，“我一定劝我们老太太，尽量帮你的忙，不过，有几件事，要请你心里先有个数。”
“哪几件？”小白菜坐一坐正，是很用心听的神态。
“第一，你这件案子，跟杨乃武是分不开的！你有生路，他亦有生路，他如果受了冤枉，你的冤枉更加不容易洗刷。这一点，想来你总知道？”
“是的，我完全知道。”
“那就好！”杨大姐紧接着说，“这件案子要翻，或者要从杨乃武那里翻起；不过他一个人翻没有用，要你跟着一起翻，两下对得上头，翻起来才有力量。”
小白菜点点头，睫毛很快地眨动，想了一会儿问道：“我跟他的话，怎么才接得上头呢？”
“说真话就接得上头。”
“说真话就接得上头！”小白菜摇摇头，“他们不相信的！说真话没有人听。”
“不说真话，根本没有希望翻案。”杨大姐又说，“这一层，你心里先有个数就是。到那时候，应该怎么说法，我再想法子来通知你。”
“一定！”小白菜立即接口，“一定要通知我。”
“第二，我们今天见面，照规矩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你不管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都不能露口风，说我跟你见过。”
“我知道。这一点轻重关系，我懂。”
“还有，跟人谈话，也不可以吐露。譬如说，你跟人谈起这件案子，不小心会说一句：我听人说，怎么样，怎么样，那就露马脚了，因为你在这里是什么外面的人都不能见的，人家就会问你，你是听哪个人说？这一来，你不是没法子回答了吗？”
“嗯，嗯！”小白菜连连点头，“我懂了，我懂了，我总小心就是。”
“还有，万一我私下来看你这件事被发觉了，上头要查问，说你有没有跟一个叶太太见过面，你怎么说？”
小白菜反问一句：“叶太太，你要我怎么说？”
“你要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
“好的！”小白菜说，“你亦是好意，我不能害你。”
这句话对杨大姐来说，是绝大的安慰，一方面觉得她本性善良，颇识好歹；另一方面觉得她很听话，事情看起来又多了一两分希望。
“就这样了！有机会我再来看你。”说着，杨大姐站起身来。
“叶太太，”小白菜拉住她说，“我拜托你一件事，带句话给我娘，请我娘不要牵记我，就当从没有生过这个女儿！”一面说，一面她的眼圈就红了。
杨大姐于心不忍，但又感觉到很为难。想了一下，决定说实话。
“品莲嫂，这可对不住了。”杨大姐脑筋很清楚，“你想想，我要带了这个口信给你娘，你娘问我，口信是哪里来的？难道我好说，我私下跟你会过面了？”
想想不错，小白菜只好含泪点点头，作为罢论。见此光景，杨大姐大为不忍，心想得要对她有所慰藉才好。
“这样，”她说，“口信是无论如何不能带的。不过，我自己，或者托人，总去看看你娘就是。听说你娘家境况不好，我请我东家老太太送你娘家几两银子。”
“谢谢，谢谢！”小白菜感动地说，“真是雪中送炭！”
回到长泰客栈，杨大姐在杨恭治与詹善政心目中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不过英雄伟绩，却不能公开宣扬，只有私下谈论。即便如此，犹须防到隔墙有耳，一听到外面有脚步声，立即停止。这样断断续续，一直谈到黄昏，才将入狱经过说清楚。
可是，杨、詹二人却不知她此行有收获。固然事实真相，能够了解的，都了解了，但与猜想比较，并没有增加多少。葛品莲的死因依旧不明。此外，倒是有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原来杨乃武与小白菜已有藏娇之约。然而这一事实，对翻案并无用处，如果让问官知道了，反而会坐实了“恋奸情热”四个字，于杨乃武、小白菜更为不利。
细想一想，无论如何算是个安慰。第一，杨乃武的确没有谋杀葛品莲，他决不是如外间传说形容的，那种无恶不作的坏人；第二，既未谋杀，就是冤枉，总可以想得出为他申冤的法子。
“回去过了年再说。”杨大姐说，“我们吃亏的，是没有一位大人先生可以帮我们的忙，譬如京里就找不到路子。我想，现在案子到了刑部，能够托托人到刑部去打点打点，先拿案子拖下来，这里就好慢慢想办法了。”
“我也是这么想。”詹善政说，“在杭州这么多时候，我也常常在茶坊酒肆听人谈这件案子。起先，大家众口一词，提起来总说杨某人该杀！最近这个把月，论调好像不同了。杭州人是‘杭铁头’，性子直，是非分得很清楚，我们不妨想想办法，能够拜托杭州的大绅士出面申冤，事情就有挽回的希望。”
这番话，杨大姐颇为注意，“你说，”她问，“大家的论调，怎么不同？”
“有人说，杨某人平常不安分，诚然不错，不过，就事论事，不可一概而论。功名大事，进京会试有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要料理，哪里会有工夫做这件事？杨乃武既然深通律例，脑筋过人一筹，莫非对这一点是非轻重缓急都分不清楚？”
“这话说得很透彻啊！”杨大姐很兴奋地说，“我们倒请教请教内行看，是不是就拿这些理由写在状子上，由亲人出来告？”
“是的！”杨恭治说，“如果我可以出面，就我来告状申冤。”
“谁能出面，谁不能出面，大清律例上都有规定的。”詹善政提议，“我们该当专门请一位讼师，或者到绍兴去请一位做过刑名师爷的人，来办这件案子。”
“是啊！”杨恭治也附议，“当初我也这么说过。只为一时找不到够资格的人，如果请的人不在行，白花钱是小事，误了事情可不得了。如今，我看李景山、郑兴都很热心，不如请他们举荐一位。”
杨大姐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商量决定，她在杭州再多留半天，应该向郑兴去道谢致意，顺便商量这件事。如有结果，留下詹善政在杭州接头。
于是第二天上午，备了两色水礼，又去拜访郑兴。昨天在监狱中说话不便，此时方将与小白菜会面经过，细细告诉了郑兴，最后方始道明来意。
“要讲讼师、代书，我认识的不晓得多少。不过，本事都有限，户婚之类的小官司，不妨请教他们，这桩官司太大了！没有一个人挑得起来，就算挑得起，不一定有把握，花费倒是决不会少。我们总算有缘，我不能不替你们打算打算。这样，有位老先生，你们不妨去碰碰看。”
郑兴举荐的一位老先生，名叫邹观生，早年一直在北直隶游幕，精通刑名，谁知偶尔疏忽，判牍上一个字的出入，将一桩盗案中不该死罪的从犯，定了绞罪。而这名从犯是三代单传，这一处死，他家便绝了后嗣。不久，邹观生老妻病殁，独子夜行遇盗，不幸丧命。邹观生认为是作孽的报应，心灰意冷之余，辞幕回乡，在西湖上出茶叶的龙井隐居。他跟郑兴是酒友，一个月总有一两次，不是他进城来访，便是郑兴携樽就教，盘桓竟日，交情很深。
“这位邹先生平时不谈刑名，不过到酒吃得差不多了，你不问他，他亦会谈他平生办过的得意案子。帮人打官司，当然更谈不到，所以要碰你们的运气。如果他肯帮忙，案子或许有点希望。”
“是的，我想有郑头的交情在那里，邹先生一定肯破例的。郑头，”杨大姐问，“你看是登门去拜访邹先生呢，还是摆桌酒请他？”
“摆酒倒不必，你们抬一坛好酒去，算是我送的。”郑兴说道，“论我跟他的交情，要请他出来帮人打官司，也还办不到。不过，邹先生喜欢打抱不平，看这桩案子太冤枉，或许肯伸手来管。”
说着，郑兴找张红单帖，提笔写了自己的名字，上面注明邹观生的地址，交了给杨大姐，关照要一早去，晚了恐怕他去东到西，不知到哪个寺里找和尚下围棋去了。
杨大姐持了这张帖子回到长泰，即时备办了一罐五十斤重的陈年花雕，嘱咐杨恭治、詹善政第二天一早去访邹观生，倘或不在，就在那里坐等，定要见到为止。说完，她动身赶回余杭去了。
詹、杨二人寻到地方，已经近午时分，但见小小一座瓦房，双扉紧闭，门上一把大锁，邹观生不在家。
“怎么办？”杨恭治问，“得找个地方去歇脚，回头再来。”
詹善政的鼻子很尖，向空使劲嗅了两下说：“等等，让我来仔细看一看。”
他从屋前绕到屋后，炖肉的香味愈浓，而且毫无疑问地出自双扉深锁的这座屋子中。既然如此，邹观生就一定会回来吃午饭，稍等一会儿，便可相见。
不久，从竹径中出现一位清癯老者，手里提着一把锡制的酒壶，缓步而来。看那气度，十之八九可以断定，正是他们专程来访的人。
果然，等那老者从大襟上摘钥匙要去开门时，詹善政上面拱拱手问道：“老先生贵姓是邹？”
老者将他打量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我姓邹。尊驾何人？”
“敝姓詹，这是舍亲，姓杨。我们俩受了臬台衙门郑头儿的委托，特地给邹老先生来送酒。”
邹观生抬眼望去，一坛酒已由脚夫抬到面前，不由得欣然色喜，但随即正一正颜色问道：“你们两位是郑兴的朋友？”
“是的。”
“这坛酒真的是郑兴托你们送来的？”
“真的。”詹善政说，“邹老先生隐居在此，不闻外事，如果不是郑头委托，哪能寻得到此？你老人家看，这是郑头亲笔写的地址。”
邹观生真的接过字条来看了看，“笔迹不错。不过，他自己为什么不来，要托你们两位？”他说，“两位跟我说实话，可以商量。”
“是！”詹善政向杨恭治看了一眼，决定说老实话，“实不相瞒，有点很急的事，要请邹老先生指点迷津。郑头说，邹老先生生来侠义心肠，喜欢打抱不平，叫我们尽管来，不会碰钉子。”
邹观生笑了，“我就知道郑兴的这坛酒不容易喝。好吧，”他说，“进来再说。”
开门入内，詹、杨二人开销了脚夫，转身看时，邹观生人影不见；等了好一会儿，才见他从堂屋后门闪了进来，一只手提壶，一只手拿着一只小铜勺说：“我们一面喝酒一面谈。”
于是詹、杨二人帮他打开酒坛上的泥头，邹观生小心翼翼地满一壶酒，招招手，往后走去。
两人跟进去一看，一张白木方桌上，已摆了三副杯筷，一砂锅的红烧肉，一大碗冬腌菜。另外有个火盆，上支铁架，坐着一个烧饭的铁锅。主人既然如此洒脱，客人也就不必说什么谦虚的话，只静静地站着，看邹观生烫酒。
“请坐！”邹观生斟着酒说，“有事请说。”
两人坐了下来，向邹观生敬了酒，詹善政才指着杨恭治说：“邹老先生，他的堂兄，也就是家姐丈，是这三个多月来，人人在谈的人物：杨乃武！”
“噢，是为这件案子。”
“是的。”杨恭治说，“家兄沉冤莫白，要仰仗邹老先生救他一救。”
“这件案子的底细，我还不大清楚。”
这是一种准备保留态度的说法，如果不愿帮忙，就可以在听完案情之后，找出理由来推托。詹、杨二人虽都还年轻，但这几个月奔走杨乃武的官司，饱历世态，已深谙人情，知道杨乃武这一案轰动全省，人人皆知，邹观生的回答，另有作用，所以不谈案情始末，只极力为杨乃武辩冤，反复强调，杨乃武绝无谋杀葛品莲之理，以及出事之日，杨乃武根本不在城内，可以找许多人作证。
邹观生听得很用心，到紧要之处，甚至停杯不饮，深深注视，听完之后，又沉思了好一会儿，方始开口。
“我亦看出这件案子，有许多不妥的地方，如今听两位一谈，真正是奇冤！就事论事，恕我直言，杨举人自己深明律例，颇擅刀笔，应该想得到，此案关键，在葛品莲的死因，倘为毒死，则下毒何人？应该不避小嫌，挺身而出，既为自我洗刷，亦为死者申冤。当时以他新科举人的身份，作此堂堂正正的表示，贵县刘大令，又何敢为此草菅人命？”邹观生停下来喝口酒，抹抹嘴又说，“我想，杨举人必是因为与小白菜有了暧昧，衾影自惭，不敢出头。语云：‘无欲则刚’，有此私欲，刚强不起来，以致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看起来士君子敦品励行，才真是明哲保身之道。”
这番义正词严的议论，不能不让詹、杨二人心服，而也因此更有信心，觉得邹观生能有此高人一等的见解，就必有高人一等的手段。所以，杨恭治很诚恳地说：“邹老先生分析事理，实在精到，对家兄责备得极是。不过，家兄形迹不检，遭此惨遇，至今为止，亦已足够警惕世人。还求老先生无论如何指点一条能够平反的途径。”
“难，难！”邹观生大摇其头，“所谓积重难返，一错、再错、三错，从县到省一路错下来，如果不是错到底，由余杭县知县到浙江巡抚，都有极重的处分。两位请想，那些官儿为了自己保前程，还有个不合起来尽力维持原判的？一人一家之力，怎么斗得过他们？”
听得这话，詹善政与杨恭治的心都往下一沉，容色惨然，相顾无语。
“事缓则圆。”邹观生歉意地为客人斟酒，“两位先宽宽心，慢慢想法子。”
“哪里还能慢，还能缓？”杨恭治说，“京里公事一到，命就不保了。”
邹观生一愣，然后摇着手说：“不，不！决不会这么快，这是逆伦重案，部里格外慎重，就算不驳，专折奏准，已在秋审截止期限以后，起码可以活到后年。”
听这一说，杨、詹精神一振，“是啊！”杨恭治说，“常常听人提起秋审、秋审，到底怎么回事，请你老教教我们。”
“是这样，”邹观生慢条斯理地说，“凡是秋后处决的案子，在刑部另有处置，专设一个部门，名为秋审处，调各司的能员，充任总办、会办。大致八位，号称‘八大圣人’。”
杨恭治突然出现了兴奋的神态，“照此看来，”他说，“家兄的冤枉一定可以昭雪的了。”
“这，”邹观生诧异地问，“何以见得？”
“你老不是说，刑部秋审处的八位官儿，称为‘八大圣人’吗？既然是圣人，做的事就决不会有一点错。而况‘圣人’有八位之多，还怕不能平反冤狱？”
邹观生不觉失笑，“杨兄，你误会了！”他接着解释，“叫他们‘圣人’不是恭维他们做事不会错，是说他们专横，他们所定的结果，不能更改，不能驳回，就好比圣人说的话不会错。”
杨恭治爽然若失，但仍有些不大相信：“莫非他们的上官也不能改他们所定的结果？”
“差不多是这样。”邹观生回到正题上，“秋审的结果，分为四种：一种叫“情实’，丝毫没有可以宽容之处；一种叫‘缓决’，凡命案、盗案的共犯，虽然都是死罪，从犯总应该稍微减轻些，往往改为‘缓决’；一种叫‘可矜’，查察案情，其中有迫不得已之处，可资矜怜；还有一种叫‘留养’，独子犯死罪，而老亲年在七十以上，或者是节妇守节二十年以上，只靠这个儿子，都可以申请留养。这四种改判的结果。由秋审处一一注明，到了霜降之前，呈请钦定，就叫‘勾决’，情实者当年秋后处决；‘缓决’及‘可矜’仍旧关在监狱里；‘留养’则打一顿板子，枷号两月释放。”
邹观生一口气说到这里，有些累了，杨恭治等他歇一歇，缓过气来，方又问道：“那么，这跟家兄定罪的期限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要谈到秋审的截止期限了。如果不划清界限，漫无标准，前后必致混乱。这个截止期限，以各省离京城路途远近而不同，过远省份，截止前一年封印为止，换句话说，今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以前定谳的案子，归入明年秋审；以后的案子，就得归入后年秋审。浙江的限期，是二月初十，以刑部奏准之日为准。令兄的案子如果在明年二月初十以前，还没有由刑部奏准，就要拖到后年秋审再说。”
听此一说，杨、詹二人无不宽慰。不过詹善政对律例比较在行，细想一想，还有疑问：“这件案件，果真冤枉到底，小白菜当然是凌迟处死，家姐夫恐怕亦会落得个斩立决，那就跟秋审扯不上关系了。”
“凌迟跟斩立决的罪名，亦有归入秋审案内，秋审处主办，三法司会审题奏的。小白菜大概靠不住，令兄我想最糟糕亦不过判一个斩监候。命案跟盗案不同，盗案是害及大众，再则怕江洋大盗暗中勾结同党，越狱劫狱，关在那里，提心吊胆的不大放心，不如立时斩决，既绝后患，又昭炯戒。像寻常命案，何须如此？我看，还不要紧，如今已是年底，二月初十的限期，不过一个多月的工夫，刑部不见得能在这个限期以前，定谳奏准。”邹观生又说，“你们真的不放心，不妨派人到京城里去打听打听。”
“是的。”詹善政答说，“我们本来也有这样的意思。”
“如今是个机会。”一直神态平静的邹观生，忽然变得有些兴奋了，他问，“杨举人有没有交情深的同年？”
“你老是问，在新科举人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的朋友？”
“对！就是这话。”
“我想总有的。不过，要问过家姐才知道。”詹善政紧接着说，“有便如何？”
“开年是会试的年份，新科举人都要进京，有的已经走了，没有走的，元宵之前，一定动身。会试的举子，力量很大，他们到了京里，很可以帮帮令亲的忙。”
“是，是！”詹善政与杨恭治同声答应，用期待的眼光催促他说下去。
