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那些年轻的花旦口中了解到这些的时候，戏班已经拔营转寨，再次穿乡过镇了。丁永昌问过我的家庭和那晚发生的事，我只道自己是个孤儿，随便撒了个谎搪塞过去了。当然那谎话一点都不高明，骗不住丁永昌，他锐利的眼睛像一只鹰隼，但他没有拆穿我，也没有暗示我离开的意思，我就这样在戏班生活了下来。
戏班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很短，如果没有收到特殊邀请的话，一般不会超过半个月。节目安排得很满，第一天挂旗宣传之后，第二天就开始了连续演出，基本上一天两出戏，有时候会重复演出。若是剧目演完了，班主还没有找到下一个演出乡镇的话，就会耽搁几天，但总体而言，戏班不会在一个地方待过超过一个月，所以戏班的一切设备都很简便简陋。曾有人戏说，我们是“卡车上的游牧民族”。
一辆大卡车带着我们穿乡走镇，承载我们所有的悲喜。繁华的城镇，主办方会租好演出的剧院，条件好，地方宽敞，包银丰厚，演出完之后还可以在镇上逗留一两日。这叫做我们的“happyhour”。有家室的人可以把攒下来的钱寄回家，以尽孝道，没家室的可以找到地方买上一两件漂亮的衣服，慰劳自己。若是到偏僻的乡镇演出，我们自然也会全力以赴。多数情况下都是在镇上的庙门口搭起简易的舞台，演出完了之后拆掉木板当床。夫妻关系的，就会在偏远的地方用几块木板围成一个箱子，隔音隔视。班里的查某戏称那是“夫妻档的私密空间”。单身的查某郎查埔郎或簇拥一团，或独独分开，全凭喜好，前提是有多余木板的情况下。
戏班的生活很艰苦，从分得的包银中能看出演出并不景气。奇怪的是，人们依然说说笑笑，抱着十二分的热忱演好每一天的演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那热忱里满含浓浓的绝望与悲壮，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下一站到哪，不知道明天是否还有机会继续唱下去，但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像太阳始终会落山，而我们能做的时候，只是在夕阳下尽情的欢唱绝歌。
丁永昌总是很忙，那天之后我几乎很少再见到他。他总是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穿乡走镇，寻找演出。运气好的时候，可能临镇就会收到邀请，甚至有人慕名而来；运气不好的时候，可能要从一直从台北找到台南，也不一定会被邀请。那天，他正是出门找戏才在路边救的我。
眼角的伤加上手心的割伤让我流失很多血，整个人看上去瘦弱不堪，我休息了好长时间身体才稍微缓过来，开始帮手打理戏班的杂物。眼角的线因为没有及时找到医院，后来我便动手自己拆了，但彼时肉芽已经和线长在一起，拆线之后伤疤逶迤丑陋，成为我脸上永久的伤。
我在戏班的工作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劳力活，比如整理道具和服装，在厨房打打下手。戏班的师傅收弟子的要求很高，要年纪小，要身段好，要有可塑性，有悟性，有表演天分。彼时我已经将近十六岁，对于拜师学艺来说，已经算高龄了，加上胸口平平，面黄肌瘦，实在不能称之为可塑之躯。也好，我也很安于这样的生活，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无欲无求，三餐温饱，轻松度日。过去的一切仿佛就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彻底地终结在黑暗那头了。
只是有时候我躺个在那小小的隔间里，望着满目繁星，闻着淡淡的清苦的艾草味，偶尔会想起母亲，想起她面色苍白满眼空洞地望着我，颤抖的双唇失去血色像两片薄薄的浆纸。不知道她是否像我一样时常受噩梦的困扰，不知道她是否会经常想起那晚的事，会不会一面失魂落魄地找我一面像那些女人一样破口大骂我大逆不道，会不会担心我客死异乡而食不下咽。还有江采薇，以及我那段不知道算不算初恋的初恋，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和那个小白脸在一起。想着想着就会不由傻笑起来，所有快乐的不快乐的往事，就在那个以为永远都过不去的夏天里，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那时候小黄总是很安静地坐在我的床边，不吭一声。后来我又找了块破布帮它把伤口包扎起来，只是毕竟是被剜去一块肉，它又一路跟着我们颠簸，到后来伤口逐渐好了之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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