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1 / 2）

下章

主审的是翁曾桂，还有会审的两员司官，一个叫林拱枢，是道光名臣林则徐的第五个儿子；一个叫刚毅，满洲镶蓝旗人，此人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可又喜欢掉文，以至于常闹笑话。刑部公事常有的一句成语“草菅人命”，在他口中便成了“草‘管’人命”。不过他肯下死工夫，律例烂熟于胸，所以虽是直隶司的员外，亦奉命会办。刑部司官中，浙江籍的好手甚多，但一个都不曾派到，为的是怕他们心有成见，审问不公。

这三位司官承办这样一件“名案”，兴奋之余都不敢掉以轻心，案情读了又读，凡有疑问，都用签条签了出来；下手的方法，亦都一致同意，抽丝剥茧，照案情发生的经过，从头问起。

因此，第一堂只提传四个人，除正犯葛毕氏以外，其余三个证人是：房东王心培、岳父喻敬添，还有一个沈体仁。

首先要问的是小白菜，这是意料得到的事，所以刑部各司的官役，都涉水来到“南夹道”——刑部在皇城西面，正对着西安门一条南北通衢，名为刑部街，街西自北而南，依次是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就是所谓“三法司”。刑部街的地势最低，春夏之间，积水是常事，所以京师有个说法，叫作“水淹三法司”。至于刑部的“南夹道”，是浙江司所在地，其时春雨连绵，流潦没膝，好事的都涉水而来，垫足翘望，为的是要看一看小白菜究竟艳到如何程度，到底像不像谋杀亲夫的样子！

这当然妨碍问案，但拒之不可。翁曾桂唯有简略地问一问姓氏、年龄、籍贯，成亲几年、有无子女，随即吩咐还押，另问证人。

第一个被提上堂的是沈体仁，问过他跟小白菜的关系，翁曾桂又问：“葛品莲管你叫什么？”

“他也叫我干爷。”

“葛品莲死的那天，你看见过他？”

“是！”沈体仁答说，“那天是十月初七，我在大桥茶店吃茶。看见品莲过去，样子好像不大对，我赶出来叫住他问，问他是不是流火又发了？他说还好，又说肚子饿了，要去吃点心。”

“所谓‘样子不大对’，是怎么不对？”

“是发冷的样子。”

“那天，天冷不冷？”

“十月小阳春，一点不冷。”

“以后呢？”翁曾桂问，“以后有没有再见过葛品莲？”

“再见到他，已经咽气了。”

“你把当时的情形说一说。”

沈体仁一面想，一面回答：“那天是十月初七，吃过中饭不久，王心培来通知，说品莲病重。当时我正有事，分不开身，所以我‘家里’，就是品莲的亲娘先去。又过了个把时辰，来通知说是品莲死掉了，我才赶了去的。”

“赶去以后，看到的是怎么一个情形？”

“看到喻敬添夫妇都在，商量买棺材办丧事。”

“尸体怎么样？”翁曾桂补充一句，“有没有什么异样？”

“我没有看到，去的时候，死人的衣裳都换好了。脸上盖一块白绸子，我没有揭开来看。不过——”

沈体仁突然咽住了。

问官当然不肯放松，刚毅脾气急躁，拍着桌子喝问：“不过怎么样？快说！”

“不过，”沈体仁嗫嚅着说，“我问过我家里，有没有中毒的样子？我家里说：看不出来。”

这句话不尽不实。当时沈媒婆向丈夫回答得很清楚，皮肤好好的，没有中毒的样子。可是她到了杭州府变了口供，所以沈体仁亦就不能不含糊其辞，略略照顾到沈媒婆在杭州说的话。

“这句话很要紧，不要漏。”翁曾桂向录供的书办叮嘱了这一句，随即吩咐带走了沈体仁，传问王心培。

由于王心培是葛品莲的房东，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个证人很重要，葛品莲的死因，葛毕氏平日对待丈夫，以及跟些什么人交往的情形，只有他最了解，所以问得特别仔细。

“葛品莲死的那天，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他浑身发冷的样子？”

“不是我，是我女人在门口看到的。”

“你什么时候看到葛品莲的呢？”

“等我看到，葛品莲人已经不对了！”王心培说，“那时候我正在吃中饭，只听得楼上狂叫一声：‘你们来啊！’听得人汗毛直竖——”

“慢，慢！”翁曾桂打断他的话问，“是不是好像突然之间，遇见怕人的事，才会喊出来的那种声音？”

“是的。老爷说得一点不错。”

“你再说下去，听见喊声以后怎么样？”

“我跟我女人都丢下筷子，赶上楼去，只见品莲口吐白沫，两只眼睛往上翻，两条腿一抽一抽地，喉咙里呼噜、呼噜像拉风箱的声音，是在‘起痰’了。我就说，应该马上去通知沈媒婆。是我亲自去走了一趟。”

“我问你，”刚毅是问小白菜的反应，“你上楼的时候，葛毕氏在干什么？”

“什么也不做，站在那里发抖。”

“葛毕氏的母亲呢？”

“她来过一趟，后来走了，是去请医生。”

“医生什么时候到的？”

“等我陪着沈媒婆一到，医生也到了。”

“沈媒婆是什么人？”翁曾桂问。

“就是沈体仁的老婆，葛品莲的亲娘。”

“当时在场的，还有什么人？”

王心培想了一下答道：“还有喻敬添夫妇，医生就是他们请来的。”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是痧症。”

“你记不记得，开的是什么药？”

“没有开方子，只教拿万年青、萝卜子捣了汁灌下去。哪知道一点效验都没有。”

“以后呢？”

“以后就死了。”王心培木然地说，“医生还没有出门，病人就咽气了。”

“医生有没有别的话？”刚毅插进来问，“譬如说，觉得病情奇怪，或者疑心有别样缘故，病才会发作得那么厉害。”

翁曾桂觉得刚毅的话，是问在紧要之处，因而附和着也说：“你仔细想一想，想清楚了再说。”

“没有！”王心培很快地答说，“医生来了，没有说几句话。到病人不中用了，问他到底什么毛病，他还说是痧症。”

“那个医生医道高明不高明？”刚毅问。

“是个‘乌花郎中’。”

“你说什么？”

刚毅听不明白。籍隶江苏常熟的翁曾桂却懂这句杭州府的俗语，便为刚毅解释，食物之类腐败发霉，历时既久还会长白毛，就叫“乌花”；所谓“郎中”即是北方人口中的“大夫”，为医生的别称。“乌花郎中”意即难得有人请教的医生。

刚毅爽然若失，“照此说来，医道并不高明。”他说，“也说不定不是痧症，看成了痧症。”

“这也可能的，还得仔细求证。”翁曾桂转脸又问，“王心培，你认不认识杨乃武？”

“认识的。不过不熟。”

“你们有没有来往？”翁曾桂想补充着更明确地问，“譬如你到他家，他到你家，以及婚丧喜庆的应酬之类。”

“没有。见了面，大家点点头，没有往来。”

“那么，”翁曾桂急转直下地问，“杨乃武有没有来看过葛品莲夫妇？”

“没有！”

“这句话出入很大。”刚毅又插嘴了，“你说话要负责，到底有没有见过杨乃武到葛家，你要想清楚了再回答。”

“杨秀才没有来过。”王心培仍是很平静而负责的态度，“我家里总有人，杨秀才如果来过，就算我不知道，我家里总有人知道，会告诉我。”

这也是全案中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由王心培的证供中可以确定，自从葛品莲迁入新居以后，杨乃武并未到过他家。果真杨乃武示意小白菜毒杀亲夫，则授毒应另有地点，这个地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只有问杨乃武与小白菜自己了。

接下来是传讯喻敬添。由于他是塾师，虽无功名，也算斯文一脉，所以翁曾桂对他比较客气，行礼以后，许他站着回话。

“喻敬添，”翁曾桂说，“你是读书明理的人，应该知道，问案是虚中以听。你如果以为刑部提审，就是认定了杨乃武、葛毕氏无罪，那就错了！一切要凭证据说话，而证据就在你们嘴里！你们有一句，说一句，不造假，不隐瞒，真相容易明白，结果一定公平。倘或心存偏袒，自作聪明，以为问官可以欺骗，结果呢，欺骗不了问官，害了你们自己，证供不实是有罪的！”

“是！这案的人证，不只我跟我妻子，一手遮不尽耳目，自然据实奉答。”

“好！你把葛品莲暴毙当天的情形，根据你亲身的经历，从头细说一说。”喻敬添所陈述的情形，与王心培大致相符，一直谈到葛品莲咽气，告一段落。于是翁曾桂继续再问死者的后事。

“葛品莲一死，你心里有什么感想？”

“心里很难过，人世无常，品莲年纪轻轻的就去了！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不知道遗孀将来怎么样过日子！”

“你不觉得死因可疑？”

“不觉得，暴病而亡，也是常有的事。”

“后事呢？”翁曾桂问，“是谁替他办的？”

“是请王心培办的。”喻敬添说，“出力容易出钱难。死者生前的积蓄，只有十两银子，一场丧事起码要用三十两。我们两家境况都不好，为了凑钱买棺材，所以过了三天才入殓。”

“你所说的两家是指你跟沈体仁？”

“是！”

“过了三天才入殓，那就是十月初十？”

“是的。十月初十半夜，一交子时，就算十一的日子了。”

翁曾桂想了一下，问到医生：“郎中是你去请的，叫什么名字？”

“郎中叫杨敬斋，是相熟的朋友。”喻敬添说，“我妻子去探了病，回来很着急，说病很重，要马上请郎中急救，所以就近请了杨敬斋。”

“以后呢？你有没有问过杨敬斋，到底是何病症？何以死得这么快？”

“问过的。他说，死者平时体子不好，受了外感；因为天时不正，一下子发作，所以来势凶险。说是痧症，其实是时气毛病。”喻敬添又说，“跟堂上说实话，杨敬斋的本事有限，看也是匆匆忙忙看一看，病症说不明白。”

对喻敬添的审问，到此告一段落。时已过午，翁曾桂结束了这一天的讯问。将全卷连同这天所录得的口供一起带回家，反复推求，总觉得找不出杨乃武授意、小白菜下手的迹象。不过沈媒婆是个关键人物，许多疑问由她造成，系铃解铃，要想澄清亦非细细盘问她不可。

因此，第二天只传沈媒婆到堂。媒婆的一张嘴是拦不住的，问官不过提了个头，她就叽叽呱呱地自己都说了出来，一直说到发现儿子尸体口鼻流血，翁曾桂才打断她的话。

他是因为她说得太快，而且有些不相干的枝节之词，夹杂在里面，怕书办的手远赶不上她的口，所以特意告诫，“沈喻氏，你慢一点！我问一句，你答一句，跟案子没有关系的话，不必多说。”

“是！老爷。不是我喜欢多嘴——”

“好了！”这次是刚毅拦阻，“既不喜欢多嘴，就不要多嘴！”

沈喻氏连碰了两个钉子，咽口唾沫，闭紧了嘴。于是翁曾桂问道：“你儿子断气以后，是你替他换的衣服？”

“是啊！我媳妇哭哭啼啼啥事也做不来，亲家母到底不好看女婿赤身露体，只好我做亲娘的动手。”

“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什么中毒的样子？”

“仔细看过，没有。”

“那么，以后怎么又要报官相验？”

“啊呀，老爷，以后是以后，情形不对了呀！”沈媒婆指手画脚地说，“嘴里，鼻孔里，又是血，又是痰，脸色发青，老爷你想，换了你要不要起疑心？”

“起疑心以后怎么样呢？”

“我跟我亲家母两个人盘问我媳妇，她不承认，亲家母又帮着女儿骂我。一口气咽不落，而且尸首摆在那里，如果不报官相验，糊里糊涂下了棺材，叫我做娘的，怎么安得下心？”

“报官是什么时候？”

“十月十一大清早。”

“有没有递状子？”

“自然！”沈媒婆说，“打官司怎么好没有状子？”

问官反倒受了抢白。刚毅很不高兴，翁曾桂却很有涵养，付之一笑，接着问说：“你状子是怎么写的？”

“说是我儿子死得不明不白，请县大老爷来相验。”

“是不是说你儿子七窍流血？”

“没有！没有！”沈媒婆连连摇头，“这怎么好瞎说？验出来不是七窍流血怎么办？”

“你状子里不是说，盘问你媳妇，是听了杨乃武的话，下的毒？”

“哪里有这话？老爷，你去看状子！”

沈媒婆初呈的诉状，就在卷中，翁曾桂早已看过，并无此语，只不过故意这样问一问而已。

“你的状子我早看过了。”翁曾桂仍然和颜悦色地，“告状除了状子以外，总还有口供，当时余杭县传你问过话没有？”

“传过的。”沈媒婆答说，“验尸以后，传我问话，只问了一句，问我儿子服毒的毒药是哪里来的？”

“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不跟儿子同住，毒药哪里来，我不知道。”

“还有呢？还问了什么话？”

“没有了。就问了这么一句。”

“既然这样，余杭县报杭州府的公事，怎么说你曾经提到，你向你媳妇盘出杨乃武用毒药的情节，所以进状子报官相验？”

“我怎么知道？那要问余杭县的刘大老爷。”

答语振振有词，又形成抢白，翁曾桂为之语塞。不过他秉性平和，不以为忤；而刚毅却看不下去了，悄悄写了张条子，摆在翁曾桂面前，要求由他来问。

翁曾桂微一颔首，向沈媒婆说：“刚老爷有话问你，你要说实话。”接着，将面前的案卷，向旁边移了一下。

刚毅的态度就不同了，摘下墨晶大眼镜，慢条斯理地先检沈媒婆的状子，跟余杭县初次申详杭州府的公文看了一看，方始开口。

“沈喻氏，你到底在公堂上说过没有，你向你儿媳妇盘问出杨乃武用毒药谋害你儿子的话？”

“那——”

刚毅不容她迟疑，立即指破：“是在杭州府说过，是不是？”

“是！”沈媒婆有些怯意了。

“为什么在余杭县不说，到杭州府说？你是真话，还是假话？”

“是，是假话。”

“为什么说假话？”

沈媒婆觉得很难回答，而看到刚毅咄咄逼人的气势，心存恐惧，平日一张利口，此时竟是只字不出，身子也不由得有些发抖了。

翁曾桂认为刚毅的这种态度，正就是造成犯人或证人诬供的由来。不过，在此堂而皇之的场合，不便公然劝阻，只好安慰沈媒婆。

“沈喻氏，”他说，“你不要怕，有话慢慢说。”

“是，”有他这句话，沈媒婆才能略略安心，定定神想了一会儿答道，“我说假话，也是没奈何。杨秀才跟我媳妇受不过刑罚，自己都乱招了，我怕知府老爷也拿我上刑罚，所以信口胡说了一句。”

这个理由欠充分，但可以不必追究，只要能证实她这句话确是胡说就行了，所以刚毅再问一句：“你是说，你儿媳妇并没有跟你提到杨乃武给了毒药的话？”

“是的。没有。”

“你状子上又说，你儿媳妇‘素性轻狂’。这句话什么意思？”

“家丑不可外扬，老爷，请你不要问了吧！”

“我不问你的家丑，怎么能断你的家务？”刚毅说道，“这样一场人命官司，由县里打到京里，你还顾忌什么？”

“是！”

沈媒婆便吞吞吐吐地谈平日风闻小白菜与杨乃武的暧昧，但都是“听说”，“别人这么在传”的话头，究竟有无奸情，并未确指。

这些情形，在问官只能作为参考，所以等沈媒婆说完，刚毅不再多问。看了看所有人证的供词，由葛品莲得病到报案的过程，大致已经明了，以下就要问报案以后的情形了。

“验尸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在场。”

“相验的情形，你是不是都看清楚了？”

“看不大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隔得远，而且乱哄哄的，一会儿县大老爷骂人，一会儿仵作跟沈二爷吵架——”

“沈二爷？”刚毅急忙截住她的话问，“沈二爷是谁？”

“是县衙门里的门丁。”

“噢，是门丁！”

门丁为何与仵作吵架？显然地，是门丁在干预公事。刚毅对这一点新发现，相当兴奋，随即吩咐：沈喻氏饬回，传余杭县仵作沈祥。

到堂的沈祥，浑身在发抖。因为这一案的症结，就在相验不真，平时大家谈论，都说仵作是罪魁祸首。

这些话在沈祥已听了不少，扪心自问，一时马虎，闯出这么一场大祸，自疚自悔，一直提心吊胆，如今是真的逃不过这一关了！

上堂磕过头，刚毅见他如此害怕，心知必得好言抚慰，才能问出真情，便和颜悦色地说道：“你别怕！

一切有本司替你担待。你只要说了实话，就没有你的事。”

这多少是哄人的话，果然相验失实，罪名不轻，何得无事？而沈祥居然信以为真，感激地答说：“是！

小的一定说实话。”

“葛品莲的尸首，是你经手验的？”

“是。”

“当时尸首是怎么一个样子？”

“尸首已经发变了。尸身胖胀，头肿得很大，口鼻耳朵里都流血水。身上有青黑的毒斑，还起水泡。

手指甲也是发青发黑。”

“这就是中了砒毒以后的样子吗？”

“是中毒。”

“什么毒？”刚毅紧盯着问，“砒毒？”

“不是！”沈祥嗫嚅着说，“尸身软而不僵，是乌烟的毒。”

“乌烟”就是鸦片，刚毅知道浙江有此称呼。为确实起见，补问一句，“你是说，中的是大烟的毒？

既然是烟毒，为什么说是砒毒？”

“老爷，”沈祥有些激动了，“我的冤枉就在这里！当时门上沈彩泉跑上来跟我说：‘怎么会是烟毒？

下毒药当然是下砒霜，哪里会用乌烟？你再看看，肚皮上发青发黑，也是砒霜中毒的样子。’我说：‘砒霜中毒，七窍都会流血，恐怕不是。’沈彩泉还说是砒霜。他是刘大老爷面前得宠的人，我只好照他的话，喝报砒毒。”

这段口供，刚毅听得很仔细，而且还关照录供的书办，只字不可遗漏。不过砒毒是毒，烟毒也是毒，如照沈祥所说，葛品莲乃是中毒而死，似乎已无疑问。然则，鸦片从何而来？如何到得葛品莲口中？是有人硬灌，还是他自己厌世服毒？疑云重重，案子变得更复杂了。

刚毅定神想了一会儿，要言不烦地问道：“你认为葛品莲是中烟毒而死，有哪些个证据？”

这一下将沈祥问住了。当初认作烟毒，一半出于揣测，要问证据，只记得一样：“尸首软而不僵。”

“还有呢？”

沈祥思索了一会儿，又想起一样：“指甲发青发黑。”

“就这两样吗？”

“是！”

“那么，如果是中的砒毒，指甲会不会发青发黑？”

“会。”

“原来凡是中毒，指甲都是青黑色，照此说，这算不得是中了烟毒的证据。”

刚毅将摆在手边的《洗冤录》翻开来，看目录上并无有关烟毒的叙述，不免奇怪——这就是他少读书之故，不知道鸦片在宋朝还未传入中土，而《洗冤录》却是宋人的著作。

不过，《洗冤录》所载一般验毒的方法，应该还是适用的。这在刚毅不须查书也知道的，最普通的一种方法是“银针探喉”。当即问道：“你用银针试过没有？”

“试过的。”

“怎么样？”

“有一点点黑。”

“只有一点点黑？”

沈祥没有听懂那个“只”字，答一声：“是！”

“这就不对了！”刚毅对例案很熟，记忆力也很强，想起有一件恶媳凌姑，服鸦片自杀的案子，以彼例此，找得漏洞，“烟毒而死，说来都是自杀，要吞好些大烟，才能送命。烟膏子在嘴里不管喝多少水，总有剩下的，银针一试，一定很深、很深的黑颜色。你怎么说只不过一点点黑呢？”

“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

“你当仵作多少年了？”

“小人是同治十二年春天正式补上名字的。”

“这样说，替葛品莲验尸的时候，你才当了半年仵作？”

“是！”

“那就怪不得了！”刚毅得意地说，“我倒考考你，银针探喉之前，应该先做怎么一道手续？”

“小的，”沈祥嗫嚅着说，“小的不知道。”

“银针探喉以前，先要用皂角水洗过，莫非这一点你都不知道？”

沈祥越发惊惶了，结结巴巴地回答：“没，没有听说过。”

“唉——”刚毅这口气叹得很长，一半也有些做作，是表示他的得意，“你这样子胡闹，真正是草‘管’人命！”

他又念了个白字，误“菅”为“管”。不过沈祥听不懂，就是听懂了也不敢笑他。

刚毅自觉这一天颇有所得，退堂以后，找到翁曾桂细谈经过。林拱枢虽然也奉派会审，但以手头另有案子，这两天的审问，始终不曾参与。翁曾桂认为应该跟他谈一谈，也问问他的意见。

于是，又将林拱枢请了来，拿两天的口供给他看，也作了必要的口头说明。林拱枢听完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一问，指出了全案最主要的症结。过去所认为所须推究的是，杨乃武曾否指使，并以砒霜供给小白菜毒杀亲夫？对于葛品莲之中毒而死，似乎并无疑问。现在如果能查出真正的死因，若非砒毒，则杨乃武毫无干系，就不辨而自明了。

“如果是死于烟毒，则案中有案，另起波澜！”

“果真有此案中之案，恐怕很难水落石出。时间隔得那么久，从何查起？”翁曾桂搓着手说，“案子可能很棘手，如之奈何？”

“我看，”刚毅却很乐观，“连烟毒都不是。用大烟谋害人命的事，还没有听说过。大烟味苦，上口就知道，怎么害得成？”

“然则除非葛品莲自尽！可是，”林拱枢质疑，“第一，何以厌世，是不是有何冤屈？第二，为什么用大烟？先祖遗志未达，至今毒逋天下！”他是为他祖父林则徐禁烟一事，顺便发两句感慨，“烟膏也很贵，葛品莲就要自杀，又何必挑这个既花钱又受罪的法子。第三，葛品莲从发病到咽气，不像中了烟毒的样子。中烟毒只会昏迷不醒，不会像打摆子那样，浑身发冷。”

“是的！”刚毅接口说道，“银针探喉，未用皂角水洗过，发一点点黑，不足为凭。据仵作所供，亦只是尸身软而不僵，疑似烟毒而已。总之，证据薄弱，情理不通，烟毒之说，可以不论矣！”

“那么！”翁曾桂问，“是不是再追究砒毒？不是砒毒，中的是什么毒？”

“也可能根本不是中毒。”林拱枢说。

“莫非，”翁曾桂笑了，“真的如那‘乌花郎中’所说，是痧症？”

“为什么不可以是痧症？痧症种类很多，俗语所谓的瘪螺痧、绞肠痧、吊脚痧，夺命都在顷刻之间。”

话虽如此，到底只是可能如此，而非必然如此。发病之初，见到葛品莲的几个人，都不懂医药；唯一能鉴别病症的，只有一个“乌花郎中”，却反不在人世了。即使在世，能够传案作证，亦不见得一定确实，因为这个医生，手段既不见得高明，又未经详细诊断，说的话未必可信。

因此，目前仍应假定葛品莲中毒而死，只是既非砒毒，又不似烟毒，是何种毒物？很难研求。这一来，便只有找漏洞去探索了！

这是林拱枢的见解，翁曾桂也同意了。“好吧，”他说，“我们从很明显的几个疑问去追究‘为什么’！”

“第一是门丁沈彩泉，”刚毅问道，“为什么仵作说烟毒，他要说砒毒？”

“这是有意要拿案子闹大来！”林拱枢说，“非如此，不能在这场官司中，大大地弄些好处。”

“想弄谁的好处？穷家小户，哪里来的油水！为什么要拿案子闹大？”

“这不用说，当然是想把杨乃武牵连进去。”翁曾桂说，“我听好些浙江的朋友谈过，杨乃武的刀笔收入甚丰，而且平日好与刘大令为难，宿怨甚深。凡此都是刘大令想借此报复的动机。”

“照这样说，第一，是蓄意造成冤狱；第二，沈彩泉当然是由于主人的授意，才敢在大庭广众间，公然干涉仵作。”

对于刚毅的看法，翁、林二人都觉得第二点理所必然，第一点则持论太苛了些。林拱枢比较率直，便唤着刚毅的别号说：“子良兄，说刘大令蓄意造成冤狱，倒也未必；不过，心有所蔽，眼就不明了。只看他对杨乃武并未刑求，只是按规定期限解到杭州府去审，就可以知道，并无一手遮尽耳目，锻炼成狱的打算。”

“他在县里没有刑求，是因为革杨乃武的举人，毕竟要学政做主，事未定局，不敢用刑。”

“话是不错！”林拱枢说，“不过第一天传杨乃武到案，第二天就动公事请革杨乃武的举人，其间并无可以私下接头的时间。这样做法，相当鲁莽，是出于一时意气，而非从容部署，逐步逼紧的老吏手法。

所以‘蓄意’之说，似乎还有推敲的余地。”

“我有同感。”翁曾桂很恳切地说，“子良兄，此案演变成今天不得开交的局面，就因为刘大令当案发之初，便有了成见，以至于一步错一步，如入泥淖，越陷越深。今天我们重审此案，亦不宜有丝毫成见，横亘胸中，不然，只怕难求真相。”

刚毅气量很狭，听得这番话，心里不大舒服，因而局面显得有些僵。翁曾桂性情平和，见此光景，不免失悔，为了弥补感情起见，便改换口气，把刚毅很恭维了一顿，说他目光如炬，折狱精到，而又熟于律例，办这一案仰仗他的地方正多。

于是刚毅的不快消释了，提出一个建议：行文浙江传沈彩泉到案，问他何所据而断言葛品莲中了砒毒。

彼此重新推究全案的真相，认为传唤沈彩泉到案是必要的。但沈彩泉是秉承主人的意旨行事，所以又必须刘锡彤到案。可是现任的县官，除非解职听勘，不能传案对质；而县官解职，又必须确有重大嫌疑，专折奏准不可。所以眼前还不到传唤沈彩泉的时候，等爱仁堂的人一到，必有他人所未知的证供，那时就不但要传沈彩泉，还得传刘锡彤以及案内所有有关的人证。此时有所行动，变成一番手续两番做，徒劳周折犹在其次，打草惊蛇，更为不智。

杨乃武终于解到了。提堂之日，是个艳阳天，因而刑部上上下下，以及刑部官员吏役的亲友来看热闹的，比那天看小白菜的人还要多。

杨乃武却不像个死囚。他本来生得俊美，在狱中三年，难得晒阳光，所以皮肤格外地白，益显得温文儒雅。加以此行，昭雪有望，心情大宽，脸上总带着微笑，十分可亲。因而很多人总有这样的感想：怪不得小白菜会看上他！还有人说：难怪小白菜这么迷他，甚至谋杀亲夫亦无所顾忌了。

不过，杨乃武身体上的苦楚，却只有自己知道，一条腿已经瘸了，内伤太重，每逢阴天，浑身酸痛，彻夜不安。可是，比起昭雪沉冤，得保活命，这些苦楚也就容易忍受了。

到堂是由翁曾桂主审，首先问到他自己的诬供，杨乃武便抖露出一段内幕。

这段内幕，翁曾桂已经听人说过，但出自杨乃武的口中，感觉自然不同。“翁老爷，”他说，“三木之下，不但何求不得，而且唯恐拂了问官的意，或者怕问官不肯完全相信，又动大刑，所以自诬的口供，编造得比真的还要真。真人真事，或许还有记忆不清、细节含糊的地方；假编的‘真人真事’，有名有姓，有地有时，首尾俱全，枝叶分明，而究其实际，完全不是这回事。因此，杭州府不传爱仁堂店东到案，率尔定谳，乃武死不瞑目。不幸的是，爱仁堂店东，已经为余杭县刘大老爷跟余杭县的生员陈竹山逼死了！”

这就有内幕，翁曾桂问道：“为什么逼死爱仁堂店东？”

“爱仁堂姓钱。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为了求其逼真，捏称名叫钱宝生。当时杭州府交代余杭县传钱某到案查问，刘大老爷唯恐钱某不承认，先托余杭县章训导写信开导，随后又由陈竹山与沈彩泉威胁利诱。钱某怕官，更怕讼累，勉强承认有卖砒霜给我这件事。这一来坐实了我的诬供，沉冤至今。现在蒙皇上天恩，准由刑部诸位大人老爷提审，刘大老爷怕钱某说破实情，所以派陈竹山去威吓。钱某平日就受乡里责备，想想说实话不可，不说又不行，左右为难之下，上吊而死。推原论始，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实在是我害了他！”

说罢放声大哭。这一哭，声似山崩，泪如河决，几乎震动整个刑部衙门。真所谓“暨伤逝者，行自念也”。这副眼泪不仅哭钱老板和他自己，也是为了小白菜及普天下所有受了冤屈的人，一泄悲愤。

这就没法儿再审了。因为要止他的哭声就很难，即令收拾涕泪，而胸部抽搐，喉头哽噎，亦无法说话。

倒不如暂且退堂，等他息一息再说。

杨乃武一收监，看热闹的人亦就纷纷散去。他这一哭，发生了不曾预期的效用，原来认为他冤枉的，自信更深；而存疑不置可否的，一变而为同情。因为这副眼泪，假造不来；这般激动，更非做作。

不但旁观者如此，问官亦有这样的感觉。因此，到下午再秘密提审时，翁曾桂格外体恤，本来叫他站着回话，由于一条腿不方便，不耐久立，特为给了个椅垫，让他半跪半坐地答供。

“你说刘知县、陈竹山逼死爱仁堂的店东，是怎么回事？”翁曾桂问，“这陈竹山可就是陈湖？爱仁堂的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是。爱仁堂的店东名叫钱坦。当初传唤时，钱坦的胞弟钱恺不知道遭了什么官司，因为陈湖常在县衙门走动，包揽诉讼，所以特为进城去托他。其时刘大老爷也知道，乃武所供并不实在，但有意要弄假成真，也托陈湖会同他的门丁沈彩泉，在门房里硬吓软骗，逼钱坦承认有卖砒情事。然后写了一张本案与钱坦无干的‘谕单’给他。是故，在浙江一审再审，始终未提钱坦到案对质。这一次，部里驳胡学使的复审，指出爱仁堂店东是紧要人证，亟应传案讯究。刘大老爷怕钱坦到堂说了实话，全案完全推翻，所以派陈竹山到仓前威胁钱坦，不准他说实话。钱坦良心不安，唯有一死了之。”杨乃武一口气讲到这里，犹复余勇可贾，提高了声音说，“堂上老爷明鉴，倘或钱坦果真他卖过砒霜给乃武，问心无愧，又有县官撑腰，尽可到堂，侃侃而谈，与乃武对质，何用自杀？”

听到最后，翁曾桂与刚毅都暗暗点头，怪不得说他是刀笔，这几句话驳诘得十分有力，看来钱坦的死因是非常清楚的了！

可是，“这些情形，你人在狱中，”翁曾桂问，“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一问，在杨乃武的意料之中。当然不能说实话——原来在由杭州起解时，詹善政便作了安排。买通了押解的差役，以及海轮上的“买办”，将案发以后，三年来的种种经过，一切传闻，用蝇头小楷写成始末，逐日传递一段，让杨乃武如厕时仔细阅读，读完随即销毁。此所以钱坦被逼自杀一事，他能知道得这么详细。

这时不能说破在海轮上如厕的内幕，可是也不难回答。“这都是平时狱中的传闻。”他说，“海行途中，也听好些旅客谈起，说来不假。”

刘锡彤指使陈湖，逼迫钱宝生作伪证的情节，大致是弄清楚了，但动机却犹不明。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一点亦须澄清，才能明了整个错误铸成的由来。

这一次是由刚毅发问，他的语气一向锋利得近乎鲁莽，开口便问：“杨乃武，你可是跟县官的大儿子有争风吃醋的情事？”

这一问很厉害，杨乃武心想，说了实话，多生枝节；不说实话，显得心虚，使问官误会他说的真话亦不实在，关系不浅，因而迟疑未答。

“说啊！”刚毅咄咄逼人地追问。

杨乃武一急之下，逼出一个计较，不全真也不全假，只说一半。“是有的！”他这样回答，“这也是乃武不自检点，以致跟刘大少爷结了怨。如今刘大少爷已经不幸遇难，我不能批评他什么。再说死无对证的事，老爷们也不能听我的片面之词。总之，刘大少爷结怨之事，与本案无关，求老爷不要再问了。”

这番话答得很得体，犯人既已声明与本案无关，刚毅自不便再问，“那么，”他问到刘锡彤，“如说县官是陷害你，总有个原因。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乃武不敢凭空揣测。”

“好！那么我问你答。”刚毅问道，“可有索诈的情事？”

“至乃武入狱为止，并无其事。”

“以后呢？有没有问你家里要过钱？”

“乃武亦不知道。”

“莫非你家里的人，没有告诉过你？”

“乃武没有见过家人，只起解的时候，遥遥相望而已。”

这是假话，但无可驳诘。刚毅心想，既非索贿，自是报复，便又问道：“说你在余杭县很不安分，常常包揽诉讼，可有其事？”

“包揽诉讼的是陈湖。”

“莫非你就没有替人写过状子？”

“那是有的。”杨乃武说，“只限于替人写状子，从未走动衙门，说合官司。”

这就是了！只写状子，不走衙门，当然是跟刘锡彤硬碰硬地评理论法，这就无怪乎要结怨了。

“我再问你，”刚毅直截了当地说，“你得罪过县官没有？”

“有的，而且不止一次。”

“你倒说来听听。”

“一次，是县官浮收漕粮，乃武纠合同道，上书请命；一次是县官想将文庙的大松树砍下来卖给富人建屋，本县士绅大为不满，亦是委托乃武执笔写了公禀，上呈省里，方得制止。为这两件事，刘大老爷对乃武颇为不满。”

“你怎么知道他对你不满？”

“曾传乃武到县，当面申饬，警告乃武，不得惹是生非，否则要动公事给学官，革了乃武的秀才。”

由这番供证，可以了解到杨乃武亦不是个安分守己、谨饬自持的读书人，他的被祸是有由来的。但也因此之故，问官认为亦不能完全听信他的片面之言，还有许多细节，需要逐一研讯。

“你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份亲供，说葛品莲死的那一年八月二十四，有个催粮的差役何春芳，跟葛毕氏调笑，为葛品莲撞见，打了妻子一顿。这话，你是眼见，还是耳闻？”刚毅又问，“你的意思，可是暗指何春芳下手毒杀了葛品莲？”

最后这一问很厉害，也很重要。外间原有传说，毒杀葛品莲是何春芳的主谋，而由桂金下的手，连小白菜都不知道。而杨乃武的亲供，指何春芳与小白菜调笑，为本夫撞见，两者之间，蛛丝马迹，不无关联。

是不是杨乃武确知何春芳有此阴谋，只以事无佐证，只能隐约其词？如今认真追究，能问出一点什么来，说不定案中有案，别成天地，那里面才是真正的真相。

杨乃武是深谙刑名律例的，知道这一问的分量，如果答得不好，很容易别生枝节，等追根究底问清楚，已耽误了好大一段工夫，不但对自己非常不利，也加重了案内无辜人证的讼累，于心何安？

因此，他决定作一个有力的澄清，伏身先磕个头，用请罪的语气说：“请堂上老爷宽恕乃武情非得已。

《会典》载明，非有原来并未问到的情节，不能上控。乃武沉冤压抑，无由上达，不得不捏造这一段情节，不能耸动听闻。八月二十四葛品莲打妻子，是何原因，乃武并不知道；所谓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一节，既非耳闻，亦非目见，全出于乃武的饰词。”

这一回答，颇出问官的意外，也加深了对杨乃武供词的怀疑，“你的花样很多！”刚毅直抒所感，“案子又这么重大，一定要多问、细问，才能根究真相。你今天的口供，自己仔细看一看，如果笔录不符，当堂声明，准你改正。若是以后再问，口供与今天不符，你可小心着，这里问案也可以动刑的！”

“是，是！乃武不敢。”

于是，等发下口供单，杨乃武伏地细读，要求改动了几处错误，随即画押——这次是规规矩矩地写了自己的名字，不再使用暗藏“屈打成招”四字的花押。

爱仁堂的人证到京了。本来传唤的是钱恺，因为有病在身，无法到案。刘锡彤深恐据实答复会引起误会，加深咎戾。正不知如何处置时，忽然由钱坦的老母钱姚氏出面具呈，自愿随带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进京作证。

