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医生诊断的时候只用了十五分钟！”张智甫教授看上去真的生气了，“我早就跟你们强调过，第四中心医院是大急诊中心，来这里问诊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急症——诊断不光要准，而且还要快！”
三个人都不吭声了，当然，他们内心要是能服气倒也是个奇迹——要在四十分钟判断出患者可能罹患有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就不算容易，而把怀疑名单缩小到三种就更为难得。毕竟这三位都不是风湿免疫科出身，和这个领域最为接近的，也就是马永芳医生了。
“把你们的那种傲气都收一收，好好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张智甫教授把完整的检查报告和病例扔到了桌上，“记清楚了，你们现在是在大急诊中心里上一线临床，不是在同德医学院附属医院里搞跨部门会诊的！没有人会盯着你们的诊断，等着看你们的笑话——只有马上要死的病人等着你们来救命！诊断不需要做到百分百正确，但一定要平衡好治疗和正确率——那么多检查手段，就是为了帮你们试错用的！”
第680章 辞职
试错，是临床诊断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能够让医生们迅速判断出患者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尝试着同时处理多种可能。但在国内，对于“诊断试错”，临床上一般有两种进行方法。第一种是通过检测来进行试错——这种方法唯一的缺点就是会增加一些患者和医保的负担。而第二种，则是限制更加严格的“诊断性治疗”。
孙立恩用过诊断性治疗，可只要能有其他的选择，他也不想这么干。诊断性治疗过程的繁复却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从原理上来说，诊断性治疗倒是非常容易解释。医生们已经把患者可能罹患的疾病从浩渺如烟的几千上万种，缩小到了那么两种或者更多的范围中。但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因为病情进展速度太快，可能是因为科学进步的程度尚且不足——总之，在仔细平衡过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医生们决定采用某种特定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并且观察治疗反应。
如果患者好转，则可以确定罹患疾病为a，如果没有好转，那么就按照b或者c、d乃至其他疾病再次进行诊断性治疗。
医生们选择这种方式进行“诊断”，对于患者的风险也就显而易见了——如果第一次就没有猜对，如果连续排除了所有可能但都无效……那么患者本人就很可能需要付出病情被延误惨痛代价。
因此在国内的现行情况下，医生们不到万不得已，基本都不会使用这种方案。如果要使用，那繁琐且麻烦的告知过程也会变得非常痛苦。并不是所有家属都能够接受医生们关于“赌一把试试看”的方案，他们更希望能够把一切都掌握在手里，包括自己亲人的生命健康乃至生死。
“只要有必要，那就去做。只要是你们认为对患者最好的，那就去干。”张智甫教授喘了两下，咳嗽着说道，“这里是诊断中心，什么病人会来诊断中心看病的？在其他地方看不好、看不明白，但是又不甘心回家等死的人才会来这里——把你们以前在同德附属的那些习惯统统忘掉！”
临床医生，尤其是大型三甲的临床医生往往有个习惯。往好听了说，他们习惯为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式。往难听了说，他们习惯看碟下菜。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有能力负担所有类型的治疗方案。医保并非万能，有很多药物和治疗方案是医保所不能报销的。就算有医保报销，不同的患者也分医保报销等级，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压根就没有医保覆盖。
当面对这样的患者时，“经验丰富”的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们往往会先和患者聊聊家常。问问看患者本人和家属的工作情况。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各种不太容易引起患者以及家属反感的方式，确定患者以及家属的经济条件、承受能力、治疗意愿等等。
如果医生们明确得知，患者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而且家属也没有太强烈的治疗意愿的话，那通常就会干脆不怎么提手术治疗的事情，转而推荐一下进行保守治疗。而如果患者家庭条件尚可，本人求生欲和家庭治疗意愿都非常积极的话，那就会把推荐治疗的重心转移到更积极且价格较高的项目上去。
张智甫教授要纠正的，也就是自家组员的这个习惯问题。在他看来，综合诊断中心是一个没有那么复杂的机构。医生只管看病，患者和家属只管配合就行。如果家属没什么治疗意愿，又或者无力支付治疗费用的话，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到综合诊断中心里来。
听到这里，孙立恩觉得自己还是稍微解释一下比较好，“事实上……如果碰到无力支付费用的患者，在对方同意把诊断资料公开，并且在审核后共享给武田制药的话，他们的诊断费用是可以全免的。”
孙立恩刻意把“诊断费用”四个字说的重了些，毕竟这也是当初武田制药和四院达成的合同的一部分。按照武田制药的合同，诊断中心每年可以免费诊断的病人数量不超过一万名患者。而治疗费用也有相应的减免和资助，虽然比例并不算很大，但“武田制药旗下所有药品五折”的承诺就已经足够很多人跨过生死的距离了。
目前武田制药在国内上市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消化道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肿瘤上。而其他在境外上市的产品则尚未通过国内审批投入使用。可以说小林丰的“慷慨承诺”本身并不会为整个企业带来多少压力——诊断费用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畴，并不是每一个需要诊断的患者入院后都需要做pet扫描或者全身核磁共振，又或者mngs检查。况且这些检验项目连机器带耗材全都是武田制药所提供，成本并不算太高。
