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就算大明要向朝鲜索要补偿，也当由“政府”即外朝向朝鲜方面下国书，岂能由内臣私自出面的。
按老蒋的说法，魏公公真敢私自渡江“勒索”朝鲜人，那他必然是会被天下人所唾骂，届时，连皇帝也保不得他。
“公公三思啊！”
蒋方印就差泣血死谏了。
魏公公首先回答了前一个问题，他说对外要有新思维，不能再拿以前的老眼光看待藩属这个问题。
“活要面子死受罪这种事，干不得。我国既保护了朝鲜不受倭人侵占，朝鲜便当付我国保护费用，并给予我国牺牲将士抚恤银两及钱粮开支费用，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大庆可能觉得咱说这番话道理不对，可大庆你好生想想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二事，圣人是如何说的。”
这二事乃是春秋故事。
当年鲁国有一条法律，凡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回国后就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国外赎回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却不接受国家赔偿金，自以为高义。
其师孔子却很是生气，认为子贡做错了。因为他开了这个先例后，其他的鲁国人就不再愿意为在外的同胞赎身。
又有一次，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为了感谢他就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
孔子听说后很高兴，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孔子的说法，鲁国人渐渐的不再为同胞赎身，但见义勇为的人却多了起来。
魏公公搬出这春秋二故事来，便是要蒋方印明白一个道理——世间事，都当循一个利字。
有利才有来，有利才可持续。
任何国家都不存在什么铁不铁哥们，世世代代友好这回事，联系两国关系的根本是利字。
如果没有利字，单方面付出不求回报，两国之间的关系绝对不会长久。
“壬辰战争，我朝前后出师近十万，耗费钱粮数百万计，这才保住朝鲜。咱问大庆，若现在朝鲜再有难，我朝还能如此么？”
蒋方印“吱唔”一声，他乃做过援朝经略杨镐幕僚之人，如何不知当年大明为救朝鲜所做的付出。
毫不客气说，就眼下大明的国力，倭人再次侵朝的话，大明绝计再难进行第二次援朝抗倭之役了。
可能关内还感觉不到这种国力的消退，但关外却是很明显。典型如辽东驻军就缩减了一半，精兵强将在朝鲜损失了很多。这就导致辽东驻军对越来越复杂的关外虏情、奴情越来越力不从心。
李成梁撤宽奠六堡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军力难支，钱粮难继，唯有收缩。
“若那朝鲜给予我大明补偿，又会如何呢？咱便不说其它，就是他朝鲜再有事，我国能视若不见？咱所说的这个利字，可说是利益，也可说是成本。国家行事，岂能不计成本！岂能只图虚名，不求回报！”
说到这里，魏公公想到一桩旧事，不禁感慨道：“大庆有所不知，据咱所知，万里之外欧罗巴有一国，其国势大，藩属亦众多。然其国统领便谓各藩属，若要其国保护，便须承担其国钱粮军费开支。如此，藩属有难，其国必救。而各藩属为求其国保护，积极献金，无有不满，其国官民亦对统领行为拍手称快。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世间事，唯利才是正道啊。”
言毕，魏公公轻摆衣袖：“朝鲜既是我国藩属，我国自有保护义务，然朝鲜必须承担我国壬辰战争损失，不容商量。”
转身看向蒋方印，殷切盼道：“还望大庆兄能给咱修书一封于那朝藩官员，使之知晓咧。”
蒋方印沉默片刻，未几，布告便出炉。
谓之：“大明皇帝亲使内臣魏某良臣告朝鲜国：我皇帝于尔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之时，苟非我皇帝动天下之兵，则尔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
然我朝为保尔国，费天下之财，耗时七年之久，国力民力皆消退。今观尔国平定十数年，生民之乐利，皆我皇帝之赐也。我国皇帝为父，尔国军民便为子。尔国军民若有半分良知，便当向我国弥补战争损失，我国皇帝当感尔国军民孝顺，尔国再有大难，我国必倾国之兵来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