明知这样的自告奋勇，对他不利，可是刘锡彤不敢不准，否则就更显得自己不明不公，招来更大的麻烦。当然，钱姚氏不惮此千里长行，是有原因的——杨大姐早就下了功夫，经常到仓前走动，每次去不是食物就是衣料，口口声声“钱干娘”，叫得非常亲热。这样的情分，使得钱姚氏不能不有所报答。

“大小姐，”钱姚氏一直这样称呼杨大姐，“老二有病不能进京，不要紧，我去。”

这是杨大姐求之不得的一句话。但事先难以出口，而等人家说了出来，她却又有顾虑：第一，上了年纪的人，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倘或中途得病，又没有亲人照应，实在可忧。第二，此案上通于天，一旦平反，连巡抚都会处分，所以浙江的官场，颇为紧张；而爱仁堂的人证，关系全案出入，倘或有人不愿钱家出面作证，阻拦不住，下手暗算，钱姚氏的性命不保，亦非意外。

想来想去，不能不劝劝，“干娘，说实话，你老人家肯出面，我家乃武的一条命，就是一半保住了。

不过，千里迢迢，实在放心不下。我看，”她很吃力地说，“你老人家还是不要去的好！”

“要去！我自己愿意去的。”钱姚氏的态度很坚决，“我无病无痛，身子健旺得很，路上辛苦还吃得起。再说，我也趁此去逛一逛，活到六十五岁，总算京城里也到过，死也死得过了。何况，我不去，官司不能了。大小姐，你不要拦我，只等我走了，店里要托你照应照应。”

“那当然。”杨大姐想一想答道，“既然干娘这么说，路上一切我来托人照应。”

杨大姐说到做到，从余杭到杭州，一路打点，等巡抚衙门派出一位解送的委员，候补县丞“侯老爷”，更大大地送了一个红包。至于为钱姚氏送行，除了一笔充足的盘缠以外，还派了一名老家人，一个很能干的女仆去服侍。因此，钱姚氏此行，十分风光，就像官宦人家的老太太，到儿子任上去就养似的。

至于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同行，一则是为了便于照料“东家”；再则因为当初杨乃武光顾爱仁堂，就由杨小桥接待，曾否买卖砒霜，除去钱坦，便得问他。

“你在爱仁堂多少年了？”翁曾桂问。

“差不多二十年。”杨小桥答说，“我十三岁到爱仁堂学生意，今年三十一岁。”

“那么，你对药性一定很熟悉了？”

“是！普通的药都晓得。”

“你店里卖不卖砒霜？”

“砒霜也是药。”杨小桥答说，“不过有毒的药，不是随便卖的。”

“譬如像砒霜，要怎样的情形才卖呢？”

“要郎中的方子，或者晓得情形，相信得过的才卖。”

“怎么叫‘晓得情形’？”

杨小桥想一想答说：“好比打鱼的，大雪天亦要赤身露体下水。不吃一点点砒霜，身子吃不消。像这种情形，如果不卖砒霜给他，就不对了。”

“还有别的情形没有？”翁曾桂闲闲地补一句，“好像买砒霜回去毒老鼠之类的。”

“那也要看情形，请老板做主。”

“杨乃武是不是到你们店里买过砒霜？”

问到这一句，杨小桥有些紧张，不过他马上记起“老奶奶”——爱仁堂上上下下对钱姚氏的称呼——的告诫：“一字入公门，九牛拨不转”，到了公堂上，说话要小心！慢一点不要紧，想停当了再说，切忌慌忙，忙中有错。因此，他定一定神答道：“我不清楚。”

“浙江来的公事上说，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你接待的，所以送你到京来做人证，你怎么不清楚呢？”

“老爷，是这样的。”杨小桥慢条斯理地答说，“那天杨秀才上门，是我招呼。后来我们东家看杨秀才一表人才，上前搭话，才知道他就是杨秀才，新科举人，请到店堂里吃茶，就没有我的事了。”

“嗯，嗯！”翁曾桂问，“那么，在你手里买了点什么药呢？”

“记得是一包豆寇，一瓶诸葛行军散。”

“你们东家有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

“我没看见。”杨小桥说，“想来不会的。”

“为什么呢？”

“爱仁堂从来不卖砒霜给陌生人的。”

翁曾桂觉得该问的都问到了，细想一遍，还有日期要问：“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哪一天？”

“记不得了！大概是十月初，天气很热。”

“以后有没有来过？”

“没有。”

“好！你先站在一边。我提杨乃武上来，你不要开口！等我问你，你再说。”

于是铁索锒铛地提上一个人来，杨小桥一看，两只眼就睁大了。越看越困惑，双眼乱眨，便待呼喊，却为翁曾桂摇手止住了。

这是特意试验。因为翁曾桂亦已听说，杨家在爱仁堂很下了功夫，而杨小桥的供词，果然对杨乃武有利，怕是预先串通好的，所以特为提个不相干的重犯来试杨小桥。见此光景，不必多问，便知杨小桥是真的见过杨乃武的，所以翁曾桂挥挥手，命差役仍将原犯带回。

第二次提上堂来的，才是杨乃武的正身。手铐已经除去，神态平常，不像个囚犯。

“杨乃武，”翁曾桂指着杨小桥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杨乃武定睛一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面善得很！”他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你倒仔细想一想。”

杨乃武攒眉苦思，好久，好久，突然间眉掀目扬，欣快地说：“想起来了，他就是仓前爱仁堂药店的伙计。”

“不错！”翁曾桂吩咐，“杨乃武还押，杨小桥带下去。传钱姚氏上堂。”

照律例，若非万不得已，不传妇女上公堂。如今是钱家老奶奶自告奋勇，挺身作证，情形特殊，所以问官颇为优遇。等白发皤皤的钱姚氏上堂，特为给她一个坐垫。

“你娘家姓姚，夫家姓钱？”翁曾桂问。

“是！”

“钱姚氏，”翁曾桂先作一番开导，“杨乃武的案子，本来是传你儿子来作证的，你儿子有病，你这么大年纪，千里迢迢肯来吃一趟辛苦，实在难得。不过，打官司跟亲戚朋友有啥纠纷去调解是不同的，情面上的话用不着，要讲真人实事，有一句说一句。只要你说的是真话，决不会难为你证人。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翁曾桂的话带着江南的口音，钱姚氏完全听得懂，却故意答说：“有几句听不懂。”

“如果有听不懂的，你马上就问。”翁曾桂看了看案卷说，“你有两个儿子，叫啥名字？”

“一个叫钱坦，一个叫钱恺。”

“钱坦另外有个名字，叫钱宝生？”

“只有一个名字。”钱姚氏答说，“我真不懂，怎么会叫他宝生？”

“你是真话？从没有宝生这个名字？”

“我自己的儿子，怎么不知道！从来没有过。”

“这要具结的！你懂不懂什么叫具结？”

“我懂。”

于是，翁曾桂命书办即时写好一份“所言是实，若有虚假，甘愿领罪”的“甘结”，念给钱姚氏听了不错，打上手模。办完这道手续，方又再问。

“你儿子钱坦牵涉在杨乃武这件案子里的情形，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好！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形说一说。”翁曾桂又提醒一句，“慢慢说！有一句说一句。想不起，说不全不要紧，不要自己去添枝加叶！”

“我不会，有啥说啥。”钱姚氏一面回忆，一面缓慢地叙述，“那年是同治十二年，冬天。有一天，县衙门里的差人上门，说县大老爷叫我家老大去问话。全家都吓一跳，不知道为啥吃官司。差人倒很客气，说没有啥要紧事，去一去就可以回仓前的。老大一走，我越想越不放心，叫老二进城去打听。”

“你说的老二，就是钱恺。”

“是的。”钱姚氏答说，“到了吃晚饭的辰光，兄弟双双回来了。问起情形，老大才告诉我，说杨秀才在杭州府招供，在我们爱仁堂买的砒霜，毒杀豆腐店姓葛的。老大说没有这回事，县大老爷就劝我家老大承认，又拿出章先生一封信——”

“章先生？”翁曾桂打断她的话，“哪个章先生？”

“章先生是我们仓前有身份的人，在县衙门有差使。名字，”钱姚氏用手指敲敲太阳穴，“人家跟我说过，就是想不起了！”

“是不是叫章抡香？”

“对，对！章抡香，章抡香。”

“章抡香的信上怎么说？”

“章抡香，”刚毅插嘴问说，“是不是写过信给你儿子？”

“我家开药店，章举人是做官的，他怎么会写信来？照我家老大说，县大老爷拿出章举人的一封信，说是劝他承认。我家老大回他一句：不认识章举人。所以才请陈秀才跟我家老大商量，写了一张公事，包我家老大不受牵累。老爷，”钱姚氏说到这里，声音突然提高了，“你老倒想想看，我们做小生意的人，县大老爷这样说好话，又有陈秀才的情面在里头，怎么好不答应？除非，我家这爿爱仁堂不想开了！”

这是她为长子钱坦解释当时不能不作伪证的苦衷，话很实在，情有可原。而且此刻亦无须追究钱坦的责任，所以翁曾桂安慰她说：“这一点，问官都知道。钱坦已经不在世了，就算他做得不对，亦不要紧。

跟你们亲族更不相干，你不必顾虑，只说实话就可以了。”

“钱姚氏，”刚毅一下子又问到关节上头，“你儿子钱坦是怎么死的？”

这也是问到了她伤心的地方，钱姚氏强忍眼泪答道：“是上吊死的！没法子做人了，只好去寻死路。”

“为什么没法子做人？”

“这话也不是一天了，唉！”钱姚氏叹口气，“从小白菜谋杀亲夫这件案子闹大以后，就常常有人来问我儿子：你到底卖了砒霜给人家没有？我儿子说不出的苦，只有含含糊糊，敷衍过门。到后来大家都说杨秀才是冤枉的，就有人骂过我儿子，你为啥要害杨秀才？其实，我儿子哪里会害人？这不是天大的冤枉！”

“后来呢？”翁曾桂说，“你只讲今年的事好了。”

“今年正月里，陈秀才到爱仁堂来，说这件案子还没有了，要传我儿子上公堂——以前一直传过，我儿子只当没事了，不过心里委屈。哪知弄到头来，还是要去吃官司，心里就很不自在。老爷，苦啊！”钱姚氏突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自从他们这场官司打到京里以后，我儿子忧忧郁郁，一两年没有开过笑脸。”

这一下，有点问不下去了，翁曾桂恻隐之心大生，特准陪伴她来的人，也就是杨大姐所派的那个丫头，上堂来劝慰，同时退堂暂息，等钱姚氏喝茶休息了好一会儿，悲痛稍杀，方又再问。

“钱姚氏，人死不能复生，大家都知道你儿子是忠厚老实人，只要这件案子审明白，你儿子的苦衷大家都会原谅，他死了也可以安心了。”翁曾桂问，“当时陈竹山怎么说？”

“是啊！老爷，我也就是为了要洗刷我儿子的冤枉，才拼老命到京里来的。”钱姚氏想一想答说，“陈秀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只听我家老大说，他叫我家老大咬定以前说过的话，不改口，包管没事。”

“钱坦呢，答应他没有？”

“我家老大说，现在不说实话，没有机会说实话了。如果我不说实话，仓前也没法子住了，只有搬家。

老爷想想看，一爿药店，还是我们钱家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几十年的老店，要搬，谈何容易。”

迁既不可，住又难安，钱姚氏声泪俱下地追述钱坦生前所遭遇的困境，但不曾提到杨家用人情软逼的情形，这当然有着回护的意味在内，但并不影响案情，问官已经可以毫无疑义地判断：钱坦是在刘锡彤授意，陈湖与沈彩泉架弄之下，作了子虚乌有的伪证，坐实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为求免除刑罚之苦而自诬的伪供，变成不易推翻的“铁案”。

听罢司官的陈述，桑春荣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唯一的疑问，就在这里。”翁曾桂答说，“卖砒之说，既是无中生有，看起来是病死的。”

“病死又有什么佐证？什么病？得病的经过如何？医生如何诊断？语焉不详，何以复奏？”

“是！”翁曾桂看一看林拱枢与刚毅，从眼色中又一次征得了同意，方始答说，“司官已经商量过了，案子问到这里，无可再问。上谕指明‘须彻底根究’，所以只有请旨：第一，余杭县应该到案；第二，尸棺应该提进京来复验。”

话未说完，桑春荣已大为摇头，“这样子办，太离奇了！”他说，“将来会搞得没法收场！”

三人一听这话，大为诧异。刚毅忍不住开口：“大人的意思，不大容易明白。”

“你不明白？”桑春荣老气横秋地说，“将来要你坐上了我这个位子，就明白了！办案不能任性胡闹，你们说要余杭县到案，将来是不是还要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也到案？案子不是余杭县一个人定下来的，前后几次审问，结果都是一样，就都有责任，不能光传余杭县一个人到案。”

话倒也有些道理，可是刚毅年轻气盛，而且身为旗人，自觉不必太迁就汉官，所以脱口相答：“果然有此必要，就让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到案，亦无不可。”

这是公然顶撞，桑春荣勃然色变，但毕竟忍了下来，冷笑一声答说：“像这样的情形，倒还没有听说过。这要请旨！你想，上头会不顾体统吗？”

刚毅还想争辩，林拱枢抢在前面说道：“让余杭县到案，也是为了作证。其实也不光是余杭县，主要的是要传他的门丁沈彩泉，跟余杭县的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指使钱坦承认卖砒的情形。这一层情节，只有刘锡彤一个人该负责；自知府以上，并无责任可言，亦就谈不到应该到案不到案了！”

这番辨析，针对桑春荣的话而来，理由充足，不易驳倒。桑春荣便略而不谈，只说：“刑部提尸棺到京复验，可有前例？”

“这要查！”翁曾桂答说。

“那就先查清楚了，若无前例可援，根本不必考虑。你们要知道，恶例不可开，一开了这个例，后人受累无穷。切记！切记！”

一顿官腔，将承审的司官打了回去。刚毅愤愤不平，当天就到档房里去查案，希望找出可援之例。

刑部档案归书办管理，司官无从查起，如果要想知道某案的处理经过，或者某案某项处理办法，过去有无成例，须向书办查询。客客气气打交道，书办亦不致刁难；倘或摆出司官架子，书办回一句：“没有这样的案子！”或者故意胡说一起，往往无奈其何。至于直接到档房查案，更犯大忌，到头来一定自讨没趣。

刚毅的性情，约略如其名字，自负熟谙律例，平时对书办的词色颇为严峻。这天走到档房，开口便说：

“你把嘉庆戊辰年，江宁候补知县李毓昌到山阳令查案被谋杀的全案，调出来我看！”

“嘉庆戊辰年？”书办扳着手指算了一下，“快七十年了！哪里去找？”

“有年份，有地方，有案由，怎么会找不到？”

“不错！不会找不到，不过一下子找不到。”

“那得多少时候？”

“刚老爷，你倒想想看，天下十八省，一年有多少案子报部？一年一年积下来，一件一件检起来，起码也得一年半载才有下落。”

“瞎说八道！”刚毅厉声喝道，“别位老爷听你们摆布，我可不吃你们那一套，你把门开开，我自己找。”

“那再好都没有。”书办前倨而后恭，“刚老爷请你费神，自己来找！”

刚毅心中得意，此辈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必跟他们客气。这样一面想，一面跟着书办到了贮存案卷的档库，开锁推门，一股霉烂气味，扑鼻而至。屏气往里看去，一排一排的木架，高接天花板；地下灰尘积得极厚，一踩上去，好深的一个靴子印。

“哪一架是嘉庆戊辰年的？”

“顶里面。”

其时七月天气，秋老虎正厉害，刚毅走进这门窗紧闭、灰尘弥漫的档库，汗下如雨，湿透了小褂子，心里倒有些懊恼，不该自讨苦吃。但既来之，则安之，唯有硬着头皮往里走。

“戊辰是嘉庆十三年。”书办指着一个架子说，“嘉庆十一年到十五年的档案都在这里。刚老爷，你要找哪一省的？”

“两江的。”

“两江的在顶上。”

语声甫落，书办已用一枚长竹竿往架子顶层上伸过去。一搭一拉，砰然大响，一大包档案掉了下来，寸许厚的灰尘，飞成一道浓密的烟幕。那书办是有防备的，很快地闪在另一个架子后面。刚毅却搞惨了，满头满脸的灰，沾住汗水，成了一个泥人。

这个哑巴亏吃得不小。刚毅忍气吞声，知难而退。到底是说了许多好话，才由书办找到他要找的一套档案，那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

又花了几乎三天的工夫，刚毅才将这件案子的首尾曲折弄清楚。事起于嘉庆十三年，因为运河失修，堤防崩坏，淮阳发生大水灾，朝廷特拨巨款办赈。事后有人密告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侵冒赈款，两江总督铁保便派了一名委员下去密查。

这名委员是个候补知县，名叫李毓昌，山东即墨人。奉到委札，随带三名仆人到了淮安，不受当地招待，借住在寺院中。依照赈户名册，遍历各乡，逐户访问，查出许多弊端，或者浮开赈户，或者以少报多，贪污的情节相当严重。

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见此光景，大起恐慌。他有个听差叫包祥，李毓昌有个听差叫李祥，两祥是好朋友，所以王伸汉通过包祥的关系，由李祥手中得到一本李毓昌笔记的抄本，上面细载查获的种种弊端。

如果李毓昌据实复命，王伸汉立刻便有家破人亡的祸事。

于是王伸汉将李祥找了来，托他去探查口气，如果李毓昌志在索贿，则进一步问一问，要几何数目，方餍所欲？结果是等李祥刚一开口，李毓昌便峻然训斥。口风严紧，点水都泼不进去。

王伸汉得报大惧，以重金买通了李祥弑主。十一月初，李毓昌事毕回江宁，王伸汉为他置酒饯行，薄醉而归，口渴要茶，发觉气味有异，当然要追问缘故。事机败露，李祥露出狰狞面目，与另一名同事马连升，将那碗有毒的茶，硬灌入主人口中。

不消片刻，李毓昌一阵抽搐，七窍流血，仆地而死。李祥及马连升，将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合力举起尸首，作成悬梁自尽的姿态，然后连夜赶到山阳县去报案。

王伸汉心中有数，第二天一大早便带人去相验，随即买了一口棺材，匆匆盛殓，暂寄原处，然后备了一角公文报到府里，说是检验结果，“委系自缢”；又说传询李毓昌仆人，都道主人时有厌世之语，作为解释李毓昌无故自尽的原因。

过了十二天，李毓昌的一个叔叔李泰清到了山阳。他是应胞侄之约，特地来叙亲情的。一到才知叔侄已是幽明异路，便去看王伸汉，询问死状。

“是上吊死的。”王伸汉答说，“我亲自验过，不错！”

“听差呢？”李泰清问，“舍侄写信告诉我，一共带了三个听差。”

“那可不知道，大概都走散了吧！”

李泰清无奈，只有设法盘灵回乡。王伸汉送了他一百两银子，又说，“死者已矣！入土为安。”劝他妥为李毓昌安葬。灵柩到了即墨，已在年底，当然不是安葬的时候，暂时寄存在城外。李家亲友，都觉得死因可疑，但是谁也无从着手去探索真相。直到有一天李毓昌的遗孀收拾丈夫的遗物，才发现一条线索。

原来李毓昌生前所穿的一件深蓝湖绉面子的羊皮袍，襟领之间，微显异色，入水浣濯，水成红色，再细嗅色异之处，是一股血腥味，足以证明衣服沾了血迹。于是李太太奔告李泰清，此人是个武秀才，做事很鲁莽，但亦很有魄力，决定自己先开棺检查。

开棺一看，尸首因为正值隆冬，而且时间不久，毫未腐烂，但脸上却涂了石灰，胸前摆一面小铜镜，还有一道朱书的符录。

再细看时，指尖发青，身上心腹之间，亦然如此。剥去脸上的石灰，是一张可怖的青脸。这一下，便都明白了，李毓昌确是死于非命。脸涂石灰，并非为了遮掩异色，只因为石灰可以收燥，借以吸收七窍所流的血水。而铜镜符录，无疑地是一种镇厌，以防冤魂化为厉鬼，去向凶手索命报仇。

然则凶手是谁呢？李泰清唯有告到当官，请求昭雪。于是山东巡抚古纶，行文两江总督衙门，而王伸汉已经得到消息，筹集了一大笔现款，从淮安府一直打点到江宁。又因为江苏巡抚亦算本省长官，而全省钱谷虽分隶江宁、江苏两藩司，但全省刑名统归江苏臬司所管，所以苏州的两个大衙门，“烧香”亦要烧到。这一来，纵非倾家荡产，而悖入悖出，在山阳县贪冒赈款所得，亦花得差不多了。

如俗语所说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李泰清的呈控，在江苏只落得一个毫无结果。王伸汉自然无事，追缉恶仆，亦不过一纸具文而已。

于是李家决定京控。由李泰清以死者胞叔的身份作原告，在都察院进了一张状子。此不比寻常命案，而是职官奉委查案而遇害，即使死者家属不出面呈诉，地方大吏亦当自动查办。如今江苏方面竟是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足见失职。所以上谕下来，一反交本省复审的常例，改派山东巡抚吉纶“提李毓昌尸棺，详检具奏，原告李泰清发交山东备质”。

王伸汉当然又要到济南去打点。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开棺复检之日，山东巡抚、藩司、臬司，尽皆到场。首府办差，挑了最好的仵作下手。先用水银洗刷尸首，已是遍体青黑，毒伤显然；再剖解尸身，剔出骨骼，上笼蒸过，只见两面肋骨与肩上两块锁子骨，其黑如墨。李毓昌乃是被毒而死，确凿无疑。

古纶奉到的上谕是，“详检具奏”，至此任务完成，只须复奏，至于审问是刑部的事。复奏到京，奉旨提全案人犯进京，交刑部审问，李毓昌的沉冤，终于得雪。案内人犯，定罪甚重：李祥，凌迟处死，并派刑部司官押解他到山东，在李毓昌的坟前，先上夹棍受活罪，然后处死，摘心致祭。包祥、马连升及王伸汉斩决。淮安知府王毂包庇罪重，判了绞刑。两江总督铁保革职，充军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以及江宁藩司、江苏臬司亦都丢了纱帽。

可是看完全案，刚毅却大为失望：他的记忆有一处失真，而失真的这一处，在他恰恰是顶要紧的一部分——李毓昌被毒一案，虽由部审，但未提棺到京，无例可援，如之奈何？

细细想去，虽无提棺到京的成例，但复检一层，却可比附陈词，很有一番理由可论。于是跟翁曾桂与林拱枢去谈，彼此意见相同，约齐了去见桑春荣。

陈述了案情，刚毅提出他的意见，“此案的真相大白，就因为开棺复检之故。”他问，“如今葛品莲一案，死因既然不明，岂不是也要开棺复检？”

桑春荣最近刚接到杨昌濬的一份礼，四色浙江的土产以外，另有“冰敬”，是有“财神”之称的胡雪岩所开阜康钱庄的一张银票，纹银一千两整。看这笔重礼面上，必得设法维持原案，所以听完刚毅的话，大摇其头，只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何谓此一时，彼一时？”刚毅立即追问。

身为尚书，在司官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自觉难堪。如果没有理由驳他，面子上下不去。这样一急，倒急出一番话来，“你谈的那件案子，时间是在冬天，为时不久，所以开棺详检，有点用处。这一案呢，历时三年，尸体早腐，情形不同。”他得意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道理在此！”

“尸体虽腐，骸骨犹在，不愁检验不出。”

“这话也很有理，”桑春荣只好用强词来夺他的理了，“如果检验不出结果呢？”

“不会检验不出。果然中了毒，骨头会发黑！”

“不然，不然！”桑春荣定定神说，“那李毓昌，当时为恶仆强灌毒药，即时七窍流血，倒地而亡，中毒极深，历时未久，所以检验得出。照葛品莲的死状，如果中毒，毒亦不重；时久毒消，倘或检验不出一个结果，事情反倒僵了，所以如今还是严穷砒毒为是。”

“就因为砒毒并无来历——”

“不，不！”桑春荣打断他的话说，“药店卖毒药有罪，所以不肯承认。你还是要从正犯上去追究，譬如杨乃武跟葛毕氏的奸情，至今并未审出详细情形。这一层，交代不过去。”

“回大人的话，律无指奸明文。”

“不是要你指奸！”桑春荣怫然不悦，“你倒去问问浙江的京官看，谁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明来暗往，并非一日。杀机往往起于奸情，你们从这一层上头，仔细去审，一定可以审出一点什么来！”

见他这样执持己见，翁曾桂料知其中必有缘故，再争无益，便扯一扯刚毅的袖子，暗示他暂且歇手，另作道理。

刚毅性情褊急，偏不肯罢休，“大人，”他说，“要追究砒毒，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必得到案。”

“噢，”桑春荣问，“谁啊？”

“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

“此人有何关系？”

于是刚毅从厚厚几大叠的杨、葛全案中，找出仵作沈祥的供词，提高声音，念了一遍，然后指出应传沈彩泉到案的理由：“仵作验得是烟毒，沈彩泉愣说是砒毒，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干预，发生争执。大人做官四十多年，可见过这样的怪事？”

“你的意思是传他来问，为什么干预公事？”

“不是。”刚毅答说，“我要问他，凭什么说是砒毒，还有，爱仁堂店东，不肯承认卖砒毒，他软哄硬逼人家承认，是为的什么？”

桑春荣心想，这件案子如果想要回护某一个人，确非易事，因为牵扯太多，从任何一条线索去追究，都可以拿原问官拉出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牵连不断，最后当然是归结到杨昌濬身上。为今之计，辨不胜辨，不如暂且搁置为妙。

主意一定，换了副让步的神态，“好！”他点点头，“等我想一想。眼前还得你们三位费神，正本清源，拿杨乃武、葛毕氏的奸情审问清楚。”

有此结果，做司官的即不便再争。三个人退下来又悄悄交换意见，大家的看法相似，桑春荣意在拖延，最好能就现有的范围中结案，无奈这是办不到的事。

侦讯的范围必须扩大，是一致的结论。但所提出的做法各不相同，刚毅主张继续力争，不达目的不止；

林拱枢则以为硬争不如坚持，结案是有限期的，到得拖无可拖，桑春荣就不能不尊重问官的意见。

“两位的做法，都是正办，不论哪一种做法，最后都可以做通。不过，旷日持久，未免吃力。如果看清楚此案发生阻力的症结所在，因势利导，对症发药，则事半而功倍，可以有最圆满的结果。”

“能有最圆满的结果，自是求之不得。”林拱枢答说，“想来成竹在胸，何不见示。”

“此案的阻力，一是牵涉及于大员，本案一翻，杨制军、胡学使，皆有未便；一是碍于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本部堂官，亦有顾忌。”

“是，是！症结是了然了。请问，如何因势利导，对症发药？”

翁曾桂觉得语言不便太显豁，想了一会儿，含蓄地说：“自下而上办不通，就只有自上而下了！”

林拱枢与刚毅都会意了，是设法从极峰下降一股压力，迫使桑春荣就范。这个想法很好，“可是，”

林拱枢说，“做起来不容易。”

“缓缓图之，急亦无用。”

翁曾桂是真的成竹在胸，所以出此闲豫的语气。林拱枢与刚毅，亦约略有所意会：他有个两朝帝师，已调户部侍郎的老叔翁同龢，是当朝的红人，必有斡旋之力。

翁同龢到底是读书人，是非之心是有的；何况此案是从他手里驳回浙江的，如今各种证据，在证明他驳得不错，当然要尽力支持，才能实现初衷。

此外他还有一种隐忧，自平定洪杨以来，各省督抚的权柄日重一日，自己练兵、自己筹饷、自己用人，往往在一切都有成议以后，方始奏报朝廷，名为“请旨”，实同“报备”，逐渐形成割据之势。而在朝中，皇帝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两宫太后虽能德才相济，到底深居禁中，昧于外势，国政全靠军机大臣撑持。

恭王固贤，又全靠文祥做帮手，才能勉强对付得了一班跋扈的督抚。不幸地，文祥久病，终于在这年五月间去世。朝廷痛失柱石，益觉孤立难支，长此以往，大权旁落，成为所谓“强枝弱干”的局面，绝非国家之福。因此，翁同龢觉得削减督抚的权柄，是件比什么都重要的大事。而杨乃武一案之所以不肯迁就杨昌濬，亦正是借题发挥，在暗中为朝廷争权。

这番苦心，如果不为恭王了解，任令桑春荣内顾宝鋆的面子，外受杨昌濬的嘱托，将一驳再驳，提京部审，闹得轰轰烈烈的这件逆伦疑案，弄出个虎头蛇尾的结局，不但成了个大损朝廷威信的笑柄，而且各督抚亦将因此而更轻视朝廷。这关系太大了！

为此，翁同龢一直想跟恭王谈一谈这件案子，却苦于不得其便。因为恭王与宝鋆是密友，凡是翁同龢能见到恭王时，几乎总有宝鋆在里，无法深谈。这样一直到了八月初，才有一个机会。

这天是恭王奉了两宫太后之命，到皇帝读书的毓庆宫来查问功课。这是常有的事，但每次都有宝鋆陪着，只有这一天是恭王一个人。在毓庆宫，师傅本月两位，而夏同善奉旨派充顺天乡试主考，料理入闱，不在书房，这样就更便于进言了。

时候也巧，恭王来时，正是功课将完之时。等皇帝回宫进膳，翁同龢便说：“王爷，就在这里便饭，如何？”

“好啊！”恭王欣然相许，并且吩咐侍卫，将两宫太后照例赏赐的食物取来，一同享用。

恭王这顿午饭，一向很费工夫，因为，一则四更起身，五更上朝，到此时又饿又累，全靠从容享受一顿午饭，补充精力。再则，亲王仪制尊贵，王府中很少接待宾客，内廷行走的人有事要见他，或者恭王要约见什么人谈事，都是此时借杯酒相叙。翁同龢是深知这些情形的，所以入座以后，并不亟亟，只是陪着恭王把杯闲谈。

谈来谈去，谈到左宗棠与李鸿章，微有酒意的恭王叹口气说：“左季高西征，要多少多少饷，无法筹措，只有跟洋人举债。举债要担保，李少荃又反对，联络沈幼丹一起密奏，变成跟朝廷为难。唉！不用他们不行，用了他们又不受节制！你道如何是好？”

“是！”翁同龢乘机说道，“既然不用他们不行，就只有想法子加以节制。”

“难！”恭王摇摇头。

“不难！”翁同龢几乎是应声而答，针锋相对的意味显得格外重。

“噢，”恭王很虚心地问，“倒要请教！”

“朝廷自有纪纲，纪纲一立，草偃风从。纵有跋扈之臣，及时裁抑，他人自知警惕。”

这话也无非老生常谈，了无异处。恭王便点点头，不再问下去了。

见他是不以为然的模样，翁同龢心知正论失于空泛，得举实例，才能打动他的心。于是想了一下，故作惊人之语：“从来皇纲有失坠之虞时，必得杀大臣立威！”

果然，恭王大吃一惊，“杀谁？”他问，“杀大臣可是绝非两宫所愿，而且时当承平，何由能杀大臣？”

看他已倾注了注意力，翁同龢便微微笑道：“不是真个要行诛戮，略师其意可耳！”

“这倒可以。”恭王很有兴趣地问，“如何师法？叔平，你倒画一条策看。”

翁同龢不即答言，举杯相敬，对干了一杯，方始徐徐开口：“王爷，我先说段掌故你听。高宗慧贤皇贵妃是汉军旗，本姓高，这是王爷知道的？”

“是啊！慧贤皇贵妃的父兄，不就是高斌、高恒父子吗？”

“是！我要讲的，正是高恒的故事——”

高恒是椒房贵戚，在乾隆初年，干过好些阔差使，乾隆二十二年任为两淮盐政，这是举国第一个肥缺，高恒当了八年之久。乾隆三十三年，整顿两淮盐务，高恒在任内除照例的陋规以外，额外贪污至数百万银子之多，事发定罪，高宗朱笔亲批“斩决”！

其时军机领袖是孝贤皇后的胞兄傅恒，当时便为高恒求情：“高恒是高贵妃的胞兄，请皇上推恩，免他一死！”

高宗立即答说：“贵妃的兄弟犯法，应当免死；皇后的兄弟犯法，又当如何？”

一听这话，傅恒浑身发抖，面无人色，终其一生，战战兢兢，勤慎当差。这就是高宗驾驭臣下的手段。

恭王听完，默默无语，好久才说了句：“若能破除情面，纪纲自然可立。”

“是！是！”翁同龢急忙接口，“王爷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但是，这也需有机会才行，总不能无缘无故把脸去撕破。”

“机会多的是，眼前就有。”

“噢！”恭王想了一下说，“我想不起有这样的机会。”

“杨乃武一案，就是机会！借杨石泉以儆督抚，是个好法子。无奈中间有关碍。”

“什么关碍？”

“就是情面。”翁同龢说，“此案须从余杭县下手，而余杭县刘某别有背景——”

“啊，啊！”恭王脱口插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知道其中的障碍是一回事，肯不肯动手移去障碍，又是一回事。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王爷，还想知道些什么？”

“案情。”恭王只说了这两个字。

这便很难回答了。全案经过，颇为复杂，一时哪里讲得完？只好再问一句：“莫非王爷对这件案子的始末，竟一无所闻？”

“不是，你误会了！”恭王答说，“我是指案情中最要紧的地方。杨乃武是不是负冤？”

“是的。”

“那么，那个什么小白菜，也是冤枉的啰？”

“正是。”

“这么说，她丈夫不是她毒死的？”

“不是。”翁同龢又说，“照目前审问所得的口供来看，死者究竟是被毒而死，还是病死，都大成疑问。”

听得这话，恭王很注意了，“然而，何以初验、复审，都执定是中了砒毒？”他问。

“这就非问余杭县刘大令不可了。不但要召刘大令到案，还得提尸棺到京，详细复检。”

“噢！”恭王想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没有看到刑部的奏折。”

“关碍就在这里！刑部不能破除情面，所以至今还未复奏。”

“这倒也不一定是情面上有关系，保全善类，朝廷责无旁贷。如果地方官平日奉公守法，偶尔有一两件事处置不当，亦不宜过于苛责。”恭王问道，“这余杭县姓刘的官声如何？”

“那就不知道了！”翁同龢提醒他说，“军机章京中，杭州人很多，王爷何不找他们问一问？”

恭王会意，余杭县官声不佳，只是翁同龢既非浙江人，又不曾亲履其地，不便直说而已。因而点点头想了一会儿，又问到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中两主犯，到底有奸情没有？”

“这，这恐怕不免。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不能说他们有奸情，就认定有合谋毒杀本夫之事。听讼如有此成见，天下将不知有几许人含冤负屈！”

“嗯，嗯！”恭王深以为然，对他自己这一问，作了解释，“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有妇人负此重谤奇冤，后世必以此推断我辈跋扈弄权，以致以两宫之尊亦竟不能庇护区区匹妇！所以，这一案，我一定要上奏请懿旨。如果小白菜果真清白，话就更容易说了。”

“王爷能有这样的看法，顾及千年万世之名，实在令人钦佩。”翁同龢肃然起敬地说。

“案情症结，我全明白了。不是我跟宝佩蘅私交很好，替他辩白，平心而论，他并无故意偏袒同年的心，至于他人如何想法，非他所能负责。我再跟他提一提就是。”

光提没有用，翁同龢心想，得要宝鋆亲口交代桑春荣才好。这样想着，便即问道：“王爷打算怎么跟宝中堂说？”

恭王反问：“你要我怎么说？”

“请王爷关照宝中堂，能够对桑公有所表示，不须有何顾忌。”

“那还不如我来交代桑白斋。”恭王答说，“宝佩蘅本来就未曾袒护刘某人，我那样说，似乎有疑他之意，不大妥当。”

“是，是！”翁同龢急忙答说，“若得王爷亲口交代，当然更有力量了。”

对于恭王交代的话，在桑春荣看，就等于是上谕。“不必顾忌”这句话，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宝鋆以外，杨昌濬与胡瑞澜亦不在顾忌之列。桑春荣虽觉得人钱财，不能与人消灾，自不免疚歉，但既是恭王的特饬，事出无奈，亦有一句话可以推托。这样一想，内心也就释然了。

