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非常激愤，指出那样做犹如以卵击石，只会导致失败，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身为武将，又觉得自己正确，杨业直言不讳，言辞之间火药味很浓。
王侁听罢非常生气，不但不肯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讥讽他：“你平日自诩无敌，如今碰上敌兵，不敢正面迎战，难道是‘有他志’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与辽国有着30年的盟友关系。归宋后，原本就受排挤，王侁这番话无疑是对他的嘲讽和羞辱。王侁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你当初对抗我们大宋不是挺能打的吗，还号称‘无敌’，现在要对付辽人就成了软蛋，难道你与他们另有约定吗？”（据《宋史·杨业传》）
在那个年代“有他志”就是死罪。这话从一个监军之口说出，分量是相当重的，字字都击向杨业的软肋。杨业望向主帅，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潘美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名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之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更为妥当，况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但潘美一言不发。
监军是代表皇帝的，如今战术之争上升到了“有无他志”的政治高度，杨业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是无益，他横下一条心，慨然而答：“我杨业并非贪生怕死，只因敌强我弱，不想叫将士们白白送命。现在大人既然如是说，我只好领兵受命。”
兵法云，知可以为而为，知不可以为而不为。杨业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出兵必败而又不能不出兵，他伤心至极，与潘美洒泪话别：“我本是北汉降将，按理当斩，太宗皇帝不仅没有杀我，反而委我重任。我决非畏懦不战，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战则必胜。现在事已至此，我自当殊死一搏。”
杨业兵到朔州之南、代州西北的陈家谷口，请求潘美安排精壮步兵在此埋伏以待接应。随后，他率领儿子杨延玉和73岁的老将王贵，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杀进谷去。
辽军调动大批精锐把宋军团团包围，杨业父子浴血苦战，从中午杀到黄昏，宋军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且战且退到了朔州以南十裕的姐姑是宋太宗之祖母，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算是“外戚”。他29岁“起家补殿直”，官位很低，但在太宗继位之前，与赵光义有过不少接触，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对他不断提拔。
皇帝派监军到西路军，不是监督杨业的，而是监督主帅潘美的。对抗监军就是对抗皇上，“有异志”者是死罪，监军有权处死心怀异志的战将，有的大臣仅仅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受了贬官的处分，这是有先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潘美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为杨业主持所谓的公道。官场上，不作为有时是立身之道，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
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他处事比杨业更为周到圆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早和其他武将一样被“杯酒释兵权”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在那种场合不会轻易表态，稍微有点城府的人都不会与监军正面冲突，监军的权威是要维护的，否则朝廷也不必派什么监军。
历史上潘美也曾当过监军，对监军的职责肯定有很深刻的理解。宋太祖刚继位时曾对陕州主将袁彦不信任，派潘美去做监军，并授意他随时可以取其性命。但潘美单骑赴任，以大局为重，不但没有简单行事，反而感化激励袁彦，使其诚意归顺大宋。
史书上说杨业不知书，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其性格过于耿直这一点就能看出些苗头来。杨业与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将副将，此前他们之间没有过节，而且能够一起打胜仗。与杨业相处，潘美的心态应该是放松的。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也无法与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南宋的岳飞如此，明代的袁崇焕也如此。
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
七谁为杨业洗冤屈
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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