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节(2 / 2)

许国将钞关法和市易法对比,这其实就是一种“诛心”之论了。

且不说你的钞关法到底实行的怎么样,一个“与民争利”的帽子扣下来,先假设钞关税法一定会被胥吏盘剥,就否定了钞关税法的意义。

苏泽心中微微冷笑,大明朝的读书人战斗力果然了得。

不过他倒是不慌,并没有就市易法和钞关税法的异同辩论下去。

苏泽直接推开这个话题说道:“与民争利,我觉得不是。”

“朝廷之所以要开征税源,自然是因为用钱的地方多了。”

“税收之事,自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北有俺达,关中地震,南方倭寇,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朝廷的钱不够花,这钱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要养兵要救灾,这钱从哪里来?还不是要增加苛捐杂税。”

“朝廷不行钞关税法,这钱就要从普通百姓身上征,若是钞关税法能收到钱,那普通百姓身上的加派就少一点,这怎么能说是与民争利呢?总不能说商人是民,农民就不是民了?”

这一面“尊农”的旗帜祭出来,许国立刻败退,在大明的政治观中,农的地位是肯定要高于商的。

用商人之财滋补农民,这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正确,根本没有辩驳的空间。

不过其实苏泽也知道,自己也是诡辩。

钞关法收上去的钱,到底有多少能用来赈灾打仗,这是在场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就从这位道君皇帝在关中地震后没钱救灾,还不肯停修宫观就可以看出来,钞关法估计十之八九还是要成为皇帝敛财的工具。

不过这话肯定是不能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出来,就将钞关税劫富济贫的调节税收属性点出来,众人也觉得不能说应该给商人减税。

王锡爵和许国都败下阵来。

苏泽说道:“士农工商,为何农民种田从来不想着少交田税,商人却总是想要少交税呢?”

“世人都以为无商不奸,商才排在四民之末,洪武皇帝抑商,也正是这个原因!”

苏泽抬出了洪武皇帝,众人更不说话了。

按照朱元璋的设计,商人的地位最低,他规定商人都不许穿绫罗绸缎,也不允许住大宅子。

不过这一条组训早就已经没人遵守了,如今苏州府的商人,只会在丝绸的外衣上束上麻布的腰带,来表示自己还在遵守洪武大帝的组训。

“要我说,交税是利国利民的事情!交税是最光荣的事情!”

“税收可以用来赈灾,用来养兵,用来改善民生。”

“更重要的,税收是一笔契约。”

“契约?”徐时行问道。

苏泽点头说道:“上古三皇五帝的时候,虽然没有钞关税,但是所有人都要一起狩猎,打到的礼物都是整个部落的人分,所以那时候是没有税,只有公无私也!”

三人都不是普通读书人,一个知府之子,一个望族子弟,许国家在徽州府也有连片的良田,是妥妥的大地主,他们自然是读过史书的。

“到了春秋战国,才有了管仲这样的财臣,抽齐国之财以强军,才有齐国之霸业。”

三人又是点头,管仲虽然算不上儒家先圣,但是儒家圣人对他的评价都是正面的。

“在下认同王荆公这句话:‘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三人皱眉,王荆公就是王安石,大明朝对王安石的评价可是不高的。

但是王安石这句话倒是也没问题,天下之财确实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但是这和苏泽所说的契约,有什么关系?

苏泽说道:“上古的时候,无税也皆税,先民将自己所得全部贡献给部族,用来征战开拓。”

“春秋的时候,子民给国君交税,国君训练士卒保卫百姓。”

“没有百姓的供养,又怎么有朝堂上的卿相,又怎么有指挥作战的将军?”

“要我说,有万民供养才有国,百姓交税,就是和国家签订了契约,用交的税来换取军队保护的安全,换取官府治下的安宁。”

“商人之所以被人唾弃,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享受了官府的好处,却总是不愿意承担这份契约,老老实实的交税。”

“而士大夫之所以厌恶商人,是因为他们比农民积攒了更多的财富,却总想办法交的比农民还少,他们的这份契约总是不对等的,这才是天下人都言商人狡诈的原因。”

三人都愣住了。

徐时行竟然找不到理由来反驳苏泽。

但是将交税比作契约,又让徐时行隐隐约约觉得有些问题。

既然是契约,那不就是双向的嘛?

百姓交税,和朝廷签订的契约,若是朝廷无法支付自己的职责呢?

就比如现在关中大灾,南北动乱,那朝廷应该怎么样?已经签订的百姓应该怎么样?

徐时行立刻阻止自己继续思考下去,因为如果继续思考下去,就太大逆不道了!

还是苏泽打断了徐时行的深入思考,他对着三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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