于是他找了翁曾桂来问，案子审到如何程度？翁曾桂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答说：“非提尸棺复检，并传刘锡彤、沈彩泉以及余杭县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明白，不能结案。”

“既非如此不可，只好奏闻请旨。不过，做事还是要留退步，该当怎么样一个步骤，请你们好好商量，切忌冒失。”

翁曾桂与林、刚二人商量结果，决定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是咨行浙江巡抚，将陈湖列为被告，即行革去生员，监管解京；第二是奏请提验——刚毅毕竟找到一件成例可援，措辞就更方便了。

奏折一上，立即便有了一道上谕：“刑部奏：承审浙江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援案请饬提验一折，着杨昌濬将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解任。其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押解送部。传令刘锡彤跟同检视，以成信谳。”

这道上谕，并未交内阁明发，由军机处交兵部寄到浙江。读毕“廷寄”，杨昌濬知道乱子闹大了，心境十分沉重，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唯有找幕友来问计。

他的幕友，倒是谨饬识大体的人居多，都以为事到如今，唯有恪遵朝旨，谨慎将事。如今的责任是将刘锡彤等人及葛品莲尸棺“押解送部”，须防别生枝节。案内人犯，可能会畏罪自杀；检验尸骨结果，是刘锡彤祸福所系，或者会异想天开，移花接木。倘或出了事，必不为清议所谅解，而朝廷亦必有处分，在这件官司上先输了一招。

杨昌濬此时的气概，已非昔比，也觉得凡事小心为妙。因此，特选了一个很能干也很靠得住的候补知县袁来保为押解委员；另外又派一个姓吴的候补知县去署理余杭知县。刘锡彤解任听勘的公事，就由袁来保与吴知县带到余杭，当面交付。

两人轻骑简从到了余杭县，一直到县衙门拜访刘锡彤。等把公事交到他手里，刘锡彤颜色大变，袁来保少不得有番话安慰，说他只是暂时解任，而到京亦只是让他亲眼看着开棺检验，并非到案被讯，大可放心。

这个宽慰的说法，目的是要将刘锡彤稳住。署理的新知县也很客气，请他的家眷仍旧住在县衙门里，自己另找公馆。不过印把子得要立刻抓住，当天就接了事，放炮升堂将接印的红布告贴了出去，随即传见刑房与礼房的书办，交代两件公事：第一件是提解葛品莲的尸棺；第二件是看管陈湖。

葛品莲的尸棺一直未曾下葬，提解之前，先要加封，四道盖了余杭县大印的封条，由袁来保监视着，满浆实贴在棺身与棺盖接缝之处，同时派定差役，轮班看守。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余杭县立刻又轰动了，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为话题，虽然，此案的结果还不可知，但已是一片称颂朝廷圣明之声，大足以鼓舞人心了。

至于陈湖，由于还具有秀才身份，新知县对他很客气。而袁来保跟他亦不曾对面，所以他内心虽然惶恐，表面却还能保持镇静，甚至为了表示自己与本案无涉，照常到他每天必至的春记茶馆去喝茶。

“陈先生，”有人问他，“听说刘知县革职了？”

“不是革职，是解任。”陈湖答说，“解任者暂时不当县官而已。”

“为啥暂时不当呢？”

“听说要押解葛小大的棺材到京里去。”

“莫非葛小大的棺材还要打开来验？”

“那就不知道了。”陈湖不经意地加了一句，“就打开来也验不出啥来的。”

“何以见得呢？”

“三年多，皮肉都烂光了。”

“可是骨还在啊！”

陈湖知道自己失言了。验毒本就重在验骨，他不能说，时隔三年，中毒的痕迹必已消失。如果这样说法，他人反问一句：你又不曾眼见，怎能断定毒迹必已消失？那时无话可答，便显得自己是明知葛小大非中砒毒而死。因此，他笑笑不答。

但对方却不肯放过他，接着又问：“陈先生，都说爱仁堂的老板，本来不肯承认卖砒霜的，是你帮着刘知县逼得他不能不承认。可有这话？”

“哪里来的这话，跟我毫不相干。爱仁堂姓钱的，弟兄两个，老大死了，老二还在，你们倒去问问他看！”说到这里，陈湖有些恼羞成怒了，狠狠将桌子一拍，大声骂道，“你简直胡说八道，混账之极。”

就这时候，走来县里一个差人，拍拍他的肩说：“老陈，到衙门里去一趟。”

这一下，不但陈湖，连旁边的闲人都觉诧异。县里的差人，一向称他“陈先生”或者“陈大爷”，至少也得叫一声“陈秀才”，何以此刻管他叫“老陈”呢？

众目睽睽之下，陈湖的感觉自然很窘迫，便将脸一沉，气冲冲地说：“你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

那差人也变了脸，似乎对陈湖的态度，颇感意外，一时不知如何应付的模样。愣了一下，暴声说道：

“姓陈的，你神气什么？从前你是秀才，现在不是了！知趣的，乖乖儿跟我走；如果不知趣，还以为是刘大老爷在‘马上’那样，县衙门里随你直进直出，你就错了！走！”

陈湖一听“从前你是秀才，现在不是了”这句话，顿时矮了半截——别人不明白，他心中有数，“一报还一报”，就像当年杨乃武那样，自己的秀才身份必是已被革掉了。诚如所言，自己如果不知趣，一条铁链子一抖，套在头上，拉了就走，还不是白白吃个眼前亏？

念头转得很快，不待旁人想透那差人的话，他已自找台阶而下，“走就走！”他霍地站起，“我倒不相信，为什么现在我不是秀才？”

说罢，开步就走。那差人冷笑一声，跟在他身后监视着。陈湖的步子很从容，为的是要向差人表示，他很坦然，并没有开溜之意。这样由大街折入冷巷，他才站住脚有话说。

“老哥，恕我眼拙，你贵姓？”

“我亦姓陈。”

“啊，啊，五百年前是一家，那就好说了。”陈湖拉过表情，用商量的语气说，“陈头，我们商量件事，我先回家通知一声，行不行？”

“不行！上头立等回话。你快走吧，问过三言两语就放你回家，何必多跑一趟。”

这是骗他的话，而陈湖没有不信的道理。到得县衙门，先在班房落座。往日到此，不管书办、捕快、皂隶见了他，多尊称一声“陈大爷”，敬烟倒茶，客气得很；这时都浑似素昧平生，面无表情地望望然而去之，谁也不睬他。

见此光景，陈湖冷了半截，料知想打听也打听不出什么来，不必再讨没趣，只是默默地心里思索，新署任的知县会问些什么，自己应该如何应付？

不一会儿，原差来唤：“跟我走！”

一直走到花厅，这是他极熟的地方，不过，昔为座上客，今成阶下囚，一进花厅，便听值堂的皂隶唱道：“见大老爷磕头！”

这就证实了自己的秀才已被革，不然皂隶不会这样说——秀才见县官，只打躬不磕头。公门中人，不能不知道这个规矩。

话虽如此，陈湖却不肯就此承认，仍旧朝上作了一个揖，口中说道：“晚生陈湖，参见老公祖！”

新知县人很平和，平静地答说：“听你的口吻，还以秀才自居。陈湖，你的秀才革掉了，公事已经到县。”

“噢，噢！”陈湖心乱如麻，明知该下跪见礼，但两条腿木强万分，就是弯不下去。

幸好，新知县并未迫他行百姓见父母官的大礼，只问：“你的号叫竹山？”

“是！不过，”陈湖恭说，“本县还有两个陈竹山。”

“同名同姓的多得很。只要你是陈湖，号竹山就是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被革掉秀才？”

“不知道。”

“好！我让你知道。”新署知县喊道，“请袁大老爷！”

于是，袁来保被请了出来，坐在炕床上首的客位上。照例亦问一问陈湖的姓名年籍，然后告诉他说：

“刑部有公事，你牵连在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之内。逼迫爱仁堂店东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情节确凿无疑，所以革掉你的秀才，解到刑部，归案审办。”

听得这一说，陈湖才知事态严重，顿时觉得头上冒汗，“这一说，”他问，“我变了犯人？”

“一点不错！”袁来保转脸对新署知县说，“此人要费心寄押在贵县。”

“是，是！”

“大老爷，冤枉！”陈湖极口喊道，“我不过是刘大老爷托我开导爱仁堂的老板，案情缘由，全然不知，若说其中有弊，应该是刘大老爷的责任。”

“刘大老爷解任听勘了。”

“还有他的门丁沈彩泉呢？”陈湖问道。

这一质问，袁来保一时无话可答。因为谈情节，论责任，沈彩泉比陈湖更重，陈湖是犯人，沈彩泉又何能不是？但刑部给浙江巡抚的咨文，只提陈湖，未提沈彩泉，袁来保并无权力将他亦当作犯人。不过，上谕中有“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拘解送部”的话，袁来保认为沈彩泉虽无犯人之名，而在处置上，却有犯人之实。

这样一想，觉得倒是被陈湖提醒了，当即答说：“沈彩泉亦要拘解到京，并不能置身事外。”

陈湖再也没有可抗议的了。他知道争亦无用，袁来保并非问官，只是奉命拘解人犯，自己是否犯罪，唯有到刑部申辩。反正由余杭县到京，这趟苦头是吃定了。

收押了陈湖，袁来保又请新署知县，派人看管沈彩泉。这件事很容易办，不必传沈彩泉，只交代刑房书办，沈彩泉虽非犯人，但奉旨“押解送部”，所以不能不看管。倘有疏虞，不是寻常事故。责成刑房书办，监督差役将沈彩泉禁制在班房中，日夜派人看守，防他畏罪自尽，亦要防他为人谋害灭口。

所谓“为人谋害灭口”的这个“人”，当然是指刘锡彤而言，因为沈彩泉是此案的关键人物，砒毒之说，即由他而起。此人一死，再无对证，刘锡彤便可饰词搪塞，减轻责任，所关不细。

陈湖下监，沈彩泉被严密看管，刘锡彤益发自危。不过，有何责任是到京以后的事，眼前的面子已被撕破，启程之日，百姓围观笑骂，这场羞辱，一想起来，便觉心悸。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老着脸皮去向押解委员说好话，讨个方便，让他悄悄先走，在省城等候袁来保，看是如何北上，再作商量。

这使得袁来保很为难，他跟刘锡彤素昧平生，不知道他的性情，也不知道他是否信用。倘或到了省城，出何差错，自己的责任不轻。难的是这番顾虑，不便明言。

不过，他在浙江官场有“能员”之名，做事既稳妥又漂亮。多想一想，便有了计较。当即不慌不忙地问道：“刘大哥在省城可有公馆？”

“哪里敢在省城里再立个门户，多一份开销？”刘锡彤苦笑道，“只好找个小客栈暂住一住。”

“那太委屈了。”袁来保说，“刘大哥如果不嫌怠慢，就在舍间下榻好了。”

“不，不！没有这个道理！万万不敢打扰。”

“刘大哥见外了！患难相扶，要朋友做什么呢？”

穷途末路之际，以彼此绝不相同的地位，刘锡彤听得这两句话，又是一口一个“刘大哥”，真有感激涕零之感，觉得再要推辞，便是不通情理，当即一躬到地，抬起头来时，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刘大哥，不必如此。”袁来保说，“这样，我想明天上午动身。刘大哥如果要避人耳目，最好天不亮就走，我派我的听差袁凯陪着刘大哥到杭州。我们下午就可以见面了。”

“好，好，准定如此。”

于是第二天五更时分，一叶轻舟，悄然发航。袁凯名为陪伴引导，其实奉有主人的密命，监视着刘锡彤，到了杭州，在袁家暂住。刘锡彤送了一份礼，东西不多，但极贵重，是一支吉林老山人参与一挂蜜蜡朝珠。

傍晚时分，袁来保也到了。回家之前，已办了好几件公事。第一件是将葛品莲的尸棺，连同陈湖、沈彩泉请钱塘县看管；第二件是谒见藩、臬两司复命，决定尽快启程进京。

“刘大哥，”他说，“尸棺笨重，起旱不便，只有走水路，打运河到了北通州再说。冬天水浅，总要毛两个月才到得了。”

“是！”刘锡彤说，“有一年，我公差过京，也是冬天由水路走，实足走了七十天。”

“水路很辛苦。沿路又有公事交代，麻烦得很。所以我跟上头说，刘大令可以不必吃此辛苦，请另外派人陪着，由上海经海道进京。哪想到，上头另有意见。”

“噢，”刘锡彤急急问道，“上头怎么说？”

“说是上谕，着刘某人跟同监验，这样就该人不离棺，棺不离人。不然，检验的时候，如出了什么疑问，刘某人说，尸棺长行，他没有在一起，或许是掉了包，亦未可知。那不是麻烦？”

“哪有这样的事？”刘锡彤气冲冲地说，“真把我看成什么人？”

“不过，对我来说，倒是得其所哉！”袁来保微笑着说，“漫漫长途，旅况寂寞，得有老兄做伴，一路聊到京城，那是太妙了！”

听这一说，刘锡彤的不快消失无余，急忙答说：“正是，正是！我是因为大府苛刻，一时气昏了，竟忘了经随老哥，畅叙到京，亦是一桩乐事。”

于是，商谈旅途的细节。这当然要配合公事，而“提解”人犯，在《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中，有极详细的规定，其中有一章叫作《递解人犯通例》。像这一案，既是钦命提解，又指明说派员押解，与寻常只派官差“递解”不同，适用“解送紧要官民重犯”之例。至于解送尸棺，如何处置，虽无明文规定，自然亦是比照“重犯”办理。因此，袁来保向藩司陈明，在城守营拨了一名把总，八名兵丁，另由钱塘县拨出四名差役，一共十三个人，都归他指挥差遣。

解送人犯，亲属照例可以同行，当然是自己花钱，不但沿路食宿自理，而且还得供应官差，以免被解送的人犯受苦。如果犯人的家境不坏，特别是纨绔子弟犯了人命重罪，押解归案，这趟解送的差使，就颇有油水可以掏摸。可是，这一次的差使，情况很特殊，犯人只有陈湖一个，沈彩泉只好算半个，刘锡彤的身份更不分明，此外只有一具尸棺，而葛家并无任何人伴送。至于押解的官兵差役，总计倒有十四人之多，藩库所领的盘缠有限，明摆着是桩必须赔累的苦差使。

刘锡彤久任州县，此中曲折，十分明了。照整个情况，事由己起，陈湖的境况并不好，且有个儿子随行，张罗自己的两份盘缠，已很费劲，哪里还有余力去贴补官差。想来想去，自己义不容辞，但亦不肯全解私囊，写封信给署任知县，表示自己解任赴京，跟同复验葛品莲的尸棺是公差，尸棺笨重，须多用人夫照料，要求多拨差费。

州县官有个多年相沿的规矩，后任顶替前任弥补亏空，但离任以后，除非家属回乡缺少盘缠之类的情形是个例外，否则是相应不理的。不过，刘锡彤的情形又不同，解任听勘，照例并不开缺，虽然看样子刘锡彤的职是革定了，但就此时来说，他仍是余杭县在任，所以要拨差费，无可拒绝，拨了二百两银子。

刘锡彤自己又凑上二百两，打成银票，用红封套封好，亲自送给袁来保。有此一番“意思”，自然更蒙礼遇，袁来保请刘锡彤合坐一条官船，坐卧都在一起，俨然两名押解委员。

他的门丁沈彩泉连同也沾了光，与把总称兄道弟，混得极熟。陈湖可就不同了，是住在装运尸棺的船上，而且加上手铐，幸好还有个儿子照料，但父子俩每天愁颜相向，境况亦很凄惨了。

一共三大一小四条船由杭州循运河开航，当天到了海宁，泊舟过夜。照定制，这三大一小四条船的安全，便得由地方官负完全责任。

泊舟之处是个小镇，虽属海宁州管辖，但离吕留良的家乡石门县反来得近，所以，袁来保除了派人向海宁州投文，缴验通行及要求支援供应的“勘合”与“火牌”以外，另以私人关系跟石门县打交道——石门知县余丽元是他的好朋友，得到信息，立即派了典史带着差役来料理，人犯寄监，尸棺加封条，随从的膳食，都不用袁来保费心，还派了轿子接引他到县城叙旧。

“刘大哥，”袁来保很诚恳地说，“一起去看看老余。”

“不，不！”刘锡彤连连摇手，“你一个人请吧！我跟余大令不熟，未便作不速之客。”

“那有什么要紧？我跟老余的交情够得上。莫说彼此同官，就是不相干的人，只要我带了去，他亦一样竭诚招待。”

“是，是，多谢盛情。我还是留在船上的好。”

“何必固执？你不去，我也不去！”

“那没有这个道理。”刘锡彤不安地说，“一路相处的日子正长，老兄这样客气，就是见外了。”

“不是客气。讲好做伴同行的，我一个人去逍遥，留下你在船上，于心何安？”

照道理说，袁来保如此坚持，刘锡彤应该勉为其难。但他实在有隐衷，让袁来保逼不过，只好吞吞吐吐地透露了。

原来他是怕人问起杨乃武的案子。这是他痛心之事，最好不谈，但如筵前提起，不能不答，而以身份尴尬，措辞颇为不易。

“老兄倒想，在这种情形之下，盛馔当前，亦难下咽。结果呢，说一段传奇为人下酒，而我在那里受罪。何苦来哉？”

这最后的一个结论，说得相当坦率。袁来保深为同情，当即抱歉地说：“刘大哥有此苦衷，我竟不曾想到，是我的疏忽。既然如此，我谢绝了他。”

“不，不！那一来又增加我的不安。你还是应约的好！”刘锡彤拱拱手说，“只望谈到杨案，替兄弟略留余地。”

“言重，言重！”袁来保想了一下说，“好，我就去一趟。”

上岸坐轿到石门，一回一往得要两个时辰，加上宴叙的时间，刘锡彤估计他起码要到二更时分才能回船。谁知刚刚起更，袁来保就回来了。

“何以如此之速？”

“我坐得一坐，就告辞了。”袁来保答道，“我跟老余说了老实话，有刘大令同行，我邀他来，他不肯。只想早点回去，如果你肉痛这一桌菜，我有个法子，不如拿食盒盛了，让我带回去，跟刘大令一起享用。老余当然同意，还送了一坛五十斤的好花雕，我们可以一路吃到江苏。”

刘锡彤大为感动，“老兄这样子待人，实在不能不教人感激。可是，”他说，“我又不懂，老兄为什么这样子待我？”

这话问得很率真，但袁来保却决不可说实话，一说实话就不值钱了。第一，是防着刘锡彤暮年而有此一场祸事，忧急羞愤，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自己既要干这一桩漂亮差使，就得百端譬解，多方抚慰，才能将他安安稳稳送到京城。第二，是看这四百两银子的分上。第三，是上峰交代过，要多加照应。而最重要的是第四，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这座靠山很硬。倘若无事回任，他自然感恩图报，会替自己跟宝鋆拉关系；即或不免落个革职的处分，或者罪名更重于此，但一路照料之德，他是不会忘记的。甚至不必他开口称颂，宝鋆知道他如此关顾穷途落魄的刘锡彤，心里亦会感动，自己出一封八行给浙江大僚。那一来署缺就有份了。

这四个原因，论起来都是出于私心，说穿了不值半文钱，将自己一路所花的心血消折得干干净净。因此，他只笑笑说道：“刘大哥，你何必这么认真？四海之内皆弟兄，何足挂齿？”

“不然！不然！世态炎凉，像老兄这样古道热肠，我又何能不认真？”

“算了，算了！刘大哥你不必再说，再提就见外了。”

刘锡彤沉吟了一会儿，慨然说道：“好！我就不提，横竖我心里知道就是。”

船到通州张家湾该起旱了。好办，陈湖跟沈彩泉往刑部一交，自己跟刘锡彤住客栈。差官兵役，让他们搭“回空”的漕船回去。可装着葛品莲尸首的那口棺材难办。

好的是自己雇来的船，多停一两天不要紧。袁来保泊舟已停，上岸去拜访州判，亲自投文。那位州判姓赵，恰好是安徽小同乡，叙起来还沾着点一表三千里的亲，彼此以“老表”互称，话就好说得多了。

“老表，我在通州前后十二年。通州这个码头，南来北往，往来各省各式各样的差使都见过，像你这一趟，却是初见。”赵州判说，“京城里规矩大得很，你这样抬着一口棺材起旱进京，只怕到处都有人打你的官腔，找你的麻烦！”

“说的是！”袁来保笑道，“总算我五行有救，遇着你老表，这没啥可说了，一切仰仗！”说着，拱拱手作了个大揖。

“当然，当然，我替你想办法。”赵州判说，“城里不准进棺材，京城里这个规矩更严，除了梓宫，哪怕亲王死在京外，都不准抬棺材回王府治丧。像你的这口尸棺，势必至于只有在外城找地方安置。明天一早我派个人陪你进京，你先到刑部去接好头，人交何处，棺材抬到哪里？回来我替你找伕子，再派八个兵送了去，一趟头都把它办妥。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比我自己想得还好！”袁来保又是一躬到地。

于是第二天一早，由赵州判派了一名熟谙各衙门规判的职差，陪着袁来保进京，直投刑部浙江司，由林拱枢接见。看过公文，听明来意，觉得袁来保顾虑周详，很会办事，不过，尸棺停在何处，却无法给他确实的答复。

“老兄知道的，刑部没法子替你找地方。遇到这种由刑部复审的案子，照例通知大兴、宛平两县办差。”

林拱枢停了一下说，“老兄这趟公事，沿路各州县都要帮忙的，你先找地方官，办不通再想法子。如何？”

“见教甚是！地方官当然要找的，没有地方官验印，也交不了差。不过，我有个想法，也是为了刑部将来方便，说出来请阁下指教。”

“是！是！请赐教。”

“我先请问，开棺检验之日，刑部各位大人，是不是要到场？”

“当然！钦命案子，本部六位堂官，都要到场的。”

“检验以后呢？是不是当时就审？”

“是的。当时就要审问。”

“既然如此，得要找一个大地方。”袁来保说，“阁下请想，六位堂官，就是六张公案，还有各位承办的司官老爷，地方小了，转身不开。而且，此案人犯众多，再加上开棺检验，说不定还要安置火炉，上笼蒸骨。那得多大一块地方？”

“啊，啊，说得是。”

“还有，此案在浙江轰动一时，这一趟，沿路也有人打听其事，料想刑部六堂亲临检验复审，一定会招来无数看热闹的人。所以这个地方，不但里面小了不行，外面四周也得空旷，才能容纳得下那许多看热闹的闲人。”

“嗯，嗯！老兄想得很周到。”林拱枢踌躇着说，“这个地方倒不容易找！钦命案子又有限期，似乎非着落在大兴、宛平两县头上，上紧去找不可。”

“阁下既是如此打算，我倒有个想法：尸棺挪动亦很麻烦，不如等部里找停当了，我遵示谕将尸棺押送到指定地点。省得移来移去，徒费周折。”袁来保又加了一句，“这是两便之事。”

的确，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事。林拱枢明知这是袁来保怕大兴、宛平两县推托敷衍，害得他不上不下，进退维谷，所以想借刑部的势力压迫两县就范，而仍旧心悦诚服地愿意照他的意思去做，一半也是佩服袁来保为人设谋，亦能尽心。当即约定，让袁来保将陈湖、沈彩泉先解送到部，尸棺暂时摆在通州船上，等找好地方再说。

袁来保一辞出，林拱枢立即动手办了一通下行宛平、大兴两县的“札子”，说明钦命提解葛品莲尸棺，业经到京，着即觅妥宽敞地方，以便开棺检验，刑部大审，并限两日内具报。

办好公文，才去找到翁曾桂与刚毅，一起上堂回禀，然后派一名得力书办，带着札子到大兴、宛平两县去接头。

到得第二天便有结果，挑定的地点是朝阳门外的海会寺。于是袁来保托赵州判雇人将封条重重围住葛品莲尸棺，抬到海会寺，由林拱枢派一名当办，四处细看棺材接缝之处，毫无异状，方始验收，发交大兴县所派的差役看守。

陈湖与沈彩泉是早经收狱的，刘锡彤虽非犯人，但为证人，亦须到案待质，因而林拱枢要他具一张结，说明现寓东河沿理源客栈，自愿随传随到。

“这张结我不能具。”刘锡彤一口拒绝。

“噢，”林拱枢很客气地问，“乞道其故。”

“上谕上只说，跟同检验，开棺的时候，我到场就是。”

这也是个理由。林拱枢心想，反正人已到了京里，总有办法让他就范，当即点点头说：“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强人所难。不过，兄弟有句话声明在先，此刻，我们是商量着办，将来要召请贵县到场时，恐怕不会这样子客气了。”

刘锡彤虽是老州县，熟谙公事，但对部中办事的规制，却不甚了了，所以无法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心里只是在想，反正奉旨行事，就绝不会错。

“你叫沈彩泉？”是由刚毅主审。

“是！”

“你在刘大老爷那里几年了？”

“前后七年多。”

“你管些什么公事？”

“门丁嘛！”沈彩泉说，“无非收发之类的公事。”

“刘大老爷信任不信任你？”

“信任。”

“呃！”刚毅问道，“为什么？”

“因为小的公事上头很谨慎。”

“好！”刚毅讥嘲地说，“刘大老爷总算运气不错，用着你这么一个好门丁。”停了一下，他又问，“陈湖你认不认识？”

“认识。”

“他是不是常到县衙门里来说合官司？”

“那倒不大清楚。不过，是常到衙门里来，因为他懂医道，上房里太太、少奶奶有点不舒服，总请他来看。”

“照这样说，陈湖穿房入户，跟刘大老爷的交情很深啰？”

沈彩泉突然警觉，这是题外之话，自己说得太多了，犯了言多必失之戒，因而答说：“跟刘大老爷交情深不深，小的不知道。”

“嗯，嗯！”刚毅问道，“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是哪个来告的？”

“是葛毕氏的婆婆沈媒婆来告的。地保陪了来，说她儿子死因不明，请县官相验。小的叫她补一张状子，当时就送了上去。”

“沈媒婆的状子准了没有？”

“人命报相验的案子，没有不准的。”沈彩泉答说。

“相验的时候，你跟了去没有？”

“跟了去的。”

“是不是每一次县官相验，都是你跟了去？”

“是。”沈彩泉又补了一句，“刘大老爷差不多每次都叫我跟去的。”

“为什么非要你跟去不可呢？”

“因为上上下下联络，都要找我。”

“这样说，”刚毅特意钉着问，“你是一把抓？”

“也不敢说一把抓。不过，大老爷还相信我就是。”

这是第二次提到刘锡彤对他信任有加。刚毅心想，刘锡彤是奸猾老吏，又自恃靠山，而目前只是解任，尚未革职，仍有官符可资凭借，以致相当难制。倒不如先在他亲信身上，将案子结结实实地追一追，到时候教他毫无遁饰的余地，便可一讯而服。

这样转着念头，便大兜大转地先不问相验的情形，由有关的人犯问起：“余杭县的仵作叫什么名字？”

“叫沈祥。”

“只有他一个吗？”

“原来有两个。”沈彩泉说，“一个告退了，没有再补，只好由沈祥挑大梁。”

“挑大梁？”刚毅问道，“意思是说他不大挑得动？”

这一问，沈彩泉初次出现了迟疑的神色，想一想答说：“沈祥是学习仵作升起来的，没有经手过多少案子，本事差一点。”

“只怕有些地方，还没有你懂得多？”

这是故意套他的一句话，沈彩泉很乖觉，立即否认，“不，不！回老爷的话，我没有学过，”他说，“验尸我不懂。”

“既然你不懂，怎么知道他本事不好呢？”

“是听别人说的。”

“谁？”

“原来的老仵作。”沈彩泉答说，“也就是沈祥的师父。”

“他怎么说？”

“他说沈祥本事没有学到家，常常看走眼。”

“如果是这样，县官审命案不就常常审不清楚了吗？”刚毅作个补充解释，“譬如上吊，常常有人把尸首移到仇家那里，好诬赖人家。如果相验不真，官司不就难断了吗？”

“这，这种情形倒没有过。”

沈彩泉的回答很巧妙。刚毅是举个例，而他只就例子来作答，避重就轻，将难答的话避开了。刚毅因而有所警觉，此人亦不易对付，须得格外小心。

于是，他突如其来地问：“杨乃武你认不认识？”

一听他说，沈彩泉似乎有些慌张，“认识，认识的。”他点点头，“因为杨秀才在余杭县很有名气。”

“杨乃武是不是常常到县衙门里来？”

“不大来。”沈彩泉摇摇头，“很少。”

“在你们余杭县，都说杨乃武是个恶讼师。可有这话？”

“听说过。”

“照你看呢？”刚毅问说，“杨乃武算不算恶讼师？”

沈彩泉不即回答，是在思索的神情。刚毅心想，必是在想杨乃武的劣迹，会举一两个详细的例证。

然而不然，沈彩泉的回答是：“我不大清楚。”

显然的，这是经过考虑，认为以不多事为妙，所以这样答供。刚毅是决心要探索刘锡彤跟杨乃武结怨的原因，便又问道：“杨乃武替人进的状子多不多？你是门丁，凡有诉状都经过你那里，一定知道，要说实话。”

“是！说实话，不太多。不过——”沈彩泉突然住口。

这是他失言了，刚毅岂肯放松？立即钉着问：“不过什么？”

“不过，”沈彩泉只好实说，“都是很大的案子。”

“很大的案子？”刚毅问道，“这就是说，不是命案，即是盗案？”

“盗案很少，命案也不多。”

“咦！那么是什么案子呢？”

“大多是很麻烦，很难审的案子，像几十年争财产的老案，公公告媳妇忤逆，媳妇又说公公‘扒灰’，这种乱七八糟、纠缠不清的案子。”

“什么叫‘扒灰’？”刚毅不解地说。

“就是，”沈彩泉很吃力地解释，“就是公公爬到媳妇床上。”

“噢！”刚毅心领神会地笑了，“杨乃武专门管这种很麻烦的案子，那么官司是胜的多呢，还是败的多？”

“胜的多。”

“为什么？”刚毅问道，“他是不是私底下托了人情？”

“没有。杨乃武从来不托人情的。”

“那么，官司怎么胜的呢？”

“他的一支笔厉害。明明没理的事，偏偏他讲的歪理就驳不倒。”

“你们大老爷举人出身，人很能干，又是多年州县官，经过手的案子不知多少。难道就驳不倒他？”

“是啊！就是驳不倒。没法子，只好算他那面赢。”

问到这里，刚毅了然了。杨乃武是很厉害的刀笔，而又自负其笔如刀，不大买刘锡彤的账。而像争产，以及“新台之丑”之类的案子，必有一方到县衙门去活动打点，而往往因为杨乃武的刀笔，使得刘锡彤想帮忙帮不上。换句话说，杨乃武挡了刘锡彤的财路，这可能是结怨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便问到相验的情形了。刚毅的第一句话是：“葛品莲是不是中毒死的？”

这话问得沈彩泉一愣，心里想回答：“是的！”但话到嘴边，及时醒悟，改口答道：“回堂上老爷的话，我不是仵作。”

这总算他脑筋清楚，可是刚毅是盘算好的，话中正反皆有陷阱。如果沈彩泉答一声：“是！”他就会驳问：“你不是仵作，怎么知道葛品莲中毒而死？”而照此回答，刚毅却又有话可驳。

“既然你不是仵作，为什么认定葛品莲中的是砒毒？”

这下沈彩泉才知道上当了。心想这话赖是赖不掉的，当时与沈祥争执，声音很大，在场的人如葛、毕两家的亲属，共见共闻，都会作证。然则，这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快说！”刚毅喝道，“从实招供，免得皮肉受苦！”

这是以用刑威吓，沈彩泉当然有些怕，心里亦就更急。急中生智，突然想起有句话可答。

“是的。我说过是砒毒，也跟仵作沈祥争过。不过，”他提高了声音说，“堂上老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验尸的时候，沈祥喝报：‘七窍流血。’如果是烟毒，不会七窍流血。所以我跟沈祥说：‘你不好瞎七搭八，前言不符后语！七窍流血，不要中的是砒毒？’我是提醒他仔细，并非认定葛品莲中的是砒毒。”

这话言之成理，使得刚毅颇有意外之感。翻开案卷，看一看沈祥的供词，随后又问道：“那么，沈祥怎么说呢？”

“沈祥说是让他再验一验，验下来果然是服毒而死。”

“没有说砒毒？”

“没有。”沈彩泉紧接着说，“用砒霜毒杀的话，是葛毕氏自己供出来的。”

“葛毕氏作供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场？”

“在。”

“她怎么说？”

“她说，杨乃武拿给她一包毒药，叫她分几次给葛品莲服下去。她问杨乃武是不是砒霜，杨乃武不响。”

“意思是承认了？”

“是的。”

“我问你，葛毕氏说这话是在动刑以前，还是用刑以后？”

“用刑以后。”

“用的什么刑？”

“记不得了。”

刚毅突然发怒，大声说道：“来啊！拿棒子打！打到他记得为止。”

沈彩泉知道自己话说错了。当时在场，能记得葛毕氏说的什么话，会记不得她受的什么刑？这话未免说不过去。

因此急急喊道：“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想起来便可免打。沈彩泉实说，小白菜是上了拶指以后，方始供出砒毒。其实，州县官作威作福，有理无理，对犯人上了刑再说，也是常有的事。如今经沈彩泉这样先隐瞒，后吐实，弄巧成拙，反显得欲盖弥彰，等于告诉他人，小白菜经不起苦痛，信口诬供，不足为凭。

这一段情节，过去反复推究，原已明了，此刻不过更作一番求证而已，关系不大。刚毅觉得最需要弄明白的是，刘锡彤跟杨乃武之间的恩怨。报复固为刘锡彤时刻在心的念头，但此人有贪墨的名声，而杨乃武从刀笔上挣来的不义之财，亦复不少。既然如此，刘锡彤就很可能抓住把柄，想大大敲杨乃武一下，只为所欲未遂，而案子放开去却收不拢，可又有许多漏洞，于是不断弥缝，便不断扩大，以至于演变成今天的局面。

他觉得自己这个设想，是很合理的。要求证不妨从沈彩泉开始。想停当了便问：“杨乃武是什么时候传唤到案的？”

“记不太清楚了。”沈彩泉答说，“大概是在葛毕氏招供以后不久。”

“传唤是怎么个情形？”刚毅说道，“那时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你们大老爷对他应该比较客气，是派人去请他到县衙门里来说话呢，还是直接出票派差人去传唤？”

“是直接出票派差人去传唤。”

“杨乃武来了没有？”刚毅问，“是马上就到，还是隔了一段时候才来？”

“是坐轿子跟着差人来的。”沈彩泉答说，“跟刘大老爷在花厅里见的面。”

“你在不在场？”

“在场。”

“刘大老爷说些什么？”

“刘大老爷把葛毕氏的供状拿给他看，问他怎么说，”沈彩泉回忆了一下说，“杨乃武不承认，不但自己不承认，还怪刘大老爷不该对女人用刑。样子是很回护葛毕氏。”

“啊！”刚毅很注意地问，“刘大老爷怎么样呢？”

“刘大老爷很生气，马上就端茶碗送客了。”

“没有什么要收押，或者要他交保的意思？”

“没有。”

“有没有另外派人去看他，劝他说实话等？”

“恐怕没有。”

“怎么叫恐怕？”

“因为，”沈彩泉说，“因为我不晓得。也许另外派了人去，也说不定。”

刚毅想了一下问：“那么，杨乃武的举人是怎么革掉的呢？”

“是刘大老爷亲笔做的公事，派人到省城里去见学台。”沈彩泉答说，“事情办得很顺利，大约三四天工夫，就把批回带回来了。”

“以后呢？”

“以后，”沈彩泉毫不经意地说，“当然用不着客气了！”

“你是说对杨乃武？”刚毅问，“是怎么样的不客气？”

“当他老百姓一样在大堂问案，杨乃武要跪下来答供。”沈彩泉说，“不过三四天工夫，刘大老爷对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了。”

“在这三四天里，刘大老爷有没有派人去看过杨乃武？”

“不敢说，大概没有。”

“那么，”刚毅问道，“杨乃武呢，有没有托人来跟刘大老爷说情什么的？”