“这个忙帮起来不费事，只要拿这件案子不合情理，显而易见冤枉的地方，在京里说一说就可以了！”邹观生又说，“这件案子，浙江已经轰动，京里当然亦有所闻。同乡京官见了面就少不得都会打听，如果十个有六七个说杨某人冤枉，同乡京官自然会主持公道。这时候，情形就会有变化了！”说到这里，邹观生陶然举杯，显得颇为得意似的。
光是这副神态，对来访的客人，便是极大的安慰。詹善政提壶替邹观生斟酒，杨恭治夹了一大块肉放在他面前，笑嘻嘻地说：“你老先用点菜，压压酒。”
“这个变化有两种，不过结果是一样的。第一种，有人会跟刑部的官儿——大到堂官，小到司官，提醒他们此案要慎重；第二种，有言官会出面说话。”邹观生紧接着说，“这件案子如果能翻，照我看，言官的关系很重要。”
“是！你老再说下去。”
“言官闻风言事，根据浙江举人的舆论，就可以上奏。不但如此，哪怕刑部奏准，维持原案，言官一样也可以奏请重审。”
“噢。”詹善政不信似的问，“言官有那么大的力量？”
“当然有。”邹观生为他们解释，“言官有两种，一种是御史，就是大家都晓得的‘都老爷’；另外一种叫‘六科给事中’，照六部来分，职掌封驳——”
“慢慢！邹老先生，”詹善政打断他的话问，“请你再说一遍，职掌什么？”
“职掌封驳。照规矩来说，皇帝的上谕，到了六科给事中那里，如果认为不合规制，或者有错，就可以将原旨封还，请皇上再考虑，这叫封驳。”
“啊，啊！我懂了。你老的意思是说，皇帝不该准刑部的奏而准了，六科给事中就可以给皇帝来个驳回。是不是？”
“大致是这个意思。”邹观生说，“总之刑科给事中，对这件案子可以说话。”
不过话虽如此，一经明降上谕，再奏请收回成命，事情就比较吃力了。所以邹观生以为能尽早设法，央请言官，如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或者有言责的翰林——翰林如兼“日讲起注官”，即可专折言事，名为言责，实为言权。倘或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肯出面来管这件事，不仅皇帝要虚心纳谏，刑部亦就更不敢马虎了。
詹、杨二人，连连称是，衷心接受了邹观生的指点。不过，这件案子要从多方面进行，求人之外，亦须求己。在浙江来说，这一案事成定局，要翻就得到京里去翻。那是怎么个翻法呢？
“告御状这件事非同小可。”詹善政说，“也要请邹老先生指教。”
“‘告御状’是俗称，正式的名称叫作‘京控’。这是所谓‘越诉’，限制很严，倘或不照规定，徒劳跋涉，还耽误了事机，不可不弄个清清楚楚。我拿《会典》给你们看。”
《大清会典》刑部这一部门，有很清楚的记载：“凡词讼惩其越诉。”下面的注解是：“军民陈告词讼，自下而上，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倘事款妨碍本官，不便控告，及审断不公，须于状内将控过衙门，审过情节，开载明白，赴该上司衙门呈告，再有屈抑，方准来京呈诉。”
“你们这个条件是符合的，就是说，浙江顶高的衙门，巡抚那里审下来，仍旧觉得冤枉，可以到京里控告。不过，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令其出结，如已在本省各衙门呈告有案，方与勘问；如未经在本籍具控，或现在审办未结，遽行来京诉告者，交部讯明，先治越诉之罪，仍将该犯解回本省，令督抚等秉公审拟题报。’这个条件，你们是有的。难的是第二个条件。”邹观生说到这里，沉吟不语，仿佛在考虑杨乃武这一案的第二个条件够不够。
“邹老先生，”杨恭治忍不住问，“请教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条件是案情内容，如果京控的呈词，与原案核对，‘只小有异同，无关罪名轻重者’，就不再审理，翻控的还要治罪，非要‘与达部案情，迥不相符，而又事关重大者’，方能受理。”
“这个条件也是合的。”詹善政说，“浙江报部说杨某人谋杀，其实没有，这就是与案情全不相符。人命案当然事关重大。”
“你的话不错。不过，空言无法为凭，怎么能找出有力的证据来，很值得研究。”
“是，是！这将来还要仰仗你老。”
“老先生，”杨恭治接着问，“京控准了，是不是部里重新审？”
“不一定，照《会典》的规定，有三个办法，一是由刑部提全案来审，二是发交督抚审办，三是由京里特派钦差大臣到该管省份去审。这三个办法，请旨决定。”
谈到这里，听得有人敲门，是邹观生的至亲从城里来访，胞侄、外甥带着孩子与过年的食物，小屋中顿时热闹非凡。见此光景，詹善政与杨恭治不便久留，相偕告辞。不过就这告辞的片刻，亦还有许多话，再三道谢，也再三重托，而且再三订约，不是年内，亦必在年初五以前，还要来访。邹观生也是跟这两个年轻朋友，一见投缘，满口地答应了。
两人回到城里，大感兴奋。彼此都有一种感觉，杨大姐入狱的结果，不过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于案子究有几许效益，却还看不出来；唯有跟邹观生的这一番深谈，倒确是开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境界。这一遭遇，是个极好、极难得的机会，必得切切实实地把握住。
“恭治兄，”詹善政说，“想大姐是个女流，劳她抛头露面，我不知你心里怎么想法，我可是很难过。现在既有这样一条路子，我们不可轻轻放过！”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杨恭治说，“以我的意思，我们不必回余杭过年，过年这几天跟老郑、邹老先生泡在一起，拿京控这件事办好了它。你看如何？”
“好！我赞成。”詹善政说，“不光是跟郑、邹两位泡，我们还要找路子，看进京会试的，有没有熟人可以辗转拜托，请他们在京里代诉冤屈。”
辗转托人当然办得到，然而非钱不行。这一，大正月里，登门拜访，少不得要带礼物，有求于人，则这份礼物，又非寻常酬酢，点到为止可比。
第二，新年家家有赌局，不是牌九，就是摇摊。遇上了少不得随和凑兴，甚至要特意输几文，作为应酬，这笔赌本，只能多带，不能少带。
第三，托进京的举子，代为申诉冤屈，当然要送程仪。如果家境过分清寒，盘费至今尚无着落，出手更得大方。助人成行去取富贵，这是雪中送炭的大人情，受者感恩图报，自然格外出力。
这样一算，当务之急，还是得回余杭去凑钱。詹善政自告奋勇，去走一趟，这在杨恭治自是求之不得。约定两天即回，而在这两天，杨恭治便在杭州打探路子。
赶回杭州，已是“小年夜”了，不过总算不虚此行。詹家为支助至亲急难，以高利借到一笔银子，总数五百两，尽数让詹善政带到杭州来了。
“我托人介绍，认识一个姓陈的。”杨恭治说，“他也认识乃武，谈起来很同情。此人进京，还差点路费，为数不多，大概三四十两银子。我因为不知道你能凑到多少，不敢先许人家。现在，你看怎么办。”
“姓陈的为人如何？”
“看来像很热心。”杨恭治说，“我听人说，此人笔底下很来得，今科必中。”
如果会试必中，就更值得结交，因为中了进士，无论点翰林或者分发到六部任职，都是京官，帮忙的日子正长。所以詹、杨二人，当天就带了节礼，冒昧登门，这是慕名拜访。
这个姓陈的新科举人，单名一个丹字，平日替人做些应酬文字，博些菲薄的润笔为生，人入中年，家累极重。中举以后，自然有至亲好友，帮衬上京的盘缠，怎奈时运不济，妻子儿女一个接一个患病，亲友的帮款，都耗费在医药上头了。眼看一年将尽，春闱日近，而上京的行装，尚未备办，心境自然不佳，哪里有心思来应酬生客？只看在四色节礼的分上，强打精神而已。
“听两位的口音是余杭？”
“是！”杨恭治答说，“家兄与陈先生同榜，我们余杭县，今年只中了家兄一个举人。”
“啊，啊！噢——”
陈丹的尾音拖得很长，声调也很怪，表情更为复杂，惊异之中，有着卑薄、厌恶之意。杨恭治与詹善政看在眼中，难过在心里。
不过，类似的遭遇，并非第一次，若是不相干的人可以视而不见，对陈丹，当然非做有力的解释不可。
“家兄是冤枉的！”杨恭治一个字、一个字毫不含糊地说，然后又指一指詹善政，“这位詹兄，跟家兄是郎舅，请他拿家兄的冤枉，向陈先生诉一诉。”
杨恭治这样做法，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詹善政的口才比较好；第二，杨乃武有些许荡检逾行，以及为士林正人君子所齿冷的行为，以他做弟弟的身份，很不便说，而詹善政到底是外姓，比较不大碍口。
了解到这层意思，詹善政认为要“先说坏、后说好”，才能改变陈丹的意见，“杨乃武是我姐夫，虽然是至亲，我亦不能不批评他。乃武平时喜欢耍刀笔，过分的地方当然也有，可是替人费心费力，甚至自己赔开销代打官司的事也不少。”他说，“至于这一案，决不敢瞒陈先生，乃武与葛毕氏有暧昧，事并不假，而且也有嫁娶之约——”
“慢慢，”已听出兴趣来的陈丹，打断他的话说，“一个有夫之妇，一个有妇之夫，如何谈得到嫁娶之约？”
“所谓嫁娶之约，是纳葛毕氏为小妾，双方已有成议，等乃武发榜以后，如能侥幸，设法跟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谈判，出一笔聘金让葛品莲另娶。说得难听些，是拿葛毕氏买进来，这一点，家姐也同意的。”
“嗯，嗯！”陈丹的脸色和缓了，“照此说来，似乎不必出此下策。”
“就这话啰！”詹善政立即接口，“发榜之后，陈先生知道的，种种应酬，忙得不可开交，还要打点进京会试，真恨不得一天能化做两天。请想，乃武哪里有工夫干此不急事务，何况是共谋杀人，事先要经过细心策划，密切联络，更不是在这种时候所宜做、所能做的事，其为冤枉，不言可知。”
“然则男女两方的供词，何以又完全相同呢？”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葛毕氏已经信口乱供了，乃武如果不肯承认，或者话跟葛毕氏不符，恐怕早就丧命在严刑之下了！”
“这就是所谓‘锻炼成狱’。”陈丹说，“请你把全案经过跟我谈一谈。”
听完始末经过情形，陈丹的感想完全改变了。对于刘锡彤的颟顸，还觉得情有可原；唯独对陈鲁的专横武断，草菅人命，痛恨之情，溢于言表。这也难怪，陈鲁住在杭州，专门与士林作对，陈丹早就对他不满了。
“两位的来意，我已尽知。照这样的情形，我如果到了京里，自然要替同年讼冤。不过，明天就过年了，而且，”陈丹不愿细谈自己的困难，停了一下，含含糊糊地说，“我自己也很忙，只能量力而为。”
“是，是！就这样已经承情不尽了。”詹善政看着杨恭治，以眼色征询意见。
所要询问的，就是帮陈丹凑进京会试盘缠的话，要不要说出口？杨恭治立刻微微地摇头，表示不说为宜。
告辞出门，两人一路走，一路研究。杨恭治说了他的看法，陈丹似乎是个有骨气的人，不肯随便接受他人的资助。倘或冒昧从事，陈丹可能会觉得是一种侮辱；或者口虽不言，心中认为要避嫌疑，对为杨乃武讼冤之事，绝口不提，岂非弄巧成拙。
詹善政亦以为然，“不过，”他说，“看境况，他确有困难，如果能够不伤他的自尊心，而能够做到雪中送炭，将来得他的益处，一定不少。”
“是啊！此人热心正直，不管闲事则已，要管定会出力。”
研究结果，想出两个办法，第一，话先说明白，知道他会试川资尚无着落，愿意相借，问他的意思如何；第二，托词请他带一笔钱进京，转交某人，其实就是让他先用了再说。
“这两个办法用哪一个，要临时看情形。”杨恭治说，“要做，事不宜迟，此刻就翻回去，才见得我们有诚意。”
“好！”詹善政想了一下说，“我有个说法，走！”
回陈家，再次求见。陈丹出现，脸色不甚好看，倒不是因为厌恶来客，而是刚与他胞弟吵过一场架。
“实在不安之至，到此刻还来打搅。”詹善政低声下气地说，“有件事，想来请教陈先生，我带了一笔款子，是预备京控用的，摆在手边，一时没有用处，想放出去，不知道陈先生有没有路子？”
这话太冒昧了，“老兄，我们初交。”陈丹问说，“你怎么托我这样的事？”
这话问得很深刻，但詹善政倒恰好有话，必得有这样看来难以回答的一问，才能以话答话说出口。
“陈先生的话错了！我们倾肺腑相告，等于以生死大事相托，是这样的情形，银钱小事，就算不了什么了！”
陈丹对这话很满意，也有些感动，不自觉地将彼此的感情拉近了，心里对初交所常有的顾忌，也大为减少了，想一想问道：“你有多少款子要放？”
“二百两银子。”
“放到什么时候，利息多少？”
“想放到明年端午，利息好说。”詹善政答道，“既然拜托陈先生，利息多少请陈先生做主好了。”
“你做事情倒很爽快。”陈丹问说，“款子是不是现成？”
“是的。”
听到这里，陈丹愁怀大放。原来他刚才与他胞弟口角，就是为了一个钱字。他家有块祖遗的田地，是兄弟俩的公产，陈丹进京会试，想卖这块田作盘缠，做兄弟的不能耽误兄长的功名，勉强答应了。
可是，卖田也不容易：有的是价钱不合，卖主不肯卖；有的是知道陈丹的这位老弟很难惹，怕将来有纠纷，“有钱不置懊恼产”，是买主不肯买。就这样拖到年近岁逼，越发难以脱手，因为年关脱货求现，是所谓“杀年猪”，价钱决不会好。
兄弟争执的关键，就在价钱上头，陈丹因为事实所逼，唯有忍痛牺牲；而做弟弟的却以为吃亏太大，坚持不肯，认为最好借一笔债应急，等过了年再卖，比较划算。
如今照詹善政所说，恰好解决了他的难题。考虑了一会儿，说道：“詹兄，你这笔款子，我替你做个抵押，限期四个月，利息照钱庄的拆息，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好极。”
“那这样，我们今天就立个单据，田契抵押，要等开了年才能办，我当老兄的面交代舍弟。”
“陈先生，陈先生，”詹善政打断他的问话，“这笔款子是哪位用？”
“老实奉告，我用。”
“既然陈先生你用，就不必要什么抵押了。”
“不，不！一定要。”陈丹急忙摇手，“这里头有个道理。”他沉吟了一下，“说起来有些难为情，不过我不能不说。”
原来陈丹的用意，非做抵押不可，乃是拘束他的弟弟，非卖这块田来还债不可。不然，到时候这块值三百两银子的田地归对方承受，就吃亏了。
“真是，有时候自己骨肉，反而不及朋友，说起来惭愧。詹兄，你如果不愿这么办，我不敢借这笔钱，因为到了期限，舍弟倘或仍旧跟我扯皮，我拿什么来还？”
“既然有这样的曲折，我遵命就是。不过，利息就免了。”
“没有这话。”
两人谦让了好一会儿，说定只取三厘半的利息。陈丹即时入内，跟他弟弟说明白；又请了他家一位长辈来做见证，拟好一个抵押笔据的稿子拿出来给詹善政看，当然是只字不动，怎么办，怎么好。
其实，像这种契约，倒是接受抵押的一方，需要有个见证，万一将来有了纠葛，公堂相见时，才比较有利。可是，尽管陈丹这样提议，詹善政很大方地认为无此必要。这是他的聪明之处，类此情事，越少人知越好；而在表面上却又显得充分信任对方，能使得陈丹更加见情。
事情做得干净利落，当天就成契交银。陈丹不仅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难题，还有一桩意外的大收获：此事居然感动了他的弟弟，觉得外人尚且如此义气，同胞骨肉反倒斤斤较量，于情于理，两皆不合。一时天良发现，当即作了承诺，只等过了年立刻卖田，了清这笔债务。因此，陈丹喜上加喜，对詹、杨二人感激不已。
其时已经很晚了，陈家当然留饭。客人欣然接受，因为借此机缘，又可作一番深谈。
“陈先生预备哪天动身？”杨恭治问。
“还早！还早！”陈丹答说，“二月初动身都可以。”
“来得及吗？”杨恭治问说。
“来得及。我算给你听，杭州到上海三天；上海坐轮船到天津两天；由天津进京，大概要四天，日子扣得准，十天工夫就够了。举人复试，总在二月下旬，从容得很。”
“是的。”杨恭治口中答应着，看了詹善政一眼。
这意思是希望他能催一催陈丹，早日动身到京，便可为杨乃武的官司谋干活动。詹善政心中会意，但觉得还不到开口请求的时候，所以没有任何表示。
这时陈丹开口了，“两位是在杭州过年？”他问。
“是。是想在杭州过年。”詹善政苦笑着说，“其实哪一天都是过年。”
这是所谓“度日如年”。陈丹便安慰他说：“人命关天，当道决不会草率从事。公道自在人心，我想，京中大老、刑部官员，一定会跟浙江会试的人打听打听。”
“正是！”詹善政乘机说道，“公道话越早传到他们耳里越好。”
这下，陈丹当然要想一想。他也愿意早日进京，就不为杨乃武讼冤，早日到京，也可以多结交些朋友，打听打听会试的情形，揣摩揣摩八股文的风气趋向，是讲究华丽还是质实，那样入闱便很有把握。无奈“长安居，大不易”，盘缠不能不打算打算。
