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医生有点得意地说：我就是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现在有点想法了。”
”什么想法？“
“大家必须先琢磨：这个阴阳鱼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的？
老马：恩……人为的？”
“好，人为的，在这个前提下考虑，只要是人做的，就必然有标记或者痕迹。
大家可以去找这个标记或者痕迹哪。”老马问：万一不是人为的呢？”
“那就没办法了。”
李医生说：但我十拿九稳判断是人为的，就是我刚才猜测的历史……方士想反抗朝廷而设的基地给我的启发。”
所谓儒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的巫祝、祭司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孔子的出现而发展成儒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不止是争夺研究经费而是话语权，这个时期的选士制度也呈多样化特征。随着士阶层的崛起及各诸侯国之间空前激烈的治政竞争、经济竞争、军事竞争的需要使得各国君主都锐意变革图强，他们网罗人才、竞相纳士。这时即有重金招聘、设计求贤，也有贤者荐贤、献策自荐等方式。这些方式强调德行道艺兼求，但基本是和平时期重德行，战争岁月重道艺。
汉高祖十一年。这一年，汉高祖杀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被告发谋反，为汉高祖刘邦所杀。次年淮南王英布谋反被杀，汉高祖刘邦大杀功臣之后，做大法官感叹无人可用，于是当时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而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则是从文帝开始的。汉文帝十五年，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特科察举的制度因此正式成立。汉武帝于元光元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不久，这种察就通称为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至汉武帝时成为一种制度，即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考核，然后授予官职。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所谓孝敬廉洁者、秀才所谓才能优秀者、明经所谓通晓经义者、贤良方正所谓能直言极谏者等。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枢，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正如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汉代的特科，后来又发展出文学、方正、至孝、有道、敦朴、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特科中，贤良、方正、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科的应举者要参加对策，按皇帝指定的策题发表对政事的见解；明经科则要参加射策，即经术考试，然后方得除授。汉代的岁举，除孝廉外还有廉吏等科。东汉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秀才改称茂才。秀才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核，叫做“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做“射策”或“对策”。董仲舒就是在汉元光元年以贤良方正连对三策而被录用的。董仲舒及门人开宗立派的儒教只是个雏形，不同时期儒家有不同的变化，主要是通过科举垄断上升渠道。
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被举者如被发现不合标准，举主要承担责任，被贬秩、免官。察举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孝廉一科，“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朝廷官员的重要来源。孝廉举至中枢后，经选拔才能被任命为地方或中枢的有关官职。崇信宦者的汉顺帝阳嘉元年规定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孝廉科开始向中枢考制度过渡。借助于科举制度，董仲舒、焦延寿一脉的天人之道、灾异感应儒教走上了内圣外王的道路，严格制度，党同伐异。甚至原本属于儒家八派的其他派已被打成了异端，甚至汉儒中今经文派与古经文派也因为谶纬预言解读不同，如同笑傲江湖的剑宗气宗一样势如水火。
儒家从来不在乎流血，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早在战国时期儒家就内部分化而形成八派。毕竟孔子一生教书育人，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誉。群英荟萃意味着众口难调，何况文无第二、武无第一。而孔子道统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儒家弟子对孔子道统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三不朽以后，儒家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韩非子》的《显学》篇开宗明义：“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人，身为传说中古神血脉的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论语·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论语·子张》）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弟佗其冠，神谭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大概是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以防护为主”，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
“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就是荀况，或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称孙卿，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治政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治术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仲良氏之儒，据《孟子“记载：“楚产也，悦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这一派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曾子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夏禹王的后代，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深远。而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曾参在60岁时，与子夏、段干木设教于西河，发展成为西河学派，仲良氏属于这个集团，他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纷纷投入农家许行一脉，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而“乐正氏之儒”即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一脉，传曾子之学。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发挥了孔子思想，儒家以孔圣之言，教化万方。《中庸章句》称儒，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大学》里的八目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子思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盂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督儒曜曜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可谓精诚所至，变化万千。
