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h1>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
对于这四条线索以及四条线索之间是怎样在实践基础上发生互动的我也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只能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探索过程简单梳理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这可以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党和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奠基阶段。
一是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在有关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才能写好？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写好，没有写好的一个客观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太短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和矛盾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一本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社会有机体还没有发育成熟，至少还没有成熟到像资本主义发展到英国资本主义那样一种成熟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一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困难的。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这个观点本身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如果把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看成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话——有人把这种观点叫作生物学隐喻——就是认为作为有机体的社会，像一个生物体一样，有一个发生、发育、成长、成熟、衰落的过程。如果这个社会有机体发育不成熟，人们就不能对这个社会有机体有完整的正确的认识。马克思写《资本论》是以英国为研究对象的，因为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发育成熟的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和方法是马克思用来研究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哲学方法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社会有机体蕴含着三个维度，第一，它是唯物的，承认社会的客观存在。第二，它是辩证的，认为社会是整体的而且是动态变化的。第三，它是历史的，认为社会是一个过程。作为方法的社会有机体具有丰富的方法论内涵，矛盾性、整体性、过程性都是其内在方法。矛盾性和整体性是辩证统一的，过去我们在讲矛盾性时有一种倾向，就是在强调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矛盾性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它的整体性，离开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来谈矛盾性，而整体性恰恰是社会有机体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矛盾是整体中的矛盾，没有离开整体的矛盾。矛盾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矛盾分析也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哲学方法，不从矛盾分析方法入手就很难看清事物的性质和本质。重视矛盾方法是正确的，在实践中也是有效的。但是，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离开整体性的矛盾分析往往会走向片面。回到我们的论题上来，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近70年，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也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一部比较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具备客观条件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二是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具有狭窄性，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否则就说不清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明显突破了斯大林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生产关系的局限性。我们过去的教科书都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为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关系。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毛泽东说那样不行，起码要有“两个联系”，把生产关系改成“主要是生产关系”。他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有所拓展的时候，又提醒大家要注意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把研究对象泛化。他说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不是说要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不能把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否则就成了自然科学，就成了技术科学，就成了工艺学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也不能太发展了，否则就成为阶级斗争论了，就成了国家论了。毛泽东是说要掌握一个度。
三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问题。如果深入思考并探讨毛泽东这些论述的思维密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的方法论基础还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正好组成了社会有机体的一个横断面，生产关系是这个横断面的核心，生产力是基础，上层建筑是顶层。研究核心问题，当然离不开基础和顶层，但是又不能归结为基础和顶层。在这里，毛泽东在方法论层面上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融为一体，看成一个社会有机体了。毛泽东在总体上是把中国社会看成社会有机体的，这体现了他方法论上的整体性原则，但是他又是十分看重这个有机体的内在动力的，他认为这个内在动力就是社会有机体的矛盾性。毛泽东突破斯大林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承认中国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有机体是存在矛盾的。这是毛泽东创立社会主义矛盾论的方法论前提。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针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的问题，这个纲实际上就是研究的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主张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的经济问题。这更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的，毛泽东不仅承认了有矛盾，而且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系统论述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是在1957年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在有关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社会基本矛盾就转化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或者主线。为什么说是转化呢？因为毛泽东在这里并不是说基本矛盾是主线，而是把基本矛盾中的两对矛盾中对立双方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作为主线。他把平衡与不平衡的相互转化看成规律，而且把它叫作波浪式发展规律。实际上平衡与不平衡这个问题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哲学界就有很深入的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贡献。四川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创始人杨超是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他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成员。从省委书记岗位退下来后，他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创办了一份杂志——《毛泽东思想研究》。他组织了一批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特别是研究毛泽东的波浪式发展规律理论，从哲学的高度对平衡不平衡规律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事物都是在平衡与不平衡这样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中发展的。他们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大家如果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的问题，可以参考四川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