而事实上却又不容他细作打算，因为，第一，京中物价如何，不甚了解，算亦无从算起；第二，詹善政与杨恭治的殷切目光，使他感受到一种很大的压力。
“这样，”他说，“我过了元宵就动身。”
“那，那可是太好了。”
陈丹心想，既然伸手管了这桩闲事，索性就管好它，因而盘算了一会儿又说：“我看两位亦不必在杭州过年，先回余杭，再把这桩案子的前因后果，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再好好搜一遍，务必将真相确确实实弄清楚，最好能够写下来。过了年初五，请两位到杭州，我们细细商量，怎么样着手。两位看，我这个主意行不行？”
詹、杨二人，自然听从。这天深夜回到客栈，伙计告诉他们说，有个姓郑的来访，久候未遇，已经走了。
“姓郑的？”詹善政一时想不起这么一个人，问杨恭治说：“你有没有姓郑的朋友？”
“没有。”杨恭治问，“会不会是郑兴？”
“啊！是他。”詹善政急急问伙计，“是怎么样一个人？”
“一个蛮漂亮的后生。”
“那就不对了！”詹善政大为失望。
两人多方思索猜测，始终不明白这个姓郑的后生是什么人，只得怏怏丢开，暂且不管，商量陈丹所作的建议。
谈到这个话题，颇足以令人兴奋。杨恭治很佩服詹善政长于肆应，能有此意外机缘，实为可喜之事。至于回余杭去细搜案情，詹善政推杨恭治担任，因为他刚回去过一趟，这一次应该杨恭治回家看看；再则杨恭治也是秀才，要写这个“节略”之类的东西，他的笔下也提得起来。
“你回去不轻松，过年是谈不到了！”詹善政说，“如果年初五赶不来，初七、初八无论如何要到。我这几天在这里也还要探探路子，案子到底太大了，路越多越宽越好。”
“我知道。年初八之前一定赶到。”
因为睡得太晚，所以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还没醒，而姓郑的却又来了。
为伙计所唤醒的詹善政，拿冷手巾匆匆擦一擦惺忪的睡眼，出屋相见。果然是个很漂亮的小后生，二十上下年纪，还是又红又白的一张娃娃脸，见人有点腼腆。
“我姓郑，我爸爸叫我来的。”
“哦！”詹善政问道，“令尊的大名是？”
“我爸爸叫郑兴。”
“啊！啊！”詹善政既惊又喜，“原来是郑老弟。来，来，请里头坐。”他扬手招呼伙计，“泡茶来！去买点心。”
将这位不速之客，延请入屋，动问来意；又说，昨晚上猜了好半天，始终不知道来客是何许人。小郑答说：“我爸爸关照，不要对别人提起他的名字。所以我不好交代这里的伙计。”
“啊，啊，是我失迎。”詹善政蓦然意会，郑兴这样叮嘱他的儿子，当然是为了保密，看起来是有极要紧的话说，因此，他去关上了房门，方始低声问道，“郑老弟，有话你尽管说。”
小郑点点头，先问一句：“你姓杨，还是姓詹？”
“我姓詹。”
“正好，我爸爸关照，有话最好跟你说。今天年三十了，监牢里面，准许给犯人送东西进去，问问你们，是不是有吃的、用的要送给杨举人？”
一听这话，詹善政有意外的惊喜，“原说犯死罪的，不准接见送东西。”詹善政又有些失悔，“应该早早打听，早早预备的！”
于是詹善政一面招待小郑吃点心，一面抽身到对面房间叩门，将杨恭治唤醒了，告知其事。
“郑兴好像很帮忙，但也好像是故意卖情面，是另有作用的？”
“依我看，两样都有。他既然帮了忙，我们当然应该意思意思。应该怎样表示，我来看情形办。现在我跟你商量一件事，现有这样的机会，光是送点吃食进去，未免太可惜了！”
“你的意思是，”杨恭治问，“你我两个之中，想法子进去一个？”
“那一定不行！杨大姐进去一趟费好大的事，老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是想，可以趁此机会通个信。”
“啊，啊！这也对。”
“那么，我们分头办事，我去买吃的东西，请你赶快写信。”
这封信怎么写法，大有讲究：第一，要告诉杨乃武一些什么。第二，如何措辞，不可说得含糊不清，引起误会，但也不能不含蓄其词，以防这封信万一落在外人手中，引起意外的麻烦。第三，当然不能长篇大论，更不能照一般书信的规矩，不用称呼，不用客套，更不能用普通的信笺，得要配合传递的方法，选用适当的纸张。
因此，等大致商量停当，杨恭治写这封信很费了一番脑筋，首先是用什么纸，就大费斟酌。竹纸、连史纸、宣纸都不合用，因为不够坚韧，易于破碎，坚韧的有一种高丽笺，却又太厚太硬，不便隐藏。想了半天，决定采用白绫。
好在离客栈不远之处，就有一家绸缎店，杨恭治不愿假手于人，亲自上街，买回一尺绫子，只裁取一寸大小的一块，然后磨浓了笔，先起草稿，再用蝇头小楷，极细心地抄在白绫上。
一切齐备，詹善政亦已回来了，备办的是一大块煮了的火腿，一大包绍兴香糕，一篮橘子，还有一块猪油糯米年糕。
“这样东西不对了！”杨恭治指着糯米年糕说，“莫非你不晓得他从不吃糯米东西？”
“我怎么不知道？就因为他从不吃，我才要送。”说着，詹善政掏出一把新买的德国小洋刀，在那块厚约五六分的糯米糕中间，很细心地开了一道口子。
杨恭治恍然大悟。唯其是杨乃武从来不吃的东西，才会引起他的注意，猜想到其中必有夹带，从而仔细检查，发现年糕中所藏的信。
“你这个脑筋动得太好了！早知道，我该多写一点！”杨恭治说，“这么大一块年糕，又有弹性，藏一大块白绫在里面，一定看不出来。”
“时间来不及，只好算了。”詹善政说，“好在开了这条路子，以后通信也容易。”
说着，他将那方寸大小的一块白绫，很细心地塞入年糕之中，在边缘上捏一捏紧，泯没了那道口子，由外表去看，丝毫不见异状。
处理停当，时已近午，杨恭治也到了预定动身的时候。因为有此意外机缘，行止似乎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可是，这时候无法与詹善政商议，只说：“我想陪你一起去。作兴里头有啥要紧话传出来，我好带回去余杭。”
“会不会有话传出来，很难说。就有，也不会是今天。我看你还是趁早赶回去吃年夜饭的好。”
说到吃年夜饭，杨恭治不由得伤感。江浙人家，最重这年三十合家团聚的一顿晚餐，若有远人未归，往往守候至午夜。想到杨乃武家今宵触景生情，格外凄凉，他反而更坚持了。
“不！”杨恭治说，“能够有个好消息带回去，这顿年夜饭方能吃得下。就算里头没有话传出来，至少也要知道乃武已经收到我们送进去的东西，回去告诉他们，也算是一种安慰。”
“也好！那就一起走吧。”
于是，将食物装入一个藤制提篮，匆匆赶到县司衙门监狱。郑兴已派人守候在那里，问明姓名，只准詹善政一个人携着提篮入内。
“你到茶店里等我。”詹善政对杨恭治说，“我交代完了就回来。”
杨恭治无奈，只好到茶店里坐等。这一等，等了有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钟头，才看见詹善政手提空篮，步履匆促地奔了来。
“怎么样？”杨恭治急急迎上去问。
“回去谈！”詹善政低声答说，重重地点一点头，又使个眼色，表示有很重要、很满意的收获。
其实，一路走，一路已谈了起来。詹善政说，郑兴实在很热心，很够朋友，本来他早就可以回家了，只为守候詹善政，空耗了许多工夫，也因此受了几句埋怨，怪他去得晚了。
“埋怨归埋怨，帮忙仍旧归帮忙。他问我：‘你有没有啥夹带？’我心里想，这件事是犯禁例的，当时还有人在旁边，说破了也许害他为难。所以我说：‘夹带是没有。别的东西都无所谓，乃武最喜欢吃糯米年糕，务必拜托郑头交到。’他点点头，又说：‘逢年过节犯人家里送东西来，我们总是格外方便，王法不外乎人情，上头也晓得的。不过，有一点点规矩，你想必也知道。’”
说到这里，杨恭治插嘴问道：“什么规矩？”
“那还用说，当然是红包。等我摸出来递过去，老郑随手交给手下，特别关照：‘是我的朋友，请弟兄们照应。你把东西拿进去，顶好不要动，尤其是那块年糕。提篮摆在号子里头好了，回头我去拿。’等那人一走，老郑跟我说：‘你在这里坐一息，把提篮带回去。’”
“这，”杨恭治又兴奋地插嘴了，“看样子，提篮里面，或者有花样。”
“大概是！”詹善政答说，“老郑交回提篮的时候，特别加了一句：‘篮子当心，不要乱放。’这不是言外有意？”
于是两人不再多说，加紧脚步，就像年底下收账讨债的那样，在大街上匆匆而过，巴望早早回到客栈，看提篮到底有何花样？
到得长泰客栈，詹善政在屋中搜索提篮，为了防备有不相干的人窥见，或者客栈伙计有事闯了进来，由杨恭治在院子里把风。这只长方形竹架藤面的篮子，一共两层，拉开第二层，只见包食物的纸胡乱捆成一团，用根麻绳缠两缠，丢在里面，谁看都是食物处理以后，剩下的一堆废物，不会去注意。可是在詹善政却如获至宝，急急拆去绳子，将那一卷摊开来，一张一张地检查，果然，中间夹着一张有字迹的纸。
这张纸是张连史纸，并非包食物所用，杨乃武在狱中，怎会有这样一张纸，是件很奇怪的事。更可怪的是，居然还有毛笔，字迹亦并不潦草，见得是在相当从容的情况之下，写成一封回信。
他在里面看信，杨恭治则在外面默忆自己写给杨乃武的信。清清楚楚地记得，是这样写的：“沉冤已渐为人所知，援手有人，决意京控，并请公车讼冤。家中均安，勿念，自宽自重。”并未具名，因为杨乃武认得出他的笔迹。
“恭治！”
听得这一声喊，杨恭治回身相望，詹善政面有喜色，便知已有收获了。
进屋从詹善政手里接过信来看，只见写的是：“示悉，慰极！京控从速进行，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供词花押，已藏伏笔，若有明镜，必能鉴其真情。花押请细玩。狱中颇蒙矜怜，不知何以为报？”
下面虽未具名，却画着一个花押。如果这封信落入他人手中，照花押追究，是件很危险的事。杨恭治诧异地说：“看样子，他在里面亦很有办法。你看，居然能有笔有纸，写这么一封很整齐的信，岂不可怪？”
“也许是老郑特别照应，真得好好谢一谢人家！闲话少说，这一句：‘花押请细玩’，你倒看看，有什么名堂？”
亲笔签名谓之“押”。向来不识字的人承认笔据，只画一个“十”字；但识字的人，为防他人假冒签名，可以自己设计一种写法，将三个字或者两个字的姓名，并成一个字，骤看不知所谓，细看方知究竟，其名谓之“花押”，早在唐、宋便已流行，一直相沿至今。
杨恭治曾经在钱庄里学过生意，庄票以及其他有关银钱出入的单据，经手人签署，常用花押，看得多了，深明奥妙——原来花押设计得巧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方面是姓名，一方面又是另一句话。杨乃武的所谓“请细玩”，便是暗示花押中隐隐藏着另一句话。
持向亮处，凝神注视，好久，好久，只听杨恭治情不自禁地喊道：“找到，找到了！原来要这样看！”
“怎么看？”
原来杨乃武的花押，内隐“屈打成招”四字。不说破莫名其妙，一说破宛然成文。经杨恭治一指出来，詹善政不能不佩服杨乃武的巧思。
“这真所谓舞文弄墨了！”他感叹着说，“不过，心思是白费，就算有明镜高悬的清官，细心去看供词，哪里会想得到花押中会有花样？”
“这就全靠旁人的一句话了！如果有人点破，一看果然，对整个案子的看法，当然就会不同。”
詹善政拿他的话，仔细想了一会儿，很起劲地说：“对！对！这就用得着陈丹了！”
杨恭治也想到了。这次陈丹进京会试，只要随意说一句：杨乃武是屈打成招，花押里面有这四个字，那才是他心里的“亲供”。这句话传到刑部，自然要慎重推究，不会轻易定谳。
“你赶快回去吧！”詹善政催促着，“一到请你就把这些情形告诉我姐姐，好让她心里稍微轻松些。”
“好的！我马上赶回去。准定年初七之前，一定回来。”
詹善政等于是在陈丹家过的年。陈太太很贤惠，认为陈丹能够进京会试，而且弟兄和好，完全出于詹、杨二人所赐；知道詹善政一个人留在杭州，客中佳节，又是为了照料至亲的官司，心境一定凄凉万状，所以特地派一名老家人到长泰来请，说是：“我家太太请詹老爷去过年。”
由内眷出面相邀，完全拿他当通家之好看待，詹善政觉得不必辞谢，否则倒是自己见外了。因此，欣然答应，买了好些爆竹、风筝、拨浪鼓之类的玩具，到陈家去吃年夜饭。这一下，不但成了陈家夫妇的上宾，而且也博得了陈家孩子的欢迎，“詹伯伯、詹伯伯”叫得好亲热。
一夜过去，到了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一，陈家来拜年的客人很多。詹善政觉得自己的身份，仍以隐藏为宜，所以带着陈家的孩子到城隍山去兜了一个“喜神方”，顺路逛了逛城隍山，中午将孩子送回陈家，吃过饭便要告辞。
“你到哪里去？”陈丹问。
“回客栈。”
“那不行！你是内人请来的客人，我要问了她再说。”
“不必如此！陈先生，我老实说，你的至亲好友都没有见过我，看见了，少不得要问起。那时候你怎么说，说了实话，你不方便，我亦不方便，所以还是我避开的好。”
“那不要紧！我只说是表亲好了！一表三千里，谁知道你的来历？”
“不，不！”詹善政说，“至少令弟知道我的来历。他或者会跟人谈起，那样一来你们昆仲之间，言语不符，容易使人起疑，引起许多闲话，对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陈丹想想他的话也不错，放他走了。不过，到了傍晚，仍旧派人送了饭菜到长泰，第二天中午又携酒相就。在詹善政，当然感激又感动，两人的交谊，亦就更觉不同了。
然而，交谊虽深，究竟还不到无话不谈的地步，所以杨大姐入狱私探以及杨乃武狱中寄信两事，他仍旧瞒着不肯告诉陈丹。但有些情况，不妨变换一种方式透露，尤其是杨乃武的那个花押，非得让陈丹知道不可。
“噢，”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陈先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乃武在杭州府初审受刑，诬供以后，我找到一个机会，匆匆忙忙跟他说了几句话。他说，他供单上画的花押，藏得有文章在里头。那个花押，我托人仿了一份下来，一直看不出啥；昨天晚上无聊，又拿出来看，看来看去看出点名堂来了！”
“居然有名堂！”陈丹亦很有兴味地问，“是啥？”
“我拿来你看。”
詹善政起身开了箱子，背着陈丹，取把剪子，将杨乃武信上所画的花押剪了下来，摆在桌上，让陈丹仔细端详。
“只看得出杨乃武三字，另外有啥名堂？”
“你横过来！”詹善政把纸片移了一个方向。
“啊，啊！仿佛有字！”陈丹细看了看说，“是‘屈打成招’！妙！妙！”
詹善政不自觉地微笑着点头，是显得相当得意的神情。
“令亲的心计，真是很深。”陈丹想了想赞叹，“明明一盘卸甲丢盔的死棋，居然有这么一着人所不防的仙着！看起来翻案有望了。”
詹善政大喜，“陈先生，”他问，“请你说说你的看法，何以翻案有望？”
“这一案的致命伤，就在令亲所供，与小白菜的话，完全相同。如说屈打成招，想翻案时，总是如此说法，复审的官儿，照例是不理这一套的。可是，当堂画花押，有这句话在里面，就是言之在先，与事后的翻供情形不同。倘或有那公正廉明的官，自动发现了这个秘密，不等人犯上控，自己提案来审，效用就更大了！”
“是，是！如果是这样，就好像‘包公案’里面的故事。”
“如今哪里去寻包孝肃这样的人？”陈丹喝口酒，凝神静思了一会儿说，“我们杭州有一位大老，一定肯主持公道。”
“哪一位？”詹善政急急问说。
“夏侍郎，你知道不知道？”
这是指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他是咸丰六年的翰林，由江苏学政内调，占的是兵部右侍郎的缺，却在“南书房行走”，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为人很正派，也很热心。詹善政听说过这个人，点点头说：“夏侍郎大名鼎鼎，当然知道。陈先生，你跟夏侍郎很熟？”
陈丹与夏同善虽不很熟，但如出于主张公道，自然可以率直而言。而且举人进京会试，同乡京官照例应该照应，像夏同善这种居于高位的同乡，至少也要请大家吃顿饭，叙叙乡情，那时就是代为诉冤的好机会。
他很热心，除了夏同善以外，又列了一张名单，不是翰林就是部里的司员，关照詹善政去打听，辗转相托，替杨乃武说几句公道话。只要清议能够重视其事，刑部必不敢草率，案子就大有平反的可能了。
到了年初七，杨恭治如约重回杭州，带来了好些消息。第一，县衙门的捕役阮得，到杨家去敲小竹杠；第二，风传“刘大少爷与小白菜有一手”；第三，刘锡彤必欲置杨乃武于死地，就是为暗中庇护儿子。
