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老爷子身体怎么样,他从我怀里摸出烟,拈了一支在指间,只说,反正人早晚都是要死的。
这话叫我接不上,沉默地抖了抖烟灰。打火机在他手里按得啪啪作响,却怎么也打不着火,眼见他眉头不耐地往中间一蹙,我正准备让他管前台再要一个,他忽然衔着烟凑到我面前,烟头抵在我叼着的烟头上,白烟袅媚地升向半空,他浅浅吸了一口,烟头上立马燃亮细细碎碎的橘红的星光。
我看他的目光一定贪婪得肆无忌惮,他倒很坦然地接受了,唇上的烟气拂到我脸上还残留着余温,像看得见的呼吸。我扔掉烟头,一口烟恶作剧地全吹到他脸上,他这才往后拉开距离,靠定身旁的雕花栏杆。
孟潜声说本来今晚上准备陪床不回来的,但被他爸硬赶了走。这句说完,他就什么都不说了,只是抽烟。
我也什么都没说。提起家里人,我们惯常这样。
年三十街上商户紧闭,只能在酒店里吃饭,寥寥三两桌食客,都吃得心不在焉。人数稀少,反衬得顶上的水晶吊灯大得不可思议,如同一个浩瀚的星团。服务生偶尔开门进出,顺风飘来春节联欢晚会独有的喜气洋洋的笑声,远得不真切。
除夕夜几乎谁也别想能安心睡觉。孟潜声坐在床头看书,我背向他卧着,并无多少睡意,闭眼久了,眼皮也乏累,索性漫无目的地打量着光影朦胧的房间。我的失眠全靠背着孟潜声吃安眠药解决,想到这几天跟他朝夕相对,就没有带,此时我像个毒瘾犯了的瘾君子,只想到“安眠药”三个字和药效带来的昏昏沉沉的晕眩感,心尖就一抽一抽地痒,神经跟着发出渴求的颤栗。
暖气落在身上,是一整块滚烫的玻璃板,干热的空气则是无数根烧得通红的针。窗户没有闭紧,留了一条窄缝通风,此起彼伏的烟火声远在天边,仿佛是从上个世纪传来的连绵战火,浩大声势里自有缤纷的热闹。
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回来。身在世界边缘的异乡人之感从未像现在这样穷凶极恶地扼住喉咙,看不见的四面八方同时射来千万支毒箭般的视线,使我受到巨大的羞辱。耳畔又有人喁喁低语,半边身子压得生疼,我按了按耳朵,想让那声音消失,随即翻了个身。
余光里的光亮立刻暗了下去,孟潜声挡住光线,把灯挪到照不到我眼睛的地方,问:“太亮了?”
“不是。我本来就睡不着。”我半坐起来,瞄见扣在被子上的是一册卡夫卡中短篇选集,他顺手拎过一个厚软的靠垫塞在我脑后。
“吵得慌。”我说。
“是啊,过年。”他翻过一页书,纸张刮过棉质的被套,发出粗哑的擦声。
然后我们便不再讲话了。
我望着沙发边被灯光映得半亮不亮的桌灯,那灯顶了个富丽的彩色玻璃罩子,勉强能辨出上面有老绿、血红、海蓝各种颜色,反射出似有若无的微光,似好多只窥伺的小鬼眼睛。
我慢慢感觉到不对。
身体膨胀起来,吹气球一般,肿得无限大,最后成了团巨大却轻飘飘的肉,这屋子小得根本装不下我。我吃惊地看向自己的手,它还安详地搁在被子上,但我却分明觉得它膨胀得比整张床还要大,我想牵一牵被角,但根本无法做到,就好像是要操纵推土机精准地铲起地面上的一只蚂蚁。伴随着天旋地转的眩晕感,我一下子跌到地心去了。
大概是睡着之后的梦吧,我想。
年后好歹下了两场小雪,都是落地即化。从公司大楼的落地窗前俯瞰,更显得街道泥泞,建筑粗野。也许因为过年那几天都在失眠中度过,我最近头疼得频繁,记忆力也差得多,人成了把懒骨头,只想恹恹地躺着,一下午也不过写三行字。
领导对我的疏懒颇有微词,滔滔不绝地训示了一番,期间我全程盯着地上几何纹样的地毯边缘数数,待他说完,我慢慢地道了句歉,站立和说话累得喘不过气,多的字更是一个也说不出。
领导青着脸让我出去。
刚出公司,下起了冻雨,不大,更叫人烦。路过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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