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节(1 / 2)

其余人茫然地摇了摇头。王宵猎的话,初看起来有许多话可以接,但细想起来未必。

王宵猎道:“人活在世界上,许多时候不是必须如此,而是不得不如此。韩非说,远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其实何止禽兽众,什么东西都多。如果周围没有猛兽,随便打只鹿,捕条鱼,便就够了一家人口食。到了后来,人越来越多,口食就不那么容易,人又学会了种地。再到后来,不只是种地,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东西。比如喝的酒,熏的香,睡的床,用的桌,器物越来越精美。再到后来,又有丝竹之声,美人歌舞,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

说到这里,王宵猎举起酒杯,一饮而下。道:“这个世界很繁华,这个世界其实很有意思的。”

众人一起喝了酒。放下杯,都看着王宵猎。大家都觉得,今天王宵猎说的不一般。

王宵猎道:“这些好看的,好玩的,你想要有,我也想要有。但又没有那么多?怎么办呢?有人就讲要去除欲望,说人生是苦的,苦的根源就是欲望。也有人说,有能者居之。还有人说,有德者居之。这样说有这样说的道理,那样说有那样的道理。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说,都有道理!”

“有道理又如何?就要求我也照着那个样子活?凭什么要别人告诉我怎么活?这样不行的!”

说到这里,王宵猎把酒杯重重按在桌子上,看着众人道:“诸位大多都是自小读圣贤书,学的是圣贤大道理。书里说我们要做君子,要做好人,要这样,要那样,不能怎么样。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有道理又如何呢?就要求我们都那样活?”

陈与义听得目瞪口呆。过了一会才道:“镇抚,我们读圣贤书,自然应该做君子!”

“为什么做君子?”王宵猎摇了摇头。“要我说,君子如北辰,高高在天上,指引着一个方向,却不能够摘在手里。那些做君子的道理,可以指引着我们如何在这世上做人,并不能让我们做君子。”

陈与义和陈求道对视一眼,都觉得震惊无比。

王宵猎道:“我们汉人,学的儒学之道,所以许多人想着做君子。而那些胡人,不懂儒家道理,又怎么样呢?还有西边的波斯、大食人,他们就不想做君子。还有更西边的人,听说都想做神棍呢。所以说啊,人活在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活法,不一定都要做君子。”

说到这里,王宵猎想了想。道:“我说这些的意思,不是否定读圣贤书,更不是否定做君子,而是说还有其他的活法、想法。不能因为他们不跟我们一样,就觉得不对。一个政权的官员,治下的百姓各种各样。有讲究忠孝仁义的,还有拜佛参禅的,还有吃丹修仙的,还有就想舒服过日子的。这些官员,要尽力让所有的人在自己治下活得自在快乐。所以这些官员,有很高的要求。”

陈与义道:“镇抚说过,要精选官员,就是这个意思了?”

王宵猎摇了摇头:“不仅仅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的意思。像我前面说的,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他还有他的道理。这些道理,许多是真地有道理,并不是强辨。比如说儒家贤者,荀子讲人性本恶,孟子又讲人性本善。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

陈求道道:“本朝之前,天下信奉荀子的人多一些,信奉人性本恶的人也就多一些。到了本朝,儒者推崇韩愈,尊奉孟子的又多了一些,变成信人性本善的人多一些。”

“那到底人性是善,还是恶?”王宵猎笑了笑。“人性若本是恶的,就有一套治理方法。而人性若本是善的,又是另一套治理方法。到底是善是恶?要我说,本来没有什么人性,更没有天生是善是恶。人就是人,就是娘胎生下来,活在这世上。说人性是善还是恶,不过是推销自己的一套治国理论罢了。”

《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儒家的一种看法,还有其他的看法。特别是在宋朝,又有性情理论,最后还有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者进行了许多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学者的治国理论。

后世的人对中国学者历史上的争论多不了解,对于人性认识的重要性也不关注。换一个领域,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设。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都是理性人,理论才有了基础。这个理性人假设,与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有其相似之处。从人性是善是恶出发,推导出应该怎么治理国家和百姓。

见众人疑惑地看着自己,王宵猎摆了摆手:“所以我们这里不必讨论人性是善是恶,也不必由此来推出应该怎么行政。政权的本质,就是这么多人聚到一起,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要管理这么多人。人是不是一定要聚在一起生活,不重要。未来人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子,想治理成什么样子。是要人人安守本分,吃饱穿暖,无欲无求,还是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代更比一代强。前人走路,现在的人骑马,后代的人坐车,更后代的人要在天上飞——”

听到这里,一直听得满头雾水的牛皋忍不住,“噗嗤”笑了出来:“观察说的好笑,人如何会在天上飞?若是能在天上飞,不是成了神仙?”

王宵猎笑着道:“能把风筝放上天,为何人不能在天上飞?”

牛皋听了不由愣住。过了好一会才道:“风筝放上天是一回事,人飞上天又是另一回事。”

王宵猎道:“或许有一天,就本来就是一回事呢?我们不能把话说死了,认为就是做不到。我的脑子啊,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什么都想得出来。初想出来的时候,都觉得是奇思妙想。等到了有一天,不定就变成了稀松平常。”

牛皋住口不语。看看众人,只好自己在那里迷惑。

王宵猎道:“我说了这么多,就是一个意思。治理国家,选官员,不能被各种说法限制住。治理百姓其实非常地简单,就是让百姓过得越来越好,不要有什么烦心事。而不是说这个人是大儒,那个人是有道高僧,诸如此类,选进官府里来。而是每个官员,有一个标准。做这个官,要有什么能力,需要做什么事情。做了这个官,什么事情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必须做。如果做不到,有什么惩罚。如果做得到,有什么奖励。做了这个官,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有什么样的福利。”

陈与义道:“镇抚,选官员无非是选贤与任能。我们读书人读圣贤书,本就是要为君子,入朝则做贤臣。若如你所说,岂不是跟商人请人一般!”