“照此看来，”陈丹问道，“会不会是‘刘大少爷’指使小白菜下的毒？”
“不会！”
“何以见得？”
这话在杨恭治就无法回答了。他是听杨大姐所说，小白菜根本就不曾下毒，可是小白菜的话不能说给陈丹听，因为那一来，追问缘故，就会泄露杨大姐入狱私探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决不许透露的。
“是这样，”詹善政替他解围，“实在说起来，葛品莲是生病死的，根本不是服毒。”
“那么，怎么说是‘七窍流血’呢？”
“听说，杭州府驳下去以后，刘大老爷听信了门丁的话，重新拿尸格改过。原来不过口、鼻之间有点血水。”
“还有，”杨恭治接着说，“验尸用银针探喉，本来先要用皂角水拿银针洗过以后再用，仵作也没有这么做，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这真是草菅人命了！”陈丹愤愤地说，“浙江有这种地方官，是浙江人的不幸。刘锡彤这样子胡搞，将来受害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件事，我到京里一定要说。”
“杭州府陈知府，也不见得是好官。”詹善政说，“我还听人说，陈知府专门与读书人为难。不知道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不过，”陈丹冷笑一声，“哼！杭州人是出了名的‘杭铁头’，让他等着，总有一天教他尝尝杭铁头的滋味。”
见此光景，詹、杨二人都深感安慰。同时也都有了领悟，杨乃武这件案子，渐渐变成非浙江人的地方官，如何为祸浙江的一个实例了。在京的浙江同乡，为了维护桑梓，亦必借杨乃武这件案子，有所表示。这是很有利的一个转变。
“好了！”陈丹作了一个结论，“我们分头进行，京里的事交给我。”
陈丹倒真是热心，二月初十到了京里，趁会试还早，先忙着为杨乃武的案子奔走。不过，他第一个要找的，不是现任兵部侍郎的夏同善，而是他的一个亲戚朱智。
朱智字茗笙，举人出身的军机章京。原来清朝的制度，大政都归军机处所出，仿佛唐宋的“中书门下”，内阁大学士名为宰相，并无实权，唯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是真宰相。
但是，军机大臣每天跟皇上见面，一切军国大计，面取进止，只不过可否一语之决，称为“承旨”；这可否一语，要化为指授详明的圣旨，全靠军机章京，这个撰拟上谕的工作，称为“述旨”。因此，军机章京在朝中是一种很特殊也很重要的人物！尤其是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与现领军机、头衔叫作“议政王”的恭王联络，击败肃顺，收回大权的“辛酉政变”，军机章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而更受重视。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历来以人文荟萃的江浙两省人充当的居多，浙江人更为特出，势力也最大。军机章京分头班、二班轮值，领班用满洲话的称呼，叫作“达拉密”。两班“达拉密”都是浙江人，而且都是杭州人，一个叫许庚身，一个叫朱学勤。此外，军机章京中还有两个杭州人，一个叫吴兆麟，一个就是朱智。
见面之后，谈到家乡近事，陈丹首先就提到杨乃武一案。朱智不胜嗟叹地说：“这件案子，我亦略有所闻，总以为杨乃武罪有应得，不道还有这样的内幕，真可谓之为黑幕。我就不明白，余杭县刘锡彤，何敢如此胆大妄为？”
“一半是他本性糊涂，一半也是因为他有奥援。刘某是宝中堂的乡榜同年。”
“怪不得了！”朱智想了一下说，“刑部对此案颇为慎重，尚未定谳。我会留心这件事，等刑部的奏折上来，看是如何说法，再作道理。”
陈丹心想，有军机章京这道关口拦住，不至于贸然定谳，但刑部定议之后，再打回去重新审核，事情就难办了。倘或承办司官，坚持原议，岂不搞成僵局？与其费力于后，不如挽回于前，事半而功可倍。
把这层意思说了出来，朱智深以为然，想了一下说：“这样，刑部秋审处的总办余撰，是浙江龙游人，他是咸丰二年壬子的进士，资格很老，在秋审处算是首脑。我陪你去看一看他。”
听完整个叙述，余撰从容不迫地答说：“这件案子的疑问很多，事关逆伦重案，又非寻常命案可比。不过从表面看，杨乃武与葛毕氏都已招供，而且供词如一，所以部里没法子推翻全案，至多只能挑不明白的地方，让浙江声复。枝枝节节，无关大局！杨家既认为这是覆盆奇冤，何不京控呢？”
“杨家原就有京控的意思。”陈丹答说。
“既有此意，何不早早动手？”
“是啊！”朱智接着余撰的话说，“时机也很要紧。像这样的案子，要仔细推求，限期固然可以稍宽，但也不能推得太久。”
“是的。我马上写信告诉杨家。”陈丹转脸问余撰，“就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
余撰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此案性质不比寻常，我可以回堂官，尽管拖一拖。不过，误期太久，只怕上头不答应，这个责任，堂官不肯担。”说着，视线转向朱智。
言外之意，相当明白，这“上头”不是指皇帝，而是指军机大臣。如果误了限期，军机大臣奏请交部议处，刑部从尚书到承办的司官，一定都会得处分；倘或军机大臣谅解，那么，即或皇帝发觉，有所诘责，只要军机大臣肯帮忙说几句好话解释，自然无事。余撰的意思，就是要看朱智能不能在军机处先作一番疏通的工作。
“不要紧！”朱智认为余撰是过虑，毫不迟疑地说，“到时候有我。”
“茗笙兄！”余撰提醒他说，“别忘了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也许已经先有信了！有宝中堂在中间回护，事情就比较难办。”
“依我看，刘大令恐怕还不至于有信来。为什么呢？第一，刘大令总以为铁案如山，无须担心；第二，倘有这样一封拜托关照的信，岂非自承情虚？”朱智又说，“不过，顾虑不可不周，等我找个机会，先智破了它，让宝中堂避嫌疑不便干预。”
“正是！”余撰老实答说，“我就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包在我身上！”朱智应声而答，而且还拍拍胸。
拍胸是承诺一力承当，也表示胸有成竹。离了余家，朱智送陈丹回到“仁钱会馆”。只下车一揖，也不进去看看公车北上的同乡，随即西城去访一位同事。
他的这位同事，也是小同乡，名叫金曰修，字少伯，同治六年始由宗人府主事考撰为军机章京，资历甚浅，但出身很好，是同治四年乙丑科的进士。这一科会试的“四总裁”中，有宝鋆，有现任刑部尚书的桑春荣，这就是朱智专程登门的原因。
金曰修是经常拜谒师门的，因为除了师生的情谊以外，军机处常有公事要接头，只要是金曰修当班，而有紧急事故需要跟宝鋆联络时，总是由金曰修专程登门。这天下午，他受了朱智之托，有意挑傍晚时分才去，老师当然留门生便酌，而门生亦必欣然奉陪。这一来便有从容闲谈的机会了。
“这几天举子云集，新闻很多，你听到些什么没有？”
“很多！浙江的尤其多。”
“噢，浙江？”宝鋆问说，“浙江出了什么新闻？”
金曰修不即回答，反而突如其来地问一句：“浙江余杭县的刘大令，直隶盐山人，是老师的乡榜同年？”
“不错。”
“听说刘大令有年征漕浮收，大吏要参他，是老师替他缓颊？”
“老同年嘛！”宝鋆做出无奈的神态，“七十岁了，还是一名小小的风尘俗吏，晚境可悯，如果再落个革职的处分，于心何忍？所以我替他写了一封八行给杨石泉，不了了之了。”
“那就何怪乎其然了，余杭出了一件逆伦重案，浙江公车北上的举子，都愤愤不平，说刘大令在朝中有极硬的靠山，此案必成冤狱了！”
“少伯！”宝鋆唤着他的号说，“是怎么回事？我不懂你的话，你说清楚些。”
“这是轰动江浙的大新闻，老师大概还不知道。”金曰修提壶替宝鋆斟着酒说，“等门生从头说起。”
于是宝鋆拈须把杯，细听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他不但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听得极其仔细，有一个细节不了解的，立即插嘴追问，一定要弄明白方休。
这有个道理。原来宝鋆是恭王的密友，两人无日不见，自军机处退值以后，时常一车同载，在恭王置于大翔凤胡同的别墅“鉴园”中，流连至夕。饮酒、听曲、玩古董之外，聊闲天的时候居多，这桩新闻是极好的话题。但恭王看人料事，常有独到的见解，宝鋆要防他会提出疑问，所以非将始末原委弄清楚不可。
等将故事讲完，金曰修紧接着又回到刘锡彤与宝鋆的关系这件事上面，“浙江的举子都说，刘大令一定会请老师维持原判，杨乃武一定无法申冤。”金曰修有意嗫嚅着说，“还有句话，门生不敢说。”
“为什么？”
“怕老师生气。”
“不要紧！我本无庇护同年之意，生什么气？”
“这，门生就说。有人昌言：此案如成冤狱，则将来杀杨乃武者，不是刘知县，是宝中堂。”
“是何言欤？”宝鋆勃然变色，“莫非认定了我，一定会徇私枉法！”
“老师别生气。”金曰修说，“照我看，他们亦是唯恐老师插手干预，所以故意这么说，用意是希望老师不要管这件闲事。”
“我不管，我不管！”宝鋆大声说道，“我快八十了，还来惹这些是非干什么？不过，他们也不能无凭无据，硬说刘某冤枉了杨乃武。将来刑部议奏我倒要仔细看看。刘某枉法，我不会替他说话，但如秉公办理，并无错处，我难道亦不能说话？”
“当然，当然！如果是那样，我也要劝老师主持正义。”金曰修说，“此案刑部尚在研议，我会替老师随时留心。不过，刘大令倘有信直接寄到公馆里来，门生就不知道了。”
“真要有信来提到这件事，我自然拿信交给你。”
得此保证，刘锡彤想托宝鋆回护这条路子，就算堵得很严了。陈丹辗转得知这个结果，十分欣慰，立即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密密封固，附在家信里面，由民信局寄到杭州，嘱咐家人务必送交詹善政亲收。
这下，就要忙他自己的事了。会试照例三月初八进场。三场试毕，四月十六出闱，自此而始，约莫有一个月候榜的工夫，无所事事，每天只是逛逛琉璃厂、看看同乡。但表面闲雅，内心不免烦闷，第一是闱中不甚得意，只怕要白辛苦一场；第二是詹善政竟无回信，岂不可怪？他心里在想，倘或落第，因为盘缠有限，非买舟回乡不可。到那时杨家京控，无法照顾，似乎于心不安，因此，盼望榜上有名的心更切，因为一中了，在京里起码还有两三个月的逗留，便可顺便料理杨家的官司。至于川资不敷，只要中了就不必着急，总有地方可以借贷。
四月十三发榜，名落孙山。正在懊丧不已之时，接到家报，内中附了一张五百两银子的汇票，信是他的胞弟写来的，说寄来的款子，供他中了进士后的应酬花费；倘或不中，不妨考虑用这笔款子捐个官。又说这笔钱是卖田所得，杨家所借的款子，坚决不肯收回，“盛情深为可感”。
陈丹却很明白，杨家的慷慨，是一种酬谢之意，而事实上又非如此不足以照应这场官司——詹善政另有一封信，附同寄来，信很简单，除了道谢并预祝高中以外，只说京控之事，正在筹划，约莫端午前后，便可相见。
果然，端午前一天，詹善政到了，同行的还有一个杨大姐夫家的老仆，名叫王廷南。京控决定由“叶杨氏”出面，王廷南就是她的抱告。
“预备到哪个衙门告？”
“都察院。”詹善政答说。
“可以。”已经熟读《大清会典》的陈丹道，“‘官民冤抑陈诉’都察院应当受理。收状以后，由京畿道监察御史承办。”
“就因为由京畿道承办，所以到都察院去告。”詹善政说，“京畿道的掌印御史是杭州人，一定肯帮忙的。”
“啊！”陈丹想起来了。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正是杭州人吴凤藻，他是咸丰三年的榜眼，曾经见过一次，“这位吴都老爷资格老，为人正派，能告到他手里，再好都没有。状子呢？”
“状子草稿早就备好了！请陈先生过目。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以改。”詹善政开箱子取出诉状草稿，郑重其事地交付陈丹。
接状细读，才知具状的虽是叶杨氏，而申冤的实在是杨乃武本人。他在狱中做了一份亲供，按照规定，送交家属，指明请他的胞姐叶杨氏，代表具状京控。其中所叙遭诬的经过，当然与浙江县、府、省三次所招的口供不同。
杨乃武所说的“真相”是如此：当案发之初，有个承办的余杭县捕役阮得，上门索诈，打着县官长子刘子翰的旗号，表示杨乃武如果肯出五百两银子，此案即可不受牵累。杨乃武因为问心无愧，断然拒绝。
阮得索诈不遂，转而向葛毕氏下手，教唆她诬攀杨乃武供给砒霜，毒死亲夫。他骗葛毕氏说：只要这样作供，便可脱罪。葛毕氏无知女流，信以为真，果然照此诬供。余杭县即据此串诬，将他逮捕到案，酷刑逼迫之下，唯有诬供。
这番情节，依照《会典》规定，足以翻案了。陈丹考虑了一下，觉得有跟朱智研究的必要，便陪着詹善政一起去拜访。
见了面，也看了京控的诉状，朱智点点头说：“果然如此，这一案当然要重审。我有几句话想请教詹乡兄。”
“不敢，不敢！朱老爷请吩咐。”詹善政很恭敬地答说。
“‘老爷’之称不敢当！”朱智问说，“这个状子是谁做的？”
“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本来是刑名师爷，现在在家养老。”
“令亲真的有这样一份亲供？”
“是的。不过其中稍微有点改动。”詹善政想了一下说，“譬如指明胞姐具状，就是邹先生的主意。家姐丈本意是要叫家姐具状的。”
“噢，这又是何道理呢？”
“邹先生说，妻子具状，当然比姐姐具状来得有力量，不过这要先轻后重，一步一步来。京控是第一步，京控一准，一定发回浙江更审。如能平反最好，倘或仍照原判，那时由妻子出面上控，显得情词迫切，比较更容易动听。”
“这个想法更高明。”朱智深表同意，“像这样的案子，情节虽重，当事人的身份不够分量，不会钦派大员去提审，十之八九是发回浙江，委由原官重审。那结果亦就可想而知，当然维持原审，看上去一定有第二次上控，甚至还是京控。我再请问，京控告到都察院，可有说法？”
“有的。”这次是陈丹代答，“他们已经托过吴蓉圃了！”蓉圃是吴凤藻的别号。
“请问，”詹善政问说，“我可要见一见吴都老爷？”
“不必，不必！”朱智连连摇头，“这个嫌疑一定要避！见了反倒不好，而且他亦不肯见你。反正只要托到，他家自然会有信到京；即使没有信，他也会秉公办理，不必去见他！”
不过，詹善政虽不宜去见吴凤藻，而朱智与他本就常有往还，作为闲来访友，顺便关说，并无不可。当时的结论是，抱告尽管去投状，即令吴家的家书未到，亦不要紧，可以由朱智跟他说明白。
投递京控诉状的第三天，朱智才去访吴凤藻。因为诉状收文以后，分到京畿道先由监察御史看了，才会转到掌印御史那里，去早了，吴凤藻还不知原委，谈不出结果。
时间估计得正好，“叶杨氏京控的状子，今天上午衙门才看到。”吴凤藻说，“这一案的是非曲直，现在还没法子说。”
“噢，”朱智想了一下问道，“是不是原案还没有过目？”
“是的。”吴凤藻答说，“已经去公事给刑部浙江司了，请他们移送全案，大概明后天就可以送到，这一案府、县、巡抚都问过，案卷一定不少。恐怕要三四天工夫才看得完。”
从宽估计，要六天以后，吴凤藻才能了解全案。朱智便暂且不谈案情，只作为同乡闲叙乡情似的问：“杭州最近有什么新闻？”
“不知道啊！”
“近来没有接到家报？”
“没有。”吴凤藻说，“舍间总是两个月来一次信，算算日子，也该有信了。”
照此看来，杨家所托的人情，吴凤藻还不知道，这样就更不宜在此时谈论来意。闲谈了一会儿，告辞而去。
上了车不即回家，转道去访余撰。一见面不必他开口，余撰反先告诉朱智，说是杨乃武京控的案子，他已经知道了，而且看到了诉状的抄本，认为京控应该受理。
“受理以后，怎么样呢？”
“那是都察院的事，要看吴蓉圃的意思。不过大致是咨解回浙。”
“这方面我要请教了。”朱智问说，“咨解回浙，是不是仍由余杭县审呢？”
“绝不可！连派余杭县会审都不行！谁派了，谁就要倒大霉。”
