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居庸关要是被攻下，山西行都司的军队顷刻之间就能抵达京师，后果不堪设想。
况且，后军都督府所辖的第三个都司――山西都司的地理位置也至关重要，位于京师西南部，足以威慑临近的河南都司和陕西都司。
由此一来的话，倘若汉王起兵造反，宣德帝手中能动用的力量唯有京畿都督府下辖的部队。
至于大明其他的都司和行都司，以及南京守军则是鞭长莫及，远水难救近火。
况且，汉王造反的话一定会联络大明各地的藩王，尤其是赵王朱高燧，届时宣德帝极有可能像建文帝一样，要面对诸位藩王的发难，使得各地都司不敢轻举妄动。
这将使得宣德帝不敢贸然抽调南京的守军，以免南京城防务空虚，被叛军趁机拿下，重蹈当年建文帝的覆辙。
再者说了，宣德帝和汉王要是开战，那么除了追随两人的勋贵外，其余的那些中间派勋贵十有八九会坐山观虎斗，等到双方胜负已分后才介入战局。
这就是宣德帝与建文帝相比的最大劣势，建文帝时期，朝中的勋贵几乎都以建文帝马首是瞻，建文帝的对手只是永乐帝为首的藩王。
可宣德帝不同，他不仅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汉王等藩王，还要提防各个都司的勋贵反叛。
按照大明律例，藩王不得私下结交京师和地方官员，违者将受到重罚，严重者会以谋反处之。
很显然，汉王暗中派人去大同城找白德祥，绝对不会是谈心叙旧那样简单，肯定有大事要谋划，居心叵测，也难怪宣德帝会感到紧张。
倘若洪熙帝依然在世的话，汉王绝对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行事，归根结底还是他太过年轻，在朝中众臣中威望不足，无法镇住那些恃功自傲的勋贵。
“陛下，臣认为只要京畿无恙，那么汉王就如瓮中之鳖，只要轻举妄动必被陛下擒之。”
看完了那份密奏，李云天冲着宣德帝一躬身，沉声说道，“宣府镇固若金汤，山海关更是古之天险，足以屏障京师北方。再者，京畿都督府兵强马壮，乐安距离京师不过七百多里，路途平坦，汉王倘有异动，大军必定势如破竹，朝夕可至。”
李云天并不是为了安慰宣德帝而信口开河，京畿都督府成立后夺了大宁都司、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和山东都司一部分兵权和地盘。
现如今，京畿都督府麾下除了７２个京卫外，还有２３个地方卫所和３个守御千户所，总兵力近五十万，是宣德帝手中最为依仗的军事力量。
京畿都督府的辖地以北直隶为基础，从大宁都司夺得了长城沿线山海关以南的地域，从山西行都司夺得了宣府镇以东的地域，从山西都司夺得了顺德府以西的地域，从山东都司夺得了大名府以北的地域。
经过一年多的悉心经营，周征不仅整合了京畿都督府下辖的部队，而且在宣府镇安置了五万守军，在山海关也安置了五万守军，皆是稳妥可靠之人。
只要守住了宣府镇，那么山西行都司的军队就无法越雷池一步。
至于山海关以北的大宁都司，不仅要面对长城天险，而且还要承受东北处辽东都司的压力，因此它的兵力其实已经被困住，无法越过山海关南下。
山西都司就更不用说了，要面对相邻的河南都司和陕西都司的压力，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否则老巢不保。
如此一来，与汉王亲近的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和大宁都司的兵力就被牵制住，进而演变成为了京畿都督府一部兵力与汉王叛军的较量，另外就是赵王等藩王有可能爆发的叛乱，这才是最麻烦的事情。
洪武帝时，大明各地的藩王都有自己的王府卫兵，数量通常在五千到两万人。
可在靖难后，本来打着反对削藩旗号的永乐帝却完成了建文帝未完成的事业，不仅以各种理由削去了各地藩王的兵权，仅留百余名护卫，而且还对其进行了诸多限制，剥夺了他们在当地的政权。
到了宣德帝时，大明藩王中仍有兵权的，就剩下他的两个亲皇叔，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
虽然那些藩王被永乐帝削去了兵权和政权，但他们在当地时日已久，而削藩时日尚浅，故而与地方上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当地卫所有着不少旧部，实力不可小觑。
毫无疑问，各位藩王心中肯定对永乐帝削藩不满，一旦汉王和赵王带头叛乱，他们十有八九会招兵买马，拉起一支队伍来声援汉王，以期重新获得军政大权。
不过，这些藩王绝对不会一上来就跟着汉王造反，他们会审时度势，先看看汉王有没有获胜的可能，然后再决定如何做。
因此在李云天看来，汉王叛乱后只要宣德帝以雷霆之势将其击败，那么各地藩王就不敢轻举妄动，各都司也会随之平定下来。
汉王肯定也知道他在与宣德帝的较量中处于劣势，相对于三十多万大明最为精锐的京军，汉王的护卫不过三万人，即使他在当地招兵买马也绝对不会超过五万，因为他没有足够多的兵器和军马来供应。
所以对于汉王来说，自然需要依靠外力的协助，而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和大宁都司无疑就是他最为重要的支援。
尤其是山西行都司的十四万兵马，如果庆义候白德祥能率兵攻破宣府镇，那么将对京师形成巨大的威慑，使得宣德帝不得不从京畿都督府分兵迎敌，如此一来就极大地分化了京畿都督府的兵力。
故而，汉王派人暗中与白德祥联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需要白德祥为他分担压力。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佩服永乐帝的远见之明，将汉王封在了乐安州，不仅距离京师非常近，而且远离了与其最为亲近的那些勋贵，使得汉王没有了叛乱的地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