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于从一战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美国资本家对于战争有着偏执狂一样的热情。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战时候，美国人不仅把握住了介入的时机，而且站队正确，所以成了最后的赢家。二战呢？美国人站队倒没有问题，但是，介入的时机似乎不是把握得很好，再加上战争的运气奇差（美国主流社会将之归罪于中国，认为美国上了中国人的当，因为他们前期的慷慨并没能像一战那样，使得美国制造成为行业标准，反而平白成全了中国，让中国人获得了仿制并且超越的机会），结果就是，二战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非但没能如期带来不菲的收益，反而丢人失地，从政府到企业，皆亏了个一塌糊涂。
杜鲁门为什么要答应小泉敏一郎的条件和日本秘密缔约？那五万战俘为什么那么重要？正因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因为战争的失利以及经济的衰退已经处于动荡的边缘，所以杜鲁门才会错误的认为，通过换回五万战俘能够巩固他的总统职位。
事实证明，杜鲁门在战俘问题上犯了个错误。当然，作为总统即使有错，那肯定也是下面人的。而为了保住总统职位，他也只能将错就错，利用政府得天独厚的舆论优势，转而将中国树立为美利坚的头号敌人。
杜鲁门政治手腕高超，通过转嫁矛盾成功的度过了信任危机。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新生，而是意味着从一个坑掉进另外一个坑里。
杜鲁门原来也许以为穷美国、苏俄、英国、日本四国之力，肯定能够扼杀才刚刚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中国，但是，残酷的事实却给了他一节响亮的耳光。
不过，他是总统，又是战时，有正当的理由调集国家资源，所以，依旧能够紧握权柄。只是如此一来，却苦了那些紧随其步伐，一心一意想着发战争财的资本家。
二战以及现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犹太裔的资本家其实也贡献良多、损失巨大。不过因为家底足够厚实，而且危机感极强，所以，想必其它裔的美国人或者本土出生的美国人，至少从场面上看，他们似乎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
自古以来，无论中外，不患寡而患不均，这自然引起了其它裔或者本土出生的美国资本家的强烈不满。本来，因为还要仰仗着犹太人过日子（美国金融基本上为犹太人所控制，美国的国家银行，所谓的美联储，就是一家犹太人的私人银行），他们倒也不敢造次。然而，“太太革命”的爆发，不仅使得美国社会陷入了大动荡，而且还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平衡，再加上犹太复国组织参与其中的痕迹明显，这个时候，如果他们还不知道把握机会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被马克思称为“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