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个短信，又去浴室冲了个澡，出来的时候看见张晨在抽烟，想对他说少抽点烟，话到嘴边忍住了。
于是穿好衣服，蹬上皮鞋，转过头说:“我走了。”
张晨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双腿间还有昨夜留下的痕迹，他说:“走吧。”
出来的时候，司机已经在等着了，想了想努力工作还是有意义的，以前离开的时候坐公交车或者打车，现在不管怎么说，有人接着上班了。
一上午连开了三个会，我看着底下人打着哈欠的小动作，觉得他们也挺可爱的，没办法，程序要这么走，而开会也有开会的道理。
中午十二点，去食堂打了饭上来吃，以前吃饭的时候在食堂吃，后来发现只要在食堂里，吃饭总能变成工作研讨会，我不想折磨我的胃。
下午的时候，开始审查下面人整理过的文件，几百万的涉案款都是少的，动不动就几千万。有时候觉得这些腐败分子胆子颇大，但真正见了本人，又会觉得和设想的完全不同——大多看起来是温厚而勤俭的，很难察觉到皮囊下贪婪的灵魂。
我批了一些文件，底下人联合其他部门一起去抓人，一眨眼就到了下班的时候。
我这一天都没想到张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而在扣上钢笔之后，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班——去和刚刚被抓进来的“同事”聊聊天。
今天进来的人我是认识的，叫黄明志，当年入职军训的时候，一个屋十六个人，他是睡我对床的，关系处得也行，互相帮忙按摩个腿，拳场上凑一对互相揍的。
他定岗在税局，我在经济委，那时候还能偶尔见个面，后来从我去环保局开始，见得就少了，总说有机会一起喝酒，但总抽不出时间，久而久之，关系也淡了。
我想我还是得来看看他，不为别的，就为他私下挪走了3000万的公款，进小黑屋之后自白里有一句话是“陈和平那孙子辞过职都进领导班子了，我在税局干了十来年了，现在刚到科级，你说，我心理能平衡么？”
我进了屋里的时候，两个下属正在审问，黄明志有问必答，特别配合，但他一看见我进来，就不吭声了。
我坐在了空椅子上，也没说话，黄明志就喊了我一声:“陈和平，你怎么也过来了。”
“你说你心理不平衡，我这不就过来了么，看你哪儿心里不平衡啊。”
“嘿，”黄明志贱兮兮地笑了，“就随口一说呗，咱们当年一个宿舍十六人，走的走，进去的进去，不出头的不出头，就你，你陈和平进了领导班子，现在混得最好。”
“我运气比较好，”我有点想翘起二郎腿，但想起这不是在当年我和黄志明一起吃饭的饭馆儿，而是在纪委的小黑屋里，还是忍住了，“我早说过你这人胆子太大，以后要收敛一些。”
“谢谢领导在我犯了重大错误的时候，愿意不计前嫌地前来进行人生方向的指导。”
“噗——”这不是我笑的，我转过头，看到一个年轻的下属捂住了嘴，心里记下了他的名字——当然不是为了给他涨工资，而是年底给他的考评要扣分。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必要的严肃是基本的工作态度，这里并不是可以笑出声的地方。
“所有贪污的账目都已经清楚了，但我总觉得，你经手的不止这三千万。”我懒得绕圈子，直接抛出了个直球，记录员也开始沙沙书写。
黄志明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依旧是贱贱地笑着的，干脆地回我：“我违法违纪，愿意配合调查，所有账目和钱款都已经交代清楚了，马上就要走司法程序，陈和平，你虽然是大领导，也不能直接就来主观臆断。”
“我的确没什么证据，”我抓了一支笔，手指摸了摸上头冰凉的金属夹，“只是想着你这个人总会留一手，再加上你自白书上多的那句话，让我最近没少接受调查，所以过来问一句。”
说来也怪，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黄志明喜欢留一手，那时候宿舍流行玩儿三国杀，每一次我们以为能砍死他的时候，他总留着一颗桃或者一张保命的卡牌，笑着活到了最后。
所以在他看似交代了所有的事后，我总有一种不满足和不踏实的感觉——他或许隐瞒着什么。
“陈和平，你就是想太多了，”黄志明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看了一眼记录员，“你们也辛苦了，领导没事抽风，你们也要多加班工作。”
“三千万，二十年打底，最高就是无期。”我以前不太懂刑法，现在已经很熟悉相关的条款了。
“死不了，多少年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