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约大喜，说：“来世愿为牛马。”
仇士良说：“我直接取你项上人头！”
事变爆发时，郑注曾带数百亲兵前往支援，途中得知李训已败，就只好返回凤翔。仇士良密令在凤翔监军的宦官，叫其扑杀郑注。这个世界有多么奇怪。纵观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如果宦官想策动政变，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很少有失手的。不谈智商的事，那未必靠得住。关键大约在于：他们虽然失去了阳物，但却有着极其强大的神经，做起事来是那样从容不迫。
在凤翔，对付郑注的宦官是个叫张仲清的无名小辈。
虽然此人一时间不知怎么扑杀郑注，多少有些迷惘，但却没露出任何破绽。最后，在部将帮助下，设计宴邀郑注议事。
此时的郑注已是进退维谷。他当然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他没法跑。是啊，作为凤翔节度使，一个朝廷大员，他就算有潜逃之意，能跑到哪呢？人生中最难受的不是绝望，是无望。绝望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无望呢？是完全没希望了。
对郑注来说，就是等死了。
郑注带着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去赴宴。
真正是宴无好宴。郑注眼神特别差，高度近视。宴席上，当对方抽刀时，他还没看清那人在干什么，就当场被斩了。钱可复亦遇害。郑注死前不知道的是：多年前，段成式的一位朋友，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幕的发生。
这位朋友叫石旻，精通藏钩（一种猜物游戏），又善于预言，敬宗宝历年间，他随吏部尚书钱徽及其弟钱可复至湖州，钱氏兄弟想吃兔饼。时为夏季，属下好不容易捉到几只兔子。石旻见后笑道：“可将兔皮留下，我记一事。”遂钉皮在地上，用红笔写下道符，自言自语：“恨较迟！恨较迟！”钱可复问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记载一下兔年将要发生的事而已。”
钱可复与郑注死难这一年，正是兔年。
事变后，仇士良、鱼弘志除给自己加官晋爵外，还取得了参与延英殿议政的资格。在以往，能在这个地方与皇帝议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严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动不动就举“甘露之变”数落文宗。面对数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头老实地听着。从此，专权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视朝士如草芥”。
“甘露之变”后，人人自危。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通过采访，从侧面写到了这段痛史：“永宁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
事变中遇难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没有参与剪除宦官的谋划，最后在酷刑下违心招供。王跟韩愈是同期进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变”爆发这一年，他已七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此前，有人曾劝其隐退，但王恋恋风尘，舍不下利禄，最终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王涯死后没多久，身在荆州的段成式采访到从长安逃到该地的王家厨师苏润，得知事变爆发前王家出现三件怪事：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里便有沸腾之声，白天苏润曾窥视，有时见铜厮罗（洗手用的器具），有时见银熨斗，打其水，水质有腐味而不可饮；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禅床，以柘木和丝绳制造，但后来无故地解散；三、其长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见厅堂地上有凝结的血迹一串，到大门口才消失，叫家人铲去。怪象发生几个月后，王涯被杀。当然，这只是传说。但这种传说，为“甘露之变”蒙上一层永远无法去除的感伤。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之一，如果说东汉和明朝的宦官还不敢把皇帝怎么样，顶多是干预朝政、对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嚣张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杀皇帝如儿戏。唐朝有两个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确记载死于宦官之手：唐宪宗和唐敬宗。另有三个皇帝的死亡真相则被唐人隐秘地记载于笔记中：唐玄宗（死于宦官李辅国之手，《杜阳杂编》有隐晦记载）、唐顺宗（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即写其秘事）、唐宣宗（死于宦官王宗实之手，唐末史书《东观奏记》有隐晦记载）。
仇士良虽没亲手杀过皇帝，但在其掌权的八年里，幽禁了一个皇帝，诛杀了四名宰相，刺伤了一名宰相，处决了二名亲王，斩了一名皇妃，矫诏擅立了一个皇帝，最后决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虽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但这武宗皇帝天性英武，重用铁腕宰相李德裕，君臣一唱一和，仇士良控制不住。离开皇宫前，一帮宦官来送行，询问如何方可保持权势，仇说了这样一番话：“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近则又纳谏，智虑深远，减好玩，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归根结底一句话：不能叫皇帝闲着，当令其沉浸于声色娱乐，只有这样才可以控制在手里。