“那是不会有的事！”沈彩泉很快地说。

照他的语气，可以猜想得到，杨乃武对他的这位父母官是颇为傲慢的。看起来刘锡彤这样对他是报复的成分多，索贿的成分少。

于是问到杨乃武受审的情形。沈彩泉说他依旧不肯招认，及至传小白菜却言之凿凿，交毒药不但有时间，还有地点，就在他家后门附近，土地庙后面。

“那么，杨乃武呢，依旧不承认？”

“是的。”

“用刑没有？”

“没有。”

“交保没有？”

“也没有。”沈彩泉又加了一句，“这种案子怎么好交保。”

“起解呢？”刚毅问，“是哪一天解到杭州的？”

“很快。大概只有三天工夫。”

“这三天当中没有再问过？”

“没有。”

“杨家有没有托人出来跟刘大老爷接头？”

“接头！”沈彩泉问，“接什么头？”

这是刚毅问得太率直，照道理说，这样问法，便有故意罗织刘锡彤索贿之罪的嫌疑。所以不便进一步再问，顾而言他。

“全案人犯解到杭州，是谁押解？”

“刘大老爷亲自押了去的。”

“你有没有跟去？”

“没有。”

没有跟去，就不必问他在杭州的情形了。刚毅只问，“刘大老爷是哪天回来的？”

“记不清楚了，没有几天。”

“回来之后，是不是立刻就传爱仁堂的店东到案问话？”

“是！记得是第二天。”

“问的时候，你在不在？”

“不在。”沈彩泉说，“我在门房里，另外有公事。”

“陈湖是在什么时候去看你的？”

“就在问钱老板的时候。”

“陈湖怎么跟你说？”

“陈秀才带了一个后生来，说是钱老板的兄弟，名叫钱恺，为他老兄传到县衙门里，不知道吃了什么官司，不大放心，特为来打听。”沈彩泉想了一下说，“我就告诉他，是为了杨乃武那件案子。杨乃武在杭州府已经招了，砒霜是爱仁堂买的，所以大老爷传钱老板来问。”

“钱恺有没有说他的哥哥，叫什么名字？”

这问到要害上头来了！一路上，刘锡彤跟沈彩泉有好几次见面的机会，谈过这一案的“毛病”，都认为钱坦误作钱宝生，是杨乃武下的一招高棋，足为翻案的张本。事到如今，唯有给它来个硬不承认，才能站得住脚。好在钱坦已死，并无对证；而钱恺因病，亦未到案，无从对质，撒谎是不怕拆穿的。

“没有！”他回答得很爽脆。

“没有？”刚毅另有计较，丢开这一节问说，“那么，钱恺呢？怎么个说法？”

“钱恺很着急，说他哥哥是冤枉的。陈秀才就安慰他说，照杨乃武的供单，说在爱仁堂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你家老大并不知道他是去害人，关系不大。钱恺听了这话，像是放了心了。”

“以后呢？”

“以后，”沈彩泉很谨慎地说，“陈秀才托我到花厅里去看一看，案子问得怎么样了，我进去一看，刘大老爷已经问完了，叫我把钱老板带下去——”

“慢慢！”刚毅打断他的话，“刘大老爷问完了，对姓钱的总有个结果，是释放、交保还是归案？”

这是不能不说实话的，沈彩泉答说：“刘大老爷是这么交代钱老板的：既然你一口咬定，没有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只好拿你解到杭州府，你自己去申辩。”

“那么，刘大老爷叫你把他带下去是什么意思呢？是叫你办公事拿他解送杭州府？”

“是的。”

这句话露了马脚，“这可透着新鲜！”刚毅笑了，“有刑房书办，有差役，不管收押也好，办移解的公事也好，管你们门丁什么事？”

沈彩泉知道自己说得口滑，犯了大错，心里懊悔不迭。不过，他的机变也算快，立即答说：“堂上老爷明鉴，各衙门办事的规矩不同。本县刘大老爷对不明事理的犯人，总是想法子开导。当时对钱老板，不交差役收押，叫我带下去，意思是先把利害关系说一说，钱老板如果听劝最好，不听劝，自然照规矩办，拿他交给刑房，先扣在班房里，办公事，派差人，解送到杭州府。这是一定的道理。”

“原来如此！你很会辩。”刚毅对此不作深究，接下去问，“后来，姓钱的听劝了没有呢？”

“听劝了。”沈彩泉说，“是陈秀才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些时候，他兄弟也劝他。这样，钱老板才出了一张甘结。”

“甘结上具的名字叫什么？”

“钱宝生。”

“嗯！”刚毅问，“你们刘大老爷是不是出了一张本案与钱某无干的‘谕单’？”

“是的。”沈彩泉料知瞒不过，硬着头皮答应。

“谕单是谁起的稿子？”

“陈秀才起的稿子，我拿进去给刘大老爷看过，才写了给他的。”

“上面怎么说？”

“记不太清楚了！”这是沈彩泉的实话，“大意是说，这案子与钱老板不相干。”

“怎么叫不相干？”

“不相干就是不会吃官司。”

“嗯，嗯！好。”刚毅问道，“你识不识字？”

“做门丁，自然识字。”

“我也知道做门丁应该识字，不过，你们这班人的花样太多，我不能不问问清楚。你既然识字，拿供单细细看一看，有记错了的地方，要指出来。如果不错，而你以后要翻供，我可不饶你！”

这几句话声色俱厉，沈彩泉不免害怕，因而看供单也就不敢丝毫疏忽，看了又看，提出几处地方需要修改，大致都是将肯定的答供，改为活络的语气。而刚毅也就能从他要求更改之处，猜到他心里顾忌的是什么。

陈湖是由两名差役扶上堂来的。他是肺病复发，这个病俗称“馋痨病”，在狱中想吃这样，想吃那样，狱卒只要有钱，供应周到，而他却是浅尝辄止。每每向人念诸葛武侯的那两句话：“食少事繁，其能久乎？”有人问他：“食少是不错，在监狱里怎么会事繁？”他说，他心里的事很多。

生这种病的人，气息奄奄，而脑筋却很清楚，所以刚毅不敢轻视他是个病人，问话之先，亦用过一番心机。

“你懂医道？”

“是！”陈湖答说，“先世是儒医。”

“这样说，你是家学。”

“不敢！”

“陈湖，我问你，照你看，葛品莲会不会是因病而死？”

“这不敢说。”陈湖从容答道，“我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

这个回答在刚毅意料之中，点点头又问：“你跟杨乃武认不认识？”

“认识，很熟的朋友。”

“那么，杨乃武，照你看，为人如何？”

“很能干的人。笔下来得，人也漂亮。”

“这个人是不是很阴险？”

“这就难说了！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跟他，”刚毅以不经意的语气问，“有没有结过怨？”

“朋友熟了，难免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不过，争过，吵过，也就算了。”陈湖答说，“我不知道杨乃武对我怎么样，在我，我是不记他的怨的。”

“你跟你们县里的县太爷呢？是不是三天两头里往来？”

“刘大令一家大小，有病都是我看。当然，不过伤风咳嗽这些小毛病，如说要请医生，未免过于郑重其事，所以总是打发一个人来，请我去看一看。”

“这样说，你跟刘大令是通家之好？”

陈湖想一想答道：“也可以这样说。”

“每一趟去，是不是都跟刘大令见面？”

“不一定。不过见的次数也不少。”

“谈些什么呢？”

“无非时局之类。”陈湖答说，“有时也谈谈民生疾苦。”

“那不就是谈公事了吗？”

“这要怎么看？如说我干预地方公事，我不敢，刘大令也不会听我的。不过县官勤求民隐，像我们忝为衣冠中人，当然要为地方上说几句公道话。”

“此外呢？你有没有诉讼之类的事，托过刘大令？”

“有的。”陈湖答得很快，“不多！大致都是受了冤枉的。知道刘大令还看得起我，特为来托。

论起来非亲即故，情不可却，只好替他们跑跑腿。”

这一路下来的供词，无懈可击。在刚毅亦无非只要了解他跟刘锡彤的关系，同时拿他的话跟沈彩泉的供词相互印证，发觉他自己并不讳言跟刘锡彤的交情甚密，反倒是沈彩泉似乎有意要把他们说成泛泛之交。

其故安在？值得玩味。

不过，此时却无暇去细想，翻一翻案卷继续问道：

“葛家第一次进状子，报请相验，你正在刘大令那里？”

“是的。”

“刘大令有没有跟你谈到这件案子？”

“谈到的。”陈湖答说，“刘大令问我——”

“慢点！”刚毅突然打断他的话问，“刘大令是不是常常跟你谈他接到的状子？”

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是陈湖所不曾意料到的。一直很畅顺的问答，第一次出现了顿挫。陈湖把他这句问话的用意想明白了，方始答说：“很难得。”

“那么，何以这件案子问你呢？”

“这要问刘大令。”陈湖答说，“偶然之事未可深究。”

“好！题外之话，不必深究。”刚毅很深沉地说了这一句，回入本题，“当时刘大老爷怎么问你？”

“刘大令说：一个豆腐店的帮伙，总不见得会有人谋他的财，怎么会生死不明？必是仇杀！我说，这姓葛的我认识，为人懦弱，从不敢跟人结怨的。刘大令就问我，那么是何原因呢？这时候，唉，”陈湖自怨自艾地叹了口气，“我不该多了句嘴，说，姓葛的死因，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他妻子替他惹的祸？刘大令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葛毕氏平素的行为，略略说了些。”

这问到紧要地方，刚毅自不容他闪避，紧钉着问：“你说葛毕氏如何？”

“葛毕氏艳名四播，人人皆知，并非我造她的谣言。”

“我不问你是否造谣，只问你当时是怎么跟刘大令说的？”

“我说了些葛毕氏的艳史。”

“何谓艳史？”

高坐堂室的官儿，何能连“艳史”二字都不懂？无非是逼他细说，陈湖大感窘迫，结结巴巴地答道：

“是，是葛毕氏不安于室的传闻。”

刚毅却真是丝毫不肯放松，立即又问：“如何不安于室？”

“说她有外遇。”

“外遇是谁呢？”

“都，都，”陈湖被逼得不能不松口，“都说是杨乃武！”

话一出口，不知是自己感到事态严重，还是逼问太凶，受了刺激，陈湖突然咳嗽不止，接着吐出一口血来。见此光景，不便再问，赶紧将陈湖送回监狱。刚毅又请了典狱的提牢厅主事来，郑重嘱托，说陈湖是个关系极重的人犯，务必为他延请名医诊治，特加照护。

到了第二天，翁曾桂与林拱枢到部，跟刚毅见面，问起前一天的审问经过，也看了沈彩泉与陈湖的供词，都觉得其中的漏洞很多，而且也同意刚毅的看法，陈湖是本案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全案的真相，说不定从他身上追索，便可大白。

“陈湖的供词虽不完全，不过，大致已可以想象得到，刘大令本来不知道与杨乃武有关，而是陈湖首先提出来的。陈、刘二人都跟杨乃武不睦，为了修怨，把这件案子架弄在他身上。”林拱枢说，“照这样看，恐怕非请刘大令到案有所说明不可了！”

“也可能是心有成见，以杨乃武平日的声名，必定是主谋。胸有所蔽，就不知道自己一直是往错的路子上走，说起来，也是其情可悯。”

对于翁曾桂的恕词，刚毅并不同意，“不然！”他说，“沈彩泉一切以主人的意旨为意旨。如果不是为了报复或者索贿，仅仅是有成见，沈彩泉会提醒主人。此人脑筋很清楚，而且也能左右刘大令。我想，在他身上好好追追，等一切都弄明白了，再找刘大令来对质，大概以一讯而服。”

“对质？”翁曾桂说，“恐怕不行吧！”

“为何不行？”

“身份不侔。”翁曾桂说，“两造对质，不是原被告，就都是被告，刘大令恐怕会有话说。”

“如果他不肯就范，”刚毅说道，“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请堂官出奏，拿他革职归案。”

“这是认定他有罪，须有站得住的证据。”

“当然有——”

“子良，”林拱枢怕他跟翁曾桂发生争执，赶紧拦在前面，“我赞成你的办法，先尽量在沈彩泉、陈湖身上追，将案情彻底弄明白，刘某渎职的证据，自然会出现。只要有了足够的证据，怎么办都可以。此刻也似乎先不必研究出奏这一节。以为如何？”

“好！就照此宗旨去做，先把刘某搁在一边再说。”刚毅接着吩咐值堂的差役，“请提牢厅的老爷来。”

提牢厅的主事一共两名，一满一汉，听得浙江司有公事，不敢怠慢，双双应邀而至。原来六部分曹办事，编制不同，吏、礼、兵、工四部，皆以职掌分司；唯有户部与刑部，以地域区分，大致一省一司，除掌管本省的钱漕或刑名以外，各司皆有所谓“带管事项”。户部广东司，刑部贵州司，带管部员到部分司，及平时点派差使等事，号称为“首领司”，最为神气。

“首领司”之外有“大司”。大司之为大，不一定是由于管大省的缘故，“带管”之事繁重，亦为大司。在户部，山东司管盐课，云南司管漕粮，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利薮所在，称“四大司”。

这是洪杨以前的话。

咸丰年间，东南糜烂，漕运停废；鼓铸制钱则历来都靠云南运铜到京，此时亦因烽火遍地，关河阻梗无法供应；至于关税收入，倒是比军兴以前增加了几十倍，但来自海口新设的“洋关”，归恭亲王所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管，户部无法过问。因此，滇、桂、黔之司都降为小司。比较之下，陕西司兼辖甘肃及新疆，管理宗室与京官文武俸禄，京中各衙门经费，以及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不管长毛骚扰、完整无缺的顺天府与直隶省的钱粮，算是任重事繁，油水较足，与山东司并称为“三大司”。同治三年，洪杨既平，南漕北通，云南司勃然复起，于是“四大司”之名复见。户部提到“山陕云福”，都不免另眼相看。

在刑部，各司职掌不比户部的变迁那么大。浙江司一直是大司，因为它的带管事项中，正有“本部”

——刑部官吏犯罪，归浙江司审问，尤其是“监毙人犯”需经浙江司审核汇报，等于是提牢厅的顶头上司。

“不怕官，只怕管”，所以提牢厅的主事，对于浙江司的司官，是不能不买账的。而况，虽同为司官，品级上有差别，翁曾桂、林拱枢是郎中，正五品；刚毅是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是正六品，而提牢厅主事又一向由额外人员中补授，地位更低一等，所以见了刚毅，格外谦恭。

“杨乃武一案，在押的余杭县陈湖，病情怎么样？”

“不太好。”提牢厅主事之一的郭长清说，“良翁吩咐，请名医，用好药，无不照办。无奈这个陈湖是本源病，一时难望有起色。”

“那不急人吗？”刚毅皱着眉说，“关键都在他身上，如果他不能过堂，案子就要停下来，误了钦限，麻烦很多。”

“是的，”郭长清紧闭着嘴，思索了一会儿，方又开口，“良翁预备哪一天提堂？”

“随时要提！”刚毅答说，“不过提上堂来，他没有精神答供，也是枉然。”

“这是不言可知的事。良翁且先不必提这一层，只说要过几堂？”

“至少还要过两堂。一堂细问，一堂对质。”

“那是很耗精神的事！”

略略相谈，郭长清便已完全了解刚毅的意思，希望陈湖能够早日提审，不但提审，还希望陈湖有足够的精神，能够答供。这件事不容易办到，但如办到了，论公，公事很漂亮；论私，放了交情在那里，以后遇事关照，得益匪浅，所以他决定要大大地出一番力。

“请问良翁，三天之后提审，如何？”

这话使得刚毅惊奇，“三天行吗？”他说，“我总以为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提堂。”

“良翁的吩咐，不敢不尽心尽力。希望三天之后，能够提堂，真的不行，我再来通知良翁改期。”郭长清说，“万一效劳不周，要请良翁多多包涵。”

“好说，好说！承情之至。”

辞出浙江司，郭长清随即换上便衣，到太医院去访他的一个好朋友。此人姓刀，是个吏目，在太医院已经三十年了，耳濡目染，亦明医道，肚子里装了许多诊治疑难杂症的故事。而且他跟御医尽皆熟识，可以请教。郭长清所以敢在刚毅面前，大包大揽，一口应承，就因为有这个朋友可恃之故。

找着了刀吏目，邀到“大酒缸”去欢叙。两杯莲花白下肚，郭长清道明来意，又说：“老大哥，这件事你无论如何得帮兄弟一个忙！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三天以后提堂，你可别让我丢脸。”

“那还用说，怎么样也得给你想法子。”刀吏目问，“病人是怎么个样儿，能不能起床？”

“勉强可以。”郭长清将陈湖的病况，细细讲了一遍。

“病是很重了！不过，这种本源病，时好时坏，也没有准儿。”刀吏目喝着酒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法子是有，不过有点缺德。”

“怎么样呢？”

“拿他的精神吊一吊。”刀吏目说，“像这种病，本该静养，培元固本，真所谓‘病去如抽丝’，三年五载，才有功效可见。如今拿他的精神吊起来，一过了那个劲头儿，更加坏！这好有一比，就仿佛这壶里，还有小半壶酒，慢慢儿喝，也能消磨老半天；一下子喝干了，就得撒手走路了！”

“那不管他！”郭长清说，“他这个病，在监狱里反正是好不了啦！”

“既然这么说，我替你去找药。”

“找什么药？”

“这会儿还说不上来，我得去问人。”刀吏目说，“想当年，咸丰爷在热河的时候，也是痨病，每天那么多公事，到晚来还要找妃子陪着睡，三天两头还要听个戏什么的，那得多少精力来应付？不照样也拖了年把才驾崩？”

“那，是用什么东西来吊精神呢？”郭长清说，“听说咸丰爷常喝鹿血。”

“不错！不过，那是其中的一样，还有许多药。”刀吏目笑道，“说实话，那个方子我不大清楚，就有那个方子，也不能告诉你。”

“是，是！”郭长清明白，御医就凭几张“大内秘方”混世，当然不肯轻易传授于人。

“我只能告诉你，”刀吏目又说，“方子里头有几味很贵重，而且很难找的药。”

为何“只告诉”这两句话呢？郭长清立即想到，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俗语道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太医院当差的，平时就仗着替宝贵人家泡药酒、熬膏滋药，找些外快。如今给陈湖服的这服药，不但贵重，而且难找，当然不比午时茶、万应锭这类，可以白送。

不仅不能白送，看样子，还不是三五两银子的事。这笔钱从何而出？不能跟犯人要，更不能跟刚毅算，出于私囊，却又难舍。至于向公家报销，且不说从来没有这个规矩，公家也未见得有地方可以出账——六部号称“富贵威武贫贱”：吏贵、户富、刑威、兵武、礼贫、工贱，刑部占个“威”字，其实与礼部一样是个穷衙门，能花几十两银子替犯人买一服药服？

这样沉吟着，不免有为难的神色。刀吏目知道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想替他开条路，便即问道：“那刚子良在部里是红人？”

“刚红起来。”郭长清答说，“听说快要派秋审处了。”

刀吏目也知道，派充刑部秋审处的总办、会办的差使，都是司员里的尖儿、脑儿，手操生死大权，笔尖儿的出入关系极大。既是这样一个人就好办了。

“好吧！我放个交情给他，送他一服药！”

这下倒提醒了郭长清，略想一想答说：“老刀，我知道你很够朋友，不过你要跟人去讨方子、讨药，人家不认识我们这面，凭什么放交情？如果你赔了精神还要贴钱，显得我这个朋友太不够味了！我看这样，你们太医院能够救人，我们刑部也能救人。你去找件案子，我帮你从中说合，说成了，好处全归你。最好是浙江司该管的，更为省事。”

刀吏目一听大喜，“好处亦不能全归我。”他说，“不过，要找浙江司该管的案子，可不大容易。”

“怎么不大容易？你以为浙江司只管浙江的事？不止，不止！浙江司是大司，管的事多。”郭长清停了一下说，“我只说两件事，第一，本部的书办，归浙江司管；第二，南城御史问案，归浙江司管。”

“原来南城的都老爷问案，归浙江司管！”刀吏目失声说道，“可这巧了！正有件案子在南城御史手里。”

原来京师地面上的刑讼之事，与各州县完全不同。各州县是知州、知县兼理刑名，而京师由巡城御史“平其狱讼，诘其奸慝，弭其盗窃”。京师地面，五城十坊，巡城御史分东、西、南、北、中五位。例定“杖罪以下，自行完结；徒罪以上，送部按拟”，这“按拟”之权就在浙江司。

“老刀，你说我听听。”郭长清问道，“不是人命盗窃案子吧？”

“不是！不是！是家务。不过，”刀吏目笑笑，“是桩奸情案子，谈起来很有趣。”

“那，”郭长清提起酒壶扬一扬，大嗓子喊道：“伙计，再来两壶！”

“有两家结亲，男家姓张，女家姓朱。新郎官身子很弱，朱家的小姐很不愿意，可是没有法子，因为……”

因为朱家受过张家恩惠，结这一门亲，朱家原有报德的意思，何可反悔？所以尽管朱小姐日夕以泪洗面，而做父亲的责以大义，做母亲的苦苦相劝，始终不肯向男家提出退婚的要求。

及至迎娶日近，而新郎官病倒在床，女家要求展期，而男家不允，认为花轿进门，可以“冲喜”，同时对于朱小姐嫌新郎体弱之事，亦微有所闻，所以掩饰了新郎的病势，对外扬言，不是怎么了不起的病，到了佳期，自能痊愈。哪知事与愿违，佳期越近，病势越重，竟至不能起床成礼。

“张家做的粮食生意，很大的买卖，独生子娶亲，又是冲喜，当然铺张扬厉，大散帖子，光是通州，就把‘仓户’都请到了，喝喜酒还有从关外赶来的。如说新郎不能起床行礼，喜事办不成，这笑话可大了。

因此，张掌柜想了一计，拿新郎官的妹子，扮作新郎，代兄成婚，送入洞房。到了半夜里，出了大笑话了！”

讲到这里，刀吏目慢条斯理端杯在手，不往下说。郭长清正听得入味，便即催他：“老刀，老刀！出了什么大笑话？你快说啊！别卖关子。”

“不是我卖关子。我得想想，怎么说，才能让你听得明白。”刀吏目想了想说，“这样，从洞房说起吧。”

到得夜静更深，张小姐有点犯嘀咕，因为代兄成礼，瞒着女家。而在洞房中，照例得新郎先开口，若一开口是女人的声音，岂不吓坏了新嫂子？只有到得床上，在枕边私语，说明不得已的苦衷，求取新嫂子的谅解。于是只好默不作声，希望新娘子先上床。

“世间哪有个新娘子不等新郎官三催四请，就自己卸了妆，宽衣上床的道理？张家小姐这不是痴心妄想？嗨！”刀吏目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天底下就有那种怪事。新娘子居然就匆匆卸下头面，脱下凤冠霞帔，脸都不洗，一头钻到被窝里去了！”

“这不很好吗？”

“是啊！”刀吏目说，“张小姐瞧在眼里，虽有些纳闷，不过到底是解消了一大难题，所以也就一言不发，解衣上床，一头睡下去。听得新娘子的鼻息很重，心里还在想，新娘子的呼吸，怎么像个爷们儿，倒要仔细看看，不要长得又粗又蠢吧？等把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那么一瞧，可就差点喊出声来了！”

“怎么回事？”

“你道她瞧见的是什么？”刀吏目仰起脖子，摸着喉头说，“是个喉结！”

“怎么？”郭长清一双眼瞪得很大，“是个男的？”

张小姐自是大惊失色，但心惊而不乱。想到好些贺客还在作长夜之饮，就是洞房外面，也有些至亲在窥探动静，如果一喊将起来，不仅是个绝大的笑话，也是件绝大的丑闻。所以只低声厉喝：“你是谁？怎么假扮我新嫂子？”

“我是没奈何。我是我姐姐——”

“你姐姐是谁？”张小姐打断话问。

“自然是你的新嫂子。”

听得这一句，张小姐放了一半心。“你叫什么名字？”她问，“为什么替你姐姐出嫁？”

“我叫金哥。我是男人，怎么能代我姐姐出嫁？”

想想不错，只有妹代姐嫁，弟弟何能代替？张小姐自己也觉得好笑了。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张小姐虎起脸说，“你可不许说一句假话，不然，拿你送到衙门里一顿板子打得你死去活来。”

“我为什么要说假话？我原是不肯的。”金哥委委屈屈地说，“你家花轿到门了，我姐姐不肯嫁到你家来。她把她自己锁在套房里，手里拿一把雪亮的剪刀，跟我娘说，谁要把门打开了闯进去，她就一剪刀把自己扎死。我爹急得要上吊。也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说金哥跟他姐姐模样儿差不多，把辫子梳成发髻，戴上头面，也混充得过去。”

趁金哥停下来喘息的空隙，张小姐紧钉着问：“你就昏天黑地混充来了？”

“哪里！我不肯。我娘好说歹说，就差点跟我下跪了。你说，到底是父母，有难能不救吗？”金哥突然问道，“你又怎么变了女的呢？”

“你别管！”张小姐不讲理地说，“我只问你，莫非你就能一辈子混充你姐姐？”

“当然不是。”金哥答说，“我娘跟我说，等上了床，别等事情拆穿，先跟我姐夫赔不是。只为场面绷在那儿，不能不想个救急的法子先搪一搪。我父母再劝我姐姐，好歹要让她做张家的儿媳妇的。”

“那么，你怎么等事情拆穿了才说？前言不搭后语，可知是撒谎！”

“我没有！我没有撒谎。”金哥答说，“这话我说不出口。”

“为什么？”

“问你自己啊！你又不是我姐夫。”

“噢，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张小姐问，“你是打哪儿看出来的？”

“好些地方是漏洞。你看，”金哥伸手去摸她的耳垂，“你穿着针眼，有爷儿们打算戴耳环的吗？”

“咄！”张小姐色变，“你可别存着混账心思，动手动脚的！”

“噢，对不起，对不起！姐姐！”金哥满脸惶恐，“我不是故意的。姐姐，你别生气！”

“谁是你姐姐？你姐姐在家寻死觅活呢！”张小姐停了下来，觉得她跟她家遭遇了极大的麻烦。

看到金哥涨得满脸通红，那种像孩子做错了事为大人责备似的惶恐神态，使得张小姐大为不忍，脸上不由得就浮起了一脸的怜慰歉疚。

可是声音却仍旧是装作生气的样子，“说啊！”她催促着。

“我看到姐姐耳朵上有针眼，再看姐姐的——”金哥把话咽住了。

“又是什么毛病？话说半句！”

“看姐姐穿鞋子走路的样子，跟别人不同，猜想是一双小脚。总而言之，处处都显得姐姐是女扮男装。”

“瞎说！”张小姐不服气，“你是说我装得不像？别人看不出来，就你看得出来？莫非那么多客人的眼力，都不如你？”

“那是因为，”金哥吃力地答说，“因为别人没有我跟姐姐那么亲近。”

“谁跟你亲近？”张小姐又犯小心眼了，将身子往外挪一挪，拉远了跟金哥的距离，“你说下去。”

“我看姐姐这样子，心里就在想，是走到一条道儿上来了——”

“你说什么？”张小姐重新靠近，因为距离拉远听不清楚，却又不便让他提高声音，只好自己凑上前去。

“我是说，咱们俩走到一条道儿上来了！我是替我姐姐扮新娘子；你是替我姐夫扮新郎官。家里教我的话，是要跟姐夫说的；如今换了姐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那要什么紧！你就当我是真的新郎官，有话原样儿照说就是。”

“好！我就原样儿照说。”金哥想了一下说，“姐夫，我叫金哥，我是我姐姐的弟弟。只为我姐姐心思拧了，不肯上轿，事由儿逼在那里，没法子，只好让我扮一回新娘子来跟你冲喜。姐夫，你千万别生气，我姐姐不肯上轿，倒不是为别的，为的是姐夫的身子该当保养。可见得我姐姐心里，把姐夫你看得多么重！

如今没有别的，只请姐夫体谅我姐姐的苦心，忍耐一时，多多保重。”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听不懂。为什么新郎官的身子该当保养，新娘子就不能上轿嫁过来？”

这道理，守礼谨严的处子想不明白，在金哥也是一知半解，老实答说：“我也不大懂，就像姐姐一样，拿这话问我娘，我娘说：‘你别多问，你只要照这么说，你姐夫心里自然明白。’”

张小姐愈觉玄虚，但已相信金哥不是假话，不妨暂且丢开，静静想了一下，提出最主要的一个疑问：“你替你姐姐装新娘子，能装一辈子吗？”

“那怎么行？就行，我也不干！”金哥答说，“我爹娘还在劝我姐姐，无论如何要劝她回心转意。然后到了回门那一天，再把真的新娘子掉回来。”

“法子倒不错。可有一层，三朝才回门，明天见礼怎么办？”

“这就得改一改了。我娘说，回门，甚至‘住对月’以后再见礼，也作兴的。”

“回门”是天下通行的风俗，京中谓之“姑爷认门”，不限于三朝，过个四天或者六天，都可以；但“庙见”可在回门以后，与亲族长幼见礼，则必得在三朝以内，不然，男家岂非又得办第二次喜筵请至亲？

至于照京中特有的习俗，嫁后一月归宁，在娘家“住对月”，纵非真个住满一个月，至少亦得十来天，那时再跟亲族正式见礼，更是情理所不许的事。

难题来了！其实难题又何止明日见礼一事？张小姐觉得事态严重，顿如芒刺在背，非起身不可。

“姐姐，姐姐！”金哥有些着慌了，拉着她的衣领问，“你要干什么？”

“我得去告诉我娘！”张小姐说，“你放手！”

金哥也坐了起来。红罗帐里，有梳妆台那对烨烨花烛的光晕透进来，张小姐见他头梳宝髻，涂脂抹粉，身上穿一件粉红绸子的小棉袄；而双手按着膝盖，两肘外撑，那种大马金刀的样子，却完全是爷儿们的坐相，觉得滑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我哪里不对？”

“全不对，哪一样都不对，若要见礼，处处露马脚。”张小姐说，“你先沉住气，睡在床上别动，我去告诉了我娘再说。”

金哥吸一口气，心事如麻。“姐姐，”他心虚地说，“二大爷脾气大，不会叫人揍我一顿吧？”

张小姐“扑哧”一声又笑了！“哪里会有这种事？”她说，“从来也没听说过，哪家老爷子把个当天刚进门的‘儿媳妇’就揍一顿的！”

金哥口中的“二大爷”就是张掌柜。听女儿说完经过，虽不至于将新娶来的“儿媳妇”揍一顿，可是气却生得不小。

“这姓李的老小子，可真混账啊！弄个‘带把儿’的小子，混充闺女——”

“别嚷嚷！”张太太赶紧拦住，“什么‘带把儿’不‘带把儿’的，多难听！”

“多难听！哼，你倒不说多难看！出这种荒乎其唐的大笑话，我的脸，给丢完了。”张掌柜突然想起，“二妞，你，你让那小子给……”他结结巴巴地，不知说些什么。

二妞——张小姐却明白了，将脸一沉，“爹！”她很不高兴地，“你在说什么呀！”

张太太也明白了，“你别胡猜！那是决不会有的事。”她说，“金哥是挺老实的孩子。”

“人家可是规规矩矩的人！”二妞接口又补了一句。

“那好！不过，”张掌柜皱着眉沉思，脸上的懊恼之色，越来越浓，最后顿一顿脚说，“嗐！反正这件事儿没法儿了啦！除了打官司，没有别的。”

“干吗打官司呀？”张太太也着急了，“慢慢儿想法子。”

“慢慢儿想法子？天都快亮了。”

“爹！”二妞忍不住说，“你别老吵架行不行？”

二妞长得很美，而且极其能干，张掌柜最服她，所以压一压怒气答说：“好吧！你们想法子。”

“第一，见礼是只好压一压了——”

“那怎么行？”张掌柜又吼了起来。

“爹！”二妞有点生气了，“你到底容不容人说话？”

“我怎么不容？你想，哪里都是三朝见礼，唯独我家娶儿媳妇例外，且不说传出笑话，也不吉利。”

“这些话都不去说它了。爹的意思是新娘子是假冒的，走不出去，不能见礼都是人家的错。可是，爹，你倒再想一想，见礼是‘双拜’，哥哥不能起床，莫非我再冒充新郎官，替哥哥去见礼？”

“是啊！”张太太帮腔，“也不能全怪人家。”

“依我说，这策倒是救了我家一场困窘。”二妞紧接着说，“如说新郎官一时没法儿‘双拜’，不能起床，将这一节盖过去。至于留到将来见礼，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等哥哥好了，新嫂子过来了，再大大地请一次客，不就结了吗？”

张掌柜的气平了些，“不过，”他说，“女家这样子搪塞，其情实在可恶。而且，新娘子不肯到我家来，莫非是看得他女婿就——”他将“不会好了”这半句话，硬咽了回去，因为不吉利。

“爹，这可别冤枉人家，新嫂子不肯上轿，为的是哥哥的身子该当保养。”

“这话从何说起？”

“是金哥说的。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说，他也不明白，又说——”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不懂，我跟你爹懂。”张太太将丈夫拉到一边，悄悄说道：“看起来，朱家的女儿，脾气虽刚一点儿，倒是很懂事，很有决断。大宝这个身子，决不能跟新娘子同房，眼不见为净，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张掌柜大不以为然，“你让新娘子就一直住娘家，直到大宝好了为止？”

“也不是这么说。新娘子自然是想拧了，不过，我觉得意思是好的。”

母女俩都同情对方，使得张掌柜无话可说，前前后后想了好一会儿说：“慢点！现在新房里藏着一个假新娘子，偏偏新郎官又是假的，曾经在一张床上睡过。这个名声传出去，我还做人不做人？”

张太太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麻烦，思量无计，只有把二妞再找来商议。

这牵涉到二妞本身，心思就有点乱了。回想到与金哥面对面，连呼吸都能听见的情形，不自觉地脸上飞起一片红霞。而想到外间得知其事，沸沸扬扬说些不负责任的流言，顿时心又往下一沉，异常着急，自觉无脸见人了。

“怎么啦？二妞！”

二妞越想越窝囊，突然间顿一顿足，说得一声：“坑死我了！”随即放声大哭。

“别哭，别哭！”张太太去捂她的嘴，二妞也知道哭声惊动了留宿的宾客，诸多不便，强自忍住了。

“你！”张掌柜面色凝重地看着妻子，向二妞努一努嘴。

张太太会意，将女儿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二妞，你别急！细细告诉娘听。金哥欺侮你了没有？”

“没有。”

“碰了你哪里没有？”

“什么哪里？”二妞睁大眼问。

“傻丫头！”张太太又好气又好笑，“还有哪里？”说着，在她胸前捏了一把。

二妞脸一红，“没有，没有！”她说，“他不敢！”

“你怎么知道他不敢？莫非，莫非有那个意思？”

二妞不答她母亲的后半句话，只说：“他说，他是瞧见我耳朵上的针眼，才看出我来的。一面说，一面来摸我耳朵，让我给喝住了。”

“他呢？他是不在乎的样子，还是有点害怕？”

“当然害怕，赶紧缩回了手，涨得满脸通红，跟我说‘对不起’。”

“本来嘛，我说金哥是很老实的孩子不是。”张太太轻松地说了，“好了，没事！”

“怎么说没事！名声传出去多难听！”

“不会的。”张太太说，“就有什么，也是以后的事。眼前，可得赶紧想个法子才好。”二妞还是觉得心有不甘，但母亲所说的，也是实话，事有缓急，只能就要紧的先办。想一想说：“我看除了‘新娘子’装病以外，没有别的法子。倘或新嫂子已经回心转意，能悄悄儿接了来，把人换回去，那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娘，何不把朱家的人，叫来问一问。”

伺候洞房，照例是新娘子带来的丫头，称为“伴房”，也有新娘子的乳母或者嬷嬷跟了来的。朱家就是如此，伴房的嬷嬷姓吴，看出麻烦不小，正在屏营待命，所以一唤即至。

“吴嬷嬷！”张掌柜沉着脸说，“你们朱家来这一手可真绝啊！”

吴妈是在家里商量好了来的，不管张家说什么，只要事情一叫穿，就先赔罪，因而一面趴下来磕头，一面说道：“亲家老爷，亲家太太，千不是，万不是，是我家的不是。”

“这不是说一句就可以了的事。”张掌柜问道，“三天见礼，我办这么一场喜事，弄到临了连个新娘子都不知道在哪儿！成话吗？”

