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多次公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从中体现出他极高的民族大义。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军民抗战的呼声和激情高昂，但在军事上却连连败北。做为军人，吴佩孚不可能不知道现状，更不可能不知道投机。但是，他是一名有民族大义的军人，他是中国军人。1935年日本搞华北自治，请他做华北王，被他拒绝了。1937年，7。7事变。日本人请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被他拒绝。
1938年，日本侵略者决定把华北伪政府和南京伪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请吴佩孚出来做中国王。但吴氏回答说：“叫我做也行，你们日本兵全部撤出我们中国去！”汪精卫投敌后，曾派亲信陈中孚前来游说吴佩孚与他们合作。吴氏接见陈中孚后，大骂他们卖国。并且写了一幅文天祥的正气歌，让他带回去送给汪精卫，以示对他们汉奸行为不齿！
所以，有人怀疑吴佩孚的死与日本间谍行为有关，是有一定根据的。他对日寇沉痛恶绝，是有目共睹的。他写过不少诗，抨击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即使当时兵败，流落四川并怀有东山再起之意，日本特务头子荒木代表日本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资助钱款百万，但他都拒不接受。对于一个亡命军人来说，这些，都代表东山再起的资本，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但这是一位有民族正义感的将军，他不会为了个人的欲望，而丧失民族大义。
可见，吴氏确有一腔民族正气，是一位可歌可敬的当代枭雄。他并不是一个大坏蛋，他有中国人的文人风骨，也有中国人的武夫气质。对外来的入侵者，他正气凛然，刚直不阿。对中国人民，他慷慨大义。后人对他支持“五四学生运动”评价很高。当时，他多次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和高官正要，要求释放学生。
他在信中说道：在国家危难时，人人都渴望强国强民，学生的行为是无罪的、爱国的，不应该拘捕他们。吴佩孚的行为，体现了一位爱国军人的民族正义感。后来有人说，不管在民族大义上，还是个人生活方面，吴氏都体现出中国当代军人少有的正派形象，是位不可多得的军事良才。
但是，尽管如此，吴佩孚的正气极限，却仅限于他对中国传统气节的理解。他只是一位传统的军人，对大民族的前景和未来，没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剖析。对民族的命运和方向，始终没有坚定的信仰准则。其正气和英勇体现在千年儒家哲学思想的忠义勇上，对不断发展的社会正气和民族精神，没有更深刻的分析和摸索。因此，这注定他成功的局限。虽然他赋于自己儒家的民族正义感，没有成为汪精卫第二，但他终究只能是一代枭雄。
这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初一些优秀军阀头子的局限。他们虽然爱国、强民、自律、忠勇，但却不能挽救一个危难的国家和民族。无数军阀头子，无时不刻不想统一中国、抵御外强、救民于水火。然而，虽然他们鞠躬尽瘁，但毕生的精力，大都付之东流。这其中，包括蒋介石、张作霖、阎锡山、段祺瑞他们辉煌一时，但最终，一个个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这里，摘录一副吴佩孚的对联：
上联是：得意时清白乃身，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下联是：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一代枭雄——吴佩孚，可谓晚节有保，一世清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