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可以找本地的大夫看一看。清火去火，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是可以治的。
“祁大山，你们带他去找大夫，开一些清热去火的方子。”朱桂对自己的亲卫道。
“殿下，我不想出去。”祁大山不乐意。
朱桂继续说：“放心，这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事。你们可以数一数，他一共净化了29只鬼。再加上你们除去的，这里还剩多少？”
“29……50……还剩多少？”
祁大山有些发虚，算术并不是他擅长的。
在使用算筹，朝廷也不重视数学的时候，一个普通人能掰手指分清1-10，就已经不错了。
比如买一文钱一个的烧饼，买十个以上。给一文，取一个烧饼的行为。在这时代并不是笑话，而是事实。
但是客观上说，元朝不但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而且还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
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完全代表着宋元数学的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sarton)在他的名着《科学史导论》中认为《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清代数学家罗士琳在评论朱世杰的数学成就时说：“汉卿在宋元间，与秦道古(九韶)、李仁卿(冶)可称鼎足而三.道古正负开方，仁卿天元如积，皆足上下千古，汉卿又兼包众有，充类尽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意思是说朱世杰数学成就博采众长千古难得尤其超越了宋朝数学家秦九韶和金末元初的数学家李冶。
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元世祖至元时代修撰《授时历》、制作简仪、大明殿灯漏等辉煌成果远远领先西方数百年。明人徐光启对元代郭守敬在天文学历法上的巨大成就赞叹说：“乃守敬之法，三百年来，世共推归，以为度越前代。”
同时徐光启也认识到明朝数学衰落的可悲现实，因此对这种情形批判道:“算术之学特废以近代数百年间耳。”而徐光启好友李之藻对于明朝天文官员们的评价是：“在台监诸臣，刻漏尘封，星台迹断，晷堂方案，尚不知为何物者。”真是可悲啊!
而一说到杂学，大体上向儒学甩锅是不错的，但是在这事上，朱元璋的责任也不小。
元朝为草原文明。元朝从建立至结束，始终都有草原文明的强势存在，并未走入传统中原王朝的正轨。首先从“正统”这一法理来讲，元朝是成吉思汗所创立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在元之前，蒙古族从未从属于华夏文明，在蒙古贵族心目中，元朝是以往蒙古帝国的延续，“元”这个名称只是为了巩固统治需要，在蒙古人内部，真正的称呼是“拖雷汗国”；其次从统治表现来看，元朝“四等人制”这一政治文化，将原汉族政权的人民看做是被征服的对象，而非王朝的臣属。《草木子》说道，元朝统治者推行“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的政策，把草原看做根本，而把华夏传统地域视作放牧和获取所需的“草场”；第三要从经济来看，元朝统治者由始至终都抱着遵守游牧经济这一生存法则，对中原地区从未有过治国安邦的治理理念，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华夏地区只是他们众多征服地区之一，属于无限榨取以供享乐的猎物，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如何能过舒适生活，注重的是如何敛财并无度地“赏赐”给他们的属下。
元朝在整个统治时期，都保有其独立的草原文明，甚至有意采取各种措施，力图将华夏文明纳入到草原文明中来。典型的特征是排斥华夏历代的农耕典章制度，坚持蒙古文的法定性，强行更改被统治民族传统的习俗和语言，变汉族姓氏为胡语。如禁止普通老百姓取正式名字，仅能以编号代替。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原名朱重八（编号为八八），凸显的就是元朝统治者的一种征服姿态。
不过老朱不会想这么多，他只知道自己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当时不仅是他，就是有钱人，比如陈友谅，他在元朝的编号就是陈九四。
也就是说元朝治下，汉人是只有数字的牲口，而不是人。
这也就造成了元的数学越发达，越受汉人讨厌。
在明军，不会算术，老朱不会生气，但如果有人老在他面前七七八八的算数，绝对会勾起他不好的回忆，而这是当人手下绝对不会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