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经之时，赵祯是不能插嘴的，他面前有一本书，书上押着一把金尺，金尺放置之处，便是陈初六讲解的地方。等讲解完了，赵祯便可自由发问，此时赵祯问的，是为何将《郑伯克段于鄢》放在首篇。
好比《关雎》放在《春秋》第一篇，是因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读来思之无邪。可这《郑伯克段于鄢》说的什么？
说弟弟蓄谋已久想要篡位弑君，而且这个弟弟因为生的时候顺利，更让母亲喜欢，母亲也支持他篡位弑君，把老哥给干下去。哥哥早已经知道，想要杀了弟弟去，却怕风言风语。
所以就让这个弟弟随意浪，等浪飘了，哥哥把造反的弟弟杀了，还发誓不到九泉之下不见母亲。可能是又碍于颜面，不得不去做出样子孝顺母亲，所以叫人挖了条地道，在地道里见了母亲。
这种三观不正的故事，怎么能放在这种经典的首篇呢？这不是教坏了未成年人嘛？
陈初六则是回到：“先王之道，仁义为先。春秋行文，暗寓褒贬。郑伯克段于鄢为首件大事，其实都是揭开了丢失君臣纲纪、礼崩乐坏的乱世，春秋无义战，郑伯克段于鄢，便是‘无义之战’。此篇放在开头，便是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用以批判乱世。乃是书中人作乱，而并非是书作乱。”
不能因为反派杀了人，就说这本书教唆人行凶呀！这是批判礼崩乐坏的开始，是反面教材。
听陈初六这么说，在场之人都是点头，这算是标准答案了。问完这个问题，该是天子赐恩的时候了，陈初六经筵首秀，安稳结束。可在这时，赵祯却是又问道：“那春秋记事为何自隐公元年始？从郑伯克段于鄢开始，有其深意，这难道另有微言大义？”
赵祯这么一问，在此的学士则是议论纷纷起来。为何将郑伯克段于鄢放在首篇，历史上的名儒早有定论，陈初六说出来不难。可为何将鲁隐公元年放在第一个？
还不是因为郑伯克段于鄢的正好发生在鲁隐公元年嘛？这能有什么微言大义！
可天子发问，难道说“臣也不知”？这一问，就算陈初六说“并无大义”也落于下乘了，非得说出花来，才算回答了天子的询问。
众人看向陈初六，只见陈初六停滞了片刻，开口道：“鲁隐公谥号曰‘隐’，隐即是“不尸其位”。鲁隐公被其弟桓公所杀，然而篡位者却没能得到惩罚，甚至都没人讨伐桓公。”
“《谷梁传》云：‘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鲁桓公继位不正，礼崩乐坏，已然到了国君，可知隐公似乎，天下祸乱并至，彻底沦为乱世了！”
郑伯克段于鄢，是东周以来第一场“无义战”，隐公则是被篡位者谋杀，从天子到诸侯再到百姓，上上下下，没有人帮忙讨伐篡位者的第一位国君。于是，这就是春秋纪年之始。
赵祯听完，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从王曾到其余学士，也都认可陈初六的解释。这无疑是让陈初六又秀了一波“旁征博引”，还另有创新，填补了一块“学术空白”。
《春秋》亦经亦史，里面既有道理，又有故事，本来就好讲一些。加上陈初六将自己的见识，放在讲章里面融会贯通，各自掌故信手拈来，这让赵祯听得津津有味。
只不过，一旁的李葳却是皱起了眉头，不免心里骂了一句“献媚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