余撰将《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取来，指出一条：“督、抚、藩、县、道、府将应行亲提讯究之案，发交原问官收审，或仍令会审者，照例议以革职留任。”这是嘉庆十四年的上谕。到了道光十八年，另有一道上谕：“嗣后京控发交事件，着各该督抚等于审结时，将是否应亲之处，随案声叙。如有应亲提而委审，应亲提委审而仍发原问衙门者，俱着专案报部，照例分别议处。”朱智一看，完全明白，京控发回的案件，督抚应该亲提，或委审，决不能发交原问衙门，否则便失却了京控的意义。
刘锡彤是原问官，固然不准再参预审问，但照实情来说，杭州府知府亦是原问官。杨乃武诬供购砒，拉出钱宝生来，这一切锻炼成狱，都出在陈鲁手中。然则杭州府是否亦不准参预呢？
余撰认为朱智所提，确是个疑问，但部里行文，只责成督抚，不便多所干预。将来案子发回浙江，要看杨昌濬如何处置，如果委由陈鲁审问，而居然秉公办理，当然没话可说，否则得视情况而定，此时无法预告。
“倘或审问不实，如何处分，律例总有规定吧？”
“当然，”余撰翻着《六部处分则例》问道，“你是指原问官？”
“是的。”
“审问不实，亦要情形而定。照这一案来看，如果杨乃武京控属实，那，问官的罪名就重了。”
“重到怎么个地步？”
“你看！雍正元年的上谕，”余撰念道，“凡大小衙门问刑官员，于命盗案件，不能虚心研鞫，刑逼妄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以致枉坐凌迟、斩绞者，革职。”
“啊，啊！”朱智悚然动容，“罪名不轻啊！”
“人命出入，当然轻不了。”
“那么，复审的呢？”朱智问说，“是一路错下来的，总不能只处分原问官一个人吧？”
“一路错下来，就一路都有处分。”余撰又念，“该管各上司不能平反，率据原招审转，州县官应革职者，府州降四级调用，司道降三级调用，督抚降二级调用。”
“能不能抵消？”
凡官员有过失，得到降级的处分，有准予抵消、不准抵消两种。准予抵消，即是功过相抵，以前曾有加级一次的纪录，遇到降一级的处分，正好扯个直。大致罪有公罪、私罪之分，过失仅止于职务上的疏忽，并无受贿、徇情、任性等个人因素牵扯在内，就是公罪，否则便是私罪。公罪轻，私罪重，所以公罪往往可以抵消，而私罪决不能够。
“这是私罪！”
听得这个答复，朱智大为皱眉，“要平反，很难了！”他说，“一翻过来，从陈鲁到杨石泉都要交印把子，哪还有个不维持原判的。”
“是啊！”余撰点头同意，“我看官司着实有得打。”
“能不能想个法子，一下子给它平反过来？”
“很难。”余撰答说，“律例持平，双方的利害都要顾到，只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不过，杨家如果有精通律例的人指点，平反得可以快些。”
“噢，噢！请你指点一下看。”
余撰想了一下答说：“这一案发回浙江，大概是发交杭州府审。如果维持原判，杨家应该立刻京控，这是给臬司与巡抚一个机会，因为依律：‘上司有能驳审改正，立予平反者，即照例给予豁免。’错之在先，改正于后，议叙虽不可得，处分却一定可以豁免了！”
这番研究，将这件案子未来演变的情况，大致都弄清楚了。于是，朱智转告陈丹，陈丹转告詹善政，陪着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了状子。回到客栈，随即检点行李，准备启程回乡。
到了第三天，都察院派人来传唤王廷南，由吴凤藻问话。案情都在状子之中，而抱告并非直接关系人，所以问得很简略。最主要的一点是，询问叶杨氏是王廷南的什么人。
“是我家主母。”
“你家主母是不是夫家姓叶，娘家姓杨？”
“是！”
“是不是杨乃武的姐姐？”
“是的。”王廷南答说，“是同胞姐弟，感情很好的。”
“你来做抱告，是不是确确实实你家主母亲自关照？还是别人用你家主母的名义，指使你来的？”
“是我家主母亲口关照我的。”
“好！”吴凤藻特为警告，“这一案本来与你毫不相干，但如你是受人指使，冒用你家主母名义，那可是犯罪的！”
“小的不敢。”
“你认不认识字？”
“认识。”
“认识更好！你具结的时候，仔细看一看里头的文字。”
于是当堂具了结，可以饬回了。但王廷南有句话问：“吴老爷，小的上千里路到京里来一趟，总要有句确实的话，回去对主母好有交代。”
吴凤藻已经接到家信，得知杨家曾经重托，但有爱莫能助之感，想了一下答道：“照我的职掌，有人到这里来告，我是可以详细审问，请上头奏报朝廷的。不过，你等于是案外之人，杨乃武受了什么冤屈，问你你不知道，你所说的话，亦不能作数。我只有照你家主母状子里所说，据实转报。不过，这个状子，十之八九是准了，等我跟刑部商量，怎么个处置，有批回给你。”
“是！多谢吴老爷。”
“还有，”吴凤藻问，“你家主母另外口头上有什么话，关照你来申诉？”
这是吴凤藻特意帮忙，多此一问；若有未尽之意，此时正好补充。只是王廷南为人老实，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看法，亦可以假借他主母的名义申诉。所以据实答说：“没有。”
没有话就退堂了。吴凤藻当天就跟刑部浙江司与秋审处接头，果然如余撰的看法，认为唯有将抱告“咨解回浙”复审。
于是，由吴凤藻主稿，拟了一道都察院与刑部会衔的奏折，经两衙门的堂官判了行，第二天一早递上。军机大臣承旨，面奉两宫皇太后核可，奏折发回原衙门。到了下午，王廷南就接到批回了。
批回上写明的处置，果然是“咨解回浙”。所谓“解”是解送抱告王廷南，照例要由刑部咨请兵部派员解送，等于原告成了犯人。照刑部的说法，此举虽不合理，却有必要，因为千里迢迢，夜长梦多，抱告可能为被告所害，亦可能为人所诱不回原地，更可能中途遭受意外，总之王廷南如果无法回到浙江，或回浙江而不到巡抚衙门报到，都察院与刑部对这奉旨的“咨解回浙”四字，即无交代。
这一来詹善政一路供应委员、解差，就得多花好些钱，多受许多不便。于是仍由陈丹托朱智设法，具了一个保结，保证王廷南必在一定限期内“回浙报到”，派委员、解差之事才得作罢。
临行之前，陈丹与詹善政有过一番长谈，谈到杨乃武的案子，也谈到他自己。落第的陈丹，一方面不死心，一方面羞见故乡亲朋，决定捐一个主事在京候补，以便下一科再参与会试。詹善政当然赞成，因为杨乃武在浙江复审，如果不能获得平反，少不得还要到京里打官司，仍旧要仰仗陈丹照应，才有申冤之望。
自詹善政回到杭州以后，就不断有信到京。第一封信即让陈丹诧异不止。浙江巡抚杨昌濬居然不顾煌煌则例的明文规定，仍派原问官刘锡彤复审。
这样，第二封信报告些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据说，情形比初审还要坏，杭州府复审时，传沈体仁夫妇到案，在陈鲁严词逼问之下，沈媒婆竟供称葛品莲身死发觉异样之后，曾经盘问小白菜，盘出下毒的情事，方始报官相验。这一番指证，对杨乃武、小白菜更为不利。
第三封信是八月初到的。詹善政说，杭州府仍照余杭县所报定案，官司很糟糕。亲属会商，决定由他的姐姐到巡抚臬司两衙门上控，结果落得“归案讯办”四个字。看样子浙江臬司蒯贺荪、巡抚杨昌濬都不会再亲提讯问，将来照杭州府所报，咨转刑部。因而决定，要作第二次的京控，重托陈丹，预为布置。
到了九月里，由“杨詹氏”具名所遣的抱告，杨家的账房姚士法，由詹善政陪着到京，安置了行李，立即到仁钱会馆跟陈丹见着了面。
“真是暗无天日！”詹善政垂着泪说，“臬台衙门有话传出来，这场官司无论如何打不赢，就算错了，也要错到底。陈先生，你说，天底下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你不要急！京里的说法不一样，这场官司无论如何要平反。就是你的话，天底下到底有没有王法？有王法就不容他们猖狂！浙江由县到省，固然上下相维，官官相护，可是，京城里能说话的人到底太多！你放心好了！他们打算错到底，我们就跟他们周旋到底！”
心力交瘁的詹善政，得此鼓励，信心复生。而陈丹这一次不仅热心，且亦真正动了义愤，好在他捐班主事，制签正分发在刑部候补，办事找人，格外方便。第二天便在前门外正阳楼请了一桌客，朱智、余撰、吴凤藻等一班在京里很有办法的同乡都到了。詹善政当筵下跪，泣求申冤。举座动容，无不觉得平反此案，应该协力，是件义不容辞的事。
“真没有想到，杨石泉敢如此目无王法！”朱智提出他的看法，“这一案，演变至今，已非杨某人个人死生祸福所系，而是我们浙江以后还有没有王法了？杨石泉所恃的奥援是左侯，左侯如今领兵西征，朝廷倚畀方隆。如果杨石泉以为朝廷会看左侯的面子，对他格外优容，那么以后生杀予夺，如取如携，我们浙江人哪里还有好日子过？所以这一案到现在非争不可，非争回来不可！倘或争不回，不但杨石泉可以为所欲为，朝廷的威信亦有绝大的关系。我在想，我们可以多方面进行，一面打官司，一面动折子参他。各位以为如何？”
“动折子参他，为时尚早，”比较持重的吴凤藻说，“动折子一参，反倒把本案的分量减轻了！我们浙江人固然把这件案子看得很重，别人不以为然，只知道我们是在借题发挥，想攻倒杨石泉。以我说，反正这一案只要争回来，杨石泉以下，由臬司到余杭县都逃不脱责任，所以眼前不妨只对事，不对人。让大家知道，浙江有此冤狱，倘或不能平反，则人人自危，不知道哪一天‘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样，清议关注，当政者就不能不重视，事情比较容易有转机。”
这番见解，十分通达，连朱智亦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话题便集中在如何就法言法，向哪个衙门去上控。
照邹观生的设计，打算仍旧向都察院投诉，余撰认为不甚合适。他的见解是，已向都察院上控，会同刑部奏准，发交原省复审，而结果仍然维持原判，就得再上层楼，向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申诉，方合逐步上控的道理。
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说起来只有内阁与军机处，但并无直接统属关系，而且内阁与军机处，亦无承受军民呈诉的职掌。这样说来，唯有的一条路，就是叩阍。
“谈到叩阍，太难、太难！”余撰又说，“本朝除非皇上巡幸，有旨准百姓呈诉冤抑，否则就无从叩阍。而且犯跸惊驾，罪名很重！我看有个衙门，倒可以去闯一闯，闯这个衙门，亦就等于叩阍差不多！”
“是，”朱智问道，“步军统领衙门？”
“对！就是这个衙门。”余撰答说，“步军统领衙门，掌九门锁钥，周卫徼循，肃清京邑，是京师最高的治安机关。属下郎中的职掌‘勾检簿书，平决诤讼’，就能收受军民诉状。”
又有人指出，向步军统领衙门投诉，还有一样好处，即是直接奏上皇帝，那就等于叩阍了。当然，这也要有人帮忙。步军统领衙门上上下下都是旗人，不过要找路子也不难，尤其是身为小军机的朱智，从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英桂、户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的荣禄，到郎中、员外、主事以及供奔走的小官“笔帖式”，无不直接间接地可以讲得上话，请他们帮这样一个忙，必可办到。
于是，第二天一早，由朱智派了一个军机处的杂役，满洲话叫作“苏拉”的，陪着抱告姚士法，到步军统领衙门投状。有预先托好的一名笔帖式在照料，带到郎中熙庆那里，略微问一问情由，准了状子。旗人办公事并不讳言关系，熙庆告诉姚士法说：“这件案子，有人打过招呼，好办！明儿一早递了折子，我这儿就算没事了。你也不必再到这里来打听。托什么人，跟什么人接头就是了。”
姚士法四十多岁，以前足迹不出里门，熙庆那一口地地道道的京片子说得极快，简直一句听不懂，只觉得京里的“老爷”很和气，比县里的差役好应付得多。
熙庆确是很帮忙，照朱智的要求，当天就办好奏稿，派人送到英桂的公馆，画了行立即抄缮，当天就递到了“内奏事处”。
年轻的皇帝亲政还不久，虽然性好逸乐，而且最近因为微服私行的缘故，染上了说不出口的恶疾，精神极坏，但皇家的成法，不敢破坏，依旧五更时分便已起身，在灯下看内奏事处用黄匣子递进来的奏折。
这是件很枯燥无味的事，尤其是看到各省奏报有关漕粮税收的折子，一大片数目字，看得头昏眼花，不知所云。因此，步军统领衙门这件奏折，比较起来，易感兴趣。皇帝就像看“闲书”那样，轻轻松松地看完，而且情节缘由，记得相当清楚。
于是，在召见军机时，皇帝首先就问这一案，“浙江杨乃武的案子，是第二次京控了！”他说，“第一次发问浙江，杨昌濬仍旧委原问官审问，这我就不明白了，同样的人，审同样的案子，还能审出两个不同的结果吗？”
这一问正击中了要害！恭王心里明白，杨昌濬必是看宝鋆的面子，回护刘锡彤，而手段甚拙，事到如今，不能不照规矩办了。
这样想着，便即答道：“逆伦重案，自宜慎重，这一案还是交刑部切实议奏。”
“还要发回吗？”
“是！”恭王答说，“除了发回，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发回不又是原样儿？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结？”
“人命关天，审问不厌其详，不是坏事。”恭王是皇帝的胞叔，所以措辞之中，微有驳回之意，亦不以为嫌。他紧接着又说，“原问官或者不免有成见。这次发回，指定杨昌濬同臬司亲提严讯，真相必可大白。”
“好吧！就这样说了！”
上谕到达浙江，杨昌濬深为不悦。洪杨以来，督抚权重，尽管朝廷责成“巡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杨昌濬却嗤之以鼻，“哼！”他说，“西征军事，正在吃紧的当儿，浙江的协饷最重，每月十二万两，按时照解，迟一天都会耽误军用。我哪里来的闲工夫管这种人命案子？”
结果仍旧是委员复审，这一次委的是湖州府知府锡光。他是旗人，到任才两个月。杨昌濬委他复审，倒是希望往公平这条路子上去走，因为第一，锡光既是旗人，与汉人多少有些隔阂，不易受人情包围；第二，到浙江不久，对本案的始末，还不甚了了，不会有何成见。
锡光是纨绔出身，“旗下大爷”做官讲究气派，讲究舒服，奏到委札，先派人到杭州布置公馆，这个公馆要作为复审钦命重犯之用，就得有个够气派的大厅，这就比较难找了。好的是湖州府富庶，大把的公款撒出去，终于觅得一座很堂皇的公馆。锡光到了省城里，谒巡抚、拜臬司、访道府、会同僚，应酬了半个把月，方始出票传案内有关人犯及证人，定期审问。
开审不久，忽然传来一个天崩地坼的噩耗：皇帝出天花，在十二月初五驾崩了！皇帝无子，慈禧太后亲定大计，迎醇亲王之子载湉承继为文宗之子，入承大统，定年号为光绪。
国有大丧，除了军务漕粮等要政之外，其他一切政务，都不免搁置。锡光赶回湖州府，按时设奠哭临；同时也到了封印之期，一干人犯证人，还押的还押，饬回的饬回，直到光绪元年二月里，方又重新开审。
这一次审问，杨乃武、小白菜都翻了供，异口同声地供称，是受了刑讯，迁就问官的意旨，自诬成供。而锡光为人平和，轻易不肯用刑，所以，无论案内正犯，有关人证，都比较敢说话。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内幕，点点滴滴地被牵扯出现，眼看这一件逆伦重案的原判是摇摇欲坠了！
于是刘锡彤、陈鲁都大起恐慌，蒯贺荪亦是忧心忡忡。彼此密商的结果，认为非维持原判不可。于是一方面向锡光疏通，一方面在巡抚面前极力剖陈利害关系，终于说服了杨昌濬，认为唯有不让此案发生变化，对他才是最有利的事。
这些情形，杭州、湖州两府的士绅，都很清楚，少不得有人写信给京里的亲友，表示愤慨。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是湖州府属长兴县人氏，得知其事，自觉于公于私，都不能不说话了！
两宫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浙江有这样一件情节离奇的逆伦重案，在召见军机时，询问始末，恭王便指定宝鋆答奏。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宝鋆对本案的经过情形，比较熟悉；第二，刘锡彤是他的同年，他如果有意加以回护，此时便是一个机会。
