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间到了，我和骆维森就做饭。不，其实是我做饭，他去牧场将工人和几名监工召集起来，开个会。一句话，他主外，我主内。牧场另有餐厅。餐厅里有专职的厨师。我外公回国后，牧场遭了劫，厨师都走光了。昨天，他们才又来上班。牧场一共五名厨师。他们清一色的都是中国人。这让我意外。更让我意外的是，他们一个一个都不会说中国话了。一问，我才知道，他们都是第一代中国移民的后代。所谓第一代中国移民，这还要网上追溯到清朝末年，英俊招募了一批中国雇佣军，这些人就乘坐海船到了非洲。他们退役后，与当地黑人女子通婚，生下的孩子就已是黑人混血了。但奇妙的是，待他们的后代有了钱后，在当地扎了根后，又嘱咐子女和华人结婚，所以，一百多年后，这些第一批中国移民的后代，相貌又变回了中国人的样子。
他们和我，无一例外的用英语交流，沟通的很顺畅。
“好好干，钱一份不会少你们。”
他们称呼我“夫人”，称呼骆维森“先生”。这些厨师说白了，就是黄心黑皮的烂了的香蕉，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已经被南非化了。
我看了他们的食谱，虽然热量高，有营养，但是单调。午饭离不开面包和牛肉、黄油、鸡蛋，如此而已。我觉得可以变换一点花样。但厨师们说黑人员工的味蕾差。午餐只要有肉，他们就高兴，不管男工和女工都高兴。“可以炒点蔬菜，加点水果，这个不难吧。”我为厨师们的偷懒而不悦。只要员工勤劳，不管黑人白人，都值得尊敬。
离开了厨房，我就站在一块石头上，眺望着牧场远处。耳朵边，是一声声奶牛低沉的哞叫。草地上，间歇生长着各种颜色的蘑菇。这些蘑菇大多是有毒的，吃不得的。骆维森告诉我，越是颜色越鲜艳的蘑菇，越是有毒。草地上，不单只有奶牛，还有野兔、野羊、野鸟、野狗。它们和奶牛同生共长，互不干涉。骆维森说喜欢牧场，喜欢牧场自由的氛围。对此，我真的有同感。
我继续返回厨房，给花儿草儿的浇了水，然后做我和骆维森两个人吃的饭菜。我听到了厨房外皮鞋走路的声音。沉闷的咚咚咚的皮鞋声音，踏在院子外的草皮上，格外地响。
骆维森开完会了？可他穿的是手工做的老北京布鞋，穿起来舒适而又接地气。难道，他还为开个会特意换双鞋？我摇了摇头。这脚步声不是骆维森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