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第54节</h1>
随后，她让司机开车回去了，准备回程搭我的车。
在我有限的童年记忆里，小东阿姨是个大气的女子，常给我带各种珍贵的礼物。青青阿姨嘛，就喜欢带着我跟她女儿一起玩，至于礼物，就很少拿得出手了。
精神病院门外是片荒野，唯有小餐馆一间，不时传出麻将声。
我们跟门卫做好登记，便步入医院大楼。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精神病院。没见到强壮的护工，没有凄惨的尖叫，没有墙上的血手印。有些人穿着病号服，在楼道间自由活动，行为神情均与常人无异，更无想象中的汉尼拔博士。
小护士面无表情，把我们引到一间会客室。在这里我才闻到一股药水味，很多人记忆中恐惧的气味。
狭长的窗玻璃上，密集的雨点不断落下，光线透过铁栏杆，洒在一个女人脸上。我不太认识。
她的年龄想必跟我妈她们差不多，但在这种鬼地方自然更显得老些。她留着长发，夹杂许多白丝，却打理得干干净净。又干又瘦的脸上有许多灰斑，没有化妆，白得吓人。眼窝深深的，反衬出幽幽的眼神。
依稀觉得，她年轻的时候，或许很迷人。
从她穿的衣服上的编号，可以看出她是个精神病人，并且是那种比较严重的，必须要限制人身自由。
她应该认得我妈她们三个，点了点头。我妈并不害怕，坐在她的面前，从包里抽出些营养品.小东阿姨拿出个袋子，里面装着许多衣服，包括女士内衣。只有青青阿姨两手空空，只是笑着问她：“哎呀，我们又来看你啦，身体怎么样啊？这里伙食还好吧？听说你的病好多了啊！真是啊，我们想你的哦！”
虽然那么一长溜话，银铃般串着，用上海话说来，却分外悦耳动听。
但在我看来，像在哄小孩子。
她——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有胸口上的编号：01977。
不过，我也得叫她阿姨吧，什么阿姨？精神病阿姨吗？
她不声不响，目光虚焦着，不晓得在看谁，起码不在我们身上，甚至不在这间屋里。
我妈又跟护士聊了几句，大体还是问她的身体状况，护士不耐烦地回答。01977一切都好！不要担心。
说完，小东阿姨塞给护士一个信封，我猜里面是购物卡之类的。
护士立马给了笑脸，又给病人削了个苹果。
01977阿姨从未说过半个字，只是拿起苹果，慢慢地啃起来。
一个苹果，她吃得异常认真。
我们都默默地看着她，不敢发出丝毫的声响。
这间小小的屋子，除了她的牙齿与苹果肉的摩擦声，还有雨点砸在窗玻璃上的回响，就像直接落到我们的耳膜上。
安静到震耳欲聋。
等到她吃完苹果，几乎连苹果核也被吞下去了，我妈闭上了眼睛，小东阿姨眼眶有些湿润，青青阿姨几乎要夺门而出。
忽然，她说话了——天潼路799弄59号。
没承想，她的口齿清晰，声音不响不轻，竟还像小姑娘般细腻，颇有穿透力，回荡在窗户与墙角之间。
妈妈抓紧了我的手。
我的手有些痛。
小东阿姨拽了拽我妈衣角，又对精神病人说：“你好好休息吧，我们走了，明年这时候，再来看你！”
对方闭上眼睛。
我们四个走出精神病院。世界却黑了。电闪雷鸣，豪雨倾缸。荒野。雨点冰冷，刺痛脸颊。而我背后的建筑，如沉没中的幻觉。
傍晚五点，感觉已近深夜。我把车往前开了数百米，道路一片汪洋，强行通过非常危险。小东阿姨又提醒，这一带是低洼地，出过水淹事故，有人活活淹死在驾驶室内。
开回到精神病院门口，青青阿姨厌恶地看了一眼，说：“要死快了，等在这种鬼地方，要出人命的啊！”
小东阿姨倒是镇定，指着医院门口的小餐馆，说：“不如进去坐坐。”
餐馆简陋，七八张台子，只有一个客人，坐在墙角吃着葱油拌面，浓郁的葱油味，勾我食欲。
坐下不点什么也不好，小东阿姨自作主张，点了几样炒菜，至少回家不用饿肚子。
我低声问妈妈，“你们去看的那个人，是谁？”
“你忘了吗？抗美阿姨，你小时候，她经常带儿子来我们家玩的，你跟她儿子还一起打过游戏机。”
“嗯，我依稀记得吧，那个男生叫啥名字？”我挠了挠头。
青青阿姨在旁跟了一句，“我们做小姑娘的时候，四个人是顶顶要好的，你妈妈、我、小东，还有抗美。
哦，才明白，四闺蜜。
我妈妈是“老三届”。那代人吃过许多苦。唯独我妈比较幸运，因是独生女，未如别人那样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是早早进到单位做了工人。我妈工作优异，早早入了党，特别喜欢文字，常给单位写稿，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读书。
她们中的其余三个，命也不箅太差。当年，许多人去了新疆、云南、黑龙江，小东阿姨、青青阿姨，还有抗美阿姨，因为是最早的那批，被分配去了崇明岛的农场。
虽说与上海市区仅一江之隔，如今过大桥隧道仅个把钟头，但那时去一趟崇明岛，可比去苏州、杭州还麻烦。有时大雾天渡轮停航，就真正变成孤岛一座。不过，她们被关在农场里头，本身就跟蹲监狱没啥区别，除非有特别的事请假，否则每月才能回家一次。好在我妈在市区工作，没有兄弟姐妹，房子也算宽敞。她们就把我家当作据点，又延续了十年闺蜜之情。
再说回抗美阿姨，在四个女人里头，她是最为命运多舛的一个。
“文革”结束后不久，小东和青青都顺利离开农场回城，只有抗美孤独地留在崇明岛上。因为她家里兄弟姐妹太多，都不欢迎她回家，自觉无望，便嫁给了当地的农民。那座岛号称中国第三大，却是上海乃至江南最穷的地方，就连江北许多县都比它富庶。抗美在农场里吃了太多苦头，她那农民丈夫是个酒鬼，动不动就打老婆，就连她生完
儿子坐月子期间，都不能幸免。苦熬到九十年代，抗美终于跟那农民离婚，把户口从农场迁回市区。但家里照旧容不得她，只能在外租房住，每天起早贪黑卖包子，有时还得靠三个闺蜜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