可是宝鋆很见机，看这件案子演变到目前，杨昌濬以下有关的地方官，已有犯浙江人众怒之势；而且案牍具在，要想为刘锡彤开脱，亦是不可能之事。唯有在措辞中，尽量少提刘锡彤，便是关顾老同年之意了。
等他约略讲完，慈禧太后已知王书瑞所说的问官“意存瞻徇”确非虚语，便即问道：“这件案子是什么时候发回去的？”
“是去年秋天。”恭王答说，“到浙江已在冬天了。因为国丧的缘故，不免耽误。”
“耽误亦不致耽误这么久！”慈禧太后又问，“发回去的时候是怎么说？教杨昌濬亲自提问，还是准他派人复审？”
“旨意上说明，派杨昌濬‘督同臬司亲提严讯’。不过杨昌濬曾经声复，为了筹措西征协饷，公务太忙，特委湖州府知府复审。”
“这就不对了！如果交办事件，都可以这样子自作主张，连个阳奉阴违都谈不上，事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你想，朝廷的威信何存？”
听这语气严重，恭王不敢接口，想了一会儿答说：“杨昌濬倒还不是跋扈的人，办理这一案如有失当之处，将来结案以后，再请旨议处。”
“好吧！”慈禧太后问道，“这个折子，你们看怎么办？”
“自然是严催结果，给浙江一个限期。”
“原奏请派大员，我看不如派人下去！”
“像这样的案子，派人下去，似乎不合成例。”
“那，是不是非要杨昌濬审问不可呢？”慈禧太后不以为然地责问，“既然意存瞻徇，审来审去还不是老样子？”
恭王语塞，只有伸手向后，示意跪在他身后的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回奏。
于是，文祥膝行两步，出班上奏：“学政亦是朝廷的大员。请懿旨，是不是可以派浙江学政胡瑞澜提审？”
文祥是国之贤良，一向受两宫太后尊重，所以慈禧太后立即答说：“可以！责成他秉公严办，不准官官相护。你们写旨来看！”
于是由在养心殿走廊上携带纸笔在待命的“达拉密”，根据慈禧太后的意思，很快地写好一道上谕，叙明情节以后，接着写道：“此案情节极重，既葛毕氏供出实情，自应彻底根究，以雪冤枉，而成信谳；着派胡瑞澜提集全案人证卷宗，秉公严讯确情，以期水落石出。毋得回护同官，含糊结案，致干咎戾。”
这道上谕，语气严峻，而且很明显地看得出来，朝廷已知此案为冤狱，要求胡瑞澜为犯人洗雪冤枉。旨意如此，浙江的京官无不额手相庆，称颂圣明。
接到上谕，胡瑞澜大伤脑筋，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找皮绊吗？”
“找皮绊”是湖北的乡谈，找麻烦之意。这道上谕，确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一省的学政，专管秀才，无拳无勇，一切要仰仗地方官，而如今要他与作为浙江全省最高地方官的巡抚作对，这件事如何办得通？
“各位看看，这教我怎么办？”他向他的门客问计。
学政的门客，都是书生，只会替他代看文章，遇到这样棘手的事，亦是计无所出。其中有一个较通世务，认为此案牵涉到巡抚与臬司，与藩司无干，而且藩司卢定勋，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的进士出身，彼此同年，不妨向他请教。
“此计大妙！”胡瑞澜愁怀一宽，“我马上去看他。”
到得卢定勋那里，道明来意，也让他看了上谕。卢定勋沉吟了好一会儿，先问一句：“年兄，你打算怎么办？”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跟你讨主意，你怎么反倒问我？”
“不是这话。我们是同年，如果是别的事，我就替你做主了。这件事不同，关乎年兄的声名得失，出入甚大。所以我先要问一问你的宗旨，是公事公办，还是能敷衍得过去就算了？不过，我要提醒你，这是特旨交办事件！”
胡瑞澜的原意，只要敷衍得过去就算了，但听得最后一句，不免懔然，想一想问道：“怎么是公事公办？怎么能敷衍得过去？”
“若说公事公办，年兄，你先要了解你的身份，办这件案子，你就是钦差。不妨堂而皇之地行文地方官，第一，调两个候补知县来替你办案；第二，传首府替你办差，预备问案的地方、刑具等；第三，传唤人犯，亲自审问，或者委员代审。审明了专折复奏，一切《会典》律例，按部就班去做，这就是公事公办。”
“那一来，杨石泉不就大不高兴了？”
卢定勋笑了，“老年兄如果顾虑到这一点，”他平静地说，“那就只有想法子拿公事敷衍过去，算了！”
“这个法子怎么想？”
“法子用不着想，自有人会想。”
“谁啊？”
“嗐！”卢定勋有点好笑又好气的神情，“你到巡抚衙门走一遭，不就有人替你想法子了吗？”
胡瑞澜恍然大悟。只要去看杨昌濬，拿上谕给他一看，他自然会着急，自然会替他想法子。当下连连点头说道：“是，是！我糊涂了！我这会就去，看杨石泉怎么说？”
卢定勋不即回答，沉吟了好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再提醒你，这是特旨交办事件！”
“我知道。”胡瑞澜随口答了一句，兴冲冲地告辞上轿，吩咐到梅花碑。
梅花碑是个地名，又叫佑圣观巷，是巡抚衙门所在地。胡瑞澜的轿子一进西辕门，就看到照墙下已排好了高脚牌之类的所谓“导子”，不言可知，杨昌濬正要出门。
胡瑞澜不愿空跑一趟，拍着扶手板催促轿夫：“快，快，快抬进去。”
轿子抬到大门，杨昌濬的八抬大轿，正从二门出来。主客二人不约而同地吩咐停轿，双方的跟班聚在一起询问究竟，一个说：“抚台有紧要公事去拜驻防将军。”一个说：“学台有要紧公事来拜抚台。”彼此有相持不下之势。胡瑞澜性急，跨出轿子来大声说道：“石泉、石泉，我有‘廷寄’给你看！”
上谕分两种：一种是“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无任何机密可言，由内阁发布，称为“明发上谕”；一种是某省大员或数省大员特加指示，由军机处交兵部专差投递，称为“寄信上谕”，简称“廷寄”。廷寄多寄督抚、将军以及统兵大员，学政管一省文教，尽是例行公务，虽可专折言事，但绝少上奏。朝廷如有廷寄给学政，亦大多是整饬士习之类，照例分行督抚。如果学政单独接到廷寄，事不寻常，大致是密查某案。所以杨昌濬听他这一说，立刻取消原定的行程，将胡瑞澜延到签押房中密谈。
“石泉，麻烦大了！”
杨昌濬接过廷寄一看，脸色大变，由红转白，由白转青，冷笑着说：“好一个‘有人奏’，倒要看看到底是谁？”
这“有人奏”三字，是这道上谕一开头的话。不指明某人奏，而用“有人奏”的字样，一方面是为了保全参劾的人；另一方面只表示“姑妄听之”，为被参大员略存体面。杨昌濬的话虽如此，心里却已认定，所谓“有人”又是浙江籍的京官。
“石泉，”胡瑞澜说，“这一点，你先莫追究，我只请问，该怎么办？”
“事到如今，哪里还有我说话的余地？”杨昌濬负气地说，“我今天就拜折，自请解任听勘。”
“这，你误会了！石泉，莫非你疑心我会跟你过不去？”
听这一说，杨昌濬才发觉自己大为失态，赶紧拱手道歉，“观甫！”他亦别号称胡瑞澜，“彼此交好，又是同乡，我说话比较随便，千万不要见气。”
一个湖南湘乡，一个湖北江夏，两湖认大同乡，所以曾国藩封侯，在京的湖广会馆亦大摆筵席，唱戏开贺。提到这层关系，胡瑞澜不由得就想到浙江的京官，“他们在京里，总是说我对浙江的读书人刻薄。其实最刻薄的是浙江的读书人，目空一切，肆无忌惮，”他停了一下说，“一个举人而捐班的户部郎中，居然也不把翰林看在眼里，当然更不必谈军功出身的了！”
胡瑞澜倒非有意讽刺，可是军功出身的杨昌濬，听见这话，心里当然不会好过，恨恨地说：“你是指那姓李的妄人？”
他俩所谈的是名动公卿的李慈铭。此人于书无所不窥，渊博非凡，而脾气极坏，偏激狂傲，所以杨昌濬视之为“妄人”，甚至因为他是出“师爷”的绍兴人，可能与从前以刀笔营生的杨乃武“同恶相济”，这“有人奏”就是他在“捣鬼”。
由此而始，两人大骂浙江的士风轻薄。胡瑞澜还提到雍正年间，因为浙江士习败坏，特设“观风整俗使”，而且雍正五年不准浙江举人参加会试，是唐朝开科取士以来，独一无二之事。
“由此可见浙江的文人，坏的居多！‘观风整俗’正是学使的责任。”杨昌濬很起劲地说，“老兄其有意乎？”
“责无旁贷，当然想整顿一番，只是无拳无勇，心余力绌。”
“眼前这件案子，就是一个整顿的机会。只要你有这个意思，事情好办。”
于是言归正传，商量复审的细节，决定由胡瑞澜行文巡抚衙门，调派委员四名承审：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边葆诚的地位最高，自然以他为主审。
委札一下，边葆诚摒挡进省。一到杭州，先去拜访胡瑞澜，因为他亦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的进士，跟胡瑞澜是同年。
此人籍隶任丘。任丘边家是海内大族，边葆诚的祖先有个边大绶，明朝末年当陕西米脂县令，因为奉令挖过李自成的祖坟而出名。边葆诚常跟人谈起这件事，自道他家的家风，向来不畏强梁。这次被委主持复审，一半因为他是胡瑞澜的同年，比较好说私话；一半亦因为他是个酷吏，不像湖州知府锡光那样“软弱无用”。
相见之下，欢然道故，但边葆诚不免感慨，“垂垂老矣，”他说，“望六之年，依旧是一名风尘俗吏！”
“五品黄堂，亦不能说是风尘俗吏。”胡瑞澜问道，“年兄到任几年了？”
“我是同治四年到任的。”边葆诚说，“十年了！”
“一做十年是太久了一点。我想，这趟差使下来，杨石泉总要保一保年兄。”
意在言外，如能迎合杨昌濬的意旨，自有升官之望。道光二十一年的两榜出身，早就应该戴红顶子，自己连个道员都还没有巴结上，边葆诚当然觉得委屈，现在有此机会，亦当然要好好把握。
因此，边葆诚问说：“我奉委主审此案，茫无头绪，唯有禀承意旨，勉力以赴。”
“不敢当，不敢当！此案纠葛已久，非借重年兄的大才，不能定谳。”胡瑞澜说，“请先休息两天，慢慢看完全案再说。”
“是！”边葆诚又试探着问，“将来总要维持原审吧？”
“不忙、不忙！且等你看完卷宗，见了抚台再说。”
胡瑞澜这样答复，是有他的打算的。这一案是不是维持原判，能不能维持原判，对杨昌濬的前程关系甚大；边葆诚虽是同年，但官职不相统属，想照应他亦是力不从心。杨昌濬希望边葆诚如何处理此案，将来作何酬庸，以及边葆诚是不是听命而行，对杨昌濬有何企求，最好让他们直接去谈，自己不必居间参与，免得将来有一方不如所愿，埋怨到他头上。反正自己这种“悉听尊便”的态度，已足以使杨昌濬见情了。
但不知是为了遮人耳目，还是另有缘故，边葆诚不曾见着杨昌濬。倒是臬司蒯贺荪对他很客气，连日设宴款待，一谈总是两三个时辰。
流火铄金的天气，边葆诚借杭州府大堂开审，左面是嘉兴知县罗子森，右面是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名为“四堂会审”，其实只是边葆诚一个人问话。
杨乃武与小白菜都翻了供，但杨乃武说了一句不聪明的假话，道是葛品莲暴毙之前的八月二十四那天，是差役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为葛品莲撞见，因而责打妻子。边葆诚抓住他这句假话，在征得胡瑞澜、蒯贺荪的同意以后，施展辣手，昼夜不分地轮流盘问，只为有了一句假话，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真话也是假话了。
这有个名目，叫作“熬审”，只对谋反大逆、江洋大盗等强悍的罪犯才用的手段，而竟施之于文弱书生与一个女流，而且还动用了大刑，杨乃武的两条大腿，虽未打断，已成残废。不但夹了杨乃武，还夹了他的妻子，为的是杨詹氏两次京控，被认定是个必须严惩的刁悍泼妇。
胡瑞澜的复奏，是十月初到京的。由于慈禧太后的万寿之期已近，凡是凶杀案之类的不祥刑案，不宜上奏；因而一直到十月十五，方始由军机处奏请裁决。
这天正好召见师傅，一个是翁同龢，署理的刑部侍郎；一个是夏同善，早就接到了杭州的来信，尽知胡瑞澜、边葆诚枉法的实情。所以当慈禧太后问到此案，两人异口同声地答说，此案不宜根据胡瑞澜的复奏定谳。
因此，十月十六日特颁一道上谕：“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葛品莲，诬攀已革举人杨乃武，因奸同谋，问官回护瞻徇，请派大员查办。当派胡瑞澜提讯，兹据该侍郎声称：‘反复讯究此案，实属杨乃武因奸起意，伙葛毕氏将伊夫葛品莲毒毙，供证佥同，案无遁饰，按律定拟。’并声明‘此案原拟罪名，查校并无出入’等语。着刑部速议具奏。”
接着，有位言官上奏：“重案讯办，未协舆情，请提交刑部办理。”这位言官的官衔是户科给事中，名字叫作边宝泉，虽为汉军镶红旗人，其实就是边葆诚的族人。
这边宝泉是同治二年的翰林出身。他倒是个有心人，眼见洪杨以后，督抚权重，视朝廷政令如具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一当了御史，专门抨击弄权的封疆大吏。到任不久，就参了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着又参江西巡抚刘坤一。这一次发难，明责胡瑞澜，其实笔锋力扫杨昌濬，而暗中又有为他的族人边葆诚开脱的意味在内，文章做得极好。
这篇文章一共分三段，第一段是说流言竟成事实：“此案传闻异辞，已非一日；外间议论，佥谓胡瑞澜与抚臣杨昌濬，平日相好，其办理此案，外示严厉，中存偏袒；于案中紧要关键，并未虚心研讯，势必仍照原定罪名拟结。今胡瑞澜所奏，果与前次传闻无异，是物议必非无因。”
第二段论此案不能平反的症结所在：“近来外省已经办成之案，虽经京控，而发交原省查办，平反者百不得一，久已相习成风。且胡瑞澜学政办理同省重案，所派承审之人，不过府州县官，与钦派大臣随带司员者不同。外吏之升沉，操之督抚，仰承意旨，视为故常；一旦特发公论，以疑难大案，引为己责，而致亲临上司干失人之重咎，虽愚者不肯为此。而胡瑞澜素本文臣，从未办理刑名事件，其受人牵制，不能平反，本在意料之中。”
因此，第三段文章建议：“伏思朝廷慎重人命，凡关罪名出入，不惮再四研求；可否特降谕旨，将全案人证卷宗，提交刑部，详细研讯。如胡瑞澜所奏果是，不过稽迟杨乃武数月之死；而既经刑部复审，自足以伸国法而破群疑。倘有不实不尽之处，立共平反，庶嗣后各省承办重案，不敢再蹈瞻徇回护之习，于吏治民生，均有裨益。”
话是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朝廷还不愿意公然表示，要裁抑疆臣的权柄，所以用“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的理由，仍旧责成刑部“详细研求，速行核议具奏，俾成信谳”。这与两天之前的上谕，只有“着刑部速议具奏”一句话来比较，可以看出，边宝泉这一奏，显然已受到朝廷的重视了。
因此，翁同龢特意命浙江司检齐原案，花了两天的工夫，细心研究，看出好几处毛病，一一用笺条签出。其中最说不过去的是：第一，京控提到余杭县令之子如何如何，至少该有本人的一份“亲供”自辩。而仅据差役一句话，“本官之子，早经回籍”而轻轻放过，于理不合。
其次，葛品莲之死，据说死于砒霜，买砒霜的是杨乃武，卖砒霜的是钱宝生；而杨乃武前后两次所供，买砒霜的日期不同，一说八月初三，一说八月初二，究竟是在哪一天？何以不提钱宝生到案对质？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托他的换帖弟兄步军统领荣禄抄了杨詹氏京控的原呈来看，又特意拜访夏同善与朱智长谈，相当深入地了解了案情，方始指示秋审处总办余撰，拟定奏稿，主张逐层指驳，发交胡瑞澜再审。
谁知刑部尚书桑春荣不以为然。争辩了好几天，由于另一位侍郎绍祺与浙江司、秋审处的司官，都支持“指驳再审”的主张，桑春荣亦就只好让步了。