王宵猎摇了摇头:“许多时候,朝廷里选官员,还不如商人请人呢。当然,我们的官员,不只是这样的要求。这只是最低的要求,官员必须做到。朝廷里的官员,还有庶官和侍从之分呢。更高的要求,对应的是其他等级。”

说到这里,王宵猎想了想,道:“这以说吧,这些官员,就如同一件一件衣服。做了官,就如穿上了这件衣服,有官的权力,享受官的待遇。脱了衣服,便就是寻常百姓。官员的权力待遇,便就在那件公服上。什么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我是不提倡的。穿着公服,这些内容也要了解。说明白一点,这些官员只是因为穿着公服,所以他们是官员。而不是因为是这个人所以是官员。”

陈与义听了,不由皱起眉头。

王宵猎道:“官员是因为做这个职位,穿着官服。除此之外,还有道德高尚之人,清选之士,那就是另一个系统,如朝廷之贴职。这样说,你们应该明白了吧?”

陈与义看看陈求道,说道:“有些明白,但有些地方又有些不明白。”

王宵猎道:“我说的简单一点。所谓官员,是官府认为哪些事情需要官管,需要做什么事情,选出合适的人来穿那件官服。官府看的是官员和吏员的能力,官员和吏员事情做好了得到较高的待遇。选贤与任能来说,就是任能。还有道德之士,就是选贤,是另一个体系。”

第346章 任能与选贤

传统上中国选择官员,有人主张选贤,有人主张任能。比如汉朝,高祖二年刘邦下求贤令,里面就有“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求贤令,说的很清楚,就是选贤。发展到后来,成了汉朝的察举制。察举制败坏,成为实际上的世家贵族共治制度。到了隋朝改为了科举制,科举制经过改造之后,到了宋朝基本完善,成了官员的主要选拔方式。

文彦博曾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不奇怪,实际上从刘邦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后世的人拿这句话来讽刺宋朝的官员,实际上是不得要领,有些莫名其妙。

宋朝之后,蒙古入主中原,带来了大量游牧民族的习惯。在政治上,皇帝与士大夫,或者说帝权与皇权的制衡消失。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废除了宰相,皇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到了清朝,皇权再次增强,大臣甚至成了奴才。

历史上常说,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政权开始,中国就有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强,相权越来越弱。甚至有人说,宋朝是群相制,就是皇权增强的表现。

客观地讲,宋朝的相权不弱,只是在北宋单个宰相的权力弱了。但作为总体的政事堂宰执,权力是非常大的,远不是后来的明清可以比的。到了南宋,更加出现了许多权相,有些不正常了。

后世的人研究中国历史,经常讲大趋势。自汉之后两千余年,经常用一句话,概括历史趋势,而后把各个朝代套进这个趋势里面。如果有套不进去的,就说是历史的特例,甚至是历史的反动。比如随着历史前进,中央集权越来越强,皇权越来越强。比如随着历史发展,民间商业越来越发达,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比如随着历史发展,赋税越来越货币化,货币化是历史发展的方向等等。

为什么这样是趋势呢?大多讲的是不明白的。或者是外国学者的理论,或者是意识形态,又或者只是少数大学者这样认为。到底历史趋势是什么?不能真信。

王宵猎记得,自己前世曾经有一次学位答辨会。一个学生上去,做的是农机普及的研究。一开始就讲,建国之后多么困难,改革开放之后,有什么飞速发展。下面的教授们听得目瞪口呆。有人实在忍不住,告诉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机事业实际上有了很大的成绩,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要么就是原地踏步,要么就是大规模后退。直到两千年后,才又重新发展。这才是事实。

历史上的研究,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赋税货币化是大趋势,代表了社会的先进。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农民获得货币是非常难的。不要说在古代,就是在现代,九十年代收业税,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杂税,都给农民造成了极大困难,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农民很大程度上不参与商业活动,收获的是粮食,是实物,赋税货币化就是加大了剥削。

很多历史观点都带有这种痕迹。关于宋朝,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或者是崇文抑武导致军事孱弱了。王宵猎记得自己看过一部英国电影,指挥战争的,是一个工兵营军官。若是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也算是以文制武了,应该用个老士官做指挥官才是。这种说法不知道起于何时,在历史学界甚至成为了定论。说起宋朝军事的衰弱,经常有人高高在上的来一句。

历史真是这样的?就因为武人的地位低,所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所以不努力打仗,所以军事上不行?怎么换到了欧美国家那里,又换成了另一套说法?

从根本上说,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更深层次地讲,是态度上有问题。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教员曾说,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建立一个新世界,实在比打破旧世界更难。

新中国与旧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确立了人民的地位。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天命,而是人民的支持。只是从思想上,真正理解这种不同,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别是对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来说,让他们以人民的立场想问题,做学问,实在太难了。

建立一个新世界,是什么样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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