但退休后没多久，仇士良就暴死了。又过了不久，朝廷宣布在其府邸发现上千件兵器，武宗立即下旨，削去仇一切官爵。在这里需要说的是，虽然史上记载仇是正常死亡，但从这一系列事情看，他极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仇出宫后的结局跟肃宗时代的巨宦李辅国太像了，而李就死于代宗所派刺客之手。如果是这样，倒也得其所！
关于“甘露之变”，人们在读史时，每至此事无不扼腕。本来计划挺好的，怎么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袭了？假如当时韩约不露出破绽，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依了郑注的计划，在给王守澄送葬之际于长安城外诛杀宦官，是不是胜算更大？但历史不相信假设，它的结果只有一个：甘露大冒险彻底地失败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事变结束后，很多大臣都拍手称快。因为在他们看来，李训、郑注原本就是小人，发迹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最后诛宦官仅仅是投机而已，所以并不值得同情。也就是说，“道德正确”压死了二人。
但事情真有这样简单吗？
郑注、李训确实都不是传统标准里的道德完备之人。郑注最初是干吗的呢？走江湖的郎中。虽然出身低贱，被很多大臣看不起，且相貌难看，眼睛还有疾病（“尤不能远视”），但医术却非常高明。此外，性情“诡谲狡险”。他本姓鱼，后私自改成唐朝最显贵的四大姓之一的郑姓（崔、卢、李、郑）。一个偶然的机会，郑注结识了在平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中雪夜袭蔡州的著名人物李愬。李转任徐州节度使时，把郑注引荐给了当时在徐州监军的宦官王守澄，称郑注是天下奇才，搞得王很感兴趣。当王回宫廷任职时，顺手也把郑注带到了长安。
郑注出身江湖游医，朝中大臣都不爱搭理他。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郑注，经常与之通宵达旦地畅谈时事。郑注虽高度近视，但能言善辩。举个例子：当时，王守澄是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左军中尉叫韦元素，此人讨厌郑注，想谎称有疾，叫郑为他看病，趁机将其捕杀。郑注还真来了，当发现不利于自己时，便口若悬河地跟韦元素聊起来，直到韦不知不觉地拉住郑的手，最后不但没杀郑注，还“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但郑注脱险后，即鼓动王守澄贬韦元素出宫做监军，又建议王在路上将韦杀掉。
郑注真正得势源于文宗突患风疾，一度不能说话。王守澄推荐了郑注，后者还真就把病看好了，文宗从此也开始宠信其人，任命他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又升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自由地出入宫廷。
就在郑注得势时，又出现一个李训。李训跟郑注比起来还是有背景的，来自著名的陇西李氏，自己也是进士出身。善解《易经》的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为自己的亲戚去行贿郑注，后者遂将其推荐给王守澄。跟郑注比，李训高大魁梧，风神轩昂，善于演讲，特别能感染人的情绪。王守澄也比较喜欢李训，就把他推荐给文宗。一来二去，李训也当上了皇帝身边的翰林侍讲学士。
很多人说，郑注狡险，善揣人意，反复无常，睚眦必报，那李训也不怎么样，谁得罪了他们，必将其清除出朝廷而后快。当时，“牛李党争”已经愈演愈烈，文宗曾发出“去河北藩镇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叹。这两派互相打击。郑注和李训呢，则全面开火，是既打击牛党，也打击李党，把包括李德裕、李宗闵在内的很多大臣都贬出长安，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其实，去除朋党和铲除宦官一样，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这也是他重用郑、李的原因。所以，打击牛李二党这件事，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郑、李人品不好，或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很多人在回望那段历史时，把这个关键且本质的细节忽略了。
就这样，文宗皇帝、郑注、李训三人成立了一个反对宦官和朋党的秘密联盟。
郑、李二人虽是王守澄推荐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站在皇权一边。随后，连续成功诛杀了王守澄等人。此时李训已被升为宰相，有一次，跟郑注密谈，说要铲除宦官必内外合力，所以想叫郑到离长安最近的凤翔做节度使，以便直接掌握军队。一向被认为狡诈的郑注，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从这个细节看出来，郑注没有过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则，他完全可以拒绝跑到凤翔去做地方官。
同时，郑注出了条奇计，就是前面说的，趁在长安城外为王守澄下葬之际，他率领亲兵，扑杀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但李训此时的欲望更大，不但担心郑注抢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诛杀宦官后再杀郑注，所以带着一群不靠谱的帮手，在皇宫中抢先发难，终被经验丰富的宦官反戈一击。
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随波逐流甚至见了宦官都哆嗦的时代，一个眼神儿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个研究《易经》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稍一失手就满门皆灭。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钻营，想往上爬。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不成立。对李训、郑注来说，一个事变前就当上宰相了，已经位极人臣了；另一个则是文宗眼前的红人。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理想支撑着，他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大冒险。清代学者尚宛甫说得非常好：“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
