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虔以为他是在笑自己吃了败仗，更为尴尬，瞪了商鞅一眼，却没再反驳。
太傅头一炮就被闷住了，上大夫甘龙迎难而上，接住商鞅的一句话，另行破题：
“摆事实好嘛，我秦国自穆、康以来，一直是因民而教，不劳而功；
据法而治，吏习民安。
事实证明，秦国已如此经过了几百年，不也挺好吗？
你又何必标新立异搞‘变法’？
实乃不明智也！”
对他就不必太客气：
“甘大夫只说对了一半。
因循固有的工作方式，官吏确实可以‘不劳’，却没有‘功’成，依照旧的法令条框一成不变；
官吏们虽然熟谙顺手，民却未必得安宁。
‘功’是什么？最大的功是让国家强大！
但在旧体制的保护下，已形成无作为的惰性：为官者尸位素餐，只求享乐；做吏的巧取豪夺，吮食小民。
上下因循守旧，举国暮气沉沉，不图进取，随遇而安。
试观：关东已尽用铁器，遍地沃野；
而秦农还在以石耜耕种，致使关西大地，千里荒芜，所产之粮，不足半年之食；
所收之税，不能足官吏俸禄。
如此，国家能富？兵力能强？
百十年来，秦的疆土无尺寸之扩，反被人夺去西河重地，攻下函谷要塞。
您还有脸吹什么‘功成’？
说到‘民安’更令人齿寒，丰年尚衣食不足，啼饥号寒，一遇灾难，饿殍遗路，百姓困于贫穷，铤而走险；
豪绅邑蓄私兵，争斗不断，请问甘大夫，这就是您所谓的‘民安’？
世俗人由于惰性，大都愿意生活在习惯势力的荫庇下，只求眼前得过且过；
所谓‘学者’也只局限于能够符合世俗意愿的事理表层，缺乏远大高深的目光。
跟这些庸人不可能讨论如何改变、制订‘礼、法’的大事。
所以，总是由聪明睿智的圣贤制订‘礼、法’，而愚蠢无知的顽冥，只能遵照执行，被礼法所控制！
坦率的说，甘大夫！
既然你死抱着‘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据法而治、吏习民安’这种僵化的观点不放。
就说明您属于那种为‘礼、法’所制的愚民，不够资格参加今天的讨论！”
这一番淋漓尽致的痛骂，其实把所有“反对派”都给包括进去，秦孝公听得高兴，不禁叫了一声：
“好！”
便问：
“谁还发言？”
按预定，该轮到杜挚，他被商鞅的利口骂的胆怯，却又不能缄口无词。
事先打好的底稿不忘也拿不出了，只得绕个圈子以退为进：
“大良造言之有据，证明‘礼可更，法可变’也就罢了。
但臣听说，得不到十倍的效益，就不更换工具；得不到百倍的效益，就不改变方法。
农、工细事尚且如此，国家的根本大法，自然更得考虑变后的效益了。
您提倡‘变法’又能给国家带来多大好处？请指教不敏。”
商鞅一笑：
“汤、武立新而为王，桀、纣循旧而丧国。
可见，变法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您自己计算一下，其利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