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无暇顾及这些，甚至在一篇论文在《经济研究》这样的权威杂志发表都没有办法让我有多少欢喜。
调节了一个星期之后，是外公的手术。
最后是苏立和苏如春一起上阵，凭着交情，让科主任亲自坐镇。
我们可以说是享受了国家级待遇，苏如春郑重地问从英国赶回来的舅舅，“这件事情，您拿个主意，做个决定，其他的交给我。我们科最好的大夫上个月胃癌去世了，现在的我们科的手术技术最好的青年一辈，方医生算拔尖，我自己也算过得去，组长和主任又有多年经验，您觉得想要他们主刀，我也去争取。”
赵枚在苏如春身后补充一句，“张医生去世之后，我们科做显微和颅内最好的，就算是苏老师了。”
苏如春苦笑：“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而且方医生更稳妥。”
舅舅最后做了决定，“苏医生，我爸就拜托你了。”
苏如春抿紧嘴，郑重地点头。
我知道他背负的压力。
全家人都在看着，希望着。任何一台手术都不可能百分之百保证成功，若是陌生人也就算了，医生只要尽职尽责，就可以在手术结束之后说一句，我已经尽力了，不必背负任何道德上的压力。
他不行，不提他和我们家人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我舅舅刚才的那一句嘱托，就足够他承受。
更何况还有我。
他那么聪明，不会不知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他如何能不对着我背负愧疚。
他还是应承了下来。
后来，赵枚跟我说，“你不知道，在平时，这样的瘤子，别说苏医生，就是我们组资历最少的秦医生都不知道开过多少个，结果这次我们几乎是全组出动，整个手术台那一个圈里，全是我们组的精英，系主任都几十岁的人了，站在苏医生后面提点，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前几天那个北京哪哪个区的区长都没动用这个架势。”
手术后，外公的精神逐渐好起来。
外婆也是70多岁的人了，怎么也不肯离开医院，王微微女士终日心思都在照顾两个老人身上，也无暇顾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