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疆域的扩大，帝国各部分之间的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大，复杂度也越来越高。原本严密的法律和军公爵制度变得越来越僵硬和不合时宜，加之大一统帝国的出现使得残酷的“战国时代”得以终结。华夏世界不得不采用更加松散、冗余度更高，动员效率也更低的管理方式。而周边的文明也不约而同的踏上了华夏帝国的足迹，在文明的初期，他们都或多或少的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即用残酷的军法来管理整个社会，将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军事组织中去，以求在残酷的生存竞争脱颖而出，比如完颜阿骨打所创立的孟安谋克，成吉思汗所创立的札撒等等。日本也不例外，战国大名无不通过建立严格的法令，以求控制领国的各种资源，并将其集中在军事斗争之中。其表现就是对农民的高额年贡，北条的四公六民就传为美谈；五公五民就是常态，六公四民，七公三民也不是没有。但不管这些统治者穷尽一切手段，但始终无法解决一个矛盾——残酷的压榨必然会破坏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降低获得资源数量的上限。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只能获得自己劳动成果中很少的一部分，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他是不会有太大兴趣来想办法改进技术，提高产量的。而且他还会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收获，消极怠工，以反抗上位者的掠夺。因此从长远来看，过高的税率反而是对上位者的损害。因此这些战国时代的统治者们不得不在“现在死”和“将来死”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通常来说，他们都会选择“将来死”。
而在地球的对面，同样处于战国时代的欧洲人却发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借债打仗。既然高税率会有如上的损害，那借贷就好了，既可以获得大笔资金击败对手，又可以避免因为高税率引起对生产的破坏。而且能收多少税是有上限的，但借债却是没有上限的——税收是对现有的财富，借债却是对未来现金流的折现，相比起正在发生的现在，根本没有发生的未来当然的上限自然更高了。通过这种奇妙的炼金术，最早一批资本家伴随着一声声炮响茁壮成长起来，巴尔迪、佩鲁济、美第奇、富格尔、斯皮诺拉、多利亚这些金融史上显赫的名字与国王相伴，他们拿出巨额资金借给国王、公爵、皇帝乃至教皇这些大人物，以换取关税、矿山、贸易特许权以及丰厚的利息回报，欧洲近代的军事复兴与资本市场的兴盛可谓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限于时代的限制，津田宗达虽然无法看出公债市场的本质是对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但凭借出色商人的本能，他还是能看出这与兰芳社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密切关系。正是通过公债市场，周可成才能够迅速的筹集到巨额的资金来支持其军事行动，要阻止周可成的最好战场不在大和，而是在距离码头不远处的那栋四层楼的红色砖楼。
“主家，主家！”
“你怎么回来了，有什么事情吗？”
正当津田宗达在整理自己的思绪，方才那奉行又神色匆匆的回来了，只见其小心的带上房门，低声道：“纳屋正在到处筹集头寸！”
“筹集头寸？今井宗久要做什么大生意吗？”
“具体不清楚！纳屋的人嘴巴都很严！他们说只借十天，愿意给百分之二的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