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因陕西路和永兴军路已经大行宝钞，彻底罢废永兴军买盐钞场，以解盐之利作为薛向的江南发运本金使用。
辛亥，湖北提点刑狱赵鼎，上书说本部峒首苛刻盘削百姓没有节制，蛮部众人都想归中原；辰州一名叫做张翘的商贾，也上书说南北江的大利。
朝廷派遣章惇知夔州，准备任察荆湖北路，经制蛮事。
二月的春风，吹遍了陕西大地，用苏油的话说，朝廷总算是开窍了，那还有啥说的，赶紧抓住机会，咱们分地！
后世有专家学者评论，大宋科举，考出来的人都是地主阶层，是地主阶级代言人，因为经过考证，其中来自占地百亩以上家庭的士子，占据了百分之七十强！
考据很仔细，但考虑并不全面充分，忽略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唐代均田制规定，丁男与中男，每人受田一百亩。唐初，唐太宗幸灵口，就是后世陕西临潼县境，见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
一丁三十亩地，引来皇帝亲自关注。
到了宋代，丁口土地标准大大降低了，这与人口滋长，国势日绌有关，除了蜀中，两浙，福建，其余地区一丁大概就在四十亩的水平。
一户两丁，基本是大宋最小的家庭单位了，因此将百亩家庭就算地主阶层，有点以今论古，偷换概念的意思。
宋代承唐制，不过税制开始有人进行地方探索改革，总体从以前的二十八税，渐渐归结为大体两门——田赋和丁银。
田赋一夫四十亩出米四石，也就是亩输一斗，从书面上看，实际上是相当低的。
而且就算是这样的田赋，实际上也收不起来，一般国家只能收上来三分之一。
为什么呢？因为农人其它负担太重了。
一夫四十亩，一年种得一年之食，苏油将之称为“温饱线”。
国家负担沉重的原因，就是温饱线下的人口，太多了。
而且越来越多的农人，因为兼并失去土地，只能靠租种生存。
租地利息，青黄不接，遭遇饥荒的时候，高达收益的八成，一般年景，是收益的对半，立刻将农人从“温饱线”打压到“饥饿线”上。
吕惠卿曾和赵顼谈及自家的收益：“苏州，臣等皆有田在，彼一贯钱典得一亩，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百五十钱。”
这就是苏油来到大宋后，看不起田地收益的原因，可龙里苏家两百亩地公田到现在也没有增加。
不过对于其他人来说就不是如此了，一亩放租收百五十钱，那我们搞个几千上万亩不就妥了吗？
吕惠卿的话在皇帝面前肯定打了埋伏，而且故意回避了事情的本质。
事情的本质是，宋代土地两贯一亩，一贯钱又能典出去，加上上层官员们的高薪，兼并起来实在是太轻松了！
苏油将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就还是用经济方法来解决。
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土地更不值钱，让兼并土地不挣钱！
种地是需要人力的，人力是需要成本的。
渭北，大量的耕地被携裹回陕西的夏人开垦了出来，他们本来就是河套平原上的农夫，同样面临着上层统治集团的残酷压榨。
有了先进的测量方式和开垦模式，镇戎军，德顺军，渭州北部，出现了大量的可耕土地。
苏油设计的家庭式立体耕作套养农业模式，固然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了副食品种类，以及禽畜产量。
但是无疑的，大大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平均人力成本。
这就是精耕细作。
对于小户来说，这绝对是巨大的福音，但是对于大地主们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这是一种巧妙而隐晦的劫富济贫。
加上各地农业技术的提高，苜蓿的种植，棚养的推广，养鸡养鸭养鱼的兴起，果树的种植，各种肥料的使用，以前的仅够养一丁的四十亩地，如今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陕西北部开发，到现在已经得田五万倾，结合科学耕作方法，可以解决十二万户贫困家庭的温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