复奏一上立即裁可，由朱智秉笔，发了一道明发上谕，措辞更为严峻，说的是：“前因浙江学政胡瑞澜奏，复讯民妇葛毕氏因奸毒毙本夫葛品莲分别定拟一折，当交刑部速议具奏；旋据给事中边宝泉奏，案情未协，请提交刑部办理，亦经谕令该部详讯研求。兹据该部奏抄，察核此案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甚多，请饬再行严讯等语。命案重情，亟须核实研讯，以成信谳；着胡瑞澜按照刑部所指各节，提集犯证，将复讯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逐一研究明确，毋枉毋纵，总期情真罪当，一切持平，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并将详细供词，声叙明晰，定拟具奏。”
另外由刑部咨复浙江巡抚，详细指出“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之处，计“情节互异者一，可拟者二，疏漏者一”。部文虽不公开，但亦无保守秘密的必要。许多关心本案的浙江京官，都托人在刑部秋审处抄来原咨，竞相传观，无不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一吐胸中的积郁。
消息传到浙江，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最兴奋的是杨家，而最觉凄惨的是刘锡彤。刑部指驳歧异之处，关系最重的是两点，一是指他的儿子刘海升既然牵涉在案内，何以不传讯，不递亲供？这一点还不要紧，因为刘海升早就死了。
刘海升是死于海难。其时招商局成立不久，浙江的漕米，改由海运，即归招商局派轮承办。漕船向例可以附搭乘客，倘或与押运漕米的委员有点关系，且可免费。刘海升为了杨乃武一案“避风头”，决计北归回盐山原籍。这年二月里搭上运漕的福星轮，由吴淞口出海，直放天津。
二月十七起碇，船到佘山海面，忽然起雾。福星轮当即一面改慢车，一面“放气筒”，且鸣且行，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快到黑水洋时，为怡和洋行的澳顺轮拦腰猛撞，船舱进水，不过三分钟的工夫即告沉没。全船乘客及海员共计一百二十人，被救的不到一半。海运委员蒯光烈及刘海升都在遇难之列。
人死可以不论，死无对证的事，总比较容易搪塞。但另一点，为何不传爱仁堂店东钱宝生到案对质，却是全案关键所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是全案关系最重之处，但犯人既已承认下毒，自不能请求传证；问案的人明知有传询的必要，只是意存偏袒，尽可装糊涂。如今刑部指驳，上谕督责，就非得传证不可了。
这一到堂上，钱宝生如果和盘托出，当初如何在威胁利诱之下，作了伪证。辛辛苦苦铸成的“铁案”，便是遇到了熊熊的烈焰，一下子会消融得不成样子。转念到此，刘锡彤直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了。
“快，快！”他大声吩咐，“快去请陈秀才来，立等见面。”
陈秀才就是号竹山的陈湖。原以为胡瑞澜一奏便可结案，谁知结果如此，也不由得变色了！
“如今没有别的办法，”刘锡彤几乎是哭的声音，“唯有切切叮嘱钱宝生——”
“钱坦。”陈湖中途插嘴纠正他。
“钱宝生！”刘锡彤声色俱厉，让陈湖吓一大跳，“竹山，请你也记住，爱仁堂的店东叫钱宝生，又名钱坦是另一回事。”
“是，是！”陈湖也省悟了，“一切都要照原供。”
“对！名字叫钱宝生，是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三，卖了四十文的砒霜给杨乃武。一口咬定，包他没事。”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当初有谕单给他——”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刘锡彤又不耐烦了，“当初写谕单给他，不教他到案对质，我已经做到了；如今是京里的圣旨！你吓他一吓，自然会乖乖儿就范。”
陈湖心想，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连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都被惊动了，小小一个七品知县，还能吓得倒什么人？此事唯有多说好话，动以利害，才能办得通。
主意打定，先去找到钱坦的弟弟钱恺，略说经过，赶到仓前，一见了面，钱坦的脸色很难看——这已非一日了。从杨乃武的案子越闹越大，他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上门的客人总要提起其事。先是不明究竟，问问经过；从真相渐白，知道杨乃武受到诬供，对钱坦的态度，也便由疑问而化为质问，那种冷峻怀疑的眼色与语气，实在教人受不了。
现在一看陈湖上门，先就有了戒备厌恶之心，不管陈湖是如何赔笑说话，他总是有气没力地懒得答理，最后谈入正题，一听要到省城里作证，他的脸色变了。
“我不去！当初答应过我的。”
“不错，当初有谕单，与你无干，现在也还是与你无干。不过京里有人在闹，不能不敷衍一下子。我陪你上省城，只要过一堂，照以前说过的话说一遍，包你没事。”
“如果有事呢？”
“什么事？”
“拿我打啊，夹啊，或者把我关了起来，那怎么说？”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你想，案子还是这一个案子，审的人也还是这些人，难道自己打自己嘴巴，说前一次审错了，只有这一次才审得对？”陈湖又说，“钱老板，你不要怕！本来没事，你一怕，不肯去，倒像做贼心虚似的反而自己找麻烦了！”
对这番话，钱坦亦以为然，左思右想，无可闪避，长叹一声，滚出两滴眼泪：“唉！不晓得啥个冤孽？”
这是无可奈何，唯有硬着头皮应承的表示。陈湖既怕他变卦，又怕他到了堂上所供不符，所以陪着说了许多好话，多方譬解，看钱坦情绪稍微好转了些，方始告辞。
等他走后不久，杨家的人来了，有男有女，有大有小，浩浩荡荡一大群，而且还有专门送礼用的一具“条箱”，抬着跟在后面。
仓前也算是水陆码头，过往的旅客甚多，所以钱坦并未注意。及至条箱抬入店堂，莫名其妙，急忙从柜台里走出来问：“喂，喂！你们是哪里的？”
“钱老板，敝姓杨。”杨恭治上前搭话，“家兄就是杨乃武。家嫂、家姐特为来拜访，几样粗东西不成敬意。”说着，便叫揭开条箱盖子，吃的有整条的火腿，穿的有整疋的杭纺，这份礼很像个样子！
钱坦却无心细看，一听是杨乃武这个名字，他心里就发慌了，口里连连答说：“不敢当，不敢当！”一双眼睛却只顾看着门口。
门口停下来两顶轿子，出来两个妇人，前面是杨大姐，后面是杨太太，手里还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后面又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大孩子，都是杨乃武的子女。
进得门来，杨太太带着两儿一女，一起跪倒，“钱老板，”她哀声说道，“请你做做好事！”
钱坦大惊失色，“这是为啥？这是为啥？”他一面仓皇地喊，一面也跪倒还礼。
这时老板娘已经赶到了，首先去搀扶杨太太，可是她不肯起身，只说：“要请钱老板答应一句，救救我家乃武！”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杨太太，你请里面坐。”
就这片刻，看热闹的人，已在店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少不得有爱仁堂的左邻右舍，挺身出来，帮着劝慰。于是杨大姐说一句：“弟妹，该进去见见钱家老伯母。”
此来说定了的，全归杨大姐一个人指挥，所以杨太太依言起身。钱坦夫妇将杨家大大小小都接到后面。钱家老娘亲自烧香去了，由老板娘周旋接待，乱过一阵，孩子们由爱仁堂的伙计带开，堂屋里三客两主，开始谈论正事。
“钱老板，”杨大姐低声下气地说，“今天实在是来求你。你的苦衷，我们都晓得，已经打听过了，实在是逼得没法子，只好那样说，我们一点都不怪你。说实话，换了我是你钱老板，也只好那样说。”
钱坦不作声，好久，才叹口气说：“唉，叶太太！我也不晓得怎么说才好！这种无缘无故惹出来的烦恼，真正没有道理！”
这话骤听不明白，要细想一想才懂，是隐隐然怪杨乃武不该将他牵扯在内。平心而论，是杨乃武错在先，怨不得人家。于是，杨大姐只好施展苦肉计了。
一个眼色抛过去，杨太太又是一跪。这一次老板娘的动作很迅速，等她膝盖刚一着地，便拿她硬拖了起来。
“说来说去是我家乃武的错！不该为了一上夹棍，信口胡说，我先替他赔罪；将来等他出来以后，再来谢钱老板的救命之恩。”
“没有这话，没有这话！”钱坦连连摇手，“我怎么救得了他？”
“救得了！一定救得了！”杨太太说。
“一定救得了的！”杨大姐说，“钱老板，只要请你说实话好了！”
钱坦默然。人家的要求并不过分，实话直说，理所应当。可是说了实话会有怎样的后果呢？一想起来，不寒而栗。
杨家多少也了解他的处境。是商量好了来的，由杨大姐与杨恭治姐弟二人，轮番向钱坦央求，说他一说了实话，因为与前供不符，可能会有罪名，但一定设法替他上下打点；如果入狱，无论如何不会让他吃苦头。至于爱仁堂的生意，如果需要帮忙照料，只要他提出可行的办法来，譬如进货要垫本钱之类，杨家亦必定尽力。
另外是杨太太向老板娘下功夫，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苦。说到宁波府边知府动刑所受的苦痛，声泪俱下，害得老板娘也陪了一些眼泪。
在这样的情面包围之下，钱坦终于答应：上得堂去，会翻供说实话，杨乃武根本不曾在他店里买过砒霜。只要有这句话就够了！至于未买砒霜而说买过，其故何在，杨家认为不必问，堂上问他，他自然会说另一番实话。此时一问，陡然勾起钱坦的忧虑，大可不必。
等杨家千言万谢的告辞而去，钱坦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言不语，连晚饭都不想吃，只是坐着发愣。老板娘见此光景，唯有极力解劝，而钱坦只是摇头叹气，不断地说：“难做人了！难做人了！”
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他的为难。不说实话，对不起杨家，而且从此亦将不齿于乡里；说了实话呢，县大老爷的“纱帽”不保，还牵涉到陈湖等人，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别的不说，堂上一顿板子，就会打得人死去活来。
“难做人”只好不做人了！第二天一早，爱仁堂内哭声震惊四邻，钱老板自己吃了砒霜，报丧条子也送了杨家一张。杨太太大吃一惊！詹善政恰好在姐姐家里，连连顿脚，“糟糕了！糟糕了！”他说，“姓钱的要倾家荡产了！”
“怎么？”
“现在没有工夫跟你谈其中的道理。”詹善政说，“我马上要去找杨大姐商量。”
詹善政上京两次，见识大非昔比；杨大姐更是冷静而有魄力，明知上门吊孝，钱家一定会当他们冤家，怪他们逼死了钱坦，可是决不能少此一行，而且越快越好。
于是，找到杨恭治，备办了素烛、清香、银锭等物，专程赶到仓前。詹善政颇善做作，在灵床前跪倒磕头，放声大哭。哭的不是钱坦，而是想到这样一个重要人证，忽然失去，于杨乃武的官司不利，为至亲痛哭。
钱家本来对这两位吊客含着敌意，而这分敌意居然因詹善政的眼泪，消融了大半。哭罢起身，见有丧家男子招呼，问起来才知道是钱恺。
“钱二哥，”杨恭治说，“昨天到府上，初见令兄，哪知一夜工夫，会有这样的变化。”
“谁也没有想到！”钱恺痛心地说，“阴错阳差，前世一劫。”说着，掩面流涕。
“钱二哥，你先不要伤心，还有大事要办！”詹善政说，“人亡了，可不要再弄成个家破！”
“家破人亡？”钱恺惊得收住了眼泪，“怎么会？”
“怎么不会？钱二哥，你可有隐藏些的地方，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钱恺不答，只招招手，将他带到最后面的一间厢房，那里一半堆着药材，一半作了钱恺的卧室，连杨恭治在一起，三个人都坐在床沿上谈话。
“钱二哥，你报了官没有？”
“地保来过了，已经接过头，下午去报官。”
“千万报不得！”詹善政说，“你马上去通知地保。”
“为啥？”
“你想，钱老板如今是这件钦命案子里的重要证人，忽然说是服毒自尽了，上面自然要追查原因。那时，县衙门里派了人来，不由分说，先拿了你传了去审问，怎么得了？”
“啊！”钱恺懼然而惊，“这倒不可不防！”
“当然要防。快去追地保！”詹善政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千万迟不得。”
“好，好！我派人去找地保。”
“还有，”詹善政问，“这个地保为人怎么样？”
“你问的是哪一点？”
“是老实，还是奸刁？”
“不大老实。”
“不大老实，就要使点手段。你派人先去骗了他来，跟他谈了，再作道理。”
钱恺答应着去了。地保住得不远，听说钱家有事商量，立即赶到。詹善政见此人生得瘦刮刮，脸上骨多肉少，俗语所说：“脸上没有四两肉。”是很难惹的人。
“我姓詹。”詹善政自告奋勇地出头，“贵姓？”
“我姓吴。”吴地保说，“从前没有见过你老？”
“我是丧家的远亲，特为赶来帮忙。老吴，我们对面坐！”
对面就是一家酒店。吴地保跟着他到了那里，詹善政挑了一个隐蔽的座头落座，好酒好菜叫了许多。吴地保不发一言，只用略带怀疑的态度看着。
“不必客气。一朝生，两朝熟！”詹善政从身上摸出一张银票，故意先亮一亮，是十两银子，然后折得小小的，推到吴地保面前，“一点小意思，不要嫌少。”
吴地保见钱眼开，尊他一声：“詹老爷！这是为啥？请你说明白了，我才敢收。”
“没事！钱老板服毒，你只当不知道有这回事。”
“咦！不是说，要我去报案吗？”
“不要报，不要报。急病死，何必报官相验？”
“急病死的？不对吧！詹老爷，你话我不懂，而且——”他迟疑着没有再说下去。
“你是说，丧家自己为啥不跟你说，要我来出头，是不是？”
詹善政到这时候不能不说实话了，否则会引起误会，疑心他牵涉在人家的命案之中，有杨乃武前车之鉴，绝不可大意。于是他说：“老实告诉你，钱老板的服毒，是为了难以做人——”
他从钱坦当时被迫作伪证谈起，一直谈到昨日杨家全家登门叩求。然后分析，何以呈报服毒自尽以后，县衙门差役会借追究死因，搞得钱家破家荡产的缘故。詹善政自道见义勇为，不能不挺身出来为钱家出主意；地保是本乡本土的熟人，理应帮帮钱家的忙。何况这样做法，不须担何责任，何乐不为？
这番话加上那十两银子的红包，终于将对方说动了。钱家的老娘很明白事理，对詹善政肯这样急人之急，热心设谋，为她家挽回了可能会破家的一场大祸，十分心感。一口答应，如果省里来传唤钱坦作证，她愿代死去的长子，上堂作证。
驳审的部文早就到了，但无人主持，一直搁在那里。学政胡瑞澜正忙着岁试“按临”各府——省各州县已入学的“生员”，亦即秀才，照规矩说，应该在家用功苦读，为了考较文字优劣，有无进步，每年由学政作一次考试，称为岁试。岁试由学政排定次序，亲临各州县出题阅卷，称为“按临”。其时，胡瑞澜正在海宁州、嘉兴府一带，预定十二月初方能回省。
臬司衙门当然也知道此案已遭驳审，只是没有人过问其事。蒯贺荪在十一月初一，照例随巡抚到文庙拈香，当夜暴疾而亡。因此便有许多议论，说蒯贺荪职掌一省刑名，论这场冤狱的造成，他要负最大的责任，遽尔毙命，实在是报应。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流言，传布得最广的是，说杨大姐曾经到东岳庙去焚表哭诉，求得一支签，是一首七绝：“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我观人观自在，金凤先到桂边生。”有人解释诗意，说官司要到明年春天，始有转机；六月里荷花开处，真相可以大白，八月里必有结果。
又有人说，签诗中隐藏着两个人名，一个很明显，最后那一句，明明道出“桂金”；另一个比较隐晦，“春叶春花最有情”，道是春来芳菲满眼，到处可以留情，暗写“春芳”二字。此案的凶手，实在是何春芳与桂金姐。
