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芝是从外省考入河东的，细想一下，同意道：“没有海外背景，就是靠他自己弄到的实验室，那就太了不起了。你说，这个实验室算起来，值多少钱。”
“什么钱不钱的，俗气。”姚悦的语言带着文青时代的特有力量。
吕芝闭上眼，笑笑道：“家里是干部，有才在外国期刊上发表文章，又有一个实验室，还长的像电影演员似的，小悦，抓住机会了。”
“什么……什么机会，你再说，我不理你了。”姚悦声音都发颤了。
“我记得你跳过级，杨锐去年复读了一年，你们俩岁数估计差不多。好了，我睡觉了。”吕芝卷了卷被子，一会儿发出均匀的呼吸。
姚悦彻底睡不着了，说到底，她也就是19岁的小姑娘而已，在牵手就是大逆不道的年代里，吕芝说给她听的暗示，简直让姚悦的心都跳出来。
然而，躺在床上，姚悦却不由自主的吕芝说的话，脑海中更是浮现出杨锐的模样和声音。
翻来覆去到了凌晨，姚悦在心里狠狠骂“男人长那么好看做什么”，翻个身，终于是做梦去了。
第二天是周末。
两个女生起来的稍微晚了些，却见房间里的其他女孩子一个都不见了。
洗漱完毕，校园里已然满是朗朗的读书声。
锐学组固然学的昏天黑地，其他学生也有被带起来的，即使是周末，也有很多人不放松要求。
这也是杨锐的宣传使然，用他的话来说：高三挺直腰板做人，一辈子弯腰做驴。
若是在30年后，这句话大约不是完全正确的。社会发展了，社会平均收入高了，只要肯卖力，初中毕业送快递做泥瓦工也能月入过万，在60%的高考升学率之下，读一个三本二本，毫无骄傲之处，这种分数名词，在82年连大中专都是奢望。
但在80年代，社会可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
全国最多的岗位就是做农民，全国一共10亿人，有六七亿是农民。这是中国的被统治阶级，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来说，他们是国内除了作家以外，唯一需要缴税的职业。
80年代是没有个税的，工人不用缴税，事业人和公务员也不用缴税，他们都有国家发钱，只有农民，不仅要缴税，还要缴重税，工农业剪刀差使得普通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还没有一名工人来的多。若是遇到旱涝灾害，还有更大的经济和生命风险。
简而言之，以农民作为职业，值得尊敬，却不是值得奋斗的目标。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历史来看，“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直到2003年，这个用血手印“大包干”的村子，人均年收入亦不过2100元，同期全国城镇职工的年均工资为14000元，北*京为24000元。
拿着别人七分之一的收入，要说能过的快乐舒心，实在需要一副太好的身板和心思了。
工人也不算太好的工作，当然，央企的工人是挺不错的，但从50年代起，央企就不是随随便便能进入的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岗位是地方企业提供的，这些工人到了90年代，开始络绎成为下岗大军的主力。
相比之下，早期的个体户的未来似乎更光明，但现状却是最惨的。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单位，就意味着要以个人的力量抵抗体制的挤兑，要熬过未来十年，还想熬出个样子，过的会比驴还辛苦。
除此以外，80年代的中国还长期保持着数千万的待业青年。
将历史从后往前看，自改革开放初期，想要未来过的好的路子很多，想要始终过的好的路子就很少了。
在高三做一年的驴，绝对是普通人做驴时间最短的选择。
姚悦和吕芝都是从高考的千军万马中闯出来的，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反而更有感触。
想想高中时的彷徨和怨怼，再看看充满希望的大学，两种心境，令她们的脚步也不由自主的慢了下来。
“你昨天看杨锐做实验，觉得他和兰老师怎么样？”姚悦在强烈的自信的催使下，忽然问好友。
兰老师是河东大学的讲师，给仓教授打下手，也是实验室里的主持人。新进实验室帮忙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兰老师调教的，由于同为女性，年龄又相差不到十岁，姚悦对她颇有佩服之感。
吕芝不回答，反问：“你究竟是看好杨锐的实验和论文，还是不看好？”
“我也不清楚。”姚悦一扭头，又问：“你呢？”
“我觉得兰老师拿不到外国公司的投资，仓教授也不一定能拿到。”
姚悦步子顿了一下，转瞬道：“不管他的实验和论文好不好，我要做到最好。”
“不光要实验做的好，化妆也要仔细点，你下巴这里没有涂匀。”吕芝突然伸手在姚悦的嫩脸上一通揉。
姚悦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一点气势立刻消耗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