“亲家老爷别生气，这也是事由儿逼的。好歹请亲家老爷、亲家太太包涵。朱家的小姐，是张家的少奶奶，这件事是决不会变的。”

“算了，算了！这样的少奶奶，我张家高攀不起！”

“爹，别说气话嘛！”二妞拦住她父亲，推一推她母亲，“娘，你跟吴嬷嬷说！”

张太太性情比较平和，也能体谅儿媳妇的心情，所以问的话不带丝毫火气，只说这样李代桃僵，不是办法，得赶紧想法子挽回。可是，得到的答复，不着边际。女家的下人除了一再替主人赔罪以外，并不能作何确实的保证。看起来，交涉若非两亲家当面去办，便得找媒人说话了。

“我自己去！”张掌柜说，“好就好！不好咱们打官司。”

亲家变成冤家，对簿公堂，官司当然可以打赢。可是就打赢了，也必是两败俱伤，所以张太太母女极力拦阻；而张掌柜意不可回，非找亲家理论不可。

“这样，”二妞迫不得已，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不如请娘去看看朱家姻伯母，顺便也问新嫂子，到底是怎么个主意？”

“不行！”张掌柜说，“你娘不会说话。”

“那就请一位能说会道的，陪着去。”

“对了！”张太太跟丈夫说，“二妞的话不错。你去不如我去，可以当面问一问新娘子。再请二婶陪着，她的口才好。”

张二婶很能干，有她陪着去，张掌柜觉得比较放心，意思便有些活动了。

“爹，就这么办吧！时候不早了，早办早好。”

“好吧！就请二婶来。”

张掌柜兄弟三人，住得都不远。张二婶从睡梦中被唤醒，不知道大房里出了什么事，拉着丈夫，匆匆而来。听知经过，一时也都愣住了，觉得事情十分扎手。

“如今只好委曲求全。想劳弟妹的驾，陪着去一趟。弟妹，你的口才好，交涉请你办。”张掌柜也指着他妻子说，“她不过是去摆摆样子的。”

张二婶看一看丈夫答说：“大哥，这件事责任很重，交涉怕办不下来。咱们先得想好了，要人家怎么样，人家不肯又怎么样？”

“一句话，赶紧把新娘子抬来。如果抬不来，”张掌柜想了一下，突然微露狞笑，“我也不跟他们打官司，反正有个假新娘子押在这里。请你问他，他还要儿子不要？如果不要，我就把他阉了！”

真是语惊四座，听得最后一句“我把他阉了”，无不吓得一哆嗦。唯独二妞例外，悄悄向她母亲问：

“娘，怎么叫把他阉了？”

“你不懂，少问！”张太太努一努嘴，示意她回避。

二妞知道了，这不是一句好话，赶紧低着头往后房走。只是人影回避，双耳却仍管用，前屋的声音，清晰可闻。

“大哥也别说气话。”张老二劝道，“平心而论，老朱不是不讲理的人，又受过大哥的好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心里一定也很着急。咱们不能逼得太厉害，不然会出事。”

“是的。大哥，我在想，还是要好好儿谈。”张二婶说，“主要的是要劝得新娘子回心转意。你先别着急，我陪着大嫂去一趟再说。”

张二婶本觉得办这种交涉不同于说媒，不妨从长计议，一步一步拉拢。此行有着兴师问罪的意味，而且等着新娘子见礼，所以或是或否，必得即时有个结果。因而希望了解，朱家小姐如不肯过门，应该如何？

或者虽未决裂，而饰词拖延，又当如何？自己心里先有个底，进退之际，才能拿得住分寸。如今见张掌柜态度激烈，不敢多问；而私底下的打算，是想直接跟朱家小姐打交道，能劝得她回心转意。

这番意思，张太太完全同意，张掌柜的态度也缓和了。到底也是做大买卖的人，只要一冷静下来，就会有办法拿出来，他认为做事应该有步骤，亲家亲自上门，显得缺乏缓冲的余地，此刻不妨只请张二婶一个人去。如果交涉欠顺利，再请媒人出面理论；倘或媒人去了亦无结果，最后一步便是拉出媒人来做证人，跟女家打官司。

说停当了，张二婶正待动身，二妞忽然开口，“娘！”她的神情很尴尬，“那个荒唐笑话，可不能传出去！”

大家都是一愣，而且也都被提醒了。刚才所谈的只是如何能把朱家闺女弄来做新娘子，却忘了自己家的闺女，没来由地跟金哥同过一回床。这个荒唐笑话传出去，名节有关，非同小可。

“是啊！弟妹，”张太太关照，“这可是关乎二妞终身的一件事，你别露风声。”

张二婶顿时感到为难。她的原意是想利用这个荒唐笑话，张大其词，说朱小姐闯了大祸，必得赶紧设法弥补；而对朱家老夫妇来说，因此而益增歉疚，就更得逼女儿就范。如果不露风声，就没有什么手段可耍的了。

幸好，张掌柜跟妻子的想法不同，“怕什么？”他说，“咱们二妞清清白白，行得正，坐得正，不愁没有人争着要。如果瞒着这件事，倒像无私有弊，做贼心虚似的，反而会有人乱造谣言。”

“爹说得是！”二妞脑筋很清楚，经父亲提醒，一下子就想通了，“请二婶照实说，他家的金哥很规矩。”

“当然。”张二婶欣然答说，“你不必关照，我还能弄个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

于是，张二婶由朱家的伴房嬷嬷陪着，由后门坐轿，悄悄出发。到得朱家，不过天色微明。朱家老夫妇一宵未睡，预期着男家可能会打发人来联络，如何将金哥掉包掉回来，所以听说张二婶到门，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很殷勤地接待。

彼此原是通家之好，一向以兄嫂相称，但此时朱太太仍旧管张二婶叫“张二嫂”，而张二婶却改口称朱太太为“亲家太太”，同时问说：“亲家老爷呢？”

“在外面——”

“请进来吧！也不必分内外了。”张二婶说，“我来谈件事，非得让亲家老爷也听听不可。”

“是，是！”朱老大原在窗外，应声而进，“这个时候，劳张二嫂的驾，真是过意不去。”

等朱老大进来见了礼，张二婶面无表情地说：“亲家老爷，我家差点出人命！”

朱家夫妇不约而同地失声惊呼：“张二嫂。”朱老大问，“办喜事怎么会出人命？是我家——”

“是你家金哥——”

一言未毕，朱老太太摇摇欲倒。她以为是金哥差点送命，大概是挨了揍，揍得还不轻！心疼独子，不觉大受刺激，故而有此现象。

“怎么啦？你！”

朱老大急忙扶住妻子。朱太太定定神，挣扎着站住，急促地说：“张二嫂，怎么回事？请你快说！”

“事情都凑到一起了！我家由二妞替她哥哥拜堂，入了洞房，上了新床——”

“糟了，大糟特糟了！”这回是朱老大着急，一急非同小可，自己扶住了桌子，坐了下来。

张二嫂不知这对夫妇犯的什么毛病，只管自己编她那套说法，“二妞上了新床，才知道睡在一头的不是新嫂子！又着急又生气，要拿刀抹脖子。从来妹妹替哥哥拜堂是有的，弟弟代替姐姐做新娘子，可是从来没有听过。今天还等着见礼，新娘子走不出来。这件事，真是亲家老爷说的话，大糟特糟了！”

听得这话，朱太太先松了口气，因为爱子无恙；而朱老大却更为惶恐，只不住搓着手顿着足说：“太对不起人！太对不起人了！”

张二婶正希望他有此态度，便接下来说道：“既然成了至亲，也不必说什么谁对不起谁的话。如今第一要紧的是，赶紧办正事。这话是不是呢？”

“是，是！请张二嫂吩咐。”

“不敢当！我是替我家大哥大嫂来求亲家老爷、亲家太太，无论如何把你家小姐抬了过去，一切就都遮盖住了。”

朱家夫妇，面面相觑，无以作答，这表示朱小姐迄今不受父母之命。张二婶心想，看起来有得一番大大的唇舌要费。

一念未毕，朱老大霍地起立。“我去！”他说，“如果再不听劝，不是她死，就是我死！”

“你不要这样子！”朱太太又着急了，“慢慢劝，意思是有点活动了。事缓则圆。”

“怎么能缓！”朱老大吼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比火烧眉毛还急，一刻都缓不得。”

“亲家老爷，”张二婶说，“要不要我去劝一劝你家小姐？”

“好，好！”朱太太立即应声，“我陪着张二嫂去，好歹要劝得她听话。”

话还未完，听得有个丫头在喊，“来啊，来啊！你们来啊！”声音惊惶无比，显然是出了意外了！

二妞寻死是假，朱小姐寻死是真。不过发觉得早，刚要在床头上吊时，就为丫头看到了。

原来这不过是朱小姐的一条苦肉计。其实亦根本没有什么床头上吊的事，只是丫头串演得认真而已。

但张二婶再精明，也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出把戏，只觉得十分无趣，默默地告辞回家，将所见所闻的情形，都告诉了张掌柜。

这时，在病榻上的新郎官，已经尽知始末，将父母请到床前，慨然说道：“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朱家小姐怕做小寡妇，也怪不得人家，就退了婚吧！如果爹娘命中有我这个儿子，将来不愁没有好媳妇；倘或儿子福薄不孝，一命呜呼了，弄个有名无实的儿媳妇在家里，想想害了人家一辈子，不但爹娘觉得好像欠了人家一笔还不清的债，没有舒服日子过，儿子做鬼也不安宁。本来，名为冲喜，实在我心里很不过意，反倒添了一桩心病。如今既然是人家对不起我们，退了婚心安理得，说不定我的病还好得快些。”

这番话通达透彻，张掌柜心悦诚服，但对朱小姐不肯嫁过来，却颇以为憾。心里在想，也许是有了私情，这面退婚，那面正好别嫁！这不太便宜她了？因此，决定暂不退婚，只将金哥送了回去。对来贺喜的亲友，只说新娘子的母亲得了急病，回娘家等送终去了，改期见礼，再来奉邀。就此避过一个尴尬的场面。

纠纷本已告一段落。不道二妞对金哥，半夜的假凤虚凰，已是情有独钟，先还含着不言，及至有人来提亲，方始逼出隐情。

来求亲的男家，不但门当户对，且本人是个名次很高的新秀才，都道他举人已是囊中之物，连捷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玉堂归娶。那时张掌柜有了这样一个女婿，身份便大不相同。因此，对这门亲事，中意极了，一口答应。

在他想，二妞亦一定很高兴。哪知不然，不但不高兴，居然板着脸说出三个字来：“我不嫁！”

这太出人意外了！问她是嫌男家哪一点不好？二妞认为男家无可批评。然则原因何在，却又死不开口，惹得脾气本来就不大好的张掌柜，暴跳如雷，差点把屋顶都要掀掉了。

张太太也觉得事有蹊跷，到夜来母女同榻，做娘的大掉眼泪，二妞这才透露了一句，道是金哥跟她同过床了。

同床又不是真的做了夫妻，何必认真？张太太陡然想到，莫非那晚上假戏真做，到底失身给金哥了？

这一来，把眼泪都吓回去了。严词盘诘，二妞指天罚誓，那夜两人干净，毫无越礼之事，甚至愿意请稳婆来验，证明清白。

尽管二妞引用记不得哪本书上看来的一段故事，说古时候有个公主，宫廷遭难的时候，曾经有一名卫士将她背负而逃，得以脱险。后来老王要替她选驸马，她只说得一声，某人曾经背过我，表示从一而终，不曾接触过第二个男子，方算贞洁。可是，知女莫若母，张太太知道她是托词。

张太太对于女儿的选择，并不以为然，不过深知女儿的性情，一经做了决定，很少有更改的可能，逼得太急，会出变故，所以叹口气不作声。

到了第二天，张掌柜也知道了真相。这一次一反常态，居然并未发脾气，因为情况太严重了，自知不是发一顿脾气所能了事的。他也了解二妞不好对付，光是劝，没有用；釜底抽薪之计，莫善于让她自己知道，决不可能做朱家的儿媳妇，死了想嫁金哥的那条心，才能为她另外选个好女婿。

于是，他托人做了一张状子，将朱老大告到南城御史那里，亲家一打官司，变成不折不扣的冤家，那就不但二妞知道自己姓不了朱，朱家也不会再愿意结这门亲。这一着确是很厉害，但却弄巧成拙了。

张掌柜原以为朱家女儿，依旧不肯过门，所以状子上只说，新妇于吉期之日，托词老母病危，归宁至今，不返夫家，请求勒令朱家将女儿送回。朱家办不到这一层，官司就打起来了。哪知南城御史传被告到堂一问，朱老大居然表示，愿遵堂谕，将女儿送回夫家。

这个变化是张掌柜所意想不到的。本以为是朱老大怕当堂受责，故意耍一记花枪，作为招架。细一打听，方知是朱小姐真的回心转意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张家将放回金哥时，新郎说的那番话，通情达理，十分厚道，朱小姐颇受感动。第二，新郎的病势日渐痊愈，朱小姐不至于进门不久，便成寡妇。而又咎歉于心，很希望早归夫家，善尽妇道。只是当时寻死觅活，态度太过分了些，自己怎么样也回不了头。

难得有此峰回路转的机会，正好趁势收篷。

可是，她想回夫家，夫家却不肯再要她。尽管张太太非常愿意接纳，但张掌柜却执意不允，一则赌气，再则欲南反北，恰好造成了亲上加亲的一种情势，这口气更咽不下。

话虽如此，既经南城御史堂断，表面上来说，官司还是打赢了，要想出尔反尔，拒绝朱家送女儿回来，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张掌柜为此召集至亲密友，商量了好久，才想出一个办法，再进状子，告朱老大“妄冒”。

状子上说，朱家女儿过门拜堂以后，因为新郎体弱，当夜虽入洞房，并未成亲；第二天黎明，新妇即返母家，前后在夫家不足一昼夜，又是严装之下，所以新妇的面目，认不真切。现在才知道，朱家之女不愿为张家之妇，当时朱老大是命他儿子金哥乔扮新妇，妄冒成亲。既然如此，张家亦不愿要这个新妇，免得成了怨偶。请求依“婚姻妄冒”律处断。

情节虽离奇，理由很充分。南城御史打算依律处断，但他手下的吏目，却有不同的解释。

原来南城御史属下有个书办，已经打听到张、朱两家婚姻中的纠葛隐情。张掌柜家道殷实，正好从中架弄是非，敲诈勒索，所以故意挑剔，讲出一番不算“妄冒”的道理。

《大清律》共分七类，第一类是“名例律”，专讲通则及程序，什么叫“五刑”，什么叫“十恶”，什么叫“八议”，什么叫“公罪”，什么叫“私罪”，累犯如何加重刑罚，自首如何得以减刑之类。其余六类，照朝廷六部、州县六房来分，即称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

婚姻属于户律。诉讼中所谓“户婚田土”乃是小事，可由初审的官员，限期自行审结。因为如此，户婚田土的纠纷，便成为贪官劣幕恶吏，舞文弄法，颠倒黑白去捞钱的机会。本来，审断的规矩，有律依律，无律照例；律例皆无，比附办理，其间斟酌轻重，全看问官的修养。可是问官“读书不读律”，一件疑难案子到手，应该引用哪条律法，已感踌躇；至于案例，不知几何，更是两眼漆黑，茫然不辨。这样，就必得请教幕友，而刑幕对一部《大清律》固然读得滚瓜烂熟，可是案例太多，未必尽知。况且例有新旧，出一新例，旧例即不适用。何时何地出一新例，往往无从得知，唯有刑部的书办才清楚。引例不当，即遭驳斥，所以刑部书办，是连各省的臬司都要买他的账。

像张家所告的“妄冒”成婚，依照户律：“若为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追还财礼；男家妄冒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南城御史准原告的状子，打朱老大八十板子，退婚追还财礼，并不算错。可是书办坚持不能这么判，说是这不算“妄冒”。

怎样才算妄冒呢？照这个书办的解释，譬如有一家闺女，身有残疾，相亲的时候，由姐妹代替；成婚之时，男家才发觉新娘子身有残疾，这是女家的妄冒。如果新郎官有类似的情况，由兄弟代为相亲，那就是男家的妄冒。总之，妄冒是自知有为人嫌弃的缺点，隐瞒对方，到头来的目的，是想弄假成真，结成婚姻。朱家金哥，是假扮新娘，并非“嫁”到张家，与妄冒成婚的原意，完全不符。

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然则应该怎么判决呢？那书办认为张家所告，或许不实，必得传两造到堂，审问明白，才能处断。

所谓两造，不是指张掌柜与朱老大，而是张家的儿子与金哥，也就是新郎官与假新娘子。同时又放出风声去，张家新郎官根本不曾拜堂，也是妄冒，自己妄冒而又告人妄冒，其情可恶！官儿会重重办原告的罪，替被告申冤。

这一下，将张掌柜吓得盛气全消。细细想去，所谋大左！如果真相毕露，不但自己妄冒在先，犯了诈伪的罪，而且二妞代兄扮新郎，入洞房，与金哥曾经同床共枕的秘密，亦会成为轰动遐迩的笑话。至于对二妞来说，究竟白璧有了微瑕，很难嫁得出去了。

当然，这还是以后的话，眼前最急要的事，是要避罪。这关键就完全在金哥身上，他要将二妞供出来，整个官司就输定了。

“还是托二婶去疏通疏通吧！”张太太劝她丈夫，“凭良心说，人家朱家也很受了委屈，冤家宜解不宜结，何苦？”

张掌柜摇摇头，叹口气，好久才说了一句：“一直都是占的上风，亲家变成冤家，现在要我倒转去求人家，这张脸实在抹不下来。”

张太太深知丈夫的性情，替他想想，实在也有为难之处，只好私下跟张二婶去商量。

“这也容易！”张二婶说，“等我去一趟！一定能拿事情办通，面子圆上。”

果然，张二婶很有手段。等她去了回来，紧接着就是朱老大来拜访张掌柜。

两人本是好朋友，却从结亲以后，变成冤家，就再没有见过。只是张掌柜视朱老大为冤家，而朱老大却不是这么想而已！

“大哥！”他一见面便是一个大揖，“种种是我不对！小女脾气太强了一点，我又教女无方，以至于替大哥添了这么多麻烦，真的变成恩将仇报了！”

这样卑恭的措辞，张掌柜不能不感动，急忙还礼，满脸惶恐地说：“言重！言重！老朱，你知道我的臭脾气。老朋友，请包涵，请包涵！”

“彼此，彼此！”朱老大说，“言归正传，大哥，这场官司，要赶快了。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使得使不得。”

“尽管请说！”

“第一，女婿不能上堂，不妨托病。”

“女婿”二字，有些刺耳，但亦只好默认，“是的！”张掌柜说，“我亦是这么想，不过，金哥——”

“那，”朱老大抢着说，“那全在我！”他拍一拍胸脯，“金哥这孩子，别无长处，最忠厚，最听话，到堂上，要他怎么说，就怎么说，决不会胡乱拿令嫒出乖露丑。”

听得这话，张掌柜宽心大放，拱拱手说：“能够如此！真是感激不尽了。”

“患难弟兄，谈不到这些。不过，大哥，”朱老大问说，“他们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想，总还要打点打点。”

提到这一层，张掌柜气又来了，“老朱，我不是不通人情的人，要个三百五百银子好商量。他们也托人递了点子过来，可是，狮子大开口，没法儿谈了。老朱，”他伸出一个手指，“他们要这个数！”

“一吊？”

一吊就是一千。“一千银子？哼！”张掌柜冷笑，“加十倍。”

朱老大伸一伸舌头说：“要一万银子？未免心太黑了一点！”

“亲家，”张掌柜改口了，“既然你有这番意思，我也赞成，加几个把事情了掉，也好。”

他的心思活动了，两亲家的意见也更接近了，很快地决定了几个步骤：第一是如原议，金哥应讯，而新郎告病，请求免予传证；第二是送三千两银子的红包；第三是原告再进一张状子，撤销原诉。

原诉是请求离异，撤销原诉，即表示和好如初，张家仍旧要朱家的女儿做儿媳妇。化干戈为玉帛，不仅是朱老大此行的一大收获，也是两家的喜事。

于是按照预定步骤，一面由金哥到堂应讯，证明新郎并未妄冒；另一方面由张掌柜托人去“斟盘”。

这次是由南城御史属下的一个兵马司副指挥，也是姓张的出面谈判，表示这件案子虽不麻烦，但知道的人很多，连大兴县衙门都得分润。看在彼此姓张的分上，愿意打个对折。

对折就是五千，而张掌柜愿照原数加一倍，送两千银子。中间有三千银子的上落，彼此让步一凑合，可望“成交”。中间人回来一说，张掌柜倒也很痛快，说是：“他让一半，我加一半，三千五百银子！”

人人都以为这个数目情至义尽，对方必能接受，而张太太则以为既然已经和解，不如让新媳妇早早进门，因而催促丈夫，赶快把撤销原诉的状子递进去，一等批准，立即就可第二次请客，让小夫妇与亲友见礼，正式确定了名分。

她这样心急，还有一层用意在内，因为儿子亲事定局以后，便可进一步谈二妞与金哥的亲事。对于这一层，张掌柜表面虽未说话，暗中却已默许，所以考虑下来，觉得不妨顺从妻子的要求，将一张撤销原诉的状子递了进去。

这张状子进坏了。对方换了另外一个人出面，铁心冷面，一开口便执定非一万银子不可，少一文也不行。这一下连中间人都大为光火，回来据实转告，反劝张掌柜听其自然，料想南城御史是读书人，而且官声不坏，不会不明事理，官司仍有八分的把握。

哪知胥吏衙役另有一套手法。南城御史确是个君子人，君子可欺其以方。他们把张掌柜请求撤销的状子压了下来，向南城御史建议，男家理由充足，女家证人答供，亦与原诉相合，应准离异，并知照大兴县衙门备案。

这个批示，在南城兵马司那个小衙门的墙壁上，贴在很显目的地方。张、朱两家，得知消息大惊。欲合判离，而且在大兴县衙门备了案，婚姻便不合法。如果两下和好，固然小夫妻还是小夫妻，亲家也还是亲家，但是后患无穷。最明显的是，如果小夫妻失和，男家可以休妻再娶；女家将女儿接了回去，亦可另嫁别人，皆不算犯法。

张掌柜已是这样的想法，而朱老大对此事看得更为严重。女儿嫁了过去，不道男家是奉准离异的，名不正则言顺，女儿在张家一无身份可言，不但太觉委屈，而且毫无保障。别样事情可以让步，有关女儿的终身大事，岂能马虎了事？

其实这些话就是朱老大不说，张掌柜也能想象得到，当然要设法补救。使他困惑的是，既已进了撤销原诉的状子，何以又有这样的结果。一打听，才知是被压了下来。显然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若要挽回，还是得花钱。

“事情弄拧了！”南城御史那里的书办，一个劲儿摇头，“没法子扳回来了！”

这还是故作姿态。事实上呢，如果八千银子一个不少，还是有法子可以撤销原判。只是张掌柜咽不下那口气，敬酒不吃吃罚酒，而且是掐住脖子硬灌，不太窝囊吗？

因此，他决定还是按正道办。撤销原诉的状子被压了下来，不要紧，可以进一张。这张状子上说，彼此误会已经冰释，仍愿与朱家联姻，原判离异，请求注销。同时又向大兴县衙门进状，张朱两家的婚姻，请准备案。张掌柜心想，只要县衙门承认，不管南城御史怎么批示，都不在乎了。

他的这两步棋，早在积年滑吏的估计之中，预先就堵塞了他的路子。首先是向南城御史的煽动，说这姓张的为富不仁，是个刁民；与朱家联姻一事，三翻四复，要如何便如何，既利用官势，欺侮姻亲，又是视官府如无物，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

南城御史也觉得张掌柜莫衷一是，其情可恶，便听从手下的话，提笔批道：“该民视婚姻大事如儿戏，反复无常，足见刁顽，所请不准，原状掷还。倘再渎诉，必依妄告律从重治罪，勿谓言之不预！”

当然大兴县的书办衙役，是互通声气的，这种大有油水的案子，更是桴鼓相应，勾串甚严。所以张掌柜在县衙门的状子亦被驳了，理由是：“前准南城御史文移，如该民所请断离有案。所呈各节，应仍向南城御史呈诉，本县碍难受理。”

这一下，真的推车撞壁，成了僵局。张掌柜想过好多法子，一个法子是搬家，到另一位巡城御史那里呈诉，但“户婚田土、赌博斗殴”，《会典》上称为“细事”，只准由犯事地方案员审理，其他地方衙门，不得干预。

至于“越诉”，就是向上一级的衙门呈告，更是于律不合，法所不详。

“是这么一件衙门里看来的小事，而当事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大事。”刀吏目说，“你能不能想个法子？”

“怎么不能？不过，老刀，”郭长清说，“这案子可也不小噢！”

“怎么呢？不说户婚田土细事吗？”

“七八千银子出入，也不算是小事了！”

一听这话，刀吏目又惊又喜，声音也就压低了，“你看怎么样？”他说，“我也是有人这么托我，我想你老兄在刑部，顺便提一声。说实话，并不指望着有什么大用处。如果这件案子你能拿得下来，咱们不妨谈谈。”

“也许能拿得下来。谈谈不妨。”

“是的。”刀吏目说，“南城御史，听说是位很方正的老先生，水都泼不进去。如果你能拿得下来，我可以给你去说，多少银子包了下来。可是得有把握。”

“当然有把握。”郭长清说，“你先问问对方，能出多少。”

“好！”刀吏目说，“这件事我虽不是直接经手，不过我知道人家很急，递过话去，很快就有回音。

准定明天晚晌，仍旧在这里见面好了。”

订了后约，由郭长清做东付了账，各自散去。第二天中午，刀吏目突然来访。一见面便笑嘻嘻地递上来一份请帖，具名的是个陌生人，叫作张三义。

“这是谁啊？”

“就是那位张掌柜。”刀吏目说，“他的意思很诚，请你务必赏光。”

郭长清考虑一下说：“老刀，我也老实说，这种事，吃了人家一顿，话就不便谈了，谢谢吧！”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先谈。人家已经开了盘子了，总共出四千银子，你看怎么办，就听你一句话好了。”

“四千银子都在里头了？”

“是的。”

“你的一份呢？”郭长清问。

“当然也在里头。”刀吏目紧接着说，“不过，我这一份可以不算。”

“那没有这个道理。”郭长清心知对方另外会酬谢刀吏目，不过自己另有事求教他，不能不尽道理，当即说道，“这个数成不成，要谈起来看。咱们俩都是居间的，有好处大家均分，二八回扣，可以提八百两银子，每人分四百，你看如何？”

“当然好啰！不过，数目也差不多了，尽四千银子去办；如果不够，我这一份就贴补在里头好了。”

说来说去还是四千银子包办，郭长清觉得可以办得下来，便点点头说：“好吧！再不够，我那一份也贴补进去。”

“这不好意思吧！”

“彼此都是为朋友，无所谓。”

“那么，晚上仍请赏光啰！”刀吏目说，“倘或另外有朋友，约了来也不妨。”

“好吧！”

等刀吏目一辞去，郭长清立刻到都察院看一个朋友，打听南城御史袁承业是怎么样一个人。

“这位袁老先生，字绍庭，山西人，科名很早，咸丰三年的翰林。新放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就是他的同榜。”

这位袁都老爷清廉耿介，贿赂请托，一概谢绝，只是胸中不大有主张，易于偏听。郭长清心想，照这样情形看，不必托浙江司的同事去打招呼，否则白卖一个人情之外，反将事情搞得更僵。

回到部里，跟手下一个姓刘的司狱商议，刘司狱笑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容易得很！仍旧找南城御史的那个书办好了。”

“可是，怎么找法呢？”

“找浙江司的书办。”

郭长清被提醒了。南城御史审理的案件，既都归浙江司复核题奏，那么，那里的书办一定跟浙江司的书办打交道，不论公私，皆有交情，正是一条极好的路子。

于是郭长清说道：“老刘，我手里有件案子，弄妥帖了，大家都有好处，每个人起码也能弄个二三百两银子，就劳你驾去一趟吧。”接着将张、朱两家那件事，约略说了一遍。

听说有二三百两银子的好处，刘司狱当然起劲，到浙江司去了一趟，笑嘻嘻地回来说：“都弄清楚了。”

刘司狱将案子的始末，以及南城御史那里，经办此案的书办姓名都弄清楚了，问郭长清是不是约地方见面？

“当然！”郭长清说，“我做个小东，喝杯酒，见见面。就在正阳楼吃螃蟹吧！”

正阳楼之会，一共四个人，主人以外，主客是南城御史的查办，姓杨，陪客是前司狱与浙江司的张书办。持蟹把杯，且饮且谈，张书办穿针引线地渐渐引入正题。

“谈到这件案子，都怪姓张的自己不知趣。”杨书办说，“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越闹越大，想沾手的人很不少，彼此牵制着，越来越扎手了。”

“那还不是在你！”张书办递过一句话去，“只要你报上来，我们那里不会挑剔。”

公事上有了保证，杨书办的语气便不同了，“那倒可以想法子。不过，”他喝口酒，慢吞吞地说，“我也得回去商量商量，人太多！”

“嗯，嗯！”郭长清跟刘司狱交换了一个眼色，刘司狱向张书办努一努嘴。于是郭长清便向张书办说道：“你们谈谈去。”

张书办受命将杨书办引到一边，悄悄说道：“这件案子是浙江司一位掌柜的司官所托，一大半是人情。

你老哥不能当一桩买卖，只当放个交情在那里。”

“是的！”杨书办说，“我懂交情。”

“是的，我知道你老哥很够交情。不过另外还有人，不能不敷衍。人家预备送这个数，你老哥一总包涵吧！”

说着，伸出两个指头，杨书办觉得两千银子太少了，面有难色。

“另外，”张书办见风使舵，“对你老哥当然也有一份谢礼，打算买两支人参的，我看，倒不如折干还痛快些。”

杨书办实在有些不甘心，原来就有三千五百银子可以到手的，经过一番周折，反倒减少了一大截，这话该怎么说呢？

“算了，算了！”张书办极力相劝，“行得春风有夏雨，这趟委屈，下趟我补。”

就这样软求硬逼，终于以两千五百银子成交。约定第二天仍在原处过付，先付一千，杨书办交代怎么做法，等事情办成，再付余数。

于是重新入座，欢然快饮。散席以后，郭长清跟刘司狱、张书办又有一番交道要打。总数四千银子，先抹下五百，下余三千五，除了付杨书办之外，还剩下一千，既然表示三一三十一照分。刘司狱倒是外场人物，认为张书办很出力，自愿少拿，结果定规郭、刘各取三百，张书办独得四百银子。

到得晚来，郭长清叨扰了张掌柜一顿盛馔，带回来了两千银子，也带回来刀吏目交付的三帖药，说是每帖药可以服三煎，一天一帖，到第四五天，包管病人精神旺盛，大概可以维持十天工夫。

“有十天的工夫尽够了。”刚毅很高兴。不过，他亦不无怀疑，带笑问道，“京里有几句挖苦几个衙门的话，老兄想来听说过？”

“是‘光禄寺的茶汤，太医院的医方’不是？”

“还有‘翰林院的文章’。”刚毅说道，“会不会有名无实？”

“不错，‘太医院的医方’跟‘翰林院的文章’一样，看起来很像样，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拿来的不是药方，是药，那就不同了。人家指着这个养老婆孩子，独得的秘方，当然跟公然开出来的方子不同。”

“啊，啊，不错！”刚毅踌躇着说，“那，这三帖药，人家也不能白给吧？”

“不相干，是我托南城御史那里一个朋友弄来的，交情够得上，分文不花。将来有事，请司里关照一下，就补了人家的情了。”

“好！就这么说，有事你来找我。”

有这句话，跟杨书办会面谈事，就顺利了。他将刀吏目的来头，以及刚毅的表示，细说了一遍。杨书办心想，这倒也是求之不得的事，且留着这个人事，到有什么案子出来，浙江司准驳之间，关系出入甚大时，打这么一个招呼，也许值一万银子都不止。

因此，他的脸色就不同了，“郭老爷，张家这件案子，你老的吩咐，我没有不尽心的。”他说，“我本来的意思怕说不清楚，打算请郭老爷的张掌柜跟他亲家当面谈，如今就跟郭老爷说也一样。”

这意思是即使成交了，他也还有刁难之处，不能那么痛快。郭长清心知其意，表示领情，拱拱手说：“我知道，我知道。就请你告诉我好了。”

他的办法说穿了分文不值，是由朱老大进一张状子，表明他的女儿不仅不是不愿嫁到张家，而且矢志从一而终。如今男家要求退婚，虽经判决，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涉，但他的女儿仍以为生是张家人，死做张家鬼，誓以丫角终老。志不可夺，情实可怜，而男家亦已谅解，请求离而复合，仍准与张家结亲。

郭长清如言照办，由经手人一层一转达。张掌柜做事心急，自己托人替亲家做了一张状子递了进去。

那位“袁都老爷”看状子，嗟叹不绝，觉得朱家女儿，贞洁可风，立即传唤张掌柜来问，可愿与朱家复结姻亲？等张掌柜有了承诺，随即批准，还做了一首诗，赞美其事。

状子一批准，一切手续本来可以节节留难的，因为红包已到，畅通无阻，前后不过三天工夫，大功便已告成。张家大张盛宴，为儿媳与亲友见礼，郭长清、刀吏目自然都是坐首席的上宾。

在这三天之中，服了药的陈湖，虽然咳嗽如旧，而胃口特佳，精神旺盛。刚毅知道药效只能维持十天，所以不敢耽延，复又提堂审问。

当时是问到陈湖向刘锡彤指出，葛毕氏不安于室，而外遇是杨乃武，陈湖便即当堂吐血，此时便接着未完的话问。

“陈湖，关于杨乃武，你当时是怎样跟刘大令说的？”

“记不得了！”陈湖答说，“只说，外面风言风语，传闻很多。”

“刘大令没有问你，是些什么传闻？”

“记不得了！”

两个“记不得”将刚毅的火气引了起来，拍桌喝道：“你是有意不说实话！别以为你有病在身，我不会打你的屁股。”

“不敢。”陈湖有些怕了，“实在因为旧疾复发，精神委顿，神思恍惚，不大记得清楚。”

“我再问你，刘大令听了你的话，作何表示？”

陈湖想了一会答说：“记得刘大令说，要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

“当然是打听杨乃武与葛毕氏可有暧昧情事。”

“以后呢？”

“以后，我就告辞了。”

“那几天没有跟刘大令再见过？”刚毅紧接着警告，“你如果再说假话，可留点儿神。从旁人口中问出真情来，我不饶你。”

陈湖本想回答，那几天没有见过刘锡彤，听得刚毅后面的那两句话，便改了口：“那几天大概还见过一两次。不过，刘大令很忙，所以虽见了面，也没有闲谈的工夫。”

“闲谈没有，这件案子总谈过吧？”

问到这里，可以说是告一段落。照刚毅与翁曾桂、林拱枢的研判，陈湖在这件案子中，有两处地方要负责任：

第一，刘锡彤虽与杨乃武不和，但当起之时，如果不是陈湖提到杨乃武，说他是葛毕氏的情夫，刘锡彤就不会心生存见，以为奸杀相连，贸然认定葛品莲死于奸夫淫妇之手。

其次，全案的最大疑问，在于葛品莲是否中砒毒而死。砒霜来自爱仁堂钱坦之手，而钱坦本不肯承认，是因为陈湖的劝导，方始就范。如今钱坦已死，则陈湖就成了关键人物，事实真相唯有从他的口供中，才能确定。至于陈湖本人的责任，当然要看他的动机而定，如果知情而帮同刘锡彤胁迫钱坦勉强作了伪证，其罪甚重。因此，关于这部分的审问，不仅关乎全案的最后结果，对陈湖本人来说，出入关系亦很重。

就为了先有此了解，刚毅不敢马虎，如何入手，先作过一番研究，认为应该先加开导，劝陈湖尽量说真话，才能省好多事。此际，就到了要开导的时候了。

“陈湖，你总知道，沈彩泉已经据实招供了。此外还有爱仁堂钱姚氏跟杨小桥的供证，更是老老实实，有什么，说什么，不必忌讳撒谎的。拿他们那些口供合起来看，事实真相，了如指掌，就不提你到堂来问，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你自己应该明白。”

