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很快的，很快他们就能远走高飞，光明正大地牵着手，走在太阳底下。
她感到心中充满了力量。
我仔细研究了几所学校的自招要求，排了一下，中山、南开、西安交大、武汉大学哪个能争取到都算我烧高香了，反正我不要留在咱们省里，走得越远越好。她扳着手指头，忽然转头问他，你喜欢南京吗？
小时候去过一次，记不太清了。你喜欢？
见夏没直接回答，反倒说起家事：我家还能生我弟弟，是因为爸妈走关系给我办了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书，县城抓得也不严，给了准生证，我爸工作也没受影响。但毕竟我没病，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的，风头没过去之前，不太想让我多见人。我小时候有个暑假被寄存到我爸爸工作的县城图书馆，阅览室阿姨是他熟人，帮忙看着我。那时候我读了好多关于南京的小说，有民国时期大作家写的，也有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写的，五十年代初，抓漂亮的国民党女特务，《一只绣花鞋》《梅花党》什么的。
见夏笑得露出一排小白牙，我没去过南京，但我觉得会喜欢。要不我去申请南京大学的加分，好不好？
李燃眨眨眼。报志愿本来就不是他能给出有效建议的领域。
鸭血粉丝汤很好喝的。憋了半天，他说。
他面红耳赤的样子让见夏满心温柔。
那就这么说定了。见夏说。
她咬了一口奶油冰激凌，忽然探身过去轻轻地亲在了他嘴角，猝不及防，吻化了少年满脸的惊讶。
甜吗？她笑着反问。
陈见夏在小学三年级的末尾，曾经体会过一阵高考的严酷。1998年，全国高校还没有开始扩招，大学生的身份还是十分金贵的，高考是真真正正的过独木桥。二叔家的大辉哥升入了高三，还算勤奋用功，然而成绩即使在县里的普通中学也只是不上不下，家里人对他的期望莫过于能考上一个大专。
1999年的大年三十，见夏一家到奶奶家过年，大辉哥早早就从饭桌上撤了下去，拿着卷子去自己屋里复习。见夏站在敞开的房门口，看着大辉哥佝偻的背影，感觉他马上就要被台灯背后那个名为高三的阴影怪兽一口吃掉了。这时弟弟小伟跑过来，蹦上大辉哥的单人床去闹他，陈见夏阻止不及，两人一起被大辉哥吼得不敢动弹，小伟当场就吓哭了。
后续自然是二婶和见夏的妈妈为了儿子掐架，高考是大事，见夏妈妈自觉理亏，只好将矛盾转移到陈见夏身上，责怪她没看好弟弟，不懂事。
妈妈在一旁絮叨，越说越不像话，陈见夏难得没往心里去。她默默看着台灯下大辉哥的背影，突然被这个名叫高三的东西迷住了。背水一战，为理想奋斗，充实又紧张，所有人都为之让路。
中国孩子平淡的少年时光里，这是唯一的荣光与悲壮。
1999年夏天，大辉哥赶上了中国高校首次扩招，招生人数增加了48%，他稀里糊涂地考进了一所三本院校。三本也是本科，他居然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二婶欣喜若狂，见夏妈妈也只能撇撇嘴说，不过是运气好。
当然，四年后这些扩招生们集体毕业找工作时，再也没有包办分配的好运气了。爸妈曾经以为孩子上了大学就彻底轻松了，没想到还要继续为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出路操心。
轮到陈见夏已经是七年后，上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高三也不再是她眼中令人敬畏的暗夜猛兽。它弥散在空气中，并没有以夸张的阵势现形，老师们也不曾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动不动给大家开誓师大会，领着全年级高声喊口号。
或许因为这里是振华，见夏想。
拜保送和自主招生所赐，高三上学期，一班的同学们反而比平日更浮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艺术特长的争取艺术类加分，不想参加高考的便咬牙竞争小语种提前录取，楚天阔他们则为直通大学而准备保送面试
下午第三节课后，十几个同学一起去俞丹的办公室分别领取了自主招生加分的填报申请表，用于校推名额的选拔审核。
因为怀孕，俞丹已经很久都不化妆了，略微浮肿的脸上闪耀着母性的光辉，她坐在垫了四个坐垫的椅子上，轻轻抚摸着隆起的小腹，看向学生的眼神里满是心不在焉。
恐怕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陈见夏有点害怕见到俞丹。虽然她没在副校长那里说一句坏话，但总归瓜田李下，不太踏实。她站在陆琳琳身后，把手从人家胳膊底下伸过去，拽了一张表格，努力让俞丹不注意到自己，直到走出办公室，仍然神经质地感到后脑勺麻麻的，好像一道视线把自己烤焦了似的。
然而真正烦心的事还在后头。
如果不是俞丹要求大家在放学前就上交表格，陈见夏是打算回了宿舍再慢慢填的，这个敏感时期大家都互相防着，谁也不愿意在教室里大剌剌地写自荐理由。陈见夏特意把目标高校那一栏空出来，先写别的，无意间也许是故意的一斜眼，看到于丝丝的表格上第一行就写着：南京大学。
陈见夏收回目光，像吃了个苍蝇一样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