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凯威把重点放在本土北方战场上，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中国本土最大的威胁。
早在几年前，即牧浩洋着手制订总体战争规划，把太平洋与印度洋设为主战场时，戚凯威就提出了异议，认为牧浩洋过于轻视大陆方向上的威胁，也因此忽视了大陆方向上的备战工作。
客观的讲，戚凯威说得没错。
比如在国内工业布局上，牧浩洋就降低了东北地区的地位，不但不再扩大东北地区的工业规模，还提前制订了工业基地内迁计划。按照他的规划，位于吉林的北方重工、位于沈阳的沈阳飞机制造集团等数十家大型工厂、以及数十万产业工人都应该在大战爆发后，转移到内地。
又比如，在本土交通网络规划中，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的铁路、公路与机场的运量与吞吐能力，仅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三、百分之四与百分之五点五，单位面积拥有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牧浩洋的规划中，除了中巴铁路、以及新藏铁路之外，新疆的边境地区竟然没有一条铁路！
这样的布局，摆明了要打防御战。
问题是，防御就能打垮敌人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没有任何一名将领认为能够通过防御击败敌人，戚凯威更是觉得牧浩洋太保守了。
当然，这也与两人之间的误解有关。
虽然牧浩洋不是陆军将领，但是作为前任陆战队司令，他对地面战争并不陌生。在牧浩洋的规划中，未来的中国陆军是一支极具战略进攻能力的地面部队，从他大力支持陆军换装地面战平台、以及研制第二代地面战平台就能看得出来。此外，牧浩洋还非常重视陆军的进攻速度，因此才会不遗余力的鼓励陆军与空军共同开发大型电动运输机，而且重新规划机场建设。
可以说，牧浩洋的认识非常超前。
在他看来，未来陆军将有本质性的变化，即不再是一支必须在地面上稳步推定的作战力量，而是一支能够在任何时间、到达任何地点、执行各种战斗、完成各种任务的高机动性战略进攻力量。
显然，在牧浩洋看来，以往的交通手段都达不到要求。
真正能使陆军发生本质性飞跃的，除了性能先进的地面战平台，就是投送能力异常强大的空运力量。
正是如此，牧浩洋才认为，铁路、公路等交通手段肯定会被淘汰。
这一点，在他对新疆与东北地区的机场规划上就看得出来。按照他制订的战前规划，新疆与东北地区的机场完全能够支撑起战略级别的进攻行动，而且通往机场的铁路与公路也能满足后方运输需求。
戚凯威不是不赞同牧浩洋的新观念，只是觉得太超前了。
要知道，以中国空军在战前的战略空运能力，最多支持两到三个集团军在前线作战，而对俄罗斯这种幅员超级辽阔的国家发动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至少需要动用十个、甚至二十个集团军，兵力投入在百万以上，前线作战部队也在六十万以上，因此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至少需要提高三倍，才能基本满足要求。
在戚凯威看来，把空运能力提高三倍，显然不大现实。
当然，这只是他本人的观点，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不是提高了三倍、也不是提高了三十倍，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比战争爆发前提高了三百倍！
这也不能怪戚凯威，毕竟在战前他不是总参谋长，只是陆军司令，仅负责与陆军有关的事情，对总体战略的了解程度远不如牧浩洋，也就不大清楚国家的战争潜力，更不清楚战争带来的变化。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戚凯威始终认为，必须在大陆战场上用兵，而且越快越好。
他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想法：与其让敌人把战火烧到自己的家园，还不如把战线推进到敌人的领土上。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几乎所有中国军人的观念。
早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军队就有类似的想法，而后来逐渐形成的本土外围防御圈就是该想法的产物。
问题是，这道防御圈并没闭合，在北面存在两个巨大的缺口。
戚凯威要做的，就是希望在俄罗斯具备足够的威胁能力之前，堵上这两个缺口，办法就是主动进攻。
在陆军的所有战争计划中，北方战争就是重中之重。
为此，戚凯威甚至可以放弃其他战场。
当然，他没有忘记为陆军将领创造更好的条件。在牧浩洋批准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二个主力集团军之后，戚凯威再次提议让虞世辉晋升为陆军上将，担任中东军团司令官。虽然牧浩洋最终说服戚凯威，让他亲自担任中东军团司令官，但是最终也签署了晋升令，由虞世辉以军团参谋长身份指挥作战。
牧浩洋让戚凯威兼任中东军团司令，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