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顺他母亲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泼妇。
泼，但不精，馋而且懒。她的泼只是为着宣泄满腔的不快，这不快也许来自身边人对她的鄙夷，也许来自自己愚昧的心性，也许来自年年岁岁除却农活与锅灶便无所事事的烦闷。
她的性情，用土话说叫“一阵子一阵子”的。
有时你会觉得她特别通情达理，你去她家借个簸箕，她不仅要将簸箕借给你——嫂子你家是不是还缺蒸笼？也拿去。刚做了点棒子饼，拿去给孙子吃，嗨，街里街坊，不碍事！有时你会觉得她简直难呛得过分，哪家几年前短了她几粒米，几块布头，几个馍馍，她记得一清二楚；谁在她家门前拔了几棵草喂羊——尽管那几棵草显然就是自己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不认主的——她也要叉腰站在房顶上骂好半天。
人们对她的印象就是：揣着袖子，笑嘻嘻的，捋着半白的头发（她有点少白头）神秘兮兮地将手拢在嘴边，仿佛她知道宇宙间一切秘密似的；她的眼睛在笑意过后变得非常严肃，声调也压得很低：“嫂子，我跟你说呀——”她用这般议员讨论政治大事的神情去讨论谁家占了谁几分地、谁媳妇在外面偷汉子、谁家小子发了财，藏着掖着不让村里人知道。
王平顺打记事起就知道自己母亲是饱受身边人鄙夷的，这种鄙夷几乎约定俗成，甚至不是出于道德羞辱。就只是因为她蠢，她管不住嘴，她拖着肥胖身子到处晃悠，她挑拨离间，不辨好坏是非。
王平顺的父亲是东北一个财主的小妾生的儿子，小时候很聪明，私塾先生说这将来一定是做大官的。他同他那苦命的母亲一起留在这边。后来战乱，财主死在逃亡路上，主母把持家务，命令小妾将香火送回去，于是王平顺的父亲回了祖籍。本家那边不好过，弟兄们嫉妒他的机灵，主母更视他如眼中钉，再后来，听这家的佣人说，主母手底下的人活生生将小少爷打傻了。
傻子不能留在本家，“有辱门楣”，于是又送回华北，他亲生母亲，也就是王平顺的奶奶这儿。
奶奶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可再精明也不敢去跟一个有些底蕴的家族抗衡，于是索性一咬牙在中原扎了根，自己折腾买卖，也不找男人。好折腾歹折腾给儿子讨了个媳妇——当然是没人要的。这个媳妇就是王平顺他母亲。
这样的家庭是很受人笑话的，王平顺他奶奶精明，人家在背地里也只说她精明，势力，不说她好。于是王平顺打记事起，一直受着村人半嘲笑半同情的目光，有的人逗他：“平顺儿，你娘在家干嘛呢？又打你爹了没？你奶跟你娘又吵架了没？”
王平顺上学不怎么聪明，小学没上完就在村里乱跑，给富人家打零工。
到他十叁岁的时候，他奶奶终于对他母亲忍无可忍，一纸休书将他母亲休了。
他母亲在门口骂了半天，拖着他又嫁了人。
嫁了个老光棍，老实，木讷，近乎蠢，讨不到媳妇是因为穷。
这天下雨，王平顺顶着块塑料布趟着雨跑回家，今天干活儿多，他好饿，他想吃娘贴的饼子。
他气喘吁吁跑回家，推开屋门，家里那盏不怎么亮的灯竟然亮着，后爹和娘看起来都挺高兴，虽然他们都没给过他好脸色，但他们此刻看起来挺高兴。
他也就放下了心，至少今天不用挨打了。
可他后爹见到他之后很快地板起脸来，那双木讷的、老实的眼睛看着他，说：“正要跟你说呢，家里有闲人没闲饭。这么大，该出去挣钱了。”
他娘靠在炕上笑嘻嘻地：“顺儿，去挣钱呀，你要有弟弟了，挣钱养弟弟呀。”
王平顺十四岁时到砖窑上干活。