“那就更应该多做检查了。”张智甫教授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补充道，“不要担心给检验科造成压力，也不要担心家属不理解。你们只需要放手去做，然后把诊断给我搞出来就行——明白了没有？”
三名医生一起点头，而陈天养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武田也负责支付我们的工资？”
“工资是院里发的……”孙立恩擦了擦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水，“不过陈教授您的工资……可能学院里也得发一部分吧？”
“我可不像老张，他现在是一心扑在人民健康的事业上了。”陈天养似乎是觉得现场气氛有些不太好，所以插科打诨道，“我老人家比较关心自己的这点破事——我孙子马上就满周岁了，当爷爷的得给他挣红包钱呐。”
老油条顺利的把话题引到到了并不怎么严肃的方向，在场的医生们聊了几句之后，被张智甫教授带去了一旁的办公室，准备安排一下位置。而陈天养则把孙立恩留了下来。
“今天怎么没见着小徐啊？”陈天养换了个姿势，让自己在凳子上坐的更舒服一点，“她今天休班？”
“徐医生……”孙立恩迟疑了片刻，“她好像是有些私事，今天请了假……”
话音未落，孙立恩的手机就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却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记录在通讯录里的本地号码。
“喂？”孙立恩在“烤面筋”的声响中接通了电话，“哪位？”
“我是徐有容。”电话那头，响起了徐有容的声音。她听起来一切都还挺好，不过孙立恩隐约还是能感受到一点波动，“我准备辞职了。”
第681章 帮助
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孙立恩绝对不会相信的，那么隔空渡真气和徐有容辞职一定能够排在前两名。甚至徐有容辞职不当医生的难以置信程度还要略高一些。
在孙立恩眼中，徐有容是个彻头彻尾的，完完全全的医生。她能够投身医疗行业，年纪轻轻拿下霍普金斯的m.d学位，在国内就职时跟着柳平川读第二个医学博士学位……在孙立恩看来，徐有容和“医生”以及“博士”这两个身份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缺了任何一个部分，徐有容都不是现在的徐有容。
这样的人，会突然打电话说要辞职？孙立恩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说话？你旁边是不是有人？”
“又不是在拍电视剧，我在机场。”徐有容愣了几秒钟，然后忽然温和的笑了出来。“我今天飞美国。”
“怎么突然就决定要走啊？你跟柳院长说了么？”事情蹊跷的厉害，孙立恩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你现在就出发，这事儿叔叔阿姨知道么？”
“他们……不知道。”徐有容叹了口气，“我这次去美国，是为了捞人……”
“是瑞秋？”孙立恩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打电话，徐有容是去美国捞瑞秋这种事儿倒是很容易理解，毕竟整个美国，有资格劳动徐有容大驾，而且徐有容自己甚至愿意干脆以辞职为代价的，也就只有一个瑞秋而已。“她怎么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阵子，徐有容才低声说出了事情原委。
根据徐有容的说法，瑞秋家在美国中南部地区，而且是老牌移民。她们家祖上在美国开垦土地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前。而当时的美国，是清教徒的“避难所”，是坚定信仰上帝的教徒们为自己选择的避难地。
瑞秋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甚至有些狂热的教徒，他们表现得甚至比自己的父母一辈更加狂热。在几次因为“信仰”而争吵之后，这对刚刚结婚不久的夫妻甚至一起决定和父母断绝关系，从孟菲斯搬家到了西雅图生活。
而瑞秋也就出生在西雅图。
从小生活在比较开放的城市中，瑞秋很早就发现了自己和其他人有些不同。但她也敏锐的察觉到了自己的父母和其他小朋友的父母不太一样。早熟且聪明的瑞秋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她不打算和自己的父母分享关于自己喜欢女孩子这一事实。
瑞秋一直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从十一岁到十八岁，她一直把这个秘密当成最隐晦的内容，从来没有向外界透露过只言片语。她一直认为，等到自己考上大学之后，就能够拥有独立的空间和生活。到时候，她的小秘密也不会给自己惹来任何麻烦。
但很明显，当时只有十一岁的瑞秋错了。
在完成了自己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教育后，瑞秋背上了一笔堪称巨款的学费贷款。按照银行的估计，她大概能在四十九岁前还清贷款。而每个月的还款额度高达六千七百美金。这已经占到了她月收入的一半左右。这让她的生活非常拮据——在纽约当肿瘤科医生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可虽然生活拮据，瑞秋依然过的还算不错。至少她获得了自己的自由，她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决定自己应该去爱什么人。而不必被父母逼迫着，每天花八个小时祈祷，剩下的时间则和一个比自己大三十岁的“丈夫”一起度过。
直到三个月前，在纽约盘算着再来中国探亲的瑞秋接到了一通电话。她的祖父母去世了，而她和她的父母则被列为了遗产继承人。根据律师的要求，她需要先和自己在西雅图的父母会面，然后三个人一起回到孟菲斯继承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