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如果我和我们科室的人觉得可以做的话，这件事情完全可以不去通过医院的领导同意。她说，这毕竟只是我们科室的事情。”护士长回答。
我的疑惑顿时就解开了：原来如此。
我摇头道：“这件事情还是稳妥一些的好。如果不告诉医院领导的话，很可能会出问题的。”
护士长说：“是的啊。我也是这样说。科室乔主任说，如果我们去请示了医院领导的话，这件事情肯定做不成。她还说，反正这件事情是大家的主意，到时候你也不必负太大的责任。”
“不可以。护士长，这件事情不可以做的。”我即刻地道，忽然发现自己有些激动，随即对她说道：“好了，就这样吧，下来我和乔主任商量了再说。”
护士长离开了，我心里忽然难受起来。因为护士长刚才的话让我的心如同浸入到了冰窟窿里面去了一样。现在我完全可以怀疑乔丹心存不良。试想，这件事情如果按照她的意思搞起来了的话，一旦医院查下来就是我的责任，什么大家的意思完全就是狗屁！我是科室主任，我不负责谁负责？最近几天正是陈圆去世的日子，她可能以为我办丧事得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再处理一下家务的话也就大半个月就过去了，而这大半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可以把那件事情办起来然后被医院领导察觉，结果却是：我受处分，或者被免去科室主任的职务。
不对啊？猛然地，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分析似乎也有些不大对劲。因为要知道，乔丹科室才找了帮忙的啊，她一个女人，不至于这么恩将仇报吧？即使她想当这个科室主任的话，如果她采用这样的手段也会让大家不耻的啊。
那么，她究竟是什么目的呢？我顿时更加地疑惑了起来，而这种疑惑却让我坐卧不宁起来，想了想，于是我即刻去往我们的门诊。
妇产科门诊还是那么多的病人，诊室外边还是排着那么长的队。在这里，病人永远都是弱者，她们只能这样在这里默默地忍受着病痛，忍受着寒冷去排队，即使是遇到了一个态度不好的医生也只能继续地忍着，而且还得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治疗。我是医生，完全理解病人的这些无奈和痛苦，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个人的力量太有限，而且我还不得不去按照医院的规矩办事，因为我手下的医生和护士们也要买房、养家，还要承担每个人必须承担的那些家庭责任，比如给父母养老，给孩子好的教育等等，此外，我还必须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虽然我经常矛盾但是却不得不用这样一些理由去说服自己。
说到底，一切都是为了钱。
这个社会已经是如此，大多数的人们都已经被商品化的社会现状所奴役了，金钱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失败的重要标准。对于我来讲，也无法去改变这样的现实，但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给病人们提供最好的就医环境。当然，这个就医环境指的主要还是我们的服务态度，还有尽量在用药上分清人群。
对家庭贫困的人尽量使用低廉有效的药物和必须的检查手段，对家境富裕的、可以报账的病人，我暗示过医生们可以根据病人的承受能力适当提高用药的档次及适当放宽检查的项目。西医的诊断说到底就是一种排除法：怀疑某个病人是某种疾病，但是也可能是另外的可能，医学名词叫“诊断与鉴别诊断”。所以最终要确诊的话就必须把一切不可能都排除掉，因此，需要做各种检查就有了理由，即使个别病人提出质疑也无所谓，因为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要那样做。此外，有时候某种疾病在经过了各种检查但是却依然无法明确诊断的情况也是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采取治疗性诊断的方式，也就是说，根据怀疑到的那些可能用药物治疗的方式去一一鉴别，哪种药物有效就说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了。这在医学上也是可以的。
因为西医的治疗手段本身就是如此，这也是中西医诊断与治疗的不同点之一。对于中医来讲是绝没有在诊断不清楚的情况下就用药的，即使用药也是为了把某一种体征显示得更清楚一些，或者先考虑治标然后再考虑治本的问题。而西医说到底就是一种只治标的方式，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本来想直接去乔丹的办公室的，但是在看到这么多病人的情况下我心里顿生感慨，于是去到每一个诊室里面看了一下。我穿有白大褂，所以病人不会说什么，最多也就是不认识我的病人心里会诧异或者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我特别注意的是实习医生的情况。
还好的是，我发现实习医生都有年资比较高的医生亲自在带，处方也被老师们认真看过然后还签了字。看来乔丹的整顿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才去到了乔丹的办公室。
进去的时候她正和门诊的护士长在谈话。门诊护士长看见我后便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冯主任，你怎么来了？我们还说……”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即刻就打断了她的话，“不要说那件事情了，你先出去吧，我和乔主任商量一件事情。”
门诊护士长朝我歉意地笑了一下后离开了，我去坐到乔丹办公室的沙发上，随即翘起了二郎腿，“门诊的情况还不错，我刚才去看了，比以前确实要好多了。乔主任，你的工作很有效。”
我不会主动去说护士长今天告诉我的那件事情的，因为我希望她能够主动讲出来。如果她不讲的话我也决定不问，因为那就已经说明她确实对我心存不轨了。但愿不是那样，否则的话这个女人就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