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中国的认知存在着偏差，而古老的书籍记载的又只是中国的过去，我希望留在太子殿下的身边，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用我的笔记下一位对中国注定有着深远影响的真实的君主。同时也记载下真实的，不虚假的中国，让我的同胞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中国。”
“安森阁下的《环球旅行记》里关于中国的记载似乎有所欠缺，但对比商人们的那一张充斥着谎言的嘴，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乔治·安森，英国皇家海军继弗朗西斯·德雷克之后第二个环球航行的舰长。他的战船“百夫长”号是进入中国水域的第一艘英国舰船。
据传闻，安森和他的战舰【本来六艘，进到太平洋的时候就只剩下一艘了】西历1743年抵达菲律宾附近海域。在这里，他指挥“百夫长”号俘获了一艘西班牙运送财宝的大帆船，然后将这些财宝运到中国广东拍卖，获得40万英镑。但陈鸣觉得这消息很荒诞。
40万英镑是什么概念？依照三十年前的银价，那至少是一百五十万两平库银。
当然陈鸣对于安森的更重要的一个印象就是他那本书。
随着西力东渐，中国长期拥有的光环消退了，尤其是在英国这个崛起的到过。西历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推出了他的《鲁滨逊漂流记》续篇。笛福并没有来到过中国，可他笔下的鲁滨逊来到了中国，感到中国人“无知又肮脏”，“而且又组织得不好”，他们的航海、贸易和农业“很不健全”，知识与科学技术“相当落后”。随后不久，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其西历1748年出版的《环球旅行记》中又向欧洲展示了一个“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的中国形象。很快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这个“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的“****帝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原则是“恐怖”，“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中国人“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他甚至说“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反正怎么说呢？
英国人现在正是一只围着大象打转的雄狮。这头大象正在病中，可他的外表依旧强健有力，但是狮子就是不怕这种强健的外表，这头雄狮经对大象的畏惧之心正在一点点消退。什么时候大象病的走不动了，或是这头狮子已经彻底忘掉了畏惧，那就是狮子扑上来的时候。
原时空历史，二十年后的英国人还会派出使者来访问中国。
两三年后，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在他的书中，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说的就好像欧洲商人多么正直，欧洲官场多么清廉公正一样。然后就是黑格尔，陈鸣已经记不得黑格尔说过什么了，比起德国英国对中国的创伤更大，当初马嘎尔尼使团来访也具有更多地记载，一般小p民谁关心一个黑格尔啊。
然后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基本定型。“一具涂了防腐材料的木乃伊”，成为了西方世界污蔑与嘲讽的对象。随后发生的两次阿片战争似乎也为此找到了注脚。
这是一股浩荡的洪流。
在陈鸣看来这就是约翰牛，乃至欧洲人在向着世界宝座攀登的时候，精神上的一次‘伟大’的胜利。
不管实质是真的是假的，他们——发达强盛的西欧——合力掀翻了中国这个长久以来压在他们心中的大山。后者在欧洲就是财富的象征，中国热的流行又让‘文明、富饶、强大’的形象一层层的加持到中国身上，在奥斯曼帝国没落以后，在莫卧儿帝国逐渐被英国人攥在手心之后，中国就是他们需要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
这次胜利让白种人在精神上站到了整个世界的巅峰，他们蹂躏着黑人，俯视着黄人。
“那么现在……，中国的形象又在英国社会发生改变了吗？”陈鸣好奇的问道。他手下的军队跟欧洲人可没发生过战争，葡萄牙人可不算数。
“是的，尊贵的太子殿下。”牛顿很正色的说道：“您和您所代表的汉王朝，表现出了远超过鞑靼人的清王朝的开放自由精神。从您在欧洲的那些举动来看，我感觉到了一种澎湃的生气。
不同于清王朝的顽固、自大，您的身上散发出的是容纳一切，包裹大海的气度。这很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东西方的交流与融合，在您的手中再度开启。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近距离的观看这一切，是我抗拒不了的诱惑。”
陈鸣对这些半点则不感兴趣，毛的历史见证者，他更希望听一听牛顿对于现在的中国的印象。
“广州、上海、汉口，都是繁盛的贸易大口岸。强大的秩序统治着那里的一切。”
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安森笔下的这些或许还有痕迹，但一样的痕迹在伦敦同样不可磨灭。堕落而又愚昧无知的灵魂，漂浮在整个伦敦城的上空。
笛福说中国缺乏组织力，可这个形容太空泛了。在牛顿的眼中的中国恰恰相反，中国沿海的贸易城市比伦敦整洁、安全，这里看不到诸多的乞讨者，倒是能看到一个个穿着红马甲的执法者。任何人都有着自己位置，有着自己的工作。
如果没有这些执法队存在，广州、上海和现在的汉口可能会像伦敦一样肮脏，一样遍布着乞丐，到处是游荡的欺诈者和罪犯，甚至比伦敦更加堕落。可当一道强有力的秩序在中国蔓延开来以后，一切就都改变了。
在广州、上海和汉口，走马观花的牛顿还不到太多的东西，却深深地认识到了那股强大无匹的秩序。它统治着城市的一切，统治着任何一个角落！
而现在，这个秩序的缔造者就坐在他的面前。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确实是一个‘zuan制的国家’，老百姓头上的确有一根棒子。但绝不是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中国人更不是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
“秩序不是暴力的棍棒。”牛顿不是法学家，但他也有最基本的判断。任何一个汉学家都清楚中国的君主‘zuan制’与西方整体巨大的不同。
俄罗斯的沙皇在整个欧洲君主大家庭中都是有数的强力人物，可他的权利远远不能同中国君主的皇权媲美。
在中国，在东方，君主主宰一切！
君权分散的欧洲国家根本无法想象东方君主集权制下帝王与官府的威隆。不然怎么叫官本位社会呢。
陈鸣没读过《论法的精神》，对于孟德斯鸠也没啥感官，虽然他把中国攻击的够呛，但屁股不一样，陈鸣也不至于因为这点就彻底的否决他。但孟德斯鸠如果能活到三十年后，陈鸣愿意把他请到中国来，让他看一看那个时候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