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验室工作，何成已经彻底喜欢上了化学，而跟随杨锐，更是优先级高于化学的选项——就何成的角度来说，如果能继续给杨锐做实验助手，那即使被迫学“生物”，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拿到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何成已经欢喜疯了。
紧接着他们的是苏毅和王国华的。
估分比重点线还低两分的苏毅同学，毅然冒险选择了北京工业大学，最终的实际分数比重点线高了一分，由此跳线成功，算是捡漏了一把。
因为“工业”二字在80年代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很多学生都会为这两个字付出额外的溢价，再加上北京二字所带来的分数增幅，使得充其量为知名大学的北京工业大学，分数一度飙到名牌大学的高度。
不过，月满则亏，到了83年，由于许多学生估分失误，预测分数线错误，北京工业大学在河东省的分数线一落千丈，提档线几乎与重点线平齐。苏毅在杨锐的说明下，选择了服从调剂和服从分配以后，以不成功就成仁的心态填报了北方工业大学，成功被提档后，被调剂到了少有人报的环境与能源系，专业为《环境工程》，也就是面向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烟气处理厂的专业。
这样的专业自然是极不好的，不过，要以濒临重点线的分数考一所北京的重点高校，没有点放弃精神是不可能的。好在80年代的大学生金贵，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更金贵，等苏毅毕业分配的时候，更大的可能是进入政府部门，如市政园林环保局都有可能，即使不慎跌落到三废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方面，这个年代的大学生爬坑容易，另一方面，就是三废厂除了工作环境不好，待遇并不差，后世的名校硕士生或者普通学校的博士生，想找这样一份工作还得托人塞钱呢。
捡了大漏的还有王国华与曹宝明。
王国华在杨锐的帮助下，整整一年提高了近200分，估分超过了440分，超过本科线30分，最终报考了北京工业学院，并被成功录取，这同样沾了大小年的光。
尽管与北京工业大学一字之差，但北京工业学院的根子太深了，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延安大学的出身，一直以来都受到政策和拨款倾斜。在计划经济年代，有政策和拨款两样法宝，做不起来的大学太少了，即使真的做不起来，装也能装的强大无比，因为有钱和政策做伪装。
当然，与这个时期的无数大学一样，王国华报考的北京工业学院，最终也会在88年改做一个普通人熟悉的名字——北京理工大学。
这是一家标准的中国式名牌大学，大学最重要的两个指标，“985工程”和“211工程”全数拿到，又是中央直管的副部级大学和全国重点大学，以此根红苗正的基础，必然继续无尽的拨款和政策。
在2009年和2010年，北京理工大每年都讨到了10亿元左右的科研经费，堪称中国最能拿经费的学校之一。在这种学校读书自然是很享受的，一个学校有四五十亿的固定资产，有二十多亿元的仪器设备，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但机会成本已经把那些每年总经费几千万元的吃饭学校，远远拉开。
王国华能以高于重点线30分的差距考入北京理工大学，自然是幸运之至，也是杨锐参考了诸多资料，才做出的大胆预测，当然，也少不了王国华的信任与盲从。
另一位捡到大漏的是曹宝明。他的分数不够重点，于是报考了一所普通本科：北京冶金机电学院。同样，这所学校日后会改名北方工业大学，虽然规模仍然小北京理工大一个量级都不止，也没有混到211和985中的任何一个，但因为先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下属的高校，后为北京市直管，所以倒是个不缺钱的土豪学校，每年科研拨款一个亿，生均经费倒是不少。
另一方面，这毕竟是一所北京的正规大学，又是理工类的，在分数比王国华低了四十分的情况下，也无法强求太多。
当曹宝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其他二本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如雪片般的寄来。
同为实验室助手的姚尺考入了平江电力学院，西堡肉联厂子弟卢志生进入了河东轻工业大学，小贩人才邵亮同学则出人意料的拿到了平江工业学院的挂号信，成功跳线，堪称整个鸿睿班最具性价比的录取通知书。
至8月中旬，西堡中学挂起的报捷红榜已如墙围一般，总计有8人得到了重点大学的通知书，20人读本科，26人读大专，7人读大中专——其中六人属于鸿睿班，一人属于回炉班——不仅没有一个人滑档，竟而有人接二连三的跳线，这是赵丹年当初发布红榜，都未曾想到的。
所以，尽管在在录取通知书邮寄完毕之日，赵丹年立刻做出决定，向上级部门报喜！
不仅要报喜，还要大报特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