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最后一天，中国陆战队第三师与第十三师在肯帕德湾左岸登陆。
因为印军防御部队早被击溃，所以陆战队选择在包纳加尔北面大约十公里处上岸，然后直接包围了包纳加尔。当天傍晚，陆战队的先头部队就攻入了包纳加尔，赶在天黑前进入了港区。
虽然印军进行了破坏，炸毁了大部分基础设施，但是影响不是很大。
四月二日，巴军与陆战队在艾哈迈达巴德南面会师。当天下午，第一列火车就驶入了包纳加尔港。
当时，中巴军队手里有五千多节车皮与三百多台车头，能够保证每个月向新德里发送八百列火车。如果有必要，还可以从巴基斯坦抽调火车头与车皮，并且修复另外几条从包纳加尔到新德里的铁路线。
可以说，后勤保障不再是困扰中国军队的问题了。
四月四日，第十三集团军攻占了斋蒲尔，与北上的巴军成功会师。
次日，第一列从包纳加尔出发的火车到达新德里，送来了四千余吨粮食。这个时候，顶替第十三集团军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已经在大新德里地区建立了一百多个配给站，安排数千名官兵，专门为印度平民分配生活物资。按照戚凯威的授意，第二十七集团军也开始培训与武装印度警察。
与在西北地区的占领方式一样，第二十七集团军只负责控制主要交通要道，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由临时政府的警察部队负责。不同的是，在这个时候，戚凯威必须考虑成立中央临时政权。
当时，牧浩洋已经给戚凯威下达了命令，让他尽快组建中央临时政府。
事实上，这是黄瀚林的意思，因为黄瀚林一直认为，应该由印度人来管理印度，中国军队不会长期占领印度。从政治上考虑，尽快成立中央临时政府，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印度的军事行动具有合法性。此外，从战后的工作来看，尽快成立临时政府也有好处，因为能让临时政府更加熟悉如何管理一个国家。
只是，当时在印度的政权体制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说得直接一些，连中国高层都没想清楚，印度未来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说得简单一些，印度应该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还是一个联邦性质的国家，而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受此影响，当时成立的临时政府都是地区性质的。
更重要的是，临时政府的主要职责不是恢复行政管辖权，而是协助占领军维护占领区的社会秩序。
也就是说，当时印度的地方临时政府根本算不上政府。
结果，戚凯威在新德里建立的临时政府，也只是一个协助性机构，在各方面都需要占领军支持。
比如，在成立治安警察部队的时候，所有装备都来自中国军队缴获的印军装备，主要是步枪、手枪等轻型武器，以及一些军用车辆，没有配备重武器。这样的治安警察部队也只能维持社会秩序，如果遇到有组织的抵抗，比如分散在后方的印军游击队，还得由占领军出面清扫。
当然，这样的治安警察部队就已经足够了。
作为军人，戚凯威没有把成立临时政府的事情放在心上，而且他也知道，黄瀚林肯定会做出安排，不需要他来操心。再说了，到最后肯定得由黄瀚林做主，因此不管他对临时政府已经什么安排，都做不了数。
按照戚凯威的安排，在后勤问题解决之后，第十三集团军将继续推进。
问题是，向南推进，还是向东推进？
向南的话，就是进入德干高原，以进军班加罗尔为主要目的。向东的话，则是扫荡恒河平原，以攻占印度最富庶的地区为主。
当然，这不是戚凯威的问题，而是牧浩洋的问题。
按照之前订下的作战计划，陆军应该在占领新德里之后，沿恒河而下，陆战队则将在适当的时候在恒河河口附近登陆。在控制了恒河平原之后，再根据战场情况，决定从哪个方向上向南推进。
对于瓦解印度前政权来说，扫荡恒河平原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只要第十三集团军向东推进，已经进驻雅鲁藏布江河谷的第四十二集团军就将投入战斗。
这样一来，戚凯威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后勤保障。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戚凯威必须转移重点，即把主战场放在东面，先让第四十二集团军扫荡印度东北地区，打通从孟加拉国南部港口通往印度的交通线，在进入恒河平原后，再让第十三集团军投入战斗。
问题是，扫荡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战斗肯定不会太轻松。
原因很简单，印度东北部地区，除了雅鲁藏布江河谷，即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地区较为平坦之外，其他地区以山地为主，特别是在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与米佐拉姆邦等地，地形非常复杂，不适合机械化部队集群作战，对进攻一方的帮助不是很大，很有可能出现意外情况。