然而任何流言，不及一个真实的消息来得惊人。这个消息就是爱仁堂的钱老板，因为左右为难，结果一死以求解脱。杭州的士绅，都为这个消息所震撼了！因为钱坦这一死，无异证实了传了已久的流言，他确是在刘锡彤的逼迫之下，作了伪证。
钱坦如此，他人又如何？凡是可能作不利于刘锡彤的供词的人证，都有被迫而步钱坦的后尘，走向黄泉路上的危险！
这一案决不能在浙江审了！杭州的士绅询谋佥同，决定在京里活动，请由刑部提审。
在京里，主持此案的已变成兵部侍郎夏同善。他兼着弘德殿行走的差使，与翁同龢同为帝师。当初翁同龢主张驳审，便是由于从他口中获知实情，确有枉曲之故。所以在浙江的京官们，推他主持其事，顺理成章；而正直热心的夏同善，亦自觉义不容辞，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
在刑部，除了翁同龢以外，另外一位左侍郎绍祺亦颇主张正义。此人籍隶满洲镶黄旗，与翁同龢、夏同善同为咸丰六年丙辰的同年，公义私谊，都没有不支持夏同善的道理。
当然，夏同善亦不会独断独行。跟同乡京官商量的结果，认为官位较高，以及本身职司刑名或风宪的人，都不宜出面呈控。因为官位较高，则不免予人以仗势欺人的印象；而刑部官员及御史为此案呈控，更有假公济私之嫌。最好莫如由清议所归的翰林出来说话。
在京里的浙江翰林，以两个杭州人为首，一个是咸丰十年庚申的状元钟骏声，现任翰林院侍读；一个是国子监司业汪鸣銮，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不过，这两个人列衔，又不是在最前面，领衔的是在籍的一个杭州绅士汪树屏，这样安排，表示呈控出于地方的公意，并非浙江的京官，意图干预浙江的公事。
列衔的一共十八个人，状子递到都察院，详叙种种疑义，认为此案发回浙江复审，绝无结果，唯有解交刑部重新审讯，才能有正确的结果。这样的诉讼，且不说列名的大部分是雅负清望，为公卿所尊敬的名士，也不必问在都察院内部有无安排，只看案情，便非出奏不可。
都察院的奏折，两宫太后看过，发交军机处核议。领班的恭王便找了宝鋆来，问他的意见如何。
“刑部提审，我一时倒还想不出有此前例。此例一开，以后怕要多事了。”
“前例总是有的。”恭王答说，“我亦主张驳，不过驳得掉、驳不掉要好好研究。驳下去，再顶上来，事情就难办了。”
这是军机处的威望所关，驳下去，顶上来，就必得再驳，再驳再顶，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宝鋆心想，如果刑部提审，老同年刘锡彤非吃大亏不可，这一案要帮忙只能帮在暗中。
想停当了，便即答道：“我总觉得此例不可开！不如钦派大员，随带司官，驰驿到浙江提审，比较妥当。”
“也好！先看看有谁可派？”
“是的。我看这个折子压一两天再说。”
这一压下来，马上便有消息到夏同善那里。夏同善找翁同龢，要求他跟恭王进言，仍旧由刑部提审。翁同龢答应了。
事情很巧，就在这天中午，恭王奉慈禧太后之命，到弘德殿来看两位师傅授读的情形，让翁同龢有了一个从容进言的机会。
“刑部有个折子没有发下来。”翁同龢闲时提起。
“是，”恭王想了一下问，“浙江那件谋杀亲夫的案子？”
“是。”
“刑部提审，似乎无前例可援。”
“回王爷的话，皇上亲鞫的案子也有过。”
“那是谋反大逆。”
“逆伦亦是十恶不赦的重案。”翁同龢又说，“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世祖就曾亲自御殿审问，传旨行刑。”
“有这样的事吗？”恭王怀疑。
“有！事在顺治十五年四月。”翁同龢说，“前些日子我查旧档发现的。王爷不信，我可以检档呈阅。”
“不用，不用！”恭王想了一下说，“这一案当然不能轻纵。你看，钦派大员到浙江，如何？”
“恐怕没有人肯去，去了亦不见得能秉公审理，无非再多死几个无辜之人而已。”
“是何言欤？”恭王有些不高兴了。
“王爷，”翁同龢从容说道，“我先讲一段内幕给王爷听。”
所讲的就是钱坦在左右为难之下，不能不自裁的经过。恭王听完，脸上的颜色缓和了。
“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浙江的大吏非维持原判不可，钦派大员到了浙江，难免受人情的包围。如果公事公办，审问虽可委诸随带的司员，但提传案内一干人证，仍旧要由地方官办差，其中有关系的证人，势必遭受威胁，倘或不从，便会如何？可想而知。”
“啊，啊！”恭王深深点头，“地方官要借故杀之以灭口，是很容易的事。”
“正是！”翁同龢突然脸色一正，放低了声音说，“冲龄之主，太后垂帘，是所谓‘孤儿寡妇’的局面，弱干强枝，尾大不掉，往往由此而起，征诸往史，斑斑可考。王爷身当重任，岂可不替朝廷立威？”
恭王恍然大悟，改容相谢，“叔平！”他说，“你真是社稷之臣。”
第二天上朝，恭王的态度一变，他跟宝鋆说，杨昌濬用心可恶，蓄意跟朝廷对抗。此人并无赫赫功勋，而且也只是一省的长官，尚且如此；然则曾建大功，节制数省的李鸿章、左宗棠又当如何？这番义正词严的话，将宝鋆堵得逡巡不敢赞一词了。
于是，当天就奏明两宫太后，下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前据给事中边宝泉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胡瑞澜复讯未协，请解交刑部办理；当以提案解京，事涉纷扰，且恐案内人证，往返拖累，是以未准所请，仍责成胡瑞澜悉心严究。”
这是解释当初所以未准所请的缘故，只为了纷扰甚多，恐怕拖累无辜人证，是出于体恤之意，而非表示根本不应由刑部提审。
第二段是说明所以改变原意的缘故：“兹据都察院奏称：‘浙江绅士汪树屏等，遣抱联名呈控，恳请解交刑部审讯。’据呈内所叙各情，必须彻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谳，而释群疑。”
最后便是指示办法：“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案证，即着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实情，期于毋枉毋纵。”而且特别提示，也就是警告：“至案内各犯，着杨昌濬派委委员，沿途小心押解，毋得稍有疏忽，至干咎戾。”
这道上谕是十二月十四日经由内阁明发。穷京官年底下有各种开销债务要清偿，个个焦头烂额，愁眉不展，但看到这道上谕，为之心胸一畅，平添了几分撑持着过年关的勇气。
可是，在刑部却有人为此大伤脑筋——此人非别，正是刑部尚书桑春荣。因为第一，宝鋆早有嘱托，希望他对此案格外关顾；第二，浙江巡抚杨昌濬刚派了一份重礼。外省督抚，入息优厚，尤其是东南膏腴之地的封疆大吏，逢年过节，对京中要员必有点缀，送上的红包，在夏天名为“冰敬”，在冬季则为“炭敬”。红包大小，因人而施，像刑部尚书这样的地位，大致一二百两银子，而杨昌濬这次所送的“炭敬”，比往年加了几倍，足足一千两。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煌煌上谕，虽不敢公然违抗，但可设法拖延，给杨昌濬一段化解的时间。
因此，当原任主管文卷的“堂主事”，现已调升浙江司员外的满洲正蓝旗人吉顺，拿着根据这道上谕所拟的咨文，上堂请求画行时，桑春荣摆一摆手说：“先搁在那里，等开印了再说。”
大小衙门的规矩，每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一直要到来年正月二十才开印，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不办公事。如果是不相干的例行公事，压一个月亦未尝不可；但这是钦命要件，何可延搁？所以同为堂官的绍祺表示反对。
桑春荣号白斋，绍祺称他：“白公！我看是马上办出去的好！”
“为什么呢？”
“刑部复核此案，几次驳下去，都让浙江顶了回来，威信大损。如今既有上谕，正该及早发出。开印要一个月以后，这搁得太久了！上头如果查问，不好交代。”
“不然！”桑春荣说，“照我看，胡学使的复奏也快到了，等看他如何说法，再作道理，比较妥当。也许已经审明白了，那就不必再多此一举。”
“复奏是复奏，上谕是上谕，果然复奏审问明白，浙江自然会申复，请求免提人证卷宗，那时再奏闻请旨，也不要紧。”
“不，不！不能这么办。”桑春荣执意不允，却又说不出理由。
绍祺不服，又无奈其何。想了一下，当场关照吉顺：“劳驾，请你看看翁大人在哪里，马上把他请来！”
听罢来意，翁同龢答说：“既然是去争，总要争到了才好，不然虚此一行，犹在其次，以后就不能再争了。”
“是。”
“那么，总得有个言之成理，而且不易驳倒的说法。”
“其实很好说。绍大人没有想到，我亦不便当场提醒。”
吉顺提出一个说法，翁同龢欣然同意，随即换了官服与吉顺同车到刑部。
刑部有处小有花木之胜的地方，名为“白云亭”，堂官聚谈会食，都在此处。平时雍容和睦，此时却有剑拔弩张的意味。绍祺一看帮手到了，抢先迎上来说道：“叔平，请你劝劝白公，杨乃武一案已奉上谕提审，钦命要案，当然应该赶在封印以前，咨会浙江。你说是不是！”
“请少安毋躁。”翁同龢从容不迫地跟桑春荣招呼过了，方始将吉顺所教的话，说了出来，“白公，夜长梦多，我们先要站稳脚步。既有明发，浙江当然也知道要提审，只为部文未到，下面就可以动手脚，倘或有关系的人，再死一两个，只怕杨石泉吃不了兜着走。倒不如早早发了咨文，杨石泉自己有所警惕，约束属下，不得胡来，反是保全之意。至于本衙门的责任，白公，不出事则已，一出事似乎也很难分辩。”
“是啊！”绍祺拍着手，很率直地说，“白公，爱之适足以害之。”
这句话倒很管用，桑春荣虽感不悦，却不能不听了，点点头说：“既然两公所见如此，那就发吧！”他大声吩咐，“请吉老爷来！”
吉顺抱牍上堂，桑春荣首先画行，绍祺与翁同龢亦都看过署名，随即抄缮用印，封缄妥当，封套上标明“加紧”，送交兵部驿递。
新年里各衙门封印，而军机处照常入值，两宫太后亦照常看奏折。年初六发下来一个折子，是胡瑞澜在年内拜发的。
奏折上说：“臣于十二月初三日，由嘉兴试毕回省，照刑部奏驳各节，行提本犯及应讯人证，逐加讯究。葛毕氏等供俱无异，本可拟结；而杨乃武因案经再讯，以为必能翻动，顿改前供。查因奸毒毙本夫，事极秘密，旁人无从确见，自应以本犯供词为凭，此案本非他人诬指，而杨乃武图脱重罪，逞其狡狞伎俩，播散浮言，闻者率信为真有冤抑。现在杨乃武刁健更甚，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请特简大臣，另行复审。”
由于朝廷已作处置，这个奏折可以不理。不过朱智却抄了折底，分送夏同善及浙江京官，大家都看出来胡瑞澜与杨昌濬已自陷于骑虎难下，而又难乎为继的窘境中了。
在杭州，这个提审的消息，当然更为轰动，茶坊酒肆，到处有人在谈论杨乃武与小白菜。有那好事的，钻头觅缝在打听杨乃武与小白菜起解的日期，是走水路还是陆路，好赶到要冲之地一睹庐山真面目。
谁知消息沉沉，始终并无确期。据说巡抚杨昌濬接到刑部的公事，大为不满，有一次定期接见僚属之时，在官厅上大发牢骚，说“正犯既有确供，案子铁定不移。要提人证案卷到京，简直是有意找麻烦”。因为如此，便有种种流言，一说杨昌濬有西征元戎左宗棠撑腰，决定抗旨，已经动公事顶了上去，杨乃武与小白菜不会起解；又一说，杨乃武已经为狱卒受命谋害，根本无法起解。
实情是杨乃武的刑伤极重——本来已快好了，上年十二月初胡瑞澜由嘉兴回省城，重新再审，只有杨乃武依旧翻供，又吃了一次苦头。新创引发旧伤，寸步难行，必得医好了才能上路。
元宵节前接到的部文，过了花朝，还不能起解，杨昌濬也有些着急了。刑部行文来催，还不要紧，若有言官上奏，指他有意违误钦限，不知其心何居，那一来可能会奉旨申饬，这个脸可丢不起。因而决定，全案卷宗，正犯葛毕氏，以及其他人证，先行解送；留下杨乃武，等伤势好了，再由海道赶到京里。
三月二十九，第一批正犯、人证、卷宗到京。押解的委员，一共四个，为头的是候补知县谭正翰，人很能干，知道“小白菜”的名气甚大，如果一下客栈，闲人来看热闹，户限为穿，麻烦多多。所以一进崇文门，关照其他委员，安顿人证，自己带着正犯与全卷，径投到部浙江司。
浙江司的司员很多，来跟谭正翰接头的，是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桂。翁同龢已在二月初调任户部侍郎，翁曾桂则由绍祺下条子派审本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维持他与翁同龢的主张。所以翁曾桂接见投文的谭正翰一点不敢马虎，接收全卷，照清单逐一检点，特别留心杨乃武的亲供，看那花押，果然一如传说，仿佛“屈打成招”四字拼缀而成。
接收了案卷，再接收正犯，照例亦要问一遍，为的是“验明正身”。提到浙江司的小官厅，等小白菜磕过头，翁曾桂问道：“你夫家姓什么，娘家姓什么？”
“夫家姓葛，娘家姓毕。”小白菜低着头答说。
“葛毕氏，你抬起头来！”
问案常有叫犯人抬头的命令，目的是看一看相，是凶恶还是善良，是淫荡还是贞节？不过翁曾桂此时唤她抬头，为的是要看看她的容貌，小白菜既有艳名，自然是美貌妇人，凭此便可验明正身。
“是！”小白菜毫不羞涩地抬起头来。
她脸上的神色，不但没有羞涩，而且还有些傲慢及不屑的意味。因为这种情形她遇得多了，几乎每一个问官，都要让她抬头向上，仔细看上一看，甚至一次不足，两次、三次，恣意饱览，那双色眼，着实恼人。久而久之，便自然而然地使她的脸上，浮起了这样的表情。
不过，翁曾桂到底是有家教的世家子弟，看小白菜的目的，不是为了饱餐秀色，所以目光平正，一看即知，确是葛毕氏正身。她那一双圆大而黑的眼睛，丝毫不现凶光，也绝不像一个能下手谋杀亲夫的狠毒妇人。
他收拢目光，看一看案卷又问：“你是哪一天从杭州动身的？”
“三月初一。”
“是水路还是陆路？”
“是水路。”小白菜答说，“到北通州起旱，一点点路就进京城了。”
语言明晰，不似全无知识的妇女，翁曾桂暗暗高兴，此案十分复杂，如果遇到犯人头脑不清，答非所问，不得要领，就会非常吃力。这一层顾虑，如今看来是可以减轻了。
于是，他点点头唤值堂的差役，将葛毕氏送到提牢厅——刑部监狱称为“诏狱”，俗名“天牢”，狱政归“提牢厅主事”所管。收监既毕，方又与谭正翰叙话。
“请问，还有一个正犯，什么时候可到？”
“老兄是说杨乃武？”谭正翰答说，“咨文中已有说明，杨乃武在监患病，正派医诊治，一好，马上由海道押解到京。照我想，也快到了。”
“此案，上头派兄弟主审。”翁曾桂说，“贵省及胡学使前后几次的题奏，我都看过了。其中的关键是在爱仁堂药店的店东钱宝生卖砒之说，既然是杨乃武在杭州府所供，就该提钱宝生到案对质，这一点疏漏，必得辨个水落石出。足下以为如何？”
“高见甚是！”
“可是，现在胡学使对驳审的复奏中说，杨乃武顿改前供，而钱宝生忽然病殁。这一个紧要人证没有了，关系甚大。兄弟的意思，想传提钱宝生的亲属到案。我私下请教，不知钱宝生有些什么亲人？”
“听说，钱宝生的妻子也故世了。现在爱仁堂是由钱宝生的老娘跟一个姓杨的得力伙计在管。”
“噢！”翁曾桂蹙着眉说，“恐怕其势不能不传钱宝生的老娘到案。我再私下请教，这件事是叙在咨回的公文中好呢，还是另外行文？”
“悉听尊便。”
“是，是！”翁曾桂说，“公文不过一道手续，要紧的是拿事情办通。我想拜托老兄，回省复命的时候，带个口信，本部传提爱仁堂的这两个紧要的人证，务必请杨大中丞指派委员，就像老兄这样干练的人，由海道护送到京。”
“是，是，遵命！”谭正翰说，“不过，我也要老实奉告，我是奉命留在京里，照料这件案子；还有两三位委员，带部文回去复命，只怕沿途逗留，耽误公事。所提爱仁堂有关人证，还不如部里另备咨文，交驿递加紧递送，克日可到。另外，我再写信回去，拿部里重视这件案子的意思，切切实实转达。这样双管齐下，似乎比较妥当。”
说来头头是道，其实不肯负责，翁曾桂这才发觉，此人手段圆滑，不易对付，存了几分戒心，公事也就越发认真了。
chapt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