“是！这一案本来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陈湖！”刚毅沉下脸来说，“你这样子的态度，就不对了！你的关系很重，你自己肚子里明白。怎么说，与你没有关系？你是自欺乎，欺人乎？我告诉你，我提你到堂，是给你机会。你如果态度诚恳，肯说实话，并且有悔悟之心，国法不外乎人情，自然可以从轻发落；倘或支吾其词，多方闪避，到头来你又瞒不住什么，那时候我想把你的罪名拟轻一点也办不到了！”

这几句话很有力量，把陈湖的心打动了，也打乱了！一时虽还不以为该说真话，但觉得说假话也难。因而怯意大生，不由得就现出瑟缩的神色。

见此光景，刚毅的心一宽，知道不难问出实情，但不宜开门见山，问到要害，以免逼得他闪避。

想停当了，便闲闲道：“余杭仓前地方，你熟不熟？”

那地方他很熟，但以不知问官的用意，陈湖便出以模棱之词：“不太熟。”

“不太熟，就是说，去过几次？”

“是！”

“你跟钱恺是朋友？”

“是的。”

“既然是朋友总常常往来？”

“是的。”陈湖答说，“偶尔在一起吃吃茶、吃吃酒。”

“是在仓前喝茶喝酒？”

“有时候在仓前，有时候在城里。”

“这样说，”刚毅问道，“你们是很熟的朋友啰？”

“不算太熟。”陈湖依旧抱着折中的宗旨，好为自己留退步。

“钱姚氏说，你常到爱仁堂去的？”

这是诈语，钱姚氏并无这话，陈湖不知是计，不由得就分辩：“一塌刮子去过两次。”

刚毅是生长在京里的旗人，不懂什么叫“一塌刮子”，便追问一句：“你说什么？什么两次？”

陈湖省悟了，重新说一遍：“一共到爱仁堂去过两次。”

“那么，总也见过钱宝生啰？”

不说钱坦而说钱宝生，又是刚毅在使诈。陈湖虽还不曾觉察到他的“陷阱”，可也没有上当，故意避免提到名字，只说：“爱仁堂的老板见过一回。”

“爱仁堂有几个老板？”

“名义上是两个，其实只有一个，凡事都由他家老大做主。”

“老大是谁？”刚毅加一句，“叫什么名字？”

这一下陈湖省悟了，问官要逼他说爱仁堂老板的名字，是钱宝生还是钱坦？若说钱宝生，本是无中生有的三个字；如果道出真名，又与谕单上的名字不符。为了并顾，唯有两存，便即答说：“叫钱坦又叫钱宝生。”

刚毅诧异，很快追问：“他有两个名字？”

“是的。”陈湖很狡猾，知道有钱姚氏、杨小桥在，可以拆穿他的谎话，特意先编一番说辞，道在前面，“不过宝生这个名字，他自己是不肯承认的，因为他用这个名字跟人借了一笔钱，后来赖债赖掉了，自然不便再用这个名字。”

听此一说，刚毅越发诧异，不过细想一想亦无足怪，陈湖知道钱坦与钱宝生的姓名不符，是全案的一个漏洞，早就斟酌出一个得以两全的说法。可是天下作伪之事，岂能天衣无缝？剜肉补疮，弥补了一处伤痕，势必留下另一处伤痕。细心去找，一定仍有漏洞。

“既然宝生这个名字已经不用，何以他又肯告诉杨乃武呢？”

“那就不知道了。”陈湖答说，“也许因为杨乃武是陌生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告诉他了。”

最后两句话画蛇添足，恰好又为刚毅捉住漏洞：

“不错，对杨乃武说，没有关系。可是，在县官面前承认自己就是钱宝生，能说没有关系吗？”

刚毅紧接着说，“不说别的，只说他的那笔债，钱宝生这个名字，落在县衙门里文书上面，铁案如山，他能赖得掉吗？”

这番话理颇直，气更壮，应以慑服堂下，陈湖唯有嗫嚅着说：“那就不知道什么道理了！”

“哼！”刚毅使劲将桌子一拍，“我开导过你，劝你要说真话，你还是不听，刁猾成性，自讨苦吃！”

时已过午，而审问又可说是发生了波折，所以在另一间屋子里一面阅卷一面听审的翁曾桂，便写一张短笺，派人悄悄递向公案，不说请刚毅暂且退堂，明日再审，却说他太辛苦了，邀他小酌，借为慰劳。

刚毅当然能够会意，停止了这一天的审问，与林拱枢一起应翁曾桂之约，就近找了一家“京酒店”，喝着一种产自良乡，名为“干榨”的白酒，谈论案情。

“这个家伙很狡猾，明知道他是胡说八道，可是细细想去，竟无奈其何！子良，”翁曾桂问说，“你道我这话是与不是？”

“钱坦又名钱宝生，这在钱姚氏跟杨小桥能不知道吗？”

“是的！不过陈湖可以分辩，因为有钱债纠纷，故意不承认，这话也说得通的。”

“那么，总不能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吧？”

“不错，还有人知道。人在浙江余杭县，他可以随意指两个名字，请问是不是行文到浙江去传唤证人呢？”

“就行文，”林拱枢接口说道，“一来一往两三个月，案子也拖下来了！”

刚毅闭着嘴不响，脸上颇有负气的样子——当然是跟陈湖赌气，“好！”他重重地说，“我还是有办法教他服罪。”

“子良，”林拱枢问，“是何办法？”

“对事不对人！”

“对！”翁、林二人都表示同意。

于是第二天将陈湖提堂，根本不谈钱坦是否又名钱宝生，而且，一开口让陈湖大感意外。

“你把沈彩泉的口供单，给他看！”

等录供书办检出，沈彩泉所作有关陈湖部分的口供单交了下去。他当然看得很仔细，一面看，一面想，眼珠乱转，显得颇伤脑筋的样子。这一下，刚毅得意地暗笑了，他的作用就是要扰乱陈湖的心思。

看完收回，刚毅问道：“你仔细看过了？”

“是！”

“沈彩泉的口供，与当时的实情，可相符吗？”

“有的相符，有的不相符。”

“噢，你倒说，哪些地方不相符？”刚毅从书办手里，取过陈湖刚看过的那份口供单，放在面前，预备检讨。

“譬如，”陈湖很用心地说，“沈彩泉说，钱恺知道他哥哥卖了砒霜给杨乃武，很着急；说我安慰钱恺，‘照供单上说，杨乃武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你家老大并不知道他去害人，没啥关系，不必怕’。这话，我没有说过。”

“那么，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说，真是真，假是假，赖掉反而不好！”

“那时候，你还没有见到钱宝生，也不知道他在花厅里供些什么，是不是？”

“是的。”

“既然如此，你怎么知道钱宝生耍赖，不肯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呢？”

堂上很厉害，堂下也不弱，陈湖辩说：“这是料想到钱家老大可能会赖，所以我预先关照一声。老百姓胆子总是小的，大凡遇到做错了事而要吃官司的时候，十之八九，先赖掉了再说。”

“一点不错！”刚毅针锋相对地，借他话的讽喻，“遇到做错了事而要吃官司的时候，十之八九赖掉了再说。”

陈湖不敢作声。但显然地，面对着这位善于捉漏洞的问官，他已心余力绌，感到弥补破绽很不易，因而虚火上升，两颊飞红，额上亦微微见汗，现出肺痨病人潮热的特征。

而刚毅却愈有把握了，想好了一连串的疑问，不容他喘息。“陈湖，”他问，“沈彩泉拿钱宝生带了出来，你跟他说了一些什么？”

“是他兄弟先跟去说的，说托了我来替他打听案子，不要怕。”

“以后呢？”刚毅说道，“你自己把当时的情形讲下去，不必等我问一句，答一句。”

问一句，答一句才有回旋闪避的余地，要他自己道明经过，就无此方便了。因此，陈湖更感吃力，说是钱家老大告诉他，刘大老爷要拿他解到杭州府自己去申辩。在县里都申辩不清楚，到了人地生疏的杭州府，更会吃亏，无论如何要请陈湖替他设法。他呢，为了与钱恺交好，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为他尽力。

絮絮不断，翻来覆去只是谈他自己不能不管这桩闲事的苦衷，对于案情的揭露，毫无帮助。刚毅心知这是他借故拖延，恰为情虚的明证，便打断他的话说：“好了，好了！我亦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不问到你是不肯说的，还是我来问。钱宝生承认不承认他卖了砒霜给杨乃武？”

“承认了，不承认不会出甘结。”

“好！辩得好！”刚毅冷笑，“他是自己承认的，还是你劝他的？”

“钱恺劝他，我也劝他。”

“你怎么劝他？”

“我说，真是真，假是假，赖不掉的，不如说实话的好。”

“就是这两句话？”

“是的，就是这两句。”

“那么，”刚毅看着面前的口供单问，“沈彩泉怎么说，你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一会儿？”

“那是沈彩泉瞎说。”

“照你说，钱宝生听你一劝就听了？”

“也因为钱恺劝他说陈秀才不会叫你上当的，听他的劝，没有错。”

“于是，钱宝生就听你的话，自己写了一张甘结？”

“是的！”

“自己具的名字？”

“是的。”

“你没有教他怎么写？”

“是的。”

“是他自己写出钱宝生这个名字？”

这一问将陈湖问住了，说得上口滑，失去照顾，又出了漏洞。

但事已如此，唯有硬着头皮依旧答一声：“是的！”

“哼！”刚毅冷笑，“钱坦既然如你所说的，因为有债务纠纷，宝生这个名字早已废弃不用，而且他在花厅上跟县官表明，自己叫钱坦不叫钱宝生，何以在甘结上自己出尔反尔，写上钱宝生的名字？这不是前后不符？陈湖，你别以为死无对证，当时在场眼见的，还有个沈彩泉！等问出来是你胡说，小心你的皮！”

这下，陈湖着慌了！心里思量，这个漏洞应该赶快把它补起来。可是已经没有机会，因为堂上问到别的事情上头了。

“钱坦写完甘结以后怎么样？”

“写完甘结，”陈湖嗫嚅着说，“自然释放，由他兄弟陪着回家。”

“没有给他一张县官出名的‘谕单’吗？”

“啊，啊！有的。”陈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

“怎么会出来这么一张谕单？”刚毅问道，“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是——”

“慢着！”刚毅大声打断，“你答供以前，想一想沈彩泉的口供，也想一想沈彩泉当时在场，此刻在监狱里，随时可以提出来问。”

这是提醒陈湖，现有人证在此，撒谎无用！或者，撒谎先要照顾到沈彩泉的口供，如果与沈彩泉的口供抵触，而又无法证明沈彩泉的口供不实，大可不必白费心思去撒谎。

陈湖转念到此，不觉气馁，戒备警觉的心思，一下子落了下来，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表示领会。

“好，你说下去，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预先讲好的。”

“怎么讲来的？”刚毅问，“是不是当作一个条件，拿县官的谕单，换钱坦的甘结？”

“是，是这样，钱宝生——”

“钱坦！哪里有什么钱宝生？”刚毅厉声纠正，将陈湖吓得心跳不止。

“钱坦，”陈湖不由得改了口了，“钱坦说：‘写了甘结，不就要到杭州府吃官司去了吗？’沈彩泉就说：‘不会！刘大老爷可以写一张与你无干的谕单给你。’这样，钱坦才具了甘结。”

“那么，谕单呢？”刚毅问说，“是否你写的？”

“是的。”陈湖解释，“沈彩泉说：‘谕单如果请黄师爷去写，今天就拿不下来了。不如请你写一张，我拿到里头去盖上大印，让钱老板随手带走，大家省事。’因此，我就写了一张。”

“你的意思是，沈彩泉就是县官，你就是县衙门的刑名师爷？”

“这，这话不能这么说。”

“不这么说，怎么说呢？”

刚毅的话没有错，沈彩泉可以替刘锡彤做主，而他是替黄师爷代劳，两人不就像一个是县官，一个是刑名师爷？陈湖无话可答了。

“陈湖！”刚毅认为他辞穷理屈，内心必已动摇，此时晓以利害，可以促使他彻底悔悟，所以和颜悦色地说，“我替你想想很可惜，也很犯不值！你无非身为余杭县的子民，又蒙刘大令器重，有可以效力之处，尽力而为，即有错误，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你并不是从中架弄是非，乘机敲诈勒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可是，像你现在这样，处处掩饰，处处破绽，仿佛蓄意要冤枉杨乃武、葛毕氏，这情形就不同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替人受过？”

这“替人受过”四字，打中了陈湖心坎，力量很大，不由得失声长号：“堂上明见万里，我真的是替人受过。”

“不要紧，不要紧！”刚毅急忙安慰他说，“你答的话很多，不过还没有画供，就不算落案，补救还来得及！”

“是。”陈湖重重点头，用软弱求援的眼色，望着刚毅。

“只要你自己愿意补救，本司与人为善，一定给你机会。你知道不知道，应该怎么补救？”

“请堂上明示。”

“很简单，你说实话就可以补救。”

“是！”陈湖嗫嚅着说，“不知道哪几句话不实？”

刚毅笑一笑，随又放出庄重的脸色，“这因为你不实的话太多，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停了一下说，“本司既然答应给你机会，只好破费工夫再问一问。”

于是从书办那里取来陈湖的供词，从头细看以后决定，挑最有关系的两件事，重新审问。

“钱坦一名钱宝生，你是听别人所说，自己也记不清楚，是不是？”

这是替他开脱的问法，也是为了便于他改口，陈湖当然懂得其中的用意，很清楚地答说：“是的。”

“他本人当然不肯承认，是吗？”

“是！”

“既然如此，他甘结上一定不会自己写钱宝生这个名字。你恐怕记错了，倒再想想看！”

不用再想了，既然已决定说实话，正好以话搭话，“是的，我记错了！”他说，“当时钱老板要写上钱坦的名字，我说，你这样写了，等于不写。杨乃武供的是钱宝生，不是钱坦。后来钱恺也帮着劝，说这张甘结无非装个样子，用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钱老板才照办的。”

“嗯，嗯，这才是情理中的事。我再问你，钱坦在县官面前不肯承认卖砒霜，而经你们一劝，肯写甘结了，其中一定有个他不能不写的道理。这个道理，照沈彩泉的口供看，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肯说实话！”

“一定说实话。”陈湖答说，“钱老板所怕的，就是送到杭州府去过堂，不肯写这张甘结，杭州的官司吃定了；肯写这张甘结，县官再给他一张与此案无关的谕单，官司可免，钱老板当然愿意。”

“钱坦的意思是，没有县官保证他不牵涉在内的谕单，就不肯出具甘结？”

“是的。”陈湖答说，“钱坦跟我说，我不能‘自绊石头自压脚’。”

“那么，谕单这个花样是谁想出来的？”

“是我一时想到的。当时还没有谕单这个名目，我只说，我可以去替他弄张东西出来。”

“然后，你就动笔写谕单了？”

“不是！我哪好这样子自作主张。就算我写了，没有大印也没有用。”

“照此说来，是先问了刘大令的？”

“当然。”

“谁去问的？是你自己？”

“不是的。我告诉沈彩泉，沈彩泉说：‘这要问问大老爷看。’就进去了。”

“出来以后怎么说？”

陈湖觉得这句话的出入关系很大，所以细想了一会儿才答说：“沈彩泉告诉我，刘大令的意思，为了体恤钱某人，这张谕单可以出。”

“于是，你就拟了一张谕单的稿子？”

“是的。”

“有没有给刘大令看过？”

“当然看过的。”陈湖答说，“看了好些时候才拿下来。”

“刘大令有没有在稿子上批了什么？或者照一般办稿规矩，在上面画行？”

“没有。”陈湖答说，“不过改动了几个字。”

“改动的是什么字？”

“记不得了。大致是语气改得比较活络一点，轻一点。”

“以后呢？”

“以后？”陈湖想了一下，很起劲地说，“两方面都很感谢我，刘大令还请我吃饭，我完全是好心，帮他们双方调解，公事上既能交代得过去，钱坦亦不至于受累。我做事一向是如此的，只要人家有困难，我跑跑腿，赔点气力精神无所谓。”

“嗯！嗯！”刚毅本想驳斥他一番，转念觉得大可不必，只说了句，“可惜，你热心稍微过度了些。”

“是！”陈湖乘机恳求，“堂上明见，小地方的人，见识浅，事情不知道轻重，只为了太热心，所以有的地方错了不知道。求堂上笔下超生。”

“果然情有可原的，我自然请上头从轻发落。”刚毅问道，“在这件案子里头，你还参与了哪些事，你自己说！”

这下又使陈湖为难了。他参与的事件很多，说出来都是对自己不利；但如隐瞒不说，固可搪塞一时，就怕沈彩泉再供出什么来，显得自己又在撒谎，连刚才那番实供的效用都减低了。

因而踌躇了好半天才说一件事：“后来上头派一位郑大令来查，钱坦兄弟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照实回答，果然没事。”

“此外呢？”

“此外？”陈湖装作茫然而疲累的神情，“没有啥了！”

其实，此外即令有所参与，亦已无关宏旨。刚毅便关照书办，将陈湖的口供交本人核对。陈湖看得很仔细，指出几点记错了的地方，一一改正，签名画供，便好回监狱去服他的由太医院弄来的“好药”了。

对于陈湖的口供，翁曾桂与林拱枢都很满意。包括刚毅在内，一致同意，应该传刘锡彤来问了。

这当然要禀明堂官。桑春荣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始终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另一位新任的满缺尚书，态度亦很可疑——这位尚书名叫皂保，字荫方，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进士。这一榜也是人才济济，其中有两位更于朝局大有关系：一位是文祥，满洲镶白旗人，现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明敏通发，有为有守，朝廷决大疑、定大计，最后都是他跟恭王两人主持；另一位是阎敬铭，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如今家居养病，但清廉耿介，精明务实的风格，很能一振宦海颓习。不过皂保却是庸才，而且相当势利，怕亦会想到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曲意徇庇。

因此，三个人商量下来，决定要等两位侍郎到部时，才去谈这件公事。这两位侍郎，一位是满缺左侍郎绍祺，他是当年与翁同龢一致主张本案应该驳回浙江重审的，自然会一本初衷，力主严办；另一位是到任不久的汉缺左侍郎袁葆恒。此人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袁甲三，在洪杨作乱之初，颇著战功，在两淮各地建有专祠。袁葆恒由翰林参军，先在李鸿章幕府，后来为左宗棠西征督饷，先后五年之久，最后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内调为侍郎，由吏部转刑部，为人精明强干，颇持正论。如果桑春荣、皂保有什么反对传问刘锡彤的表示，便可请出绍、袁二人来抑制。

到了第二天上午，很凑巧的，“六堂”都到了衙门，在白云亭休息聊天。于是翁曾桂约齐了林拱枢、刚毅，一起抱牍上堂，面报公事。

听刚毅讲完审问沈彩泉与陈湖的经过，心直口快的袁葆恒说：“勾串药证，铁案如山。刘锡彤就不是解任了！很可以奏请革职，归案讯办！”

此言一出，桑春荣与皂保默默无所表示，承办的三司员，却是大为宽心。袁葆恒的态度，可说超出了他们的希望。就算讨价还价，至少传刘锡彤到案来问这一节，总可以办到了。

果然，皂保还价了，“我看，”他说，“奏请革职还早了一点吧！”

“先传他来问一问，亦未尝不可。”

“是的。”绍祺附和，“我看先传他来问一问，亦不妨对质。”

“就这样吧！”袁葆恒问道，“两公对这件钦案，想来亦赞成秉公从严？”

由于“钦案”这顶大帽子笼罩着，皂保与桑春荣都不便再反对。于是很顺利地发出了公文，传唤解任余杭县知县到案应讯，公事上的措辞很温和。

这一下刘锡彤吃紧不小，跟袁来保去商量，是否可以拒绝，因为他并非案中人犯，亦非证人，自觉不该与杨乃武、葛毕氏在一案中被讯。话是有道理的，但袁来保劝他要考虑后果。

“如果说，刑部司官一定要请老兄到案，他们自然有法子。奏请上裁，是一法；行文浙江巡抚，下札子给你，也是一法。不过，”袁来保说，“那一来除了耽误工夫以外，对老兄一定大为不满。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没有意思了！”

“这杯‘敬酒’，可也不容易喝噢！”刘锡彤苦笑着说。

“总比捏着鼻子灌好得多。”袁来保说，“老兄问心无愧，去一趟怕什么？”

最后这句话很有分量，刘锡彤如果一定不肯应讯，先就显得情虚，这样，宝鋆即使肯帮忙，也会觉得无所措手。转念到此，只好硬着头皮到刑部浙江司去报到。由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三个人一起接见。

总算很客气，不是堂上、堂下很明显的审问的样子，是用东西双方，宾主相对的会晤方式，不过，“主人”后面另一张小桌，坐着录供的书办。

“杨乃武、葛毕氏一案，传唤人证，逐一研审，案情大致已经明了了。”翁曾桂说，“不过还有几点疑义，非请贵县来说明，不能了解。”

“此案纠葛甚多，”刘锡彤答说，“本县是初审，命案有钦定的限期，所以总以符合功令，尽速申详为宗旨。有许多情形，本县都是奉命办理，并非故意罗织。”

这番话已有将责任往杭州府推的意味，翁曾桂便顺着他的话说：“是的，是的，要请教贵县的，正就是贵县奉命办理的两件事。第一，贵县所传唤的爱仁堂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刘锡彤料到必有此一问，随即答道：“杭州府的公文，说杨乃武向爱仁堂店东钱宝生购买砒霜，本县出票传唤，自然是传钱宝生到案。”

“钱某到案以后，曾经声明，他不叫钱宝生，名叫钱坦，是不是？”

“不是！”刘锡彤断然否定，“钱宝生没有说过这话。”

“是没有说过，还是说了，而贵县没有听清楚？”

这实在已有开脱之意，所谓“避重就轻”，而刘锡彤是抱定宗旨，预备硬赖的，所以高声答道：“没有说过，并非我没有听清楚。”

“那么，钱坦具有甘结以后，贵县可曾给过一张谕单？”

“有的。不过，”刘锡彤很清楚地说，“甘结、谕单上的名字，都是钱宝生，不是什么钱坦！”

做“主人”的三位司官都愣住了！他们的感想相同，刘锡彤居然如此硬赖，问下去不会有结果。翁曾桂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又问：“贵县所出的谕单，何以能说此案与爱仁堂店东无关？”

“本就无关。”刘锡彤以一种傲岸冷峻的语气回答。

“你答应他不必过堂？”

“既然无关，自然不必过堂。”

这就问不下去了。再问下去，就会变成争执法理，各持一端，难有定论。翁曾桂立即做了决定，结束这一天的询问。

“是了！”他说，“贵县的意思已经了解了。还有些小小的疑义，回头我们商量一下，如果能够弄清楚，最好，否则，明天还要劳贵县的驾。大概也就是明天再向贵县请教一次，就可以结案了。请贵县听招呼吧！”

等刘锡彤辞出，刚毅首先就忍不住骂：“这个老小子，真不要脸！这么明明白白的事，居然硬赖！”

翁曾桂成竹在胸，微笑说道：“子良，少安毋躁！走，还是我请你喝‘干榨’。”

翁曾桂特做这个小东，是不愿在部里谈公事，因为他已发觉，满汉两尚书，对于传询刘锡彤的情形，都很关心，派了人在打听。而翁曾桂所设计的办法，是不能泄露的。一泄露，传到刘锡彤耳朵里，他会设法规避，譬如报病之类，那时再要弄他到刑部来，就得大费手脚。

“事情明摆在那里，这位刘大令软硬两不吃。不过，软硬之间，比较起来又是吃硬不吃软，所以像今天这样给他面子，一点用处都没有。”

“着啊！”刚毅觉得翁曾桂的话，说到了他心里，痛快无比，干了一杯酒说，“早就该给他一个下马威。”

“先礼后兵。今天这番客气不可少！”林拱枢说，“这样做法，两位尚书知道了，也没话说。”

“是的。我也是这个意思！”翁曾桂说，“客客气气问他，他不肯说，那就只好公事公办了。明天我们坐堂，还要传沈彩泉、陈湖对质，就那一堂把要问的都问了，然后开棺检验，赶在年里便可结案。”

“好！”刚毅又干了一杯酒，“这样才干脆。”

“不过，看样子，刘大令决不肯甘心到堂受讯，所以我们这番布置，明天临时再提出来。今天，大家只字不提，免得泄露风声。”

“怪不得！”林拱枢笑道，“老兄今天对他那样客气，原来是条缓兵之计。”

“不是缓兵之计，是稳住军心。”翁曾桂说，“回头我们三个人联名写封信，请他明天到部一谈。只要把他骗了来，就不怕他放刁撒赖了！”

傍晚将信送到，刘锡彤大为得意，向袁来保夸耀，说那些司官都是欠缺阅历的后辈，不知轻重深浅，越对他们客气越坏事，正合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句俗语。只有像他这种态度，反倒能使他们改容相谢。

因此，刘锡彤第二天一早到部，还是毫不在乎的神色，可是被引入浙江司的公堂，一看正面陈设公案，后面并列三椅，书办录供，差役伺候，那种“三堂会审”的格局，不由得颜色大变。

“这是怎么回事？”他神色凛然地问。

“请你老听审！”

差役很客气，而且端了张椅子摆在公案左侧，刘锡彤的气就消了一大半，不过心里着实有些发慌，不知道要审什么人？

就这当儿，翁曾桂、林拱枢、刚毅联袂出堂。刘锡彤本想站起来，但心中万分不愿，迟疑之顷，三司官已经入座，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见此光景，刚毅大为不快，灵机一动，要给刘锡彤来个下马威，当即问道：“是谁值堂？”

值堂的差役名叫毛刚，闪出来躬身答道：“毛刚在！”

“取戒尺来！”

毛刚一愣，但只能答应一声：“是！”将戒尺取来，交到刚毅手里。

“别走！”刚毅让毛刚站在公案旁边，“问案有问案的规矩，听审有听审的道理。县官七品，见了五品的司官，坐在那里动都不动，那叫什么规矩，什么道理？刘大老爷没有做过京官，也没有到刑部来过过堂，不能怪他；你值堂的就该拿这些规矩道理，告诉刘大老爷才是！来，把手伸出来！”

毛刚听得这顿责备，莫名其妙，不过司官老爷动怒，不能抗拒，眼前的几记手心不肯挨，马上就会换来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因而虽觉万分委屈，仍旧乖乖地将手掌伸了出去。

“我打你个不懂规矩道理！”刚毅拿起戒尺，重重打了两下，然后喝道，“下去！你再不懂规矩道理，我还要打！”

刘锡彤见此光景，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而毛刚也终于明白了，刚毅是借题发挥，自己无缘无故替刘锡彤挨了打，这一口怨气非出不可！

于是，他走到刘锡彤面前，请个安说：“多谢刘大老爷的栽培！”说完，掉头就走。

刘锡彤又羞又气又恨，脸上一阵阵青红不定，而翁曾桂却开口问了。

“刘大令，我问你——”

“你问我？”刘锡彤突然跳了起来，像疯病突然发作似的咆哮着，“我是奉旨来会同检验的，不是来受审的！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还做什么司官？真是岂有此理！”

堂上堂下，无不诧异。翁曾桂倒还沉着，“你不用忙！”他说，“开棺检验也快了！”

不管是发威还是发脾气，必得有人响应、附和或者相劝，固可助长威势，哪怕对吵对骂，亦可以持续。

如今堂上堂下都出以冷静，只有翁曾桂这样冷冷地答一句，刘锡彤就想再闹也闹不起来，颇有难以落场之势。而刚毅却更刻毒，仿照“审头刺汤”陆炳对付汤勤的办法，断然撤座。不过不必出声，只做个手势，那挨了打的毛刚，立刻就把刘锡彤的椅子移走了。

这一下搞得刘锡彤更为尴尬，欲待发作，只为刚才的脾气发得太过，劲道一泄无余。想想只有拂袖而去，才是保全面子的办法。

谁知他刚一移步，翁曾桂已经开口：“带沈彩泉！”

听得这一声，刘锡彤的脚步不由得就是一顿挫，刚毅却以揶揄的口气问道：“刘大令，你不听听你的门丁供些什么？”

“听就听！”刘锡彤负气答说。还有半句话，“你以为我情虚怕听？”却是到了口边，又咽回去了。

等到差役将沈彩泉带上堂来，他一看刘锡彤气鼓鼓地站在那里，不由得便有些畏缩。刚毅便拉一拉翁曾桂的衣服，表示让他来问。翁曾桂会意，而且也有自知之明，若论从文书中去研判案情，他并不逊于刚毅；谈到笔下，更远胜于刚毅；可是坐堂问案，刚毅的敏捷明决，却自叹不如。所以点点头表示同意。

刚毅是在想，刘锡彤的气焰大挫，就这堂便可将他问得哑口无言。但沈彩泉见了主人，不免畏惧，如果吞吞吐吐说得不实在，刘锡彤的气焰复长，便成了波折，再要传刘锡彤来问，便成妄想。那时说服堂官，用严厉的手段，迫使刘锡彤就范，固无不可，但很费手脚。所以，他决定给沈彩泉来个“下马威”，要教他怕问官甚于怕主人，局面就可以彻底控制了。

“来啊！”他威严地喊，“伺候大板子！”

“喳！”管行刑的差役，将一条五尺五寸长的大竹板，使劲往青砖地上一摔。

“沈彩泉！”刚毅清清楚楚地说，“你的口供都在这里，你是识字的，口供经过你自己看过，画过押，都是你自己承认的实情。现在我再问你，如果你有一句跟前供不符，看我不打烂你的两条腿！”

“是！小的不敢。”

“谅你也不敢胡乱翻供。”刚毅说道，“你把当时验尸的情形说一说！”

沈彩泉第一次如何答供，已不能记得很清楚。他心里在想，只要照实答供，总不会错。因而从到现场说起，沈祥如何喝报，他如何“纠正”沈祥，不应是因烟毒而死，以及葛小大尸首肿胀，口鼻间有血水的情形，供得比第一次更详细。

这一下，立刻就出现了与余杭县报杭州府公文不符的情形。

“余杭县刘大老爷，”刚毅改用一种道员、知府对县官的客气称呼，“原验葛品莲的尸身，仅不过口鼻流血，你报府的尸格，填的是‘七窍流血’。口鼻只有两窍，还有五窍是怎么回事？”

改填“七窍流血”是陈湖出的主意，但责任却完全在刘锡彤身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怎么样解释也无用。刘锡彤将心一横，扭过脸去，不理不睬。

“哼！”刚毅冷笑，“谅你也无话可说。”接着又吩咐：“沈彩泉，你把传爱仁堂店东钱坦到案审问，一直到释放的经过说一遍。”

前面验尸的那一段，刘锡彤还不大在乎，及至听沈彩泉讲这一段，如何陈湖陪着钱坦来询问案情，如何拿杨乃武在杭州的供单给他们看，如何受托到花厅去探看县官审问钱坦的情形，如何将钱坦领出来加以威吓，倘不承认卖砒霜便要解到杭州府，如何由陈湖劝钱坦出具承认卖砒霜的甘结，越听越紧张，越听越愤怒，心惊肉跳，大为局促了。

及至听到沈彩泉说，陈湖拟好一张与钱坦无干的谕单，送到签押房时，刘锡彤心恨出卖主人的恶仆，再也忍不住了，抢步上前，握紧老拳往沈彩泉脸上捣了过去。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混账东西！”刘锡彤口沫横飞地厉声喝骂，“满嘴喷粪，胡说八道！”

一面骂，一面揪住沈彩泉乱打，堂上当然看不过去，齐声叱斥：“住手，住手！”

刘锡彤恼羞成怒，什么都不顾了，将头上七品顶戴的一顶官帽取下来，狠狠摔在地上，跳着脚大吼：

“我拼老命了！你们参革我好了，随便怎么处置我好了！”

到此地步，已无法再往下审了，实际上亦无须再审了。翁曾桂做主，先行退堂，沈彩泉还押，刘锡彤饬回。然后一起商量，都认为案情已经明了了大部分，钱坦不曾卖过砒霜给杨乃武，杨乃武亦不曾指使葛毕氏毒杀亲夫。至于葛品莲死后检验，并无七窍流血的情形，口鼻之间有血，大概是由于天时炎热，停尸未殓，以致发生尸变。不过，葛品莲虽可确定不是死于砒毒，究竟是病死，还是另有其他死因，却无从研判，那就只有开棺检验之一法了。

“案子到此地步，杨乃武、葛毕氏的沉冤大概可以昭雪了！”袁葆恒说，“不过最后这道检验，是全案定谳的最大关键。万一年深月久，检验不出确实结果，仍旧成了疑案，无以折服民心。这一层不可不防。”

“是！”翁曾桂答道，“类似案情，尚无前例，能不能检验出确实结果实在难说。司官在想，这一案只有尽其在我，尽量开诚布公，共见共闻。至于检验一事，当然也要力求慎重周详。”

满汉两尚书亦同意袁葆恒的看法，检验必须慎重。因此，承办的三司官商量下来，决定行文顺天府，传齐所属州县的仵作，共同检验。至于检验的地点，自然以停放葛品莲尸棺的海会寺为宜。

凡是类此公事，照例责成首县办差。顺天府的首县是大兴县，海会寺在朝阳门外，亦为大兴县地界，更是责无旁贷。因此，除了由刑部行文以外，翁曾桂特地去拜访大兴县知县汪家勋，当面商洽一切。

“用海会寺有点麻烦。”汪家勋说，“东城两处施粥厂，一处就在海会寺，每天去领粥的贫民，总有上万之多，拥挤不堪，诸多不便。果然要用海会寺，只好请各位大人将就。”

“能将就当然将就。请教，是怎么个将就法？”

“第一，地方很脏；第二，那万把人的粥施舍完，已经大天白亮了，收拾地方，陈设公案，也得个把时辰，早了不行。”

“这倒不要紧。”翁曾桂说，“就正午检验也不妨。日正当中，阳光充足，检验反而合适。”

“这一说就从容了。”汪家勋说，“到时候，我先备饭，吃完午饭再动手。”

“太费心了！我先替本部六位堂官谢谢。”

“这是分所当为。怕不中吃，请六位大人，众位老兄包涵。翁兄，请问，是三法司会审，还是光是刑部各位，人数一共多少，请给我一个确数，我好预备。”

“此番不是会审，只是检验，本部六堂都到，司官大约七八位，不过差役很多，顺天府的仵作全要到，请汪大老爷格外招呼一下。”

“全到！”汪家勋深为讶异，“顺天府所属五州十九县，仵作全到就是二十四名，何用如此之多？”

“无非因为钦命案件，而且此案已经通国皆知，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已。”

“是，是，”汪家勋又问，“检验定在哪一天？”

“早了，各州县的仵作赶不及到京；迟了，大家要过年，也不合适。如今定在十天以后。”

“今天十一月二十九，十天以后就是十二月初九？”

“是的。”

顺天府所属，除大兴、宛平、西京县以外，二十四名仵作，在十二月初七那天就到齐了。刑部的仵作王七，是他们这一行的“龙头”，又是地主，少不得要摆酒相迎。是在“砂锅居”请吃白肉，筵开三席，吃饱喝足，就在那里商量正事。

“浙江余杭县这桩案子，各位弟兄想来都听说了。我听司里的老爷们说，这一案如果真的翻过来，红顶子都得坏一两颗！如今案情是大致清楚了，可是光问不管用，到头来还是要看人是怎么死的！所以这件案子到底冤枉不冤枉，全得看咱们的眼力，凭咱们一句话。这个关系，可真不轻！”

酒酣耳热之余，听得这么几句话，自足以令人兴奋。仵作这一行，算得是天下最无趣的行业之一，执业时目之所及，鼻之所接，手之所触，无一不令人作呕；而责任却又甚重，命案关乎疑犯生死，一点马虎不得。验出了真正的死因，命案破得漂亮，判得公正，“青天大老爷”的名声是县官的；若是验错了，如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便得千里迢迢，来吃官司。真所谓“吃一行，怨一行”，当到仵作，没有一个不是自怨入错了行。如今能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仵作口中的“喝报”，可以喝掉一两颗红顶子，总算有露脸吐气的一日，实在是一番绝大的安慰，然而，也要显得出本事，才能露脸吐气。时隔两年的尸首，怕是早已化成一堆白骨。蒸骨验毒之法，师弟相传，已历多年，但也只是口耳授受，谁亦不曾有过实务的经验，倘或辨认不清，二十几名仵作，全如废物，那不但不能露脸，反将这一行的脸都丢尽了。转到这一念头，每个人心上都拴了一个疙瘩。