孔子血脉所流传的子思一派，虽然血脉传承已经淡薄，但是学术在孟轲的手中发扬光大，浩然正气呵斥奸邪是他的象征，唐朝以后的儒家派系基本都是孟氏一派的分支。先儒主以修心为主，但在后期发现了修身的重要性，因此后期的儒家特别强调养气，正所谓“吾善养我浩然正气”。这就是“孟氏之儒”，自然是以孟子为代表的，亚圣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曾自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谓其“受业于子思门人”。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治政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将数术引入儒家以会通天道、地道、人道，预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的意蕴。
颜氏之儒众说纷纭，按照《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毕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工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心理论，可谓后来陆王心学，心外无物的滥觞，然而沉溺本心，却往往看不见存在之事。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足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后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冶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漆雕氏之儒”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儒家弟子中任侠的一派；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儒家内部出现的派别，子夏一派从李悝开始自立门户，最后荀况的弟子韩非彻底把法家与儒家关系割裂，而偏激的子张一派最后孕育出墨翟的墨家，反对秩序的他们再也不是儒家。之后是春秋儒生与汉儒因为“天人感应”而争，汉儒又有今古文尚书之争，在秦始皇焚烧各家经典后，儒家因为经书的重新发掘，陷入了由口耳相传的今经文派，与修习古代经书的古经文派两派之间的斗争。《尚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史书。成书于春秋末年，由孔子编纂而成。其时，正是王朝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所谓“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深感不安，他一边搜集整理古藉，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一边讲学授课，把上述六种典籍作为教材向弟子传授。古人“尚”与“上”通用。“尚”即上古，“书”即记录在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也有“君上之书”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说：“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尚书》所记始于尧、虞、舜，中历夏、商、周，终于春秋中前期的秦穆公，跨度1500多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丹道、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是来自上古祖先的声音，也是后世了解古代王朝的珍贵史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实现令行禁止，他在李斯建议下，大举焚书坑儒。坑杀方士集团，而除医药、占卜之类的书藉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写、不是官家所藏之书，统统在三十天内焚毁。《尚书》自然难得幸免。当时，济南有个姓伏、人称伏生的人，曾在秦朝做过博士，有一部私藏的《尚书》。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他偷偷将《尚书》藏在了家中的墙壁内。过了七八年，待刘邦、项羽的楚汉之争结束，“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所谓《史记·儒林传》，其余数十篇朽折散绝，成了残文断简。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伏生就用这部不全的《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十分注重搜集整理古籍。他听说伏生有一部《尚书》，就派掌故官，一心削藩的晁错前去搜集。此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进京，而《尚书》也早已破烂残缺。晁错只好住在伏生家中，由他口授讲解，自己……记录。伏生所藏《尚书》是用什么文字写成，已不得而知，但晁错记录时所用文字却是当时通行的隶书，于是被称为今文《尚书》，成为朝廷定本，并通行于世。后来，一些传经者为使大家尊信，竟将今文《尚书》说成原本就是二十九篇。因为二十九取法于天象，即北斗星加二十八宿之数。
汉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因扩建宫殿拆除孔子旧居，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古书，其中一部即是《尚书》。由于这部《尚书》是用先秦字体书写，故称为古文《尚书》。所谓“古文”，其实就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赶紧将这些古书交还于孔子的后人孔丘十一代孙孔安国。孔安国将古文《尚书》和通行的今文《尚书》比对，结果多出十六篇。顿时如获至宝，毕恭毕敬地在征和二年献书于朝，无奈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翌年带着遗憾逝去。而由于古文《尚书》语言佶屈聱牙、字体奇异难辨，一时无人通读，朝庭只好封压起来。直到汉成帝时，经学家刘歆领校皇家藏书，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校出今文《尚书》脱简及异文若干，便向皇上建议推行古文《尚书》，可是立即引起众人不满，并由此暴发了一场今古《尚书》之争。今文派继承了先秦诸子遗风，思以其人道易天道，主张通经致用，解经只重微言大义，研究其历史治政；而古文派不重大道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留心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其间，古文《尚书》还出现了“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比较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因为该本没有“佚书”十六篇，只有同于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大家，先后为其作注，越发赢得了人们的尊信。
