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同僚们坐在一起吃瓜，有人还边赶苍蝇边看着元稹当众嘲讽说：“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
可见元稹这次起复有多惹人非议了。
于是没几个月元稹就被罢相外放了。
在这个时期，像元稹这样逐渐认清现实、逐渐和光同尘的人并不少，比如他现在的上司、当今宰相王播便是其中之一。
王播少年时家里穷得在佛寺里蹭吃蹭喝，等他刚高中进士时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好官，政绩考核年年拿第一，很有精明强干、不畏强权的盛誉。
可惜后来他渐渐发现官当得好没什么用处，只有拿钱财开路、想方设法讨好皇帝与近臣，才有机会往上走。
于是他也横征暴敛，他也索求无度，每年都从任地上奉送百万羡余钱给皇帝。
所谓的羡余钱就是在原本应收的税款之外，另外再大肆征收一笔钱，说“我把这地方治理得特别富庶，还能额外再给陛下献上这么多钱”。
谁听了不觉得他特别能干！
至于这钱是从谁身上剥削出来的，那就不必去提了，左右他们也去不了长安、见不着天子。
这大抵也不是某个人的错，而是这个时代的皇帝俱都更爱听近臣的话、更爱用想方设法迎合讨好他的人，所以许多人在低谷中沉沦久了，渐渐便移了心易了志。
所以白居易在文宗驾崩、武宗继位后，感慨于老友们病的病、死的死，提笔写下过一首很有名的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我们生来就像活在小小的蜗牛角上，一辈子更是像石头相撞时迸出的火光那么短暂，还争什么争呢，不如喝酒，开心喝酒！
元稹这次归来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倒是也想干点实事，很有少年时力斥权宦的气概。
只可惜他这才刚回到京师没多久，王播就要暴病而亡了，换上的是跟他有嫌隙的李宗闵。
别看李宗闵姓李，搞起党争来他属于牛李党争中的“牛党”成员。
而元稹更偏向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
是以元稹和李宗闵的矛盾年轻时就挺深了，属于谁上位了都要打压对方的那种！
元稹这人浑身都是把柄，既没有显赫出身也不擅于养望，自然是别人随便攻击几下他就又得收拾铺盖走人。
霍善通过苏轼在交流群里的现场八卦把元稹的过去将来都瞧了一遍，只觉当个官可真不容易。
瞧瞧吧，为了争官位不仅要会钻营，还要会站队，站错队必然会被打压得翻不了身！
还好他只喜欢吃喝玩乐，没想着当什么大官。
霍善麻溜和元稹互通了姓名，问元稹知不知道刘禹锡和白居易他们现在在哪里。
元稹道：“你问这个做什么，难道还想去拜访他们不成？”
霍善道：“对啊，我的一个朋友很想认识他们。”他想到读书人都爱以文会友，当场打开自己背着的小药箱，装模作样地在里头扒拉了一会，扒拉出本《东坡集》的小册子替明天才能过来的苏轼转交给元稹。
这里头都是些苏轼的得意之作！
元稹虽然因为曾与宦官交好而饱受时人非议，平日里却也有不少人带着自己的诗文集子向他行卷，对此倒也不觉稀奇。不过那整理成册的书一入手，元稹就察觉不同来。
行卷之所以叫行卷，自然是因为时人爱把书写在一张长长的纸上，待墨迹干了以后装帧起来卷做一卷。
也有人爱像折经书那样把它折起来，瞧着方方正正的。
只不过霍善递过来的《东坡集》一入手，元稹便觉出不同来：这装帧虽也是方正得很，却并非折经装，而是线装的书册，翻阅起来非常方便。
元稹问道：“这是你朋友自己做的书？”
霍善想到这玩意是苏轼发过来的，用的也全是他自己的字迹，点点头说道：“对！”
元稹道：“你朋友也在这里？”
霍善道：“他明日才过来。”
元稹也点了点头，笑道：“我先带回去看看，明日若是得空便过来拜访。”
霍善见他要走，忙又再次追问：“你还没说你的朋友们现在在哪呢！”
这不是要急死苏轼吗？
元稹笑道：“乐天和梦得如今都在洛阳，想要见他们可能得到那边去寻了。”
白居易也是今年年初才申请病休，去了洛阳养病，而刘禹锡也同样在洛阳任个闲职。
东都那边向来都是年迈官员（或者受排挤官员）的养老之地，他们平日里倒是可以凑在一起喝酒赏花、往来酬唱。
元稹比他俩小了七岁，才刚满五十岁，总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服老任老。
对于在朝为官而言，五十岁还是很年轻的，毕竟按照规定来说官员可以七十岁才退休。
这不是还有二十年吗？
他想再做点什么。
元稹做不到想白居易和刘禹锡那么通透豁达，他心里始终还是烧着一团火。
哪怕自己很有可能被这团火吞噬，他也还是愿意豁出一切去争取。
元稹朝霍善笑了笑，道了声“再会”，便打马往衙署方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