其中有一名来自涿州的仵作，虽非“龙头”，行辈甚高——北五省各州县的仵作，大多出自刑部一个已经告退的老师仵作顾良的门下。顾良亲自教导的徒弟而还在当差的，已只剩下三个，这涿州的仵作魏振魁，便是其中之一。此人站起来说道：“这趟差使，要办得漂亮很不容易。二十几位弟兄会同检验，也是从来没有的事。我都想不出，应该怎么个验法？你看一看，他动一动，一个说病死，一个说中毒，这样子乱七八糟，可不是一回事。咱们得定出一个章程来：第一，要验得真；第二，要说得准，譬如中毒，中的是什么毒？也要说得明白。最要紧的是，咱们得推出一位来动手，另外也可以推几位做帮手，可是喝报只能一个人。一切都听他的！”

大家都以为是，而且魏振魁的行辈高，就推他动手主验，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魏振魁却另有主意。

“承蒙各位弟兄抬爱，本来不应该推辞。不过，一个人能吃几碗饭，自己知道。这趟差使，我实在没有把握。”魏振魁略停一下又说，“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顾二太爷当过五十多年的差，见多识广，像这样的案子，他手里一定经过；再说，顾二太爷辛苦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子露一露脸的机会，我的意思，想捧他老人家一场。各位弟兄的意思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说的？”众口一词地回答。

“话虽如此，是怎么个捧法呢？”魏振魁成竹在胸，但是此刻还不能细说，因为先要去问一问顾良。

如果他也没有把握，那把他请出来，就变成害他出乖露丑了！

既这么说，便只有一个办法，一切都请魏振魁安排，到时候听他的招呼。

十二月初九一早，朝阳门的城门简直塞住了，不过出城的多，进城的少；而出城的，十之七八是到海会寺，为的是看热闹。

久住京城的人，自称是在“天子脚下”，凡事讲究“有谱”，特别重视所谓“独一份”。验尸动用到二十余名仵作，不说绝后，至少空前，此事就可上谱，当然不容错过。

因为如此，这天赶早到粥厂的人也格外多，打算着喝完施粥，晒晒太阳，既饱且暖，到中午看看这“独一份”的热闹，也是一乐。

到得十点多钟，海会寺里里外外已挤得水泄不通。大兴、宛平两县及步军统领衙门，都派出差役兵丁，维持秩序。十一点刚过，绿呢后档车陆续而来，刑部六堂官，满汉尚书，左右侍郎皂保、桑春荣、绍祺、袁葆恒、麟书、钱宝廉都已到齐。司官八位，除了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以外，还有秋审处的总办，以及总司庶务的堂主事，与提解人犯的提牢厅主事，是早就在伺候差事了。大兴县办差，备了六大碗，一火锅的三桌午饭，吃完开审，正好是午正时分。

公堂设在大雄宝殿前面，有现成的粥厂席棚可用，正面摆三张长桌，是“六堂”的公座；左右各设两张长桌，八司官相向对坐；司官后面是书办，除了录供的有一张小桌以外，其余的都站着伺候。

到得刑部六位堂官升座，两廊及南面叠成好几层的人墙，顿时肃静无声，因而西配殿传来的哭声，隐约可闻——这是沈媒婆在哭儿子，小白菜在哭自己。系狱三年有余，可望重见天日，激动得泪流不止。

于是桑春荣咳嗽一声，左右看了一下，说道：“动手吧？”

“是。”皂保答说，“请老前辈主持。”

桑春荣点点头，略略提高了声音说，“请浙江余杭县的刘大老爷上堂。”

刘锡彤也在西配殿，跟有关人犯葛品莲的尸棺在一起。上得公堂，照州县见督抚的礼节“庭参”，递上“手本”，自己报名，一跪三叩，起身站在旁边，半斜着身子望着桑春荣，等候问话。

“刘大老爷，”桑春荣说道，“上谕派你跟同检验葛品莲的尸棺，回头你可要自己留意，倘或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赶紧要声明。”

“是！”

“好！你先请下去。”

等刘锡彤退回西配殿，桑春荣向坐在西面的浙江司三司官问道：“仵作传齐了没有？”

“传齐了。”

“都叫来！”

于是东配殿出来一队人，刑部的仵作领头，魏振魁紧跟在后，二十几名仵作，个个昂首阔步，到得公案前面，排齐了磕头。接着便由提牢厅主事，依照名册，高声点名，也就等于为堂官引见。

“今天是什么差使，你们都知道吧？”

“喳！”大家齐声答应。

“这件案子，已经天下闻名了！”桑春荣说，“所以惊动到朝廷，牵延到今天，都因为当初验尸马虎的缘故。如今也还是要靠你们检验之后，真相才能水落石出。你们的责任很重，一点都马虎不得！”

“喳！”又是响亮的齐声。

“本部承审钦命案件，格外慎重，所以把你们顺天府属的所有仵作都邀了来，会同本部仵作，一起检验。想来你们总商量过，应该怎么下手？”

“是！”刑部仵作王七答说，“回大人的话，仵作人数太多，每一个人都去看一看，也得耽误好些工夫。差人几个商量过，部里传唤当差，亦无非怕一两个人识力有限；或者各有所长，有的善看斗殴而死的，有的善看上吊而死的，有的善看服毒而死的，如果验出来有什么异样，总有人可以看得出一个究竟。原是集思广益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经过二十几个人的手。所以，差人们商量，公推涿州的仵作魏振魁动手，如果他有什么看不准的地方，大家再帮他。”

“好！”桑春荣深深点头，“你们的办法很好！谁是魏振魁？”

于是，王七将魏振魁推了一下，他便踏出来请个安答应：“小的就是魏振魁。”

“你是涿州的仵作，当差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那是老手了！”桑春荣问，“你以前经手过类似的案子没有？”

“没有！”魏振魁说，“不过，陈年的尸骨，看过许多。”

“噢！”桑春荣问，“是怎么看到的呢？”

“因为常有盗墓的案子，陈年的尸骨，每每丢得满地皆是，甚至于男尸、女尸，混杂不清。小的要把它归理清楚，按照人身上的部位，拼凑好，重新埋葬。”

“这样说，你倒是泽及枯骨，积了许多阴功！”说到这里，桑春荣转脸看着翁曾桂问，“我们也要先验一验吧？”

翁曾桂起身答说：“定例只准复检，不准三检。今天验过，以后不准再验，关系很重。司官的意思，请哪位大人看一看，以昭慎重！”

桑春荣随即指定袁葆恒检验，由翁曾桂与秋审处总办余撰陪着，在殿前走廊上设了临时公座，身后站着司官及奉旨跟同检验的刘锡彤。所有的仵作，亦由王七与魏振魁率领，在东面一字排开，伺候差使。

“把葛品莲的尸棺抬出来！”袁葆恒说。

就这一声，四周看热闹的人，立刻都向西配殿注目，不一会儿，八名杠夫抬出一具贴满了封条的棺材来，头东脚西，横着放好，可以开始检验了。

“请大人先验封条！”翁曾桂说。

“好！”袁葆恒回身看了一下，“刘大老爷，请你也来，仔细看一看。”

“是！”脸色憔悴异常的刘锡彤，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了回来，先向袁葆恒请个安，跟着到了尸棺旁边。

其实，尸棺的外表是无须查看的，因为五花八门，宽狭长短的封条，重重叠叠，都贴在棺盖与棺身接合之处，绝无如外间所传说的，棺中葛品莲的尸首，已被掉了包。但手续不能不做，袁葆恒略微看了看，转脸问刘锡彤：“可是原封未动？”

“是！”刘锡彤答说，“卑职一路押运了来的，绝无毛病。”

“那就好！开棺吧！”

说完，袁葆恒转身回座。刘锡彤却仍旧站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何滋味。

“刘大老爷！”带领下手来开棺的魏振魁说，“你老请让一步，我们好动手。”

等刘锡彤一让开，魏振魁先抹了一阵鼻烟，方始指挥下手开棺。江浙的棺材，做得很讲究：棺身上方做一道凸槽，棺盖下面则挖一道凹槽，盖棺时由一端将棺盖推入，名为“落槽”。然后上榫头——榫头一共四枚，两头宽，中间细，形如线板。棺身两侧，各有同样形状的两个槽，槽身一半在棺盖，一半在棺身，及至将榫头嵌入，严丝合缝，正好将棺盖棺身锁住。若要启棺，除非劈开，以为可以取出榫头，推开棺盖，那是决不可能的事。

此时开棺，当然也要用到刀斧。先将棺身两侧合缝之处的油漆刮掉，然后用一把利斧斩断榫头，这就等于开了锁，棺盖可以移动了。

这时才是魏振魁亲自动手。手持斧头，刃口向上，只用斧背，走到棺材底端，看准了地方，使劲一击，棺盖略有些活动的意思。心中宽慰，手上却停了下来。

“各位老爷！”他大声说道，“棺盖马上要开了！里面作兴有气味冲出来，请各位老爷，最好先拿鼻子塞一塞。”

于是，有的取手帕捂鼻子，有的从荷包里掏出一粒辟瘟丹塞在嘴里。等大家准备妥当，魏振魁在棺盖上连着击了数下，棺盖一寸一寸地往另一端推移。约莫分离三四寸的程度，魏振魁又住手了。

这是因为槽道上已相当圆滑，无须再作敲击。魏振魁招呼手下，用手将棺盖推开，自己捂着鼻子往棺中探看。

葛品莲的尸首，已只剩下一堆骨头，但皮肉虽消，衣服却还没有完全烂光。至此，魏振魁的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按照规矩，向翁曾桂打个千儿说：“尸棺已开，请目验！”

翁曾桂觉得有些头晕，不敢走近尸棺，怕有污浊之气上冲，便向刘锡彤说：“请刘大老爷看明白。”

刘锡彤的心情很矛盾，想看而又怕看。他怕看的原因与翁曾桂不同，并非为了怕闻到腐尸所积贮的邪浊之气，而是怕见真相。但真相如何，关乎个人的祸福穷通，却又舍不得不看。

就这迟疑之际，发觉万千条视线，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顿时警觉，自己这种畏缩的神情，便是情虚的模样，大非所宜。转到这个念头，怕看的心思完全被驱散，踏上两步，探头向棺中望去。

遽然一望，眼花缭乱，因为棺中杂物甚多，一时分辨不清，便向魏振魁问道：“哪是尸骨？”

“这不是！”魏振魁用手中所持的火钳一指。

刘锡彤仔细看去，不觉惊喜，原来尸骨已经发黑！这不是毒死的明证？随即又想：这件事有点奇怪，莫非案外有案？葛品莲确是中了毒，不过毒物不是来自爱仁堂，而指使的亦非杨乃武？果然如此，自己担何责任？应该持何态度？

事出意外，一时想不明白，只是发愣。翁曾桂却在催问了：“刘大老爷！你看明白了没有，可是葛品莲的尸首？”

刘锡彤定定神答道：“葛品莲的尸身皮肉，已经腐蚀不存了，只能从衣饰去辨认。死者入殓时，是何服饰，我不知道。”

“这么说，要传死者的亲属来辨认？”

“这，不必了！”刘锡彤说，“棺材不错，里面的尸首也不错。”

“是葛品莲尸首的正身？”翁曾桂追问一句。

“是的。”

“那好！刘大老爷你请过来。”

翁曾桂领着他到一旁刚设置的、准备填写尸格的小桌边，请刘锡彤自行具结，验明葛品莲的尸棺，并无任何异状，棺内亦系葛品莲尸首的正身。办完这手续，方去请堂官来自验。

袁葆恒勇于任事，亲自下座察看：发觉尸骨发黑，亦颇讶异，便问魏振魁：“这是不是中毒而死的样子？”

“回大人的话，要验了才知道。”

“那就赶快验吧！”袁葆恒吩咐了这一句，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这到了揭露真相的时候，堂上堂下莫不屏声息气，视线随着魏振魁的动作而转移。只见他用火钳夹出几块尸骨，放在下手所持的一个木盘中，然后用新棉花蘸着烧酒，擦洗了好一会儿，方始翻来覆去地映照察看。

旁观的人当中，最关心检验结果的是刘锡彤，双眼一直盯在魏振魁的脸上，想从他的表情中窥知消息。

谁知魏振魁深沉之极，脸上任何暗示都没有，平静而沉默地看完，方始有了一种表示：微微摇头。

“翁老爷，”他说，“除非有一位老司务来，谁都验不出结果。”

“噢，”翁曾桂急急地说，“谁啊？”

“原是刑部的老仵作，也是小的业师，姓顾，单名一个良，如今已经告老了。”

“顾良！啊！”翁曾桂说，“我听说过这个人。不过，他告老了，怎么办？这位老司务，今年多大岁数？”

“七十八。”

“七十八！”翁曾桂怀疑，“这么大岁数，眼力还行吗？”

“行！翁老爷问王七就知道了。”

于是，翁曾桂招招手，将王七唤了过来，拿魏振魁的话告诉了他，王七随即答说：“翁老爷，顾老司务是我们这一行的老前辈，今年虽然七十八岁，行动有些不便，不过耳聪目明，精神还是很好，小的本来就在想，这件疑难大案，必得把这位老司务请出来，差使才能办得漂亮。不过——”他面有为难之色，没有再说下去。

“你说，”翁曾桂问，“不过什么？”

“顾老司务本人倒无所谓，他的儿子不肯。”王七解释原因：“他的一个小儿子是武举人，买卖做得很发达，所以顾老司务在家纳福，日子过得很舒服。他儿子说：这一行的身份不高，从前部里有名字，身不由己；既然告老了，何必还要见官磕头去当差？又说：老人家行动不便，如果磕磕碰碰，出点什么纰漏也不大好。”

“那，”翁曾桂说，“这也不能强人所难。我且问你们，是不是另外还有好手？”

“有啊！可是太远，曹州府的仵作林猫眼，也是有名的。”

“曹州府在山东，不必去谈他了！”翁曾桂很清楚地问，“除了顾司务，别人就验不明白？”

“是！别人一定验不明白。”魏振魁的回答，亦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一个是他徒弟，一个是他后辈，他就算帮你们的忙，也不能不出来啊！”

“翁老爷说的是。顾老司务为人热心，倒是肯的，无奈他的小儿子不肯。”王七停了一下说，“如今只有再去商量商量看。”

翁曾桂环视四周，堂上堂下都是等得不耐烦的神色，何能让王七去从容商量？“你看，”翁曾桂指一指周围，“照这个样子，非把顾司务马上接来不可！你定得想法子。”

王七略停一下，做出一种下定决心的神态，“这样，翁老爷，”他说，“请你老到上头说一声，能不能请桑大人派车接他一接？赏了这个面子，顾家不能不识抬举。”

“那容易，只要你有把握。”

“有把握。”

“好！”翁曾桂问，“顾司务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朝日坛附近。”

“那不远嘛！好，我马上去回。”

上堂回明，桑春荣自然允许。于是，立即派车去接顾良，在此等待期间，暂且退堂休息。而看热闹的人，却已传开了消息，说是确为中毒，但中的什么毒，还不明了，须请高人来鉴定。

由此传说，又引起另一个传说，说是刑部尚书奉有两宫皇太后的懿旨：如果小白菜谋杀亲夫，审问属实，即时凌迟处死。因而便有人悄悄商议，只等检验有了结果，证实葛品莲是中毒而死，不消说得，必是小白菜下的毒，那就得赶紧到菜市口先占一个好位置，细看小白菜千刀万剐。

辰光就在这些荒诞不经、毫无根据的流言，被津津乐道、辗转传布之中，不知不觉地打发了。唯有刘锡彤的感觉，真个度日如年，好不容易听得辘辘车响，都道：“来了，来了！”刘锡彤的感觉又一变，如待决之囚，既希望早知结果，却又怕结果是判了重罪，因而茫然地随众望着，心里七上八下地，不辨是何滋味。

终于，在拥挤的人丛中，出现了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王七，殿后的是魏振魁，中间一个长髯飘拂的老者，就是顾良。他行动迟缓而精神奕奕，穿一件老羊皮袍，戴一顶“三块瓦”的皮帽，手里持一根旱烟袋，在全场注目之中，从从容容地走着。到得与浙江司三司官近了，站住脚向魏振魁招招手。

“振魁，把你的大帽子给我。”

“大帽子”就是红缨帽，差役仆从见官，戴红缨帽是一种尊敬的表示。顾良换戴了帽子，正待请安行礼，刚毅已经扶住了他。

“顾司务，”刚毅问道，“你还认不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顾良答说，“我告老的那年，刚老爷刚刚到部。”

“这样说，”刚毅指着翁曾桂与林拱枢说，“这位翁老爷跟林老爷，你大概没有见过。”

“是！不过，没有见过可听说过。翁老爷是翁师傅的侄少爷，林老爷是两广总督林大人的五少爷，都是大有来历的人。”说着，作了个罗圈揖。

“好说，好说！”翁曾桂一面摆摆手作为还礼，一面指一指上面，“我带你去见六位大人。”

这时刑部六堂，包括袁葆恒在内，都已回归原座。等官带领，王七与魏振魁将顾良扶上堂，桑春荣大声说道：“顾良，你的腰脚不便，不必行礼了！”

“刑部大堂，威严要紧，礼节不可以随便！”顾良向左右说道，“你们扶我磕头。”

到底还是磕了个头，方始起立回话。“顾良，”桑春荣说，“你的精神倒还好！”

“是！托大人的福。”

“眼力呢？”

“看远的不行了。”

“这样说，看近的还是可以。”桑春荣问道，“把你接来帮忙，你总知道了，是怎么一件案子。”

“是，知道。”

“你看，葛品莲的死因是什么？”

“回大人的话，要看了尸骨才知道。”

“不错！就费你的心了。”

“是！”顾良作个揖，“趁阳光正好，顾良马上动手。”

于是，顾良长揖而出，仍由王七与魏振魁扶到殿外，与翁曾桂等人，坐在一起。二十余名仵作，都是他的后辈，纷纷前来问讯道好，“老师父，老师父。”喊得洋洋盈耳，着实有一番威风。

“各位少礼，公事要紧！”顾良喊一声，“老七！”

“是！”王七答应着。

“余杭县原验的仵作在不在？”

“在。”

“好！”顾良转脸说道，“三位老爷，我想找原仵作来问几句话。不知道行不行？”

“怎么不行？当然行！”刚毅便着人将沈祥带了上来。

沈祥脸色灰败，瑟缩不安地先给三司官行了礼，然后向顾良作了个揖，“老师父！”他说，“你是老前辈，总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苦楚，身不由己。”

“我知道，这些题外之话，暂且不谈。我先请教你，当初你验出来的死因是什么？”

“不瞒老师父说，我没有啥经验，实在看不准。”沈祥答说，“看样子是中的烟毒。”

“烟毒？”顾良问，“银针上是什么颜色？”

“有点发黑。”

“师父，”魏振魁插嘴，“这不足为凭！他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洗过。”

“嗐！”顾良说道，“你学这一行，还没有满师嘛！”

“没有法子。县官不肯另外补人，只好——”

顾良没工夫听题外之话，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也不必谈检验的规矩、诀窍了。我只问你，当时表面看到些什么？”

沈祥想了一下答道：“尸身因为隔了两三天，天气又热，有些发胀了；肚子上青黑色的水泡很多，一按就破；口鼻有血水。”

“噢！”顾良问道，“水泡按破了，里面的肉是什么颜色？”

“红中带紫。”

“红中带紫？噢，噢，好！费心，费心。”顾良喊一声，“振魁，你取捡一块腮门骨来！”

“是，师父！”魏振魁问，“就是一块腮门骨？”

“对！就是这一块好了。”

于是，魏振魁走到尸棺前面，略略看了一下，捡起顾良所要的那块骨头，用个朱漆盘托着，送了过来。

这就是检验了！全场肃静无声，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顾良。只见他站起身来，将那块灰黑色的腮门骨，取在手中，用大拇指擦了两下，定睛一看，随即抬起头来，看一看阳光——日色向西偏，他面西北而立，用左手遮在眼旁，挡住斜射的阳光，右手两指拈住那块腮门骨，映日照看，看完一面，翻过来再看一面，不过抽一袋水烟的工夫，便将那块骨头，放回托盘。

“请三位老爷领我上堂。”

三司官无不惊异，也无不怀疑，莫非这么一下子就有了结论？其中刚毅比较性急，忍不住发问：“顾司务，你已经看出来了？”

“是！”

“怎么样？”

也不知是顾良没有听见他的话，还是装聋作哑，有意卖关子，竟不作回答，只转脸问魏振魁：“带着剉刀没有？”

“带了。”

这时，翁曾桂想了一件事，向刘锡彤招招手说：“刘大老爷，请你一起来！”

“是，是！”刘锡彤求之不得，急忙答应。

于是，王司官领头，王七捧着盛了尸骨的长盘，魏振魁搀扶顾良，跟在后面，后面还有一个步履蹒跚的人，就是刘锡彤。

堂上望见人影，亦复惊奇。“看样子，鉴定了！”袁葆恒赞叹着说，“到底姜是老的辣！”

“只怕不尽然。”桑春荣表示怀疑，“如果是这么容易的事，又何至于惹出这么多的纠葛？且听他回复了再说。”

一行数众，上得堂去，翁曾桂躬身说道：“回六位大人的话，顾司务检验了死者的一块腮门骨，结果已经有了。”

“噢，”桑春荣问道，“可有中毒的迹象？”

“没有！”顾良朗声答说，“此人是病死的！”

此言一出，刘锡彤突然一哆嗦，神色大变，浑身越抖越厉害。林拱枢眼尖，赶紧指挥值堂的差役，将他扶住。

公案后面的六堂官，此时不由得身子都往前倾。桑春荣放下手里的鼻烟壶，先指一指托盘，方始问道：

“从何见得？你说个道理看！”

“是！”顾良向王七做个手势，示意将尸骨送上公案。

“骨头是黑的。”

“是！”顾良答说，“表面发黑，是因为棺材里头石灰包摆得少了，潮气未净，长了霉斑。倘或中毒而死，骨头里外都是黑的。大人，这块骨头，外黑里白！”

“里白？”袁葆恒的信心动摇了，将尸骨用两只指头夹住，就亮处照看了一下，不解地说，“怎么看得出来，里头是白的呢？”

“大人当然看不出来。”顾良笑道，“如果看得出来，就用不着仵作了。大人如果不信，当场试验。”

“对！”翁曾桂接口，“你试验给堂上看。”

顾良点点头，向魏振魁说：“你去剉开来给诸位大人看。”

魏振魁点点头，踏出来先朝上打个千，然后起身走到公案前面，一只手拿剉刀，一只手拿尸骨。原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但双手却微微发抖，因为心里紧张，万一剉去表面，里头也是黑的，那就不知道师父怎样才能下得了公堂？

就在这心神不定之际，突然想到，师父说尸骨表面是受潮所生的霉斑，且先看看，这话可准？

魏振魁的眼力，虽不及他师父能够看透内部，表面的情况不能看不明白，而况已被提醒，更易明了。

定睛注视，果然不错，确是霉斑！

这一来，信心大增，手上也就很利落了。一刀剉下去，欣慰不已，只觉得剉面白得可爱！于是翻过那块腮门骨来，又是一剉刀，两面尽皆莹白，与未剉的部分对照，黑白分明，毫不含糊。

“大人请看！”魏振魁将尸骨放回盘中，双手捧起，得意地说。

由桑春荣开始，刑部六堂官递相传观，个个惊异欣慰，唯有刘锡彤的脸色，跟尸骨上的剉面一样的白。

“顾司务，你好眼力！好本事！不过，你肯不肯具一张结？”桑春荣说，“具结复检不误，确是病死。”

“是！是！这是公事上一定的规矩。”顾良答说，“照规矩，仍旧要节节检验，填具尸格，以魏振魁动手，顾良具结就是！”

“好！”桑春荣突然提高了声音喊一声，“刘大老爷！”

“是！是！”刘锡彤张皇失措地，“卑职在。”

“刘大老爷，刚才顾司务的话，你总听见了？”

“是！听见了。”

“上谕派你跟同检验，你把这块骨头仔细看一看。”说着，桑春荣将托盘往前一推。

这是自己祸福所系，刘锡彤当然要看个明白。从腰里挂着的眼镜袋中，取出一副铜脚玳瑁杠的老花眼镜戴好，取起尸骨，仔细检查。

“这里面，也不能说全是白的，有点发黄。”

“不管发黄发白，反正不是发黑，表里不一，是不是？”

刘锡彤很吃力地答一声：“是！”

“不是发黑，就不是中毒而死，是不是？”

“那，那要看《洗冤录》。”

这一下恼了袁葆恒，“白公请看，”他向桑春荣说，“到此地步，他还不肯认错！我看非参不可了！”

桑春荣点点头，对堂下直呼其名了：“刘锡彤，你早肯看一看《洗冤录》，又何至于搞出这么一个大乱子！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下去听参吧！”

刘锡彤到得此时，才知一着错，满盘输！勉强答一声：“是！”一步重似一步地退了下去。

其时外面已经得到消息，只听一片“嗡嗡”的声音，都是以兴奋惊异的神色，在小声议论，有的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夸奖顾良的本领，有的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庆幸，有的大骂刘锡彤，有的歌颂朝廷圣明，有的赞扬刑部官员，而一致关切的，则是此案作何结束？

就这样议论纷纷，秩序有不能维持之势，不得不嘱咐大兴、宛平两县派来的差役，上紧弹压。先是大声呼喝：“别出声！别出声！”继之以用长长的皮鞭，向出声的人头上挥了下去。不消三五下，顿时又肃静无声了。

这时已经下午三点钟，冬日昼短，天黑在即，要赶快结束退堂。这天重在检验，但虽有结果，还有道手续要办，除了顾良以外，顺天府属所有的仵作，以及一干人证，包括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以及杨、葛两家亲属在内，均须一一询明，对检验的结果“骨白无毒”，有无异议。

谁也不会有异议，连沈祥亦俯首无言。既无异议，便也要具结。等这些手续办完，宣布退堂，暮色已现，刑部六堂官先套车回家，留下司官，收拾残局，直到天色黑透，方始竣事。

“总算有了结果！”累得精疲力竭的刚毅说，“这一下，可以轻松几天了。”

“不然！”翁曾桂拦他的兴头，“检验虽有结果，棘手之事，方兴未艾。”

“怎么呢？”刚毅愕然。

“你想，这一案要牵连多少人？”

“我知道。”刚毅答说，“咱们按律拟罪，不管巡抚、学政，公事公办！”

“好吧，子良兄，你试试看。”

刚毅听得翁曾桂的话，不免有点赌气。第二天很早就上衙门，拟了一个奏稿，约齐翁曾桂与林拱枢，抱牍上堂，要求判刑。

桑春荣看这个奏稿，除了说明检验经过以外，奏请之事：第一，刘锡彤革职；第二，杭州府知府及所有被委复审的官员，解任听勘；第三，请旨饬浙江巡抚杨昌濬及浙江学政胡瑞澜，何以未能审明真相。

看完奏稿，桑春荣大摇其头。“不必这样子大张旗鼓！”他说，“刘锡彤革职是应该的，其余的不必牵涉太多。”

“大人！”刚毅抗声说道，“昨天的情形，大人看得很清楚吧？此案朝廷威信所关，本部观瞻所系，非比等闲，应该切切实实办一办。”

“切实不错，孟浪不可。你们三位，”桑春荣把奏稿递了过来，“请照我的意思，重新拟稿。”

刚毅还想再争，翁曾桂拉了他一把，示意他不必多说。回到司里，这样劝他：“子良兄，事缓则圆。

上头既然承认应该办得切实，咱们一步一步走，不更切实吗？”

“好！一步一步走着瞧！”刚毅也想通了。

于是重新拟好奏稿，只请革刘锡彤的职。奏折一上，立刻便有上谕：“刑部奏，承审要案，复验明确一折，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县原验葛品莲尸身系属服毒殒命，现经该部复验，委系无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验不属之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革职。”

对于案情本身亦有指示：“着刑部提集案证，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莲何病致死，葛毕氏因何诬认各节，按律定拟具奏。”

这道上谕传播得很快，也很广，连监狱中都知道了。陈湖一看刘锡彤革职，知道自己的牢狱之灾，不过刚刚开始。这一夜忧急交加，口吐狂血。等郭长清得报，请了医生来诊治，已是第二天早晨的事。陈湖奄奄一息，六脉将脱，延到中午，终于病毙在狱中了。

“案子快点结吧！”翁曾桂说，“上谕所指示的三点，葛品莲是时疫致死，葛毕氏畏刑诬认，情节都很显然。至于说刘锡彤一上来就有故意将葛品莲勘验为中毒而死的情弊，亦不见得。我想我们亦不必再提堂，就照上谕，‘按律定拟’，中途有疑问，临时再提人出来问一问好了。”

“这样好！”林拱枢表示同意，“我想，既然验得葛品莲不是中毒而死，则爱仁堂卖砒之说，完全不确，钱姚氏与杨小桥毫无干系，应该通知他们，不必再听候传讯。”

这是很合理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说他不对。谁知偏偏就有刑部尚书皂保，独持异议。“还不能这么办！”

他说，“说不定还要传唤到堂。”

“还要传唤到堂？”刚毅的性情率直躁急，立刻便问，“大人的意思，砒毒这一节，还要再查究？”

这意思等于在质问，皂保是不是要替刘锡彤翻案，但事实上已有传说，宝鋆将皂保请到家，以刘锡彤重重相托，如今看来信而有征。但将刘锡彤的罪名，设法拟轻些，可以办得到；如果再来一个反复，仍要咬定葛品莲死于砒霜，那简直是荒唐可笑的幻想！因此，刚毅便这样锋利地一问。

皂保当然不便公然承认，同时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为刘锡彤翻案，只是本性庸愚，既无见事通明之才，亦无巧为敷衍之术，只觉得把爱仁堂的那两个人羁留着，就好像刘锡彤有指望似的。因此，他含含糊糊地说：“再看看，再看看！反正案子不也快结了吗？”

“结案可没有那么快！”袁葆恒忍不住开口，“今天腊月十七，转眼就封印了！过了年，总得过了元宵才能动手。这件案子很复杂，覆奏是一通‘万言书’，斟酌尽善，缮正呈递，是二月里的事了。”

“是！”刚毅不自觉地称颂，“袁大人真明白！”

“提到过年，咱们倒真应该体谅人家。除了情罪重大，确凿无疑者以外，一干不相干的人证，或者情罪轻微的，都不妨具结或者交保暂行释放，好让各人去投奔亲友过年。”

这比司官所要求的更多，而皂保反倒默默无言。这一下，三司官把他料透了，原是个无用的人，只要据理力争，不怕他不听。

“我看就这样吧！”袁葆恒径自做了决定，“你们只管去办，白公那里有我！”

这个举措，当然普遍博得好评，而刑部官员吏役，在“与有荣焉”的感受之下，走出去也神气得多了！

不论到哪里，问起来是在刑部当差，立刻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只是桑春荣与皂保，却颇为不安，一个是怕牵涉到杨昌濬，一个是怕刘锡彤判刑太重，在宝鋆面前不好交代。

尤其是桑春荣。他在本案中，始终是主持的长官，好话虽听得很多，责备却也不少。最使人难堪的是，丁宝桢公然斥责。

丁宝桢是山东巡抚，本人固然清廉能干，是个好官，但享大名的一件事是，杀了慈禧太后所宠信而违反祖制、私自出京的太监安德海。照情理说，慈禧太后应该恨他，然而不然，因为丁宝桢奉慈安太后与同治皇后所下的密旨，将安德海在济南正法以后，特地曝尸，让百姓晓然于安德海是个没有“那活儿”的真太监，因而得以洗刷了宫闱中无可究诘的一些谣言，使得慈禧太后大为赏识。所以当慈禧太后母家的恩人，四川总督吴棠病故出缺，立即降旨，以丁宝桢调升。

督抚调动，照例要请旨“陛见”，以便“请训”。丁宝桢到京之时，正赶上海会寺那一场盛举，他本来就对刑部干预此案，深表不满，认为刑部过分侵犯督抚的权责。此时得知复验结果，便越发生气了！

“这简直是胡闹！”他在朝房里，扯开贵州人特有的那种刚劲的嗓音说：“人已经死了三年啰，毒早消了，骨头自然发白。这哪里可以定案情的虚实？”

丁宝桢这么说，桑春荣还不觉得什么。谁知湖南湖北的朝士，群起而和，因为这一案中，杨昌濬是湖南人，而胡瑞澜原籍湖北，两湖大同乡，正找不出法子救杨、胡二人，听得丁宝桢的议论，自是深中下怀，酝酿着要上折子参刑部堂官。

桑春荣得知这个消息，不免着急。有一天在一处应酬遇见了丁宝桢，想作个解释，哪知丁宝桢竟不容他开口，盛气说道：“这种案子怎么可以翻！白公，你真糊涂！时局不靖，督抚非有生杀之权，不足以镇抚地方。已经定谳的案子，到了刑部，全盘推翻，将来外官做不得了！”

这一下，桑春荣才知道，此案平反，得罪了所有的督抚，越发恐惧。回到部里，找了浙江司的司官说道：“这一案，旨在平反冤狱，杨乃武、葛毕氏既已昭雪，就适可而止吧！”

翁曾桂、林拱枢都还在沉吟未答，刚毅却率直地问道：“请大人的示，何谓适可而止？”

“意思是，不必牵涉太多。”

“是！”刚毅答说，“案外之人一个不牵累，案内之人一个逃不掉！”

杨昌濬、胡瑞澜算不算案外之人呢？桑春荣倒有些困惑了。

刚毅却全不理会桑春荣作何想法，力主依律定拟罪名，不须有任何顾忌。但翁曾桂却从他叔叔翁同龢那里获得了许多了解：这一案，已不是纯然平反冤狱，不过刑名上的一件名案而已，已经牵涉到大局了！

影响大局的是发生了两大争执。一是两湖对江浙之争。这种争执，如果不设法化解，就会像明朝末年，由地域的派系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那样，可以导致亡国之祸。

再是内外之争。从平定洪杨以来，督抚的威权日重，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很有人主张朝廷应该收权，督抚应该抑制。这本是既定的主张，做得也很顺利，但丁宝桢表示的态度，也就等于代表了所有督抚的态度。特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他跟丁宝桢是同年，交情一向很好。这次丁宝桢由山东入觐，李鸿章特遣专差，迎接到天津，盘桓了好几天。谈到做督抚的甘苦，必然会议论此案，认为朝廷过分而为杨昌濬不平。所以丁宝桢敢这样公然指责刑部，至少背后有李鸿章在支持。

这一来，属于直隶的好些京官，有些不安了。因为督抚权重，则小民往往受苦，李鸿章声威赫赫，如果不稍微制他一制，令出如山，百姓更无陈情的余地。所以籍隶安丘，曾经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问的边宝泉，拟了一个奏折，特意请他的姻亲王昕出面呈递。

他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已经上过一个很严厉的折子，赓续再上，会使人怀疑，他是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第二，王昕是苏州人，现任江南道御史，由他出面，多少可以表示，主张裁抑督抚的权力，是直隶言官的公意，李鸿章便会有所警惕。

这道奏折，开宗明义就指出：“臣愚，以为欺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取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已也！”

接下来，笔锋就针对着杨昌濬与胡瑞澜了。他说：“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莲委系因病身死，则其原定招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死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认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濬、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此也！”

以下分论杨昌濬与胡瑞澜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濬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道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指责杨昌濬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他说：“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有朝廷乎？”

对这两段诛心之论，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措辞严厉而尖刻，是打动听闻的紧要所在：“臣揆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阼，太平未及亲裁，所以藐法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比寻常案情，专就故入、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这是说，胡、杨二人的罪名，已超越司法，而有欺侮“孤儿寡妇”之嫌，换句话说，便是有“不臣之心”，这样的措辞，不独胡瑞澜、杨昌濬吃不消，而且对丁宝桢、李鸿章等有权的督抚，及帮胡、杨说话的人，亦有杜口的作用。尤其是各省督抚，谁要说胡瑞澜、杨昌濬做得不错，谁就是跟胡、杨一样，也是在欺侮“孤儿寡妇”。认真追究心迹，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下面再转回司法，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臣唯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理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但亦有例外，而例外别自有故：“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为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京控获准，心存警惕，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驳下来复审，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这就是所谓：“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措置严峻，各省自会畏惧；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以下便是总结，陈明上奏的目的：“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唯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若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者，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

