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到尾，土肥原贤二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长威伯问其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回答了一句：“主张无罪。”然后便一语不发，全由律师代理。
清濑一郎在法庭上，对众人道：“对所有的指控，我的当事人土肥原贤二先生，全部予以否认。而且他也认为，面对莫须有的这一切指控，他完全不屑于与检方辩论！因此，为了一个日本军人的尊严，他放弃为自己辩护！”
这种一语不发的策略，看似消极，但却钻了英美法系的漏洞。由于土肥原贤二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头脑，所以，土肥原贤二许多行踪记录，在战时都是绝密的。即便日本战败，这些东西也是第一批被销毁的。
当检察组调查土肥原贤二的证据时，发现关于土肥原贤二的犯罪证据严重不足，只要土肥原贤二拒绝说话，即提供证词，那么根据英美法系的原则，就不能对其定什么重罪。土肥原贤二或许就能逃过惩罚。
不过，土肥原贤二的无赖龟缩战术，中国检查团也并非没有应对方法。
一九四七年，倪征燠作为援兵，前往日本东京增援中国检察组。
倪征燠此人，是这个时代，中国少有的法学专业人才，更是后世法学界的泰山北斗级人物。此人于一九零六年七月，生于江苏。一九二三年，在沪江大学文科专业学习。一九二九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随后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一九三零年，倪征燠回国，先后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持志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兼课，并且兼任律师事务所律师。成为上海有名的大律师，由于人脉广泛，专业精道。很快青云直上。当年余生还曾在上海见过此人一面，只不过无甚交往而已。
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倪征燠出任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推事。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将上海全部占据之后，去往重庆。随后，得到老蒋的重用。一九四三年，倪征燠出任重庆地方法院院长。算得上是位高权重。
虽然老蒋一开始没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当回事，认为不过是走个过场。所以，留着精力进行缴费。却不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越闹越大，越拖越久。
国内对老蒋的不上心，已经颇多非议。而余生在海外和国内的慷慨解囊，又把老蒋架到了火上烤。如果老蒋再不派出几个强力人士，那他的脸就算是丢光了。下属们喜欢的领导，都是能有所担当的领导。有好处能占回来，有了仇能报回去。
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人死了数千万。如果老蒋毫无反应，那么，剩下的人也不会再听他的。所以，老蒋见势不妙，迅速的召回正在欧洲游学的倪征燠，并将其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倪征燠到东京，不仅带来了从国内搜集到的，关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罪证，也带来了对付这两个人的方法。
方法之一，便是驳斥证人。由于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铁证如山，所以，日本人寻找的证据和证人，大都不那么牢靠。虽然土肥原贤二一言不发，但是，只要将其找来的证人和证据一一驳斥，那么，土肥原贤二便无法证明其无罪。
土肥原贤二找来的第一个证人，是当年土肥原贤二出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课长爱泽成。爱泽成的证词，其实没有什么卵用，只是说土肥原贤二忠厚老实，待人勤恳，本分工作，当年，除了收集情报，没有什么秘密行动可言。人品很是坚挺。
反正是满口空话，并没有什么实质的细节，来证明土肥原贤二无罪。而倪征燠则早有准备。为了驳斥爱泽成的证言，倪征燠问道：“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贤二曾于一九三五年阴谋发动政治军事攻势，想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这件事情，外国报纸均有报道，证人身为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课课长，难道一无所知么？”
爱泽成瞠目结舌。回答知道，刚才的证词就是假的，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回答不知道，明显是撒谎，还是会打自己的脸。因为，倪征燠出示了一份爱泽成的报告，这份报告就是当年爱泽成发现外国报纸在争相报道土肥原贤二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之时，向上级写的书面报告。
这一下，直接抽中爱泽成的面皮。
在爱泽成哑口无言之际，倪征燠乘胜追击，出示了一份一九三五年，日本关东军发行的《奉天特务机关报》。
发行这份报纸的本意，是日本关东军的特务们，想要对其他人证明自己的工作业绩。和后世的业绩报表是一回事。而土肥原贤二作为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必然要在这份夸耀攻击的报表上，展露头角。
所以，这份报纸上不但以夸张的语言记载了土肥原贤二是如何在中国各地策划阴谋活动的，而且，在报纸的首页还盖有土肥原贤二的印章。真真切切，抵赖不得。土肥原贤二也没想到，一份业绩报表，会让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在这份报纸上，日本人还“错误”的使用了一个成语。这份《奉天特务机关报》中，有一页，有一句话是——“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
谈虎色变，这个成语源自中国。算不上褒义词，也算不上贬义词，但是日本人自己把自己比喻成老虎，显然是自夸之词。而此时，却成了自己捅自己的刀子。既然你丫号称对中国人友善，干嘛要自称老虎？
倪征燠对不懂中国文化的一众欧美法官道：“‘谈虎色变’是说土肥原、板垣两人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脸色都变了。”
而这个解释，很轻易的戳到了法官们的笑点。大家都明白，日本人这是自己在作死。于是哄堂大笑，爱泽成毫无回天之力。
土肥原贤二的第二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一九三一年，土肥原贤二去天津劝溥仪去往塘沽。然后，通过塘沽，到达大连，最终去往长春。此事被桑岛主计得知，上报日本外务省。此时的日本外务省，担心日本陷入外交僵局，所以指示桑岛主计对土肥原贤二进行劝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