史上的评价，对李训还稍微好点，对郑注则出奇的低。其实，郑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个只知党同伐异的小人。举个例子，当初，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担任新职前举荐了仓部员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旧职。
文宗说：“郑注啊，这李款以前曾向我弹劾过你。”
郑注答：“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
这话也是响当当的。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郑注只是个飘零江湖的郎中，但无常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时代舞台的中央，并最终让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甘露之变”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训，首先没执行更稳妥的郑注的计划，其次用人不当，韩约之类皆不堪大任。这是历史的定数，又充满了偶然，乃至于诡异。那是事变爆发前多年，“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预示了几年后“甘露之变”的结局？
“甘露之变”对晚唐士人的心灵影响太大了。
事变发生后，退居东都洛阳做“中隐”闲官的白居易一声叹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变，包括当初打击过他的王涯。怀着复杂的心情，诗人写下著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当初，剪除宦官集团的过程中，郑注、李训曾将一个叫田全操的宦官贬到外地，随后通知当地官员，令其将田秘密决杀。但很快“甘露之变”爆发，田全操得以脱险，随即返回长安，并在路上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此日，田全操入金光门，整个长安朝廷一下子就乱了，很多大臣认为宦官又要大肆杀人了。当时，新任宰相李石、郑覃正跟大臣们在血迹未干的中书省议事，听到田全操入城后，转眼间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儿。郑覃也想跑，但被李石制止。李石找到仇士良，道明此事。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几句，说有他在，姓田的家伙断不敢闹事。
田全操虽然没闹事，但仇士良却没放过李石，因为这位新宰相有点不怕他，多次跟他针锋相对。为此，仇士良派刺客在李石上朝途中进行截杀，李伏在马上一路奔回府邸，在门口又遭刺客第二轮袭击。虽然李石逃过一劫，但把满朝大臣吓坏了，转天早朝时，文武百官来了几个呢？九人而已。李石最终屈服，向文宗辞职，自求到外地做官。就连当初平定藩镇的著名宰相裴度，也萌生就此归隐之意。
“甘露之变”改变了唐朝大臣和士人们的心灵格局与走向。事变前，士人们还有抱负，积极用事，欲恢复盛唐景象；事变后，则完全消沉，基本上都退守自家庭院和内心深处了，从士风到诗风乃至整个社会气象都为之一变。看刘沧《秋日过昭陵》中所写：“那堪独立斜阳里，碧落秋光烟树残。”消沉、伤感、麻醉、追忆、无力感和等待日落的心情，是“甘露之变”后的晚唐时代的一切风格所在。
但就是在人人自危、畏宦如虎的乱局下，文士李玫在其志怪笔记《纂异记》中写下意蕴深远的“喷玉泉幽魂”一篇：“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
说的是，唐武宗会昌元年之春，许生考进士不中，东归家乡，过安阳寿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未至店，遇一白衣叟，在随从簇拥下，乘青骢马自西而来。许生催马跟进，问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许生跟在后面，走了二三里，天色已晚，来到当地名胜喷玉泉（白居易有诗《题喷玉泉》：泉喷声如玉，潭澄色似空。练垂青嶂上，珠泻绿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风。何时此岩下，来作濯缨翁）。这时候，白衣叟回头道：“有几位名士，在今晚于此泉下追忆旧事，我昨天被通知参加聚会，你不可再跟着我了。”
许生好奇，执意尾随，到喷玉泉边，下马后，伏于草丛中窥视，见有四位男子现身于泉边园林中，一位神貌昂然，一位短小精悍，一位高大少须，一位清瘦机警，四人皆服“金紫”。“金”指“金鱼袋”，“紫”指“紫色官服”。唐规中，朝臣官服分四种颜色：紫色一、二、三品；绯色四、五品；绿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时，佩戴相应的彩帛制作的“鱼袋”。按规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鱼袋”，四、五品佩“银鱼袋”。以此推断，几位官职都在三品以上。他们坐于喷玉泉的石矶上，等来了白衣叟。
四人齐声说：“玉川，为何来迟？”
白衣叟说：“时才游赏，歇马馆亭，见有诗题在柱上，吟咏了很长时间，故而来迟。”
一人问：“什么诗能如此吸引先生？”
白衣叟说：“诗作者的姓名不可知，但诗意与在座的遭遇有些相同。诗是这样的：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
四人闻听，以袍袖掩面欲哭。
白衣叟与四人饮酒，几巡后叹息声未绝。他们各自作诗感怀，似追述难忘的往事。诗成后，大家吟咏，间或长号，声动山谷。不一会儿，接他们的侍从来了。几人相视无言，唯有泪流，攀鞍上马，如烟雾般消失在许生的视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