这道固封的奏折，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已是腊月二十六，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大小衙门虽已封印，但清朝的家法，皇帝处理政务，无问寒暑，不问季节，哪怕大年初一，亦无例外；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是如此，在急景凋年之中，照常批阅奏折，召见军机。

东宫长于德，西宫优于才，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不过，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像王昕的奏折，当然属于大事，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奏折念给她听。

念到“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时，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商量结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同，都主张严办。

因此，第二天便有上谕：“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请予严惩一折，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原审巡抚杨昌濬，复审之学政胡瑞澜，瞻徇枉法，捏造供词，请旨严惩等语。人命重要，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宜如何认真研鞫，以成信谳！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听断之员，悉心研鞫，始得实情，岂可意存迁就，草菅人命？此案业经刑部复验，原讯供词，半属无凭。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

着刑部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濬、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

这是一道“明发之谕”，人人可以看得到，有人称快，有人发愁。逗留在京，打算过了年等结了案再回浙江的袁来保，一看有此上谕，不免为杨昌濬担心，当即找到浙江驻京的提塘官，请他派人将王昕的原奏连同上谕，尽快送回浙江。

最快的途径，便是由天津上海轮，经上海到杭州。但一来一往至少亦须二十天。到了第二年——光绪三年的元宵，杨昌濬派了人来了。

派的是他的一个亲信，携带重礼，遍送军机大臣及刑部的堂官与承审本案的司官。袁葆恒与绍祺辞而不受，浙江司的三司官，亦复如此。见此光景，桑春荣与皂保等人亦就不敢受礼了！

一开印，翁曾桂便即着手草拟复奏。动笔之前，先跟林拱枢与刚毅商量，杨昌濬与胡瑞澜应该得何罪名？

“照例，一二品大员应得处分，应该请旨。不过，处分根据罪名而来，事实上等于我们在定拟处分。”

翁曾桂说，“失入固然不可，失出亦非所宜！此案观瞻所系，务必斟酌至当，请教两位老兄的高见，宗旨定了，我才好下笔。”

“原奏指杨中丞目无朝廷，在刑部来说，是题外之话。”林拱枢答说，“照我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不涉其他。”

最后商量定规的三点宗旨是：第一，案子一定要弄清楚，疑问一定要有明白的解释。第二，就事论事，不涉其他。第三，从刘锡彤到杨昌濬，能够开脱的尽量开脱；如果证凭确凿，亦就无所用卫护。

接着，又将职司分配了一下，翁曾桂主稿草拟复奏，亦就是草拟全案的判决书；林拱枢负责整理供词，查看律例；刚毅则主持审判，因为案情虽然已很明白，但犹有许多疑问，必须澄清，譬如葛品莲病死的经过之类。

这样一面审，一面草拟复奏，到了二月初，终于可以结案了。翁曾桂的复奏，洋洋洒洒，何止万言之多。光是叙述案发经过到胡瑞澜奉旨复讯，以至王书瑞、边宝泉等人的参奏，首尾之间，就花了许多笔墨。

最要紧的部分，当然是刑部提审的经过，首先是提出疑问：“臣等自提到犯证宗卷，先将全案详加综核，因其谋毒本夫，虽属秘密，总由恋奸情热而起，何以学政讯时，王心培供词，坚称未见杨乃武到过葛家；且沈喻氏控县原呈，亦未提及杨乃武一字？钱宝生卖砒霜既系杨乃武在杭州府供出，自当提到钱宝生与杨乃武质审，何以仅在余杭县传讯取结，即行开释？葛品莲果系毒发身死，沈喻氏当时即应看出情形，何以事隔两日，始行喊控？案情种种可疑，虚实亟应根究。”

接下来便应解决关键性的疑问，即是葛品莲到底中毒也未。复奏上说：“讯出银针颜色未经擦洗，仵作门丁互执尸毒，则县官之相验未真。钱宝生出结，系幕友函嘱、生员劝诱，则砒毒来历未确。当经奏提葛品莲尸棺到京，复加检验，骨殖黄白系属病死，并非青黑颜色，委非中毒。取具原验知县、仵作甘结，声称‘从前相验时尸已发黑，致辨认未确，误将青黑起泡，认作服毒’。讯据尸亲邻佑人等，佥称尸身发变，由于天气晴暖。检查学政七月间讯取沈体仁供词，亦有‘天热’之语，是原验官仵作称因发变错误等情，尚可凭信。”

这是确定了葛品莲病死而未毒死，初次相验时，辨认不真。何以辨认不真，是否知县意图索贿？这一点，对刘锡彤的关系甚大。如果意图索贿，则是有意失之，罪在不赦；倘无此动机，就是无心之失，情有可原之处。翁曾桂这一层上头，很帮刘锡彤的忙。他说：“复经提犯环质，得悉全案颠末，历历如绘，臣等诚恐原审各员，有怀挟私仇勒索教供情事，讯据杨乃武，坚称伊与知县及役吏人等，素无干涉事件，毫无嫌怨；研诘刘锡彤，供与杨乃武无仇，实系葛毕氏自行诬报。且杨乃武于十一日夜间甫经到案，次日即行详革，如果意在索诈，自必缓办详文，既欲挟案索赃，断不肯未及十日，即行解府，审办委无勒诈重情。质之杨乃武，亦称前供串诬索诈等情，系因图脱己罪，捏词妄诉，并无其事，实不能指出诈赃确据。”

妄供杨乃武买砒霜一节，更应有详细的交代：“并据葛毕氏供：因县官刑求与何人来往谋毒本夫，一时想不出人，遂供将从前同住之杨乃武供出，委非挟嫌陷害，亦非官役教令诬报。并据刘锡彤供称，卖砒霜之钱宝生，系凭杨乃武所供传讯，如果是伊串嘱，断无名字不符之理。现经钱宝生之母钱姚氏供称：伊子名钱坦，向无‘宝生’名字；铺伙杨小桥供亦相同，可为杨乃武畏刑妄供之证。”

“至原题据陈鲁、刘锡彤会详，有沈喻氏向葛毕氏盘出听从杨乃武谋毒情由报验一节，检查沈喻氏控县初呈，并无是语。严鞫刘锡彤，供称因沈喻氏在杭州供有是话，率谓该氏原报不实，遂凭现供情节叙人详稿，致与原呈不合，委无捏造供词情事。提质沈喻氏供认府谳时，曾妄供有盘出谋毒报验之语，与刘锡彤所供尚属相符。反复推究，矢口不移。”

因此可以下一结论：“是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宝生；因钱宝生被诱捏结，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濬照依起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办审不实，皆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先后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原验官仵作，亦无有心捏报情事。”

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为起祸之因，不能不作说明：“至杨乃武与葛毕氏同住逼奸等情，检阅浙江案卷，供吐明晰，似非无因。屡经详审杨乃武、葛毕氏，坚不承认；质讯沈喻氏、喻敬添等，佥称葛品莲仅见杨乃武与葛毕氏不避嫌疑，教经同食，料有奸私，并未撞破等语。既无奸所捕获确据，律有‘不准指奸’明文，应毋庸追究，照例勿论。”

叙毕案情，判明责任，自然依律定罪，是从余杭县仵作沈祥开始：

一、沈祥，“率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入凌迟重罪，殊非寻常疏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央入死罪，”但以职位低微，“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二、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虽讯无挟仇索贿情事，惟始则任听仵作草率相验，继复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及刑逼葛毕氏等诬服；并嘱令章浚致函钱宝生，诱勒具结，罗织成狱，仅依‘失于死罪未决本律’拟结，殊觉轻纵，应请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

三、杭州府知府陈鲁，“于所属州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及解府督审，凭刑讯供，具详定案；复不亲提钱宝生究明砒毒来历，实属草菅人命。应依‘承审官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拟革职。”

四、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经学政委审此案，未能彻底根究，拟革职。”

五、候补知县郑锡滜，“系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并不详细访查，率以无冤无滥，会同原问官含糊禀复，拟革职。”

六、浙江按察司蒯贺荪，“失入死罪，本干律例，业已病故，免议。”

七、刘锡彤门丁沈彩泉，“在尸场与仵作争论，坚承砒毒，实属任意妄为，合依‘长随倚官滋事，怂令妄为，累及本官罪至流者，与同罪’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八、沈喻氏，“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应与‘诬告人死罪未决，满流加徒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四年。”

九、训导章濬即章抡香，“系余杭县幕友，受刘锡彤之托，向钱宝生药铺函嘱，亦有未合，革去训导。”

十、陈湖即陈竹山，“劝令钱宝生诬认卖砒，本干律议，业经监毙；应与在籍病故之钱宝生，均毋庸议。”

这些人的罪名，翁、林、刚三人，一致同意。此外还有五个人，应作何处置，可就意见不一了。反复辩论，总算又有三个人有了着落，第一个刘锡彤的长子，虽然许多地方都隐隐约约牵涉在内，但既已在福星轮遭海难时葬身鱼腹，不必再议。

另外两个是杨昌濬与胡瑞澜。一二品大员有罪，应得处分，定制，除了奉旨交议以外，不得擅拟。但指出的罪名，为处分的依据，仍旧大有关系。刚毅主张从严，拿王昕所指责的那些话，叙入文内；但翁曾桂认为事实应该分明，而语气不妨平和；最后由林拱枢折中，才决定这样措辞：“浙江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审，不能据实平反，意涉瞻徇。学政胡瑞澜，以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有与原题不符之处，未能究诘致死根由，详加复验，草率奏结，几致二命惨罹重辟。惟均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这一来，大费躇踌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葛毕氏。

“这两个人有没有罪呢？”承办之司官不断这样自问问人，最后意见取得一致，是有罪的。小白菜的罪状是，不该诬供！虽然此诬供是出于万不得已，但诬供杨乃武授予砒霜，则杨乃武就大受其害。因为意图自己免刑，而累及他人，这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能免除责任的，所以有罪。

杨乃武的情形，亦相仿佛。同治十三年四月，他为了想翻案，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个亲供，指称“葛毕氏串诬，问官刑逼”，固然无足为非，但说“有何春芳在葛家顽笑，余杭县长子令阮得索诈”等情，并无证据。其后自己在浙江司供认“图脱己罪，捏词妄诉”，这“妄诉”就是杨乃武的罪名。虽然何春芳、阮得等人，并未受到牵累，但不能不说他是做了一件律法所不许的事。

不过，有罪是一回事，能不能原宥又是一回事。而原宥到如何程度，更是需要衡情度理、斟酌至当的一件事。为此，翁、林、刚三人商量过好几次，但看法不一，总无结果，而复奏的限期，却一天一天地越逼越近了。

于是，翁曾桂说：“我们拣一个比较闲一点的日子，下定决心，把这一案做个结束。”

“哪一天都忙，要特意找闲日子，除非封印以后。”刚毅性子急，“拣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咱们拼着一宵不睡，也得弄完它。”

当时约定，由翁曾桂做东，在他家晚餐，饭后烹茗剪烛，摊开案卷，开始作最后一次的研究。

“我们先谈杨乃武。”翁曾桂说，“诬指平人，有违定制，依律应杖一百。这一点，两位都同意了？”

“是的。”林拱枢答道，“子良跟我都同意。”

“已经受过好些酷刑，再打一百板子，恐怕舆论不服。”

“在法言法！”刚毅很快地说，“管什么舆论？”

“不然！”林拱枢的声音缓和，而语气却很坚决，“刑期无刑，舆论不能不顾，否则，就不能收儆戒之效。”

一上来意见就相左，翁曾桂怕闹成僵局，急忙自我转圜，“我说错了，不是谈舆论，还是论法。”他问，“法有可原否？”

“谈到这一点，”刚毅让步了，“当然有可原之处。”

“那就是了。”

“如何原谅，”林拱枢说，“大有出入。若说因为受刑已多而免责，这话当然也说得过去，可是，杖责宽免了，杨乃武的举人呢？”

“举人？”刚毅不解，“什么举人？杨乃武的举人不是已革掉了吗？”

“就因为革掉了，才有疑问。”林拱枢想了一下说，“我作个比方，譬如甲欠乙一笔钱，乙又毁坏了甲的一样古董，如今乙不要甲还那笔钱了，可是毁坏了人家的古董，不应该赔吗？”

“那就两下扯个直好了！”

“对了！扯个直就是个理由。”

“好了！”翁曾桂提笔说道，“我赞成这个理由。”

接着，他在纸上写下来：“杨乃武诬指各节，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这很顺利。”翁曾桂很高兴地说，“再谈葛毕氏，作何处置？”

“若说情有可原，她比杨乃武更值得同情。纤纤弱质，在拶指敲打之下，何求不得。我觉得决不能再对她有何处置了。”

“不然！”这一次是刚毅驳林拱枢，“依律而论，她比杨乃武的罪，重得太多！”

“是的。”翁曾桂附议，“难就难在这里。”

翁曾桂指出，本案有三个人诬告，一个是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沈喻氏，怀疑儿媳行为不端，与葛品莲的死因有关；一个是杨乃武，在狱中所做的亲供，说余杭县长子到他家索诈等；再一个就是小白菜。

小白菜并非首告杨乃武，而在供词中“咬”出杨乃武，即与诬告无异。按她的诬告性质来说，似乎与杨乃武相似，都是情急无奈，但此一诬告所应负的责任，亦即从诬告的后果而论，应该与她的婆婆相比附。

“诬告反坐”，是多少年来不变的一个宗旨。所谓“反坐”，就是告人家什么罪名，判了什么刑，如果审明的是诬告，就应该受什么刑。其间又分已决、未决，诬告获准，被诬的人已经判决，并已处刑，后来发觉诬告，判刑必重。譬如诬告他人为盗，因而判了死罪，并已处决，则诬告的人，照道理说，应该偿命；如果未决，则错误比较易于弥补，诬告的人的罪过就轻得多。

杨乃武诬告之罪轻，则因为第一，所诬的罪不重；第二，审明诬告，并没有人受害，即是未决。再看沈媒婆，情形就不同了。

对沈媒婆所拟的罪名是：“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

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看来是十分可原谅的事，但仍旧判了四年的徒刑，可说很重，何况是在丧子以后，又入囹圄，处境更为悲惨。

“然而这是没法子的事！”翁曾桂说，“沈媒婆请县官相验没有错，错在杭州府那一堂，明知砒毒之说，大成疑问，居然供称，如何向儿媳妇盘问，逼出她如何下毒的情形，完全是撒谎。这一下不但是诬指她的儿媳，间接亦等于诬告杨乃武。结果，杭州府判了一个凌迟，一个斩决，这诬告的关系太重，所以判沈媒婆徒刑四年，是她罪有应得。”

这番分析，刚毅自然同意，林拱枢亦无话说。从而想到小白菜的诬指杨乃武授予砒毒，足以致人于死，而且亦已判了死罪，是为“已决”，情况与沈媒婆相同，则诬告之事，亦应同科。

“话虽如此，若要再判小白菜入狱，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事。”林拱枢说，“大家都以为这个冤狱已经平反了，而结果如此，观念一定大变。刑法不能收教化警劝之效，又何贵乎有此刑法？”

这话将刚毅也打动了。他一向重视执法惟严，但更重视个人声名。如果这件大出风头的事，一变而为遭人唾骂，他是怎么样也不能甘心的。

“可是，在法理上也要交代得过去。”翁曾桂说，“我们三个人办这件案子，花的心血不少，凡是想得到的疑问，固然都有解释；就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漏洞，我们亦都一一找到，究问到底，确可以毫无愧怍地说：已做到了‘毋枉毋纵’四个字。但如小白菜的应得罪名，略而不提，未免轻纵，就有瑕疵为人指摘了。”

“不是轻纵，是情有可原！”

“对！”翁曾桂接着林拱枢的话说，“不过，情有可原，也得有个理由啊！”

到此地步，意见才算趋于一致。但是，要找个情有可原，而且原谅到可以免罪的理由，却非易事。因为，不是很正当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苦思久久，终于是刚毅突有灵感——是从一个疑问上牵引出来的。他问翁曾桂和林拱枢：“小白菜熬不住刑，只求能够免于受苦，一切后果，皆所不问，这话不错。但个人死生固无所顾惜，牵扯到别人，总要转一转念头，譬如，有人告我是江洋大盗，问官刑讯窝家是谁？我总不会说是翁某人或林某人吧！”

“你的意思是说，”翁曾桂反问，“小白菜为什么不咬别人，而咬杨乃武！”

“对！”

这一下，翁、林二人也恍然大悟了！小白菜不诬指他人授毒，而指杨乃武，当然因为本有奸情之故。

照此说来，就是情有可原了！换句话说，倘无奸情，平白受诬，致人于大辟极刑，则是万不可原谅的一件事了。

“好吧！”翁曾桂向林拱枢说，“有奸情一节，势非叙入不可。”

林拱枢原来的主张是，妇女以名节为重，暧昧之事，既然双方都不肯承认，而依律例又不准“指奸”，则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可以略过。如今既有诬指无辜须受重刑的关系在内，替小白菜设想，两害相权取其轻，林拱枢只好放弃原来的主张了。

于是，仍由翁曾桂动笔，将小白菜的罪名拟为：“葛毕氏提供杨乃武商会谋毒本夫，讯由畏刑所致，唯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众供佥同，虽无奸私实据，究属不过妇道，拟杖八十。”

虽说“杖八十”，事实是可以宽免的。林拱枢对“虽无奸私实据”这一句，颇感满意，认为这样处置，应该说是非常公道的了！

奏稿呈上堂，桑春荣与皂保都不肯即时画行，托词原奏太长，而案情复杂，关系重大，需要细看，一搁搁了五六天。

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刚毅还想去催问，翁曾桂认为不必，复奏的限期一到，自然会发下来，此时不妨静以观变。

这样迁延到二月初，袁葆恒与绍祺二人，忍不住发话。桑春荣与皂保无奈，只好将奏稿画行，缮正呈递，不过另外录了一个副本，送交宝鋆。

宝鋆所关心的只是刘锡彤。但案情有连带关系，定罪亦互相比附，除非有特殊原因，不能将同案犯人的某一个判得过轻或过重。因此，宝鋆要帮刘锡彤的忙，只有一个办法，为杨昌濬与胡瑞澜设法减轻处分。

这两个人的官阶最高，他们的处分一轻，以下就会照比例连带递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刘锡彤就可望不致充军。

于是，找个私下相处的机会，宝鋆将这一案的结果，细细告诉了恭王，然后表示他的看法：“杨石泉怕会革职。果然如此，处分嫌重了一点，而且容易引起误会。”

这是怕引起左宗棠的误会。第一，杨昌濬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拿他革职，仿佛是对左宗棠的打击；

其次，左宗棠为了筹饷方便，一直想扩张地盘，前几年甚至攻掉了他的亲家广东巡抚郭嵩焘，奏保他的亲信蒋益澧继任。不久，蒋益澧落职，广东巡抚这个肥缺，仍然由朝廷控制，而左宗棠就只剩下浙江一个地盘，似乎应该为他保留。

恭王与宝鋆的私交特厚，益应为他进言。因此，当两宫太后每日照例召见军机，谈到这一案的处分时，他便替杨昌濬求情。

“杨昌濬罪名甚重，不过左宗棠西征，用兵正在要紧的时候，如果拿杨昌濬革了职，于左宗棠的面子上，似乎不好看。朝廷优容勋臣，可否请两宫太后格外加恩，从宽处分，将杨昌濬革留。”

“革留”是“革职留任”的简称。这个处分，看似严重，其实甚轻，远比降级来得便宜。因为一降了级，要按部就班升回原来的品级，得要相当的时间；而“革留”则只要找个机会，随时可以撤销，尤其是封疆大吏，这种机会甚多，譬如剿平一股土匪，照例报奖，“革留”的处分便可轻易消失。所以恭王作此建议，当然是帮了杨昌濬极大的忙。

无奈两宫太后已经商量过了，认为刑部所审出的情节，颇为明确，而王昕的奏折，更觉动听。此时便由慈禧太后回答恭王，“六爷，”两宫太后对行六的恭王，在比较随便的场合，都是用这个称呼，“左宗棠的面子上不好看，咱们另外想法子帮他补过来，杨昌濬可是非革职不可！不然，言官还会说话。”接着，慈禧太后朗诵王昕折中奏的警句：“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

“大臣”不分内外。如果军机大臣为督抚缓颊，亦就是“朋比之势”，恭王心生警惕，只好答应一声：

“是！”又说：“胡瑞澜的处分，也要请旨。”

“当然也是革职。其余的，都照刑部所拟定罪。你们写旨来看。”

于是，军机章京立即承旨写了一道上谕，送呈两宫太后看过，当天便由内阁明发，牵延了三年有余一件大冤狱，终于正式昭雪了！

上谕中说：“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复讯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意存瞻徇，特派胡瑞澜提讯，据该侍郎仍照原拟具奏，经刑部以情节歧异议驳，旋据都察院奏浙绅汪树屏等联名呈控，降旨提交刑部审讯，经刑部提集人证，调取葛品莲尸棺，验明实系因病身死，并非服毒，当将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革审。并据御史王昕所奏，承审大员，任意瞻徇，复谕令刑部彻底根穷。兹据该部审明定拟具奏，此案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因误认尸毒，刑逼葛毕氏、杨乃武妄供因奸谋毙葛品莲，枉坐重罪，荒谬已极！着照所拟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

“前杭州知府陈鲁，于所属知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并不究明确情，率行具详，实玩视人命。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府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承审此案，未能详细讯究，草率定案；

候补知县郑锡滜，经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含混禀复，均着照所拟革职。

“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既不能查出冤情；迨京控复审，又不能据实平反；且于奉旨交胡瑞澜提讯，复以问官并无严刑逼供等词，哓哓置辩，意存回障，尤属非是！侍郎胡瑞澜，于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与原题不符，未能究诘根由，详加复验，率行奏结，殊属大负委任。杨昌濬、胡瑞澜均着即行革职，余着照所拟完结。

“人命重案，罪名誉出入攸关，全在承审各员，悉心研鞫，期无枉纵。此次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巡抚等审办不实，始终回护，几至二命惨罹重辟，殊出情理之外。嗣后各直省督抚等，于审办案件，务当督饬属员，悉心研究，期于情真罪当，不得稍涉轻率，以副朝廷明慎用刑至意！”

一案之中，坏了九颗顶戴，实在耸人听闻。所以上谕一发，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为话题。有人以为复审的知府、知县，一例革职，有欠公平，其中陈鲁与郑锡滜所负的责任更重！如果说，陈鲁在小白菜与杨乃武诬供之后，能够传唤钱坦到堂，与杨乃武对质，案情真相，即不难由此大白。而郑锡滜奉令密查，竟与被查的刘锡彤勾结在一起，以致杨昌濬耳目为之所蔽，一错再错，更是大负委任，说起来，杨昌濬的前程，一半断送在他手里。

当然也有人觉得刘锡彤可怜，革职固是罪有应得，充军则“年逾七十”，本应格外邀恩，而律例反有“不准收赎”的规定，未免太不合理。

原来赎罪分为三种，有一种叫“收赎”，凡是老幼残废以及妇女，都适用这个规定。但罪犯年在六十九以下，判刑服役，到了七十岁，便准收赎；而七十岁以上犯罪，反而与规定不合，不准收赎。因此，宝鋆除了厚赠川资以外，对刘锡彤别无可以援手之处。

也就是因为这个“收赎”的规定，沈媒婆跟小白菜，都可以免予杖责。照规定杖六十，赎罪银三两，以后每十杖加银五钱。婆媳二人各杖八十，每人缴四两银子，便可无事。

这八两银子是谁来替她们缴纳，却成了疑问。因为这场官司打下来，被牵连在内的人，无不大受其累。

沈媒婆的丈夫沈体仁，小白菜的亲娘喻师母，以及葛品莲的房东，喻家的亲戚王心培，在刑部过堂以后，因为京中居，大不易，早就搭“回家”的粮船，沿运河回杭州，转余杭了。葛、毕两家，京里举目无亲，刑部浙江司与提牢厅，要发落沈媒婆、小白菜婆媳，竟不知道该通知谁来领人。

好的是浙江押解葛品莲尸棺的委员，候补知县袁来保还在京里。翁曾桂把他找了来，会同提牢厅先办了一个交代，余杭县的仵作沈祥，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一个徒刑两年，一个杖一百，流亡千里，都该带回浙江去执行。

再是葛品莲的尸棺，也要由袁来保领回。至于在监病毙的陈湖，并无家属在京，当然不会有人替他盘灵回籍，由刑部通知大兴县，找块义冢地，埋掉算数。然后，就要谈到沈媒婆、小白菜婆媳了。

“沈喻氏、葛毕氏婆媳，你也领了回去。”翁曾桂说，“折赎银八两银子，你可以报公账；如果真不能报，部里同仁替她们代纳，亦无不可。总之，人你要领回去。”

“八两银子小事，人我不能领回去。”袁来保拱拱手说，“违命之处，请见谅！”

这个回答，大出翁曾桂意外，当即问道：“为什么不能领人？”

“领了回去，我怎么办？一直要送回余杭。这婆媳两个，可以搭运尸棺的船回去，一路上的伙食用途，也还好想办法，就是责任太重了！我担不起。”

“责任？”翁曾桂不解，“什么责任？”

“阁下请想一想，葛毕氏经过这一场磨难，万念俱灰，可能有轻生的念头。这一路回去，想到前路茫茫，又伴着一具棺材，触景生情，随时会寻死。”袁来保紧接着说，“运河又不曾加了盖子，不知道哪一天晚上投了河，连个尸首都没找处，那一来，不是我要打人命官司了。”

“这一点，可以预先开导她！想来她忏悔宿业之不遑，哪里还会再来害你？要寻死，又何必不回到余杭再死？”

“好！这话就算不错。不过，阁下还要想到，‘小白菜’三字，天下皆知，在我船上，就等于挂了一块活招牌。而况她虽经牢狱之灾，依旧丰姿嫣然。这运河上很有几个难惹的码头，万一招蜂引蝶，或者土豪劣绅，见色起意，有所图谋，那时，即使小白菜不想害我，也不成啊！”

“这番顾虑，倒也不可不有，不过，老兄也要替我们在公事上想想。”翁曾桂说，“浙江的案子，浙江的人犯，我们当然只有找浙江的委员，老兄，你倒设身处地，你我易地而处，是不是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是！是！我亦并不推诿责任，等我去筹一个办法，明后天再来接头。今天，要我领人，实在为难。”

翁曾桂无奈，只好暂且答应，不过，定了一个限期——限期甚促，只得一天。袁来保也是老公事，知道刑部有刑部的难处，罪犯已奉旨处分，而仍系狱，易于引起流言，以为承办司官，有所留难勒索；倘或有言官闻风言事，奏上一本，势必奉旨查办。即令真相不难解释，亦已惹上麻烦。所以亦是无可奈何地承诺了这个限期。

就在这时候，想到了一条路子，立即问道：“请问，杨乃武可曾开释？”

“还没有！此案当然先要跟老兄接了头，才谈得到其他。”翁曾桂说，“杨家亲属，今天一大早就来了！现在跟老兄已经谈好，杨乃武马上就可以释放。”

“不！不！没有谈好，没有谈好！”袁来保乱摇着手说。

翁曾桂不悦地质问：“你怎么言而无信？”

“噢，噢，”袁来保歉然赔笑，“我话说得太急，以致阁下误会。我请阁下帮个忙，跟杨家领人的亲属说：‘要放一起放！’行不行？”

“你的意思是，杨乃武、葛毕氏开释的手续，得要一起办？”

“是！这一来，我就可以责成杨家领回沈喻氏婆媳，负责送回余杭。那就一天的限期亦不必，今天就可以料理清楚。”

翁曾桂想了一下说：“我可以帮这个忙。不过有个条件，以今天为限，一定要办妥。沈喻氏婆媳多羁押一两天，还可以说是收赎银两未曾缴纳清楚；杨乃武是应该立即开释的人，多留一天都不行。”

“我知道，我知道！我立刻去办这件事。”

辞出浙江司，袁来保派跟班去找杨家的亲属。找来的是杨乃武的妻舅詹善政，袁来保首先向他道了喜，然后问他，见到了提牢厅的官员没有？

“见到了。那里说，要等浙江司发落，到浙江司，又不知道该问哪个。真是急死人！”

“你不要急！你姐夫今天一定可以跟你姐姐见面，夫妻团圆。不过公家办事有公家的规矩，这件冤狱，令亲跟小白菜本是正犯，要处置一起处置。小白菜跟她婆婆要缴收赎银子——”

“那不要紧！”詹善政很慷慨地抢着说，“我们替她缴就是，一共八两银子。”

“对！八两银子。不过，不是八两银子的事！沈、葛两家，眼前一个亲人都没有，收领送回余杭，得要有人负责。”

詹善政一愣，“袁大老爷，”他说，“我们也不是沈、葛两家的亲人。”

“我知道，唯其没有亲人，刑部才要着落在你们身上。”

“这，”詹善政嗫嚅着说，“我就做不得主了。”

“谁能做主？”

“我姐姐。”

“那就请你赶快去商量。”袁来保说，“我在客栈里等你回话。”

袁来保跟詹善政都住在东河沿的客栈，相距不远，等詹善政赶了回去，他的姐姐，也就是杨乃武的妻子，已经等在走廊上望眼欲穿了。

“你姐夫呢？”杨太太问。

“还有点手续要办。”詹善政说，“进屋去谈。”

到了屋里，詹善政将袁来保的话，细细说了一遍。杨太太一路听，一路脸色就变了。

“这件事办不到！”她一口拒绝，“我们一家教她害得好惨！今天还要替她缴赎罪银子，送她回余杭，这口气怎么咽得下？”

詹善政不想他姐姐是这样决绝的态度，一时倒愣住了。心里在盘算，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如果小白菜不能出狱，杨乃武亦复如此。但这话一说出来，可能会使得她气上加气，弄成僵局，更难化解，所以想想只有婉转相劝。

“姐姐，话不是这么说，你也要看开一点。”詹善政说，“小白菜虽然有错，可是当年杨大姐入狱私探的时候，她也忏悔过，而且也很听话。因为这样，这场官司才能扳过来。”

“那是因为她自己也要活命的缘故。”

詹善政又说不下去了，愣了好一会儿，只能这样问：“那么，怎么办呢？”

杨太太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也知道这个结不打开，丈夫即不能出狱，所以意思也有些活动了，“八两银子，我替她出。总归倾家荡产了，也不在乎这一点点数目。不过，”她很坚决地说，“要送回余杭，办不到！我连看都不要看她。”

八两银子是小事，症结就在领人。詹善政只好实说：“照这样子，你的话等于没有说。”

“要我怎么说呢？”杨太太大声地问。

做兄弟的也有些光火了，“说来说去，也要怪姐夫自己不好！”他将一直不肯说的一句话，滑了出来，“小白菜为啥不咬别人，要咬他？小白菜也不是存心害人，咬出奸夫来，她自己也是凌迟处死的罪名。”

这几句话，就像一个焦雷打下来！杨太太好半天作声不得，然后，两行眼泪像断线珍珠似的流了下来。

詹善政大为不安，“姐姐，”他告饶似的说，“是我不好！”

“不怪你！怪来怪去怪你姐夫。你的话不错，她为啥不咬别人要咬他？”杨太太略停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拿钱去晦气，把他们接了出来，另外托人送回余杭。”

这不失为一个处置之道。詹善政便即答说：“好！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姐姐，你拿一百两银子给我。”

这一百两银子，立刻就被詹善政送到袁来保那里，坦白陈明，除了缴纳刑部的八两赎罪银子以外，其余的作为沈媒婆、小白菜婆媳俩回余杭的盘缠。他一躬到地，哀求着说：“务必请袁大老爷成全。”

袁来保实在不愿意管这件闲事。因为他这趟差使，对刑部来说，固然毫无差错，但落得巡抚以下多少官员革职这样一个结局，即令与己无干，总是件非常没趣的事。回到杭州交差，不但无劳绩可叙，说不定还会遭杨昌濬埋怨，丝毫不曾尽到疏通调护的责任。如果因为携带小白菜回浙江，路上出点差错，岂非更增咎戾？

可是，詹善政的态度又是如此，再说，事情总也要有个方向。这副担子如果自己不挑，就没有人能挑得起来。考虑了一下，这样答说：“只好一步一步走。人，我先弄出来，把沈媒婆、小白菜先安置在客栈里。怎么样送回去，另想别法。”

詹善政所关心的是，杨乃武能立即出狱，所以对袁来保的主意，自然赞成，当时随着到刑部，由袁来保到浙江司去办好了一切手续，可以到提牢厅去领人了。

谁知到了那里一看，刑部上上下下的官儿差役，都等在那里看热闹。见此光景，袁来保却又踌躇了。

将詹善政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人太多，太招摇！此刻还不能领人。”

“不能领？”詹善政急得要哭了，“为什么？”

“为什么？”袁来保有些生气了，“你没有长眼睛？这一领了出来，你把你姐夫带走了，留下小白菜给我，人家围着看，跟到东，跟到西，叫我怎么办？”

“那么，袁大老爷，什么时候领呢？”

“等我来跟里头打个商量，只有到天黑了，人散了来领。”袁来保说，“只有这样，先把她们婆媳住的地方安排好，再雇一辆车子等在那里，天一黑，把人领出来，悄悄送到客栈。这两件事你去办。”

“是了！”

“还有，里面有开销，你总知道？”

“是的。事先打听过了，说是一个总的红包好了。”

“多少？”

“八十两银子。”

“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交给我。”袁来保说，“你去办，办妥当了，到我客栈去等。”

于是，詹善政交了红包，自去办事，定好宣武门外一家客栈，是个小跨院，相当隐密。又在骡马市雇好一辆篷车，约定下午四点钟到袁来保所住的客栈等候。然后又回自己住处，向杨太太说明一切，方始到袁来保那里去等候。等到下午两点才等到。一见面袁来保就大摇其头：“麻烦得很！”

麻烦的是女监的规矩特重，接取女犯若非父夫兄弟，不得交付。袁来保以浙江派来委员的身份，自然可以收领，但这一来就成了“公事”，非袁来保所愿，所以交涉了半天，竟不得要领。

听得这段缘由，詹善政有个感觉，胸膛像要炸裂似的，涨红着脸息了好半天，才得把那股怨气勉强压了下去，能够开得出口了。

“袁大老爷，照这样说，沈媒婆、小白菜除非沈体仁由余杭赶了来领，她们就一直要关在里头？”

“这好像不大合理是不是？”袁来保重重点头，“照刑部提牢厅的话来看，确是这个样子。”

“那么，舍亲也就不能放出来啰？”

“这是他们不合道理。我也替你争了！不过，”袁来保做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就争得赢，令亲出狱，也是明天的事。”

詹善政想到他姐姐，吃尽千辛万苦，所等的就是这一天，谁知等到了，却又横生枝节。自己回去，不知怎么交代。不由得冲出一句话来：“真是欲哭无泪！”

这句话在袁来保来说，有点不大受得了。他也是受了刑部许多气，不想还遭詹善政的埋怨，当然忍不住了。

“这可奇怪了！我是浙江巡抚衙门派来的委员，又不是你杨家的家奴，凭什么要替你奔走？费心费力跑了半天腿，落这么一句话。你把我当作什么人？真正岂有此理！”说完，袖子一甩，背过身子去不理他。

詹善政大惊失色，悔恨不已，赶紧上前赔笑说道：“袁大老爷，袁大老爷，你老完全误会了！袁大老爷这样子帮我们的忙，我又不是畜生，哪有不懂好歹、不知感激的道理。我是说，刑部提牢厅刁难得实在太过分了！我那句牢骚话，决不是对袁大老爷发的！我罚咒！”

“算了，算了！你罚什么咒！”袁来保发过脾气，心里好过些了，“你们两方面，虽说是怨家，实在是一案同遭冤枉的患难之交，大家应该彼此体谅、彼此帮忙。你跟你姐姐去说，她如果肯出面来扮一扮，公事上交代得过去，你姐夫跟沈媒婆她们，今天还来得及出来。”

听说杨乃武这天还来得及出狱，詹善政又起劲了，急急问说：“袁大老爷，什么叫扮一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