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疚由于来得太多，进化成了更丰富的形态，让他感受不到自己实实在在的存在。他过去认为自己是在还上辈子欠下的债，而现在他看着郑文英，猜想她是不是上辈子对他有所亏欠，所以今生才要为他受尽苦楚。
另一方面，他知道现在郑文英对自己有求必应。包括母亲在内，所有人的亏欠也好，关心也罢，说到底在他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无所谓了，跟他无关了。
在过去他尝试过告诉一些人，他想死，而那些人质疑他这么说的目的，事实上他们是对的，他这么说时，的确不敢死，可他渴望得到些什么，因为他有预感，如果没有人阻止他，帮助他，那么他迟早会有这么做的勇气。可悲的地方就在于此，当他想要得到关心和帮助的时候，他并没有拿生命做赌注的勇气。
母亲仍然不能理解这个病，并且羞耻于讨论这件事。当有亲戚来看望他时，母亲总会说，他是失足坠楼，而不会说是因为抑郁症。之前他在厨房听到的对话，当事人也一律来过场子看看他，郑文英只是沉默着，礼貌地谢过，闭口不提儿子坠楼的真正原因。
但除此之外，她非常卑微。
她不敢再多说什么，每天对沈听眠嘘寒问暖，还总是对沈听眠的反应很敏感，经常紧张地问他：“你头晕吗？还是想吐？”
她甚至告诉他：“你不愿意上学，就不去上学，妈妈可以养你一辈子。”
令沈听眠惊讶的是，郑文英那天还带来了一个男人，刻意在他面前和那个人做出亲昵的动作，过后等那人出去倒水，她还焦虑地问他：“你喜不喜欢这个叔叔？”
“可以了，”沈听眠在那晚对郑文英说，“可以了，你不要再做这些事了。”
郑文英坐都坐不住，她看上去很紧张，答应了以后连忙说：“妈妈以后不做了，你不要不高兴。”
这样又是什么呢？
沈听眠已经看不得郑文英做这些，他不知道以前的自己获得这些会不会好受，这些他过去咬牙切齿幻想的场景，却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让他感到痛快、淋漓尽致，更多的是无力。
薛医生给沈听眠换了四次药，他对待沈听眠的态度格外不同，当周围人都在惶恐，生怕沈听眠“想不开”的时候，他则毫不顾忌地批评了他，说他：“你算不听医生话的人里命最大的一个。”
而后来，沈听眠住院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每天被逼着治疗，情况有所好转，除了郑文英之外的人也慢慢松了一口气，却依然不敢再提跳楼的事，而薛医生则笑眯眯地恢复成沈听眠之前认识的样子，并不芥蒂提起那件事：“这个药可得好好吃，不吃的话，你又想跳楼了。”
他语气轻松，就好像对得抑郁症这件事已经司空见惯：“现在的患者岁数越来越小了，前两天，就前两天。”
他比划着：“这么小的孩子，就有抑郁症了。”
沈听眠对薛医生愿意多说一些，他甚至会笑。
薛医生每次都问他：“最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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