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类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情内向多谋的人物。
他是在天启年间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不断在家闲住。
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
于是崇祯八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
而当时的他，面对的情况，甚至比卢象升早期还困难，此时的陕西曾经乱成了一锅粥。比起卢象升有充足工夫练兵，孙传庭干脆在实战中锻炼。
他的兵源次要来自陕东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当地民风尚武凶悍，战役力本身不差，孙传庭到任后严明纪律，保障军饷，上上下下士气大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凶悍的秦兵，从饷银到粮食，大多都依托孙传庭发出的军屯以及陕西当地富户的供应，极少让朝廷买单，性价比极高。
有了这样一支性价比极高的军队，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
崇祯十一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
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
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由于“路线成绩”。
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赞同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
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
就这俩事，把杨嗣昌给惹怒了。
原本历史上此次清军入寇事情中，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
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
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
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脱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
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遏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
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呼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大张旗鼓。
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
无法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
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
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一万多新招募兵士，毫无作战经验。
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需潼关不丢，保住陕西，大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
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敦促孙传庭进兵。
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理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
然而崇祯十六年五月，崇祯再次严令孙传庭自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
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战。
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孙传庭再度出战，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
故此，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
“卢督和孙督交情不错吗？”
历史已经不可追溯，缅怀旧事于事无补，更何况自己已经改变它。
倒是卢象升这话让他看到一丝新的的希望，因此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