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两！
特么的！
怎么能难倒我？
水墨恒休整三天，暗中做了件事。然后分文不装，信心十足出了丁香胡同。
在灯市口南，有一个地方，每天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叫“长乐坊”。
长乐坊是一间大的赌坊，水墨恒曾经带朱载垕来玩过一次。那次打双陆，朱载垕输得一塌糊涂，最后实在没辙，将巡城御史王篆叫来才摆平，狠狠地出了口气，开心得不行。
此时的水墨恒已今非昔比，且不说升了官儿，单就他在北京城的名声，与一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长乐坊分东西两院。
东院以棋牌为主，什么樗蒲、双陆、骨牌、叶子戏（后转化为马吊牌，再后来便转化为我们今天流行的麻将）……样样都有；西院以斗鸡、斗蟋蟀为主。蟋蟀又名促织，这是京城最有名的斗蟋蟀场所。
赌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先秦时期便普遍存在，可谓源远流长。
对于赌博，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禁令和处罚手段，可奇怪的是，此消彼长赌风难肃，没有一个朝代将此禁止过。
明太祖朱元璋曾为禁赌大行肉刑，还特意为赌徒设立了专有的监狱，称之为“逍遥牢”，也没能杜绝。
毕竟，赌博有时也属一种娱乐。正所谓大赌伤身小赌怡情，大小的界线本就很难区分。
而当前世风不好，赌禁日益松弛，赌博公然行于各大都市，很多士大夫甚至以不工赌博为耻。
上至皇帝、士大夫、军官、太监，下至普通士兵、无业游民、市井无赖，全都参与赌博。
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极为罕见。
以致于明亡后，清初著名诗人、娄东诗派开创者，也即“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在《绥冠纪略》中认为：明朝亡于马吊。
当然，这个说法与“明朝亡于崇祯之手”一样，有失偏颇。
……
长乐坊最火的游戏是斗蟋蟀。
斗蟋蟀始于唐朝天宝年间，本朝称之为促织戏，在北京地区十分流行。特别到了明宣宗一朝，因他本人酷爱斗蟋蟀，曾密诏苏州知府进贡一千头至京师，一时间，苏州蟋蟀奇货可居。
而斗蟋蟀的盆子也跟着吃香，尤其是宣德窑产的，争相抢购。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歌谣，戏说此事——
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百货皆作贱，蟋蟀盆子俏。
长乐坊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人潮如涌。
水墨恒满面春风的来了。
斗蟋蟀的主场是一间宽阔的大厅，面积估摸着至少有水莫居的五倍大。
这里共有四个场子，每个场子正中摆着一张矮脚红木桌，旁边放置三把椅子，供主斗双方主人打对面就坐，加上裁判。
每个场子四周另摆了许多条长板凳，由里至外一层高过一层，像赛马场的观众席。
大厅的四周，还设了一间又一间的雅房，供有身份的人休息娱乐之用，促织大战一开始，他们便纷纷投注。
这儿堪称豪赌，一掷千金不在话下。
曾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更多的人在这里倾家荡产。
但因为刺激，谁都爱来。可也不是谁想进来就能进来的。
大凡来这儿的赌客都需携带一定的银钱，因为人实在太多，需要控制。没钱不让进，进来时先得炫耀一下手里的票子。
相当于入场券。
这是规矩，也显档次。
“这位客官，请出示——”看门的不认识水墨恒，将他拦住，意思很明显，要出示“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