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看了看周可成，冷笑道：“我倒是忘了东翁是个商人，不过俗尚奢华、浮华日盛、父子兄弟亦为金帛屋舍而坏了情谊总不是好事吧？”
“自然是好事！”周可成笑道：“正统之前莫非就没有奢华之人？两京勋贵、天子宗室何尝不是锦衣玉食，彼等百事不做而穷奢极欲，凭的不过自己的身份；今日商人士人奢华，凭的是钱财。钱财是自己挣来的，身份却是投胎来的，难道辛辛苦苦挣来的奢华叫奢华，凭投胎来的奢华就不叫奢华？”
“这个——，这个！”徐渭被周可成这番话说的张口结舌，脑子里一片混乱。中国古代虽然常将富贵二字并称，但在实践中却是“贵富”，即贵者必富，但不可因为富而贵。司马迁虽然在《货殖列传》里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但那不过是这些“素封”（没有官爵的富家）在古代中国最后的一点余晖了。在汉武帝的盐铁、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法令之下，他们纷纷破家，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再也没有恢复到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描绘的那种可与王者分庭抗礼的地位。
而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在其著作《管子.国富》之中提出“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即全社会如果只有“农战”这一条出路获得富贵的，那这个国家的战斗力最强；如果有两条出路获得利益则军队就会衰弱；更多就等而下之，甚至国家会因此灭亡。其后商鞅更是把管仲“利出一孔”的思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反对诗书，反对言谈，反对私教，禁除游学，以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商君书说民篇》中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农战篇》云：“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战国残酷的竞争也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施行了这一制度的秦国国力强盛，消灭了人口更多、文明程度更高、人才更多的东方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虽然后世虎狼之秦被视为反面典型，但其“利出一孔”的思想始终被统治者视为建立维持大一统帝国的不二法门。像徐渭这样的士人不管多么藐视礼法，放荡自行，但在还是认为国家，或者说皇权（当时的人无法区分这两者的）拥有对社会财富的最高分配权，任何触动这一法则的行为和思想都被视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是最为大逆不道的恶行。徐渭本能的觉得两京勋贵和天子宗室锦衣玉食乃是天经地义，但士大夫、商人以及普通百姓享受奢侈的生活便是社会风气的败坏，因为前者与国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就是国家的一部分，而后者则不过是民间罢了。
“徐先生！”周可成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听在徐渭的耳中却如同重锤一般：“本朝太祖皇帝建国之后，便分封诸子，无不是良田美宅，厚禄重宝，宫室之盛，自唐宋以来未曾有也。这是为何？还不是父怜其子，望其世代富贵罢了。天子宗室是人，两京勋贵是人，我岛上干活的这些工匠也是人，他们何尝不想让子孙后代衣食无忧，席丰履厚？为何工匠百姓这么做就是败坏风俗，天子这么做却是亲亲尊尊？”
“东翁，我太祖皇帝驱逐元寇，建我大明江山，功高百代，如何是那些工匠可以比的？”徐渭再也按奈不住，厉声喝道：“你方才说的这些话都是大逆不道的，要诛灭九族的！”
“哈哈哈哈！”周可成突然大笑起来：“你说那些工匠不可比，可是当初太祖皇帝在凤阳时，不过是个乞儿，只怕还及不上这些工匠呢？你说诛灭九族，当初元朝皇帝也要诛他的九族，为何反倒被他赶到草原上去了？”
徐渭看着周可成的双眼，他惊讶的发现对方的目光平静而又充满自信，全无半点对于皇权的敬畏。须知明清两代乃是我国古代专制皇权登峰造极的阶段，民间的圣人崇拜与世俗的统治结合了起来，皇权不仅仅是政治上，即便是在思想上也形成了对全社会的绝对压制。其表现就是即便是被压迫者和社会的边缘人群，虽然在行动上反抗皇权，但头脑里却依然承认皇权的合法性。比如明末李自成麾下数十万大军，都快打到北京城了，但还说“君非甚暗”，不敢攻击明朝皇权本身的合法性，只是说官员贪鄙，而汉末的黄巾军可是说“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直接否定了皇权的存在基础。像周可成这样行动上谨慎小心循规蹈矩，思想上却完全无视皇权的他还从是平生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