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研究者们发现纪弘易体内某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相较于正常人来说，他的基因有着轻微缺失。他们又对他的父母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意外的是两人并未携带这种突变基因。
先天性痛觉缺失有很多种原因，纪弘易的情况却是第一例。
“那该怎么办才好？”纪妈妈问。
研究者翻了翻纪弘易的病例，“你们家的血型本就少见，所以你更得小心，好好保护他。”他压低声音，“许多cip患者(congenitalinsensitivitytopain)都会有天生的自毁倾向，因为无法感知到痛苦，他们可能会不停探索自己的底线，直到……”他语气一顿，“自己害了自己。”
纪妈妈捂着脸哭了起来。
“他现在还小，只要教会他基本的生存技巧，让他时刻注意保持警惕，他依然可以像其他孩子那样健康成长。”医生补充道：“往好处想，他无法感知到痛苦和害怕，所以也不会罹患心理疾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比我们都要强大。”
如果不是生活在人人被强制监控、保护的社会当中，纪弘易将是第一批被淘汰掉的人类。物竞天择，他却是一只无法意识到自己受伤、需要舔舐伤口的动物。他只能拖着麻木不仁的身躯在森林中漫无目的地游荡，直到身上的鲜血流尽，肉体和脚下的土壤融为一体，来年变成一只抽芽的绿枝。
纪敬则和他有云泥之别，他从出生起，生命中就充满了苦难——或许对于所有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来说，苦痛大同小异，只有程度之分。
贫民窟在“鸡蛋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年才逐渐成型，生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罪犯。
起初罪犯们都被集中关押在市中心最大的监狱里，每个月他们都有一次出去透风的机会。他们可以在监狱管理人员的陪伴下出去买咖啡，或是在附近的街道上转两圈。
区别罪犯和普通公民的最佳方式是观察他们是否佩戴了体征圈。据说在“鸡蛋事件”之前，罪犯们会佩戴电子脚镣。有趣的是，“不被监控”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了一种惩罚。
死刑虽然被废除，但是身患重病的罪犯们却不会得到任何救治机会。体征圈代表着使用医疗资源的权利。他们对此极度不满，向上面表达抗议，所得到的回复仅仅是：从你们被判罪的那一天起，你们就丧失了作为普通公民的所有权利。
这直接导致了一次史上最大规模的越狱行动。统治者花费整整一年时间才将他们抓捕完毕，并且全部驱逐出城。他们迫不得已成立了自己的农业社会，不过因为科技落后，在城内的群众看来简直和原始部落里的野蛮人无异。
纪敬的父亲算是贫民窟里的最早一批“移民”，当时他被指控协助杀人，却从未放弃上诉，可惜一直收效甚微。他在“鸡蛋事件”发生之前就带着怀孕的妻子连夜逃出城外，因此两人从始至终都没有佩戴过体征圈。
贫民窟起初只是一个落后的小村落，纪敬出生后它的人口才逐渐增多。他们都是被赶出城的罪犯，其中有不少人和纪敬的父亲一样声称自己无罪。那时世界刚刚陷入新的混乱，群众的精神状态和社会运行都岌岌可危，统治者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他不敢冒险，因此也将不少被看作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人一齐流放到城外。
纪敬从未见过城内的世界，就连震惊全球的“鸡蛋事件”也是长大后从别人口中听说的。他和纪弘易不一样，没有人传授过他生存技巧，于是他只能亲自试错，直到碰得鼻青脸肿才会形成条件反射，知道下一次面对相同的情况时，应该采取不一样的策略。
纪弘易烫伤自己之后，父母就给饮水器上加了一道指纹锁，使用五十度以上的热水时必须要有成年人的指纹识别解锁。一般来说纪弘易不会踏入厨房，他想要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告诉管家即可，那天他进入厨房只是想要向纪敬介绍家里的设施。
管家因为失职差点被开除，纪弘易上前为他辩护，说是自己偷偷使用开水导致受伤，并且再三保证不会再靠近厨房，这才勉强将他留下来。
管家小声向他道谢：“谢谢您为我说话。”
纪弘易挤出一个笑来，“本来就不是你的错。”
只有纪敬看到他垂头坐在沙发一角，半天没有翻动手里的书本。
他鬼使神差地走上前，看似漫不经意地问：“你还在想那天的事啊？”
纪弘易回过神来，“没有。”
“骗人。”纪敬毫不留情地拆穿了他。
纪弘易沉默片刻，随即合上书本，将它搁到沙发的扶手上，“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易碎品，无论我走到哪里我身后都会有人跟着。要是可以的话，他们巴不得把我装进透明的玻璃罩子里，那样我就永远都不会受伤。”他垂下眼说：“只要远离危险，就不会受伤。”
纪敬斩钉截铁道：“这样可不行！危险是躲不完的，你得学会自我保护。”
他在大厅里转了一大圈，搜罗来一个茶杯垫和一小块毛巾，然后拉着纪弘易走到饮水机前。
“如果你不确定水温，你就这样拿杯子。”他用右手隔着毛巾捏住茶杯的杯柄，然后用左手拿着杯垫垫在杯底，“假设这是开水，你接水时这样接就不会烫到手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