十四岁，身子骨还细弱，但得在冲天的热浪中将一车车砖从砖窑拉到砖垛去。衣服没个干的时候——除非离了砖窑。离了砖窑，衣服也就干了，但衣服上很快结一层汗碱，再流汗再结，没个完。
肩膀被绳子勒得起泡，老板的女人看这么小的孩子怪可怜，给他在肩上围一条毛巾，这样可以让皮肉少受一些苦。可这压根没什么用，这点善心度不了苦难人。刚开始拉砖的时候勒得皮肉疼，睡一觉之后，整个肩、脖子就跟不是自己的了似的；再后来肩膀上磨出两道厚厚的茧，适应了这个压力，骨头也有点变形了。
但也有好事。
砖窑里不全是力气活儿，砖厂里也有女工，填订单的看厂房的，进砖厂左拐，第一排宿舍就是给女工住的。有个女孩叫艳芬，是邻村的，她居然有个收音机，大伙儿歇工时都来她宿舍听收音机。
那个时候收音机叫“匣子”，王平顺很爱听匣子，尤其爱听新闻。
他那时候比一般人爱耍点小聪明，经常装肚子疼，偷偷溜到她宿舍来听匣子。艳芬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后来跟他熟了，就说：“我不关窗户了，你要听匣子，从窗户钻进去，捯开我被子，匣子就裹在被子里。”
有时候他跟艳芬一起听匣子，两个人听得哈哈大笑，好像一点儿都不累了，身上的骨头好像一下子轻松了。有一回他突然看着艳芬，看她红艳艳的嘴唇与明亮的眼睛，他想——我将来娶媳妇，就要娶艳芬这样的。
拉了两年砖，这中间他多了个弟弟，爹娘很宠弟弟，拿弟弟跟宝儿似的。
十六岁，他跟着村里人到大城市打工。
一开始刮腻子，后来干木匠，都不太顺心，过年时没挣着钱不敢回家，别人回不了家的都收到了家里来信，有的还寄了点熏肉；他呢，他啥都没有，一个人闷到街边去抽烟。
十八岁那年过年他回去了，弟弟让爹娘惯得无法无天，指着他大喊“肏你娘的”，他在家里像个外人，他在家里待不住。他在村里乱遛跶，不知怎么的就遛跶到邻村去，他在村口看见个女人，挺着大肚子，穿一身红衣裳，跟在一个男人身后慢慢地走，那女人跟艳芬长得很像。
他在村口立了一会儿，去找熟人打牌了。
二十岁的时候他学会了开车，在出租车公司学了两年，觉得太黑，不肯干。又晃荡了两叁年，有人给他介绍开长途。
二十二岁的时候他过年回家，有人给他说媒。对方比他大叁岁，媒人说，女大叁，抱金砖呀。见了面，那女人倒是长得很年轻，讲话也很斯文，就是看起来身体不太好，跟朵纸花一样。女人没什么意见，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就点点头说：“我都行，离了家就行。”
他们结婚了。
女人确实念过书，性情也跟村里一般女人不一样，因此时时有些瞧不起他。说实话，他跟捡到宝儿似的，虽然这女人不是他理想中的艳芬——他老婆身子太弱，说话太刻薄，也不爱笑。可是她真好啊，她聪明，懂得多，在什么事儿上她一点拨，他就觉得顺堂了。
他结婚后生活艰难了一段时期，老婆是个能吃苦的人（尽管有时候身子骨受不住），肯跟着他跑长途。年轻不懂这行水深，油费克扣等一并减下来，余到手里剩不下几个钱。他一咬牙，自己的女人不能跟着受罪，于是将老婆劝在老家，自己在外头放开手脚摸爬滚打，混了几年，在同村年轻人里挣得最多，他把家里（当然是和老婆的小家）重新装修了。
这时候爹娘好像一下子发现了他这个宝贝儿子，好像从土坑里发现一块鸽子血一样。他娘逢人就说：“我们顺儿可能耐，脖子上挂个大手机！要买楼啦，要往北京买楼！”
他缺家庭那点温暖，因此爹娘一招手，他就哈巴狗儿似的往家滚。
他娘说，顺儿，不能有了媳妇忘了娘啊。
他爹说，你弟上学靠你了，让他们知道他哥多么能耐。
他喜滋滋从家里回到自己家，账上就少了五千块。那时候他一年也就挣叁四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