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各房吏员的首领除了被称为司吏外还可称为经承，或以各房之名冠之，称他们为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何工书，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通常来说，县衙各房的书吏，也就是吏员，加起来有十余名，一般不超过二十人，各房的配置为一司吏、两书吏。
必须指出的是，吏员不是官员所以没有品级，按照古代的规则或“选于民而充之”，或“役五年而更”。
由于吏员通常是衙门里的人，掌握有实权，油水丰厚，因此很多人通过纳粟或者贿赂来获得吏员的职务。
作为衙门的文职办事人员，按照规定吏员们应该依靠领取纸笔费、抄写费和饭食费来维持生计，不过因为他们掌握着县衙的实际权力，故而收贿受贿、中饱私囊以补收入之不足。
因为县衙里的官员属于朝廷的流官，每隔几年就会调任他处，再加上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员精于文章但荒于理政，需要依靠那些熟悉民情、精通律例、懂得公文格式和官场决窍、擅长处理衙门内部事务的吏员们做事。
这也使得衙门里的吏员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堪称衙门里的实际统治者，瞒上欺下，甚至架空衙门里的官员而掌握衙门的大权，使得知县成为一个傀儡。
正是因为拥有着过大的权力，吏员们利用其在官府的特殊优势来收取利益，事无空过，动笔即索，以平衡身在官府但政治前途被堵、经济待遇低微的心理。
县衙中，另外一大群体就是三班衙役，所谓的“三班”指的是皂班、壮班和快班，是地方衙门最为庞大的阶层，同时身份低下，属于下九流的行列，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
一般来说，皂班值堂役，快班司缉捕，壮班做力差，不过实际运作的时候三班衙役也不是分得很清楚，相互间的职责有着交叉。
例如皂班和壮班共负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等责任，而快班又分步快和马快，专管缉捕。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三班衙役”只是个概称，实际上衙门里的差役不只三班，除了皂、壮、快三班外，还有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厨夫、伞扇轿夫等，也属于这个阶层，属于衙门的役使人员，可以称之为“役员”。
地方衙门为了养活规模庞大的吏员和役员，必须要依靠衙门的税收，无形中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实际上，大明的地方衙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与明太祖息息相关，明太祖出身贫寒，期望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这从屯兵制可以看出来，认为实行屯兵制度后朝廷将勿需再困扰军队的军饷。
不得不说，明太祖的初衷是好的，朝廷只负责地方衙门里官员的俸禄，吏员和役员依靠地方衙门来养活，这样看起来表面上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了百姓的税收负担，但实际上百姓要付出更多的税收来养活县衙的那些吏员和役员。
而正是那些吏员和役员把地方衙门搅得乌烟瘴气，因此李云天希望赵德彰能对松江府的府衙和县衙进行改革，清理府衙和县衙多余的人员。
李云天并不是让赵德彰漫无目的地进行这项改革，大明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模板，那就是交趾的地方衙门机构。
虽然交趾各级地方衙门人数都不多，但人尽其职，拥有着非常高的办事效率，使得交趾这十几年来飞速发展，是李云天理想的组织形式。
与大明其他行省的地方衙门不同的是，交趾地方衙门的工作人员都有着朝廷的俸禄，而且享受着各项福利待遇，足以使得那些人的生活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交趾地方衙门的工作人员分为官员和吏员两种，其中官员由讲武堂委派，而吏员则在当地招募，负责执行官员的命令，负责地方衙门的日常运作。
值得一提的是，交趾的吏员包括各个部门的差役，他们从当地百姓中招募，每一年都要进行考核，不再属于贱籍，其身份是地方衙门的办事人员，这是交趾与大明各行省的最大不同。
李云天认为，要想使得那些吏员安心做事，不仅要解决他们养家糊口的问题，同时也要处理好他们的身份，只有这样那些人才会珍惜这份差事，不敢违法乱纪。
赵德彰的这条命是李云天救的，自然对李云天感恩戴德，再加上李云天是朝廷的中流砥柱，以及交趾的地方衙门的人员结构最为合理，所以自然愿意跟着李云天干事。
实际上，不仅赵德彰，大明各地方衙门的官员们都清楚吏员和役员的危害，但由于要依靠那些人来维持衙门的日常运作，故而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心机的官员对那些吏员和役员进行敲打，使得他们不敢太过放肆，而那些没心机的官员只有被牵着鼻子走。
赵德彰是深受其害，当年临云县河堤一案，正是临云县户房司吏等人从中作祟，使得松江府府衙拿到了他接收修堤银两的公文，进而成为了给他定罪的最重要证据。
所以赵德彰对那些胆大妄为的吏员和仗势欺人的役员是深恶痛绝，决定趁着这次机会来清除掉衙门里的这些龌龊。
另外，在赵德彰看来，这也是一个名留青史的好机会，他将成为大明两京十三省第一个对地方衙门进行改革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