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战争打的已经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对抗，军队的战斗力当然是必需的，但是更多需要依赖于国家的生产力，也就是战场消耗的及时补充，小到子弹和军服，大到炮弹和战车、飞机、战舰等等。战争对国力的要求是严峻且残酷的，短暂的胜利往往经不起消磨，整个战争的过程其实就是拼消耗的结果，国力不如人哪怕战场上的军队再怎么骁勇善战也有后力不济的那么一天。
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相反，德意志第三帝国在和平时期就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全面准备。因此在整个战争的前半个时期，她根本不用在经济方面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或动员，也不必完成那些痛苦的和平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工作。只有在闪电战失败、不得不对军事资源实行全面动员之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战争经济”时期才真正开始。 而从眼前的现状来看，“闪击战”的成功让整体的经济有了一个缓冲期，不得不说是一个好的现象。
一个国家战时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其技术成就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16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第二帝国就首次试图发展与战略需求相适应的经济控制手段。这些手段都是一步步凑合起来的，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由于这些经济控制手段决定了每一个工业部门得到的原料和资源的数量，所以这些相关的控制部门就取得了对整个经济进行组织、分配和操纵的重要权力。在第三帝国成立之后，其重整军备政策是在考虑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之后制定出来的，因此能够比一战时期更加完善地及时完成经济生产向战争方面转变的计划。
《凡尔赛条约》的签署不是停战，它是一个休战期，20年的休战足够准备很多东西。一个全体上下皆是抱着“复仇”思想的工业强国是可怕的，更加可怕的是他们不但思想上没有忘记“复仇”的信念还付之行动，这样的国家不但是疯狂且是难以战胜的。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忘记别人强加的耻辱，那么这个国家已经没有救了；如果这个国家不但忘记他人强加的耻辱还能够去讨好仇人，那么不是善于忍耐等待时机就是没心没肺。
一个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所遭遇的一切，民族不断不断地被征服，甚至于拿“征服者”的历史来进行炫耀，那么是可悲的。
德意志从来没有忘记过去的仇恨和新被加上的耻辱，《凡尔赛条约》的签署给予他们复仇的动力，试想抱着复仇而在努力振作的人可不可怕？个人尚且可怕何况是一个国家！这个渴望复仇的国家，她有着一群希望用战争手段解决恩怨的高层，可以说是幸运也是不幸。当然，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待遇从来都没有相同过。
“由于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资产（步包括各州和行政区）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只能负责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二，所以为了担负如此庞大的开支，就必须建立起新的财政程序和财政制度。”西门子并没有难堪，他说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实情，“我们为了不让公众看到政府为了重整军备而负担着巨额的债务，发行了一种‘冶金研究所证券’。而这也是经过政府和‘军工委员会’同意的策略。”
“冶金研究所”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机构，它的资本由各主要军火生产厂家提供（既军工联盟）。政府用这种证券偿付军火购置费用，而在德意志银行的担保下，这种证券交到军火生产商手中后将不兑现，或尽量把兑现期延后，利息由政府支付。这就相当于德意志银行向政府提供了一笔规模巨大的信贷。在1937—1938财政年度快结束时，已经发行的冶金研究所证券面值达120亿帝国马克，到战争爆发时实际兑现的只有15亿帝国马克。到了1939年，军火生产商手中到期兑现的冶金研究所证券由不付利息的国库券代替现金支付。这样，可以说是以徐阳为头子，整个政府控制了德意志银行和国内的全部信贷权。
“阿道夫-希特勒执政的初期，制造军火的原料和农产品都发生过短缺情况，军队的汽油储备也即将耗尽。这种物资短缺是德意志对外贸易面临的苛刻条件造成的。”西门子说到阿道夫-希特勒时出现过短暂的尴尬，事实上如果说斯达克是针对阿道夫-希特勒阴谋的受益者，那么他们这些军工龙头就是最直接的策划人。他当然知道现在不是回忆的好时机，定了定神继续：“而且政府既要照顾到军费开支，又要满足民间的经济需求，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直到1935年，国内规定了最高工资限额，国家得以从全国岁入中抽调更多的钱，才得以偿还了日益增加的公众债务。”
徐阳当然知道那是怎么一个回事，说好听点是为了解决失业人口问题，而实际上整个过程更加像是在火中取栗，最终的结果也出来了，如果没有爆发战争的话，德意志终究会自己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