实际上，因为《古文尚书·大禹谟》强调尧舜禹禅让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因此汉儒之争，背后是王莽外戚和刘氏皇族的势不两立，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按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编排而成。按内容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于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第二类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主要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第三类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皇朝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它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按文体可分为六种：第一种是“典”，即经典。如《尧典》，记载了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故奉为经典。有人怀疑《尧典》并非当时的记录，而系后人根据传说追叙而成；第二种是“谟”。“谟”的读音和字义与“谋”相通，“谟”即“谋议”。如《皋陶谟》，记载了舜、禹、皋陶等人彼此的问答、谋议治政的谈话；第三种是“训”，即教训、告诫。如《高宗肜日》，记载了大臣祖已教训商王的话；第四种是“诰”，即诰谕。无论口头或书面，告谕别人都叫“诰”。“诰”即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上位者对臣民的讲话，此类文章占了全书的半数，是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如《盘庚》记载了盘庚告谕臣民要服从迁都于殷，《康诰》记载了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另外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第五种是“誓”，一般指出兵征伐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如商汤伐夏桀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泰誓》、《牧誓》等，词句多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我们现代的口号；第六种是“命”，即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即周平王对晋文侯发布的一道奖令。其中的名篇，当属《禹贡》和《洪范》。
不算没有定论的《山海经》，《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其“大陆”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大一统治政蓝图，“别大陆”、“任土作贡”，根据大陆不同的土质制定田赋和土贡制度。从现在的角度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诸多方面，可谓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洪范》则是研究我国古代丹道宗旨、治政宗旨的重要文献。“洪”即“大”，“范”即“法”。“洪范”即统治。它分九个部分，称为“洪范九畴”所谓九畴即九种玄修。主要是根据天的意志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来解释自然现象、人事吉凶和治政等级制度。九畴之一讲的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五种朴素的材质，各有其特性：“水向下渗透，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五谷”。人还可以从中感知五种味觉：“咸、苦、酸、辛、甘。”此说在中国古代神秘学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它既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影响深远……如《管子》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又成了天人感应神学观的依据……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汇集董仲舒等人用五行休咎玄学牵强附会出的许多历史资料，写了《五行志》，成为中国历史丹道中支配人们宗旨二千多年、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巨著！
《洪范》认为，世界上的万物和王朝秩序，都是由“天”安排而定的。“天”是真正的主宰，帝王是天之骄子，是民之父母。帝王代“天”治理百姓，要“建用皇极”。至大谓“皇”，至中谓“极”。“皇极”即“大中”。“大中”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此为九畴之五，居于正中。武王代商后，深知治理国家要借助前朝的经验和教训，于是前往拜访商朝的遗贤。武王问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上天保佑下民，监视他们的行事，它的秩序如何，我还不大明白。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他没有直接回答武王，却把答案推到更早的夏朝，给他讲述了一则大禹治水的故事，借此道出神圣至极的“洪范九畴”。他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我听说从前鲧用土阻塞洪水，违反五行中水的特性，上帝震怒了，不给他洪范九畴，世界的正常秩序破坏了，鲧也被杀死了。禹继承鲧的事业，上帝赐给他洪范九畴，才恢复了世界的秩序。与其同时，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也被人们视为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它补充了许多历史事实。如《大禹谟》记载了舜欲把帝位禅让给禹，而禹却想让皋陶的事。禹曰：“联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舜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最终由舜决定禅禹帝位。此即禅让制转为世袭制过程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其次，它保存了大量的格言和成语。如《大禹谟》载：“满招损，谦受益。”《五子之歌》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旅獒》载：“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周官》载：“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等等。众多格言和成语，具有极强的教育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有一些至今仍然引用。第三，它可考知旧籍引语的背景和用意。如《左传·成公十六年》引《夏书》：“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初看此文不知缘何要说此话。待查过《五子之歌》，方知是太康五弟在其兄失国后痛述祖上教训，大意是：人民的怨恨岂能只看明处，在细微不见之时就应图谋。再如《论语·为政》引《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初读也不知所云，待查过《君陈》原文：“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才明白这是周成王嘱咐儿子君陈以孝友品德能施于政的话。如此种种，可明了其引文的背景和用意，从而加深理解。同时还可订正旧籍引文之讹，纠正旧注之误。尤其难能可贵的，无论今古《尚书》，都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了“敬德保民”宗旨，认为“德政”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唯有德政，上天才会永保天子之命，唯有德政，臣民才能拥护。因此，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敬德就是敬天，